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因为圆明园, 才知道清宫样式房有个雷氏世家；又是从“样式雷 ”昔日藏图中，得以较为具体和全面地了解圆明园的盛期状貌的。

圆明园1860年(清咸丰十年)惨毁于英法联军劫火之后，由于当时留下的形象史料实在太少(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的成百处园林风景群，唯有早期建成的“圆明园四十景”在乾隆九年由宫廷画师绘制过分景彩图，而且只有一套，又被法军掠走了)，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圆明园的形象在中国人的脑海中竟是一片空白。在20世纪30年代经过中国营造学社等先辈学者的努力，情形有所改善，比如刘敦桢先生所著《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及北平市工务局经刨土搜基测绘成的《圆明三园遗址实测图》，都对圆明园遗址保护及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只可惜后来由于爆发了 “卢沟桥事变”等种种历史原因，“样式雷”的一些重要藏图却迟迟未能露面，因而长期以来人们对这座大型皇家园林众多景观的当年盛况，总是若明若暗，知之不全，甚至还有不少以讹传讹之处。

一、“样式雷”所藏圆明园图概况

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批“样式雷”圆明园图籍，这在20世纪30年代前叶，即由金勋先生作过披露，但当时仅发表了各包图的总名目和张数。刘敦桢《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一文，虽曾刊印过其中的30多幅图，但侧重点是与重修有关的内容。由于这批图籍过于庞杂，因而迟迟未能撩开全部面纱。

我从80年代初期开始接触“样式雷”圆明园图。1986年下半年，在中国圆明园学会工作的军艺离休干部方震同志，在北图舆图组全部查阅了这批圆明园藏图，并编制了各包图的细目。1989年10月，特别是1990年10至12月间，我用30个工作日在北图善本阅览室，逐张翻阅了有关圆明园的全部藏图。此外，我还在1989年乃至1998年5月间，先后在故宫、北京市档案馆、清华大学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查阅了一批散见的“样式雷”圆明园藏图。

国家图书馆收藏至今的“样式雷”圆明园图籍，共105包2200余张，分装为13大函。其中有工程说帖近300张，并加杂有故宫、三海、南苑、香山、泉宗庙、陵寝等处工程图和说帖200张，属于圆明三园的各种图样共计1700余幅，其图幅大小和绘工精糙不一，杂然并陈。图中注有年月或据内容可判明成图年代的共约300幅。其中嘉庆、光绪两朝各约10幅，其余均为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所绘，三朝比例为3：3：4 。纯属乾隆朝以前独有平面的图样，几乎一幅未见。说明依据这批藏图所描绘的圆明三园原貌，只能是道咸时期的，个别景群则反映了同治或者光绪朝试图修复而并未实现的情状。在这1700余幅藏图中，半数是园内众多建筑的装修地盘图，500余幅是各式装修和游船、桥闸等图案，另外250幅图则分别描绘的是某个景群的园林布局，或是三园和一个园子的全部、局部山水布局，对圆明园造园艺术及变迁史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故宫等处散见的圆明园图，基本上都是1930年夏季之前，由“样式雷”后人先期售出的藏图。数量虽只有几百幅，价值却非同一般。1989年7月，我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仅见到两幅圆明园藏图，其中一幅原“北平中法大学”所藏的标名为《圆明园绮春园长春园三园地盘河道全图》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因为这是一幅从未露面的圆明园盛期总平面图，是弥足珍贵的最能反映圆明三园原貌的权威性史料。我建议院方能对该图进行研究并予以发表。10个月后，《北京文物报》刊发了我写的 “一幅新发现的圆明园平面全图”消息，随后《人民日报》海外版登载了新华社为此专发的一条电讯，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这幅图遂被定为一级文物。还有北京市档案馆收藏的三幅内容大同小异的圆明园(一个园子)平面全图，原是1929年“清理圆明园园产事务所”的藏图；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室收藏的一幅长春园平面全图，则是原中国营造学社的藏图；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原由金勋先生保存的一幅绮春园平面全图等，都是国家图书馆样式雷藏图中未曾谋面的珍品。

