明长陵修缮工程的历史背景

1 清末民初的文物保护思想与实践

清末民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近代考古学、文博保护观念、博物馆、图书馆等纷纷传入中国。传统金石学得到极大拓展，考据之学蔚然成风，引发了学界对研究、保护古物的重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力主保存国粹，积极宣传文物保护思想。同时，连年战乱造成文物的严重破坏、流失，形势严峻。1909年，清政府民政部下发《保存古迹推广办法》，详细列出古物范围及保存办法。翌年，学部、民政部下令各省调查古物，文物保护得以初步施行。

1916年，国民政府内务部发布《保存古迹暂行办法》，饬令各省开展文物普查工作，并且将古建筑作为独立的调查类别，可谓清末《保存古迹推广办法》和古物调查的延续。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兴起，国家经济、文化、教育事业进入“黄金时期”。1920年代起，“整理国故”之风逐渐勃发，保护传统文化成为彰显民族自信、促进学术研究、凝聚国人精神的重要途径。自1928年起，国民政府陆续公布《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寺庙登记条例》等法规条例。同年成立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在行使古物保管职权的同时，展开了大量古物、古迹的调查、研究、保护、修缮工作。1930年，行政院发布《古物保存法》及相关实施条例，在我国文物保护历史上第一次形成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系统，为文物保护事业提供了法律保障。

2 中国营造学社的古建筑保护探索与实践

20世纪初，伴随着东方学研究的学术热潮，外国学者纷纷进入中国，进行大量的建筑调查与研究。1919年，朱启钤先生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宋代建筑官书《营造法式》，遂召集文献学家悉心校勘，于1925年重刊出版，史称“陶本”。同年，朱先生创办“营造学会”，专门收集、整理古代营造资料。以此为契机，1929年中国营造学社(下称“学社”)成立，标志着中国自主研究建筑史的发端。

学社成立初期，延续此前的文献整理工作，并围绕两部重要的古代营造典籍——宋《营造法式》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进行研究。随后，在朱启钤力邀下，接受过西方现代建筑学教育的梁思成、刘敦桢相继入社。1932年，学社分文献、法式二组，开创性地引入西方科学方法进行田野考察测绘，由此开始了以文献考据结合实物调查的方法建构中国建筑史的学术征程。

基于明清建筑文献丰富、实物众多的特点，学社在大规模田野考察、找寻早期建筑的同时，深入明清建筑的系统研究，并借助朱启钤的广泛人脉与地处北平的便利条件，与北平市工务局、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等官方机构合作展开建筑遗产保护工作——自1932年起陆续受托承担故宫文渊阁、东南角楼、南薰殿、景山五亭的修缮设计。在为数不多的保护实践中，学社将古建筑测绘与工程前期勘察结合，逐渐形成了以测绘图为底本、标注建筑残损现状与修理措施的设计图，改变了传统修缮中仅以平面勘测图确定工程范围及经费预算的模式。这种依托设计图与说明书共同投注修缮理念的方法，系统体现在1935 年梁思成先生完成的曲阜孔庙建筑修葺计划中，被后世奉为圭臬。

3 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与北平文整工程

1914年，内务部成立京都市政公所，负责北京的城市建设和管理事务，其业务范围就包括了代办古建筑修葺工程。1928 年，北京更名北平，北平市政府在京都市政公所的基础上成立北平市工务局，接管市政建设和工程管理的相关事务。

1934年11月，北平市政府着手制定北平市文物整理计划，并呈请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下称“政整会”)核示批准。1935年1月，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下称“旧都文整会和文整处”)相继成立，成为我国第一个由政府设置并管理的文物保护专门机构。

旧都文整会隶属于政整会，负责监管审核北平市内古建筑修缮各项事宜，委托北平市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北平市政府遂设置文整处，负责具体办理北平市内文物整理修缮的各项设计、宣传等事务。1935年5月起，北平第一、二期文物整理工程相继开工，合计完成文整工程40余项。两期工程中大部分由文整处委托基泰工程司与北平市工务局代办勘估设计，少量由文整处自办。文整工程形成全面、规范的制度与流程，其中以前期勘察测绘为基础的修缮设计图，体现了设计人员的修缮理念，成为施工人员必须遵照执行的依据，从而保证了以建筑师、古建专家为主的修缮设计者的话语权，扭转了传统修缮中由工匠实际掌控的局面。

由学社与文整会、工务局之间的种种密切联系可知，学社此前保护实践的方法和经验对于文整事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文整工程开展前夕，北平市政府专员、文整会主任委员陶履谦提出《关于旧都文物整理的计划实施之意见》，成为文整会组织实施的重要参考文件。其中专门阐述了设计修缮需有充分时间从事研究及详细查勘的必要性，以及聘请古建筑研究学者的建议。文整会将学社专家列入委员名单，并连续3年兼聘学社为技术顾问，咨询指导。最早实施的天坛修缮工程，更有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古建筑专家全程参与。天坛修缮工程在前期现状勘察与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建筑勘察报告、修缮计划书和修缮施工图纸等技术文件，充分体现了学社倡导的现状勘察与测绘图结合的设计方法，对后续的文物保护工程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4 明长陵修缮工程在文物保护史之历史位置

政整会收到北平市政府的文物整理计划后，立即于1935年1月发起明长陵修缮，命北平市工务局办理，时值旧都文整会及文整处筹备建设初期。当月，工务局技术人员前往勘估设计；3月，工务局与中标的中和木厂签订合同并开始动工；5月，修缮工程增加4项；6月底，工程全部完工。其间，随着文整工程正式实施，长陵修缮转交由文整处拨款、验收。正是由于明长陵修缮工程占据着文物建筑保护历程的特殊时间点，既是文整计划的先发之箭，又有别于稍后旧都文整会组织运作的文整工程，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特殊性。

明长陵修缮工程的保护理念

1 文物建筑修缮之先河

正如《三十七年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工作概要》所述，长陵修缮工程实发文物整理工程之先声：“民国二十三年，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发起修缮长陵，此为文物整理事业之先河。次年设置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暨实施事务处，专司其事，直隶于行政院”，是首次明确具备了文物涵义的建筑修缮工程。

2 历史文化价值

作为承载着历史文化的重要礼制建筑，帝王陵寝自古以来便是官方高度重视和积极保护的对象。明长陵也因此被认定为区别于坛庙、城楼等在用建筑的历史遗物，具有显著的历史价值。北平市市长在致工务局的训令中指出：“查明陵建筑伟大庄严，于吾国历史文化关系甚巨。……殊不足以保古迹而壮观瞻。”工务局局长谭炳训先生也认为，长陵与持续使用的古代建筑物应采取不同的修缮原则：“因为长陵是历史上的遗物，具有绝对的时代性，而坛庙、牌坊、城楼之类，则是有继续时间性的，这两类建筑物，应当采取的修缮原则，自然大不相同了。”可见，虽然同为古建筑修缮，长陵因“绝对的时代性”而具备显著的历史价值，符合“古迹”的内涵，并由此引发了修缮理念的转变。同时也说明，虽然1928年颁布的《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中，古建筑已作为单独类别列入文物范围，但当时在文物价值判断上仍沿袭传统观念。

3 砥砺民族气节

晚清以后，兵戈扰攘，中华民族备受外来欺凌，民族意识亟待振奋。因此，除了历史价值，政府更加注重长陵对于国家、民族精神的象征意义。北平市市长袁良感叹：“夫岂徒以其气象崇宏规制伟丽已哉；而立国之精神，民族之意识，亦于是乎寄焉！……今国难方殷，民气消沉已极，后之人览物兴怀，抚今追昔，其于祖宗建国伟大之精神，亦知有所发扬振导乎？则斯陵之修，为不虚矣。”

雄伟庄严的明陵意味着中华民族“在精神上之一大长城”，乃国人情感之寄托。当局欲以长陵建筑之修缮，转变民气消沉之态势，发扬民族精神之气节，并且意以长陵修缮为肇端，将明十三陵全部陵园、道路、桥梁、景物付诸整理，恢复原貌。

4 刊发首部文物建筑工程报告

基于长陵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效益，长陵修缮工程也极受重视。为此，北平市工务局编修了《长陵工程修缮纪要》(下称《纪要》)，由行政院驻平政整会委员长兼内政部部长黄郛、北平市市长袁良、北平市工务局局长谭炳训纷纷作序。谭炳训总结道：“明长陵的修缮，则在文整计划实施之前，可以说是文整工程的先导，所以修缮明长陵的意义与经验，很值得重视；编辑这部工程纪要的动机即在于此。”

《纪要》堪称首部文物建筑工程报告，详细记述了长陵修缮工程的始末，包括查勘过程、修缮做法、估价招标经过、监工报告、监工日记等内容，留存了实物照片、测绘图等珍贵的档案资料，使这一历史性的工程获得了恒久鉴证。直至今日，文物建筑工程报告的出版仍十分重要。罗哲文先生就曾强调“大型维修工程项目本身也是这一建筑历史的重要历程，应当把它的维修经过记录下来，作为历史档案资料加以保存。”《纪要》的体例和内容虽然不够成熟和完备，但已经反映出政府对于民族遗产保护的重视以及北平市工务局高掌远跖的气魄。

明长陵工程的学术内涵

1 建筑遗产记录

祾恩殿是明长陵的主体建筑，其规模、格局仅稍逊于故宫太和殿。祾恩殿维修施工基本告竣时，北平市工务局技士尹家珍、技佐姚立恒对祾恩殿内外部进行了测绘，完成了平面图、正立面图、侧面图、横剖面图、纵剖面图(图1、2)，均按1:100比例尺绘制。

测绘祾恩殿契合了当时发扬国光、宣扬民族精神的思潮，目的在于对这一建筑遗产进行记录并永久保留。对此，谭炳训阐明：“本纪要的内容，除报告施工经过外，还有修缮前后工程摄影，和长陵的平面图，祾恩殿的详细构造图等。各图之测制，虽未必十分精确，而藉此可使名闻寰宇发扬国光的建筑，有一个比较确切的记录，流传于永久，是很有重大意义的。”

祾恩殿测绘图缜密细致，字体优美考究，图面未标注尺寸而代之以比例尺，与学社古建筑调查报告中的测绘图类似。由这两所机构之间的紧密交流，以及学社发行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重要影响力，有理由推测，祾恩殿测绘借鉴了学社的古建筑测绘方法和成果。

2 学术研究的眼光

《纪要》将长陵建筑与紫禁城、祾恩殿与太和殿，在结构、规模及细部上进行比较研究，并引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刘敦桢先生在《明长陵》一文中对祾恩殿材料和工艺的分析，凸显其“不愧为国之瑰宝”的极高价值。这表明，北平市工务局在长陵修缮工程中，已经有意识地利用相关研究对修缮对象进行价值评估。

祾恩殿测绘不仅出于记录的目的，更在于对建筑遗产的深入研究——通过详细测绘，“可知建筑形式及构造方法之概况”，进而为“中国固有式”建筑的设计提供研究资料。1920、1930年代，由民族文化复兴引发的“中国固有式建筑”，虽然整体上保持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形态，但本质上运用的是西方建筑技术和材料，采取种种构造手法模仿传统建筑的屋面曲线。谭炳训认为，“中国固有式建筑”未能从根本上复兴传统建筑，原因即在于建筑师对传统建筑缺乏实质的认识：

“民国十五年吕彦直先生设计的总理陵墓，其布局也未能超出长陵的规模，不过仅仅从外观上采取了几点印象，至于构架及详部上就更无从比较了。当时国内工程家，对于中国旧建筑还缺乏有系统的研究和深刻的认识，所以雄伟庄严的长陵，竟未能乘那机会发扬光大起来，的确可惜。”

因此，长陵修缮工程中的测绘和研究最终是为了深入研究传统建筑，继而设计出真正发扬传统精髓的新建筑，这与学社成立的主旨“研究中国固有之建筑术，协助创建将来之新建筑”道同契合。

明长陵修缮工程的历史意义

虽然明长陵修缮工程已经具有建筑遗产记录的理念，但可以肯定的是，对祾恩殿的详细测绘并非出于明长陵修缮的实际需要，二者之间也无直接关系。根据《纪要》所载，就工程本身而言，尹家珍、姚立恒在前期勘测时测绘了长陵平面，并根据平面图估计修缮工款，已经满足了工程需求。而祾恩殿测绘是在竣工之际完成的：

“祾恩殿之雄壮宏伟，尤有足多，开工之初，即拟绘制全图，以备参考。惟本局监工人员，只有二人，已感不敷分配，测绘工作，实无暇兼顾。……迨各项工程相继告竣，仅余品级台伐树一项，因手续关系，不能动工，遂利用余暇，饬工人扎设梯架，将全殿各部分别测量。……要不过藉此一图，可知其建筑形式及构造方法之概况而已。”

“利用余暇”，也说明测绘祾恩殿不是修缮流程内的必要工作。从“以备参考”“可知其建筑形式及构造方法之概况”来看，详细测绘祾恩殿的目的在于学术研究和建筑设计参考，不同于学社为拟制设计图而进行的前期勘测，并不直接作用于修缮工程。也即是说，虽然明长陵修缮开文整工程之先河，具备了文物保护理念，但在技术层面仍属于传统的工匠修缮。

旧都文整会成立后，对文整工程的流程和方法进行要求与规范。例如，文整处致北平市工务局的《代办工程施工办法》就明确提出，设计图说与预估工料单是工程必备文件，经事务处审查同意后作为工程合同中的正式文件。在文整第一期工程的诸多工程规范中，也出现了如下条例：

“本细则如有未经注明而图样上已注明者，或图样未注明而本细则上已注明者，又或两处全未注明而为本工程上所必须修补或添换者，承揽人亦应一一照做，不得借口要求加价。”这些均证实，学社提倡的以设计图与说明书共同陈述建筑现状与修理意见的设计方法在文整工程中得到推广。以第一期文整工程中的东西四牌楼修缮工程与天坛修缮工程为例，均在现状图的基础上完成了施工图。这一方法此后成为建筑遗产保护修缮设计一贯奉行的模式。虽然长陵修缮与文整工程间隔不足半年，但是清晰地反映出文物保护理念和方法在旧都文整会成立前后的显著差异，以及由传统工匠修缮转为由设计者主导修缮的变化过程。

* 本文选自《建筑学报》201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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