二 、“样式雷”图对了解圆明园盛时原貌的重要价值

多年来，我对“样式雷”的这2000幅圆明园藏图，特别是其中有关园林布局的300幅图样，进行了一些初步研究。1993年收入专著《圆明园变迁史探微》的有 “样式雷圆明园图概观”一文，近年成稿的《三山五园史略》和《圆明园百景图志》中，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成果，现简要综述如下。

(一)、由于“样式雷”的一些圆明园重要图样露面较晚，多年来人们藉以了解圆明园盛期全貌的主要有四种图籍，即咸丰末年《圆明园匾额略节》、 1933年《圆明三园遗址实测图》，以及1965年金勋绘制的一百幅圆明园各处平面图和1979年何重义绘制的《圆明三园总平面图》。显而易见，前一种虽是圆明园被毁前留下的，却系文字资料；后三种比较形象，但又都是园毁70年之后的产物。“样式雷”藏图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能对这些常用图籍的可信程度，做出较为客观的判定。

《圆明园匾额略节》，为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张仲葛先生父辈所藏，共收录圆明三园匾名1044条，是迄今所见收录三园匾名最全的。与“样式雷”藏图对照，该《匾额》列目较全，多数建筑物的内外匾名排列有序，亦未发现不同年代匾名混杂之类的问题，证明它确是咸丰末年圆明园被毁前所留下的史料，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匾额》的不足之处是：个别景群有匾名排列较乱的毛病；除1983年《圆明园》学刊第二集发表时有四五十个错别字外，原手抄稿亦存在10余处错情；《匾额》中疏漏的匾名仍为数不少，仅就国家图书馆“样式雷”藏图所见，就少录了74处景物的86个匾额名称。

1933年《圆明三园遗址实测图》，所显示的河湖、山石和建筑基址平面，与“样式雷”图所示基本上是吻合的，大多数景物名称也较为准确。由于它是实测图，又印刷发行过，所以一直是了解圆明园盛期状貌的珍贵史料。但该图毕竟是圆明园被毁70年后的遗址实测图，难免存在诸多不足：圆明三园盛时有各式园林建筑20万平方米，《实测图》则仅显示了四分之三即15万余平方米，而且其中某些参照有关图纸补入的建筑平面还欠准确；由于农民早已进入园内挖山建房、填湖造田，《实测图》未能显示的山形仍有多处，三园原有河湖水面2000多亩，占总面积的五分之二，其中约有200亩在《实测图》中未作显示；《实测图》的部分景名不够准确，该图共标了600个景物名称，存在不同程度错情的约有30个；圆明园被毁后在同治年间曾试图进行局部重修却无果而终，而《实测图》中有少量建筑基址，正是显示的这种实际上从未建成的虚假地盘。

1965年金勋先生绘制的近百幅圆明园各处图样，今藏国家图书馆。这批图的史料依据，作者原无说明。现据“样式雷”图可以认定，金图的大多数是按“样式雷”图绘成的，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也存在明显不足，比如：九州清晏等景群的平面图，是道光、咸丰乃至同治三朝的几种不同平面布局的混杂体，还有几处风景群的平面图，与目前所见史料有较大出入；尤其是金图的景物标名显得有些随意，有不少图平面虽与“样式雷”图一致，而景物名称却明显不同，甚至大相径庭。金图共有20余处园林风景群中的众多景物名称，在“样式雷”图、《圆明园匾额略节》和乾隆《日下旧闻考》、御制诗文等史料中，均找不到根据。其景物名称的可信度约为百分之五十。

1979年何重义先生绘制的《圆明三园总平面图》，是综合各方材料制成的平面彩色图，山水和建筑轮廓清晰，能较直观地了解圆明园盛期概貌，颇受人们欢迎。但该图的不足主要源自金图和《实测图》的缺陷：一是全图显示的园林建筑缺乏年代同一性；二是有的建筑地盘只是同治朝试图重修而实际没有存在过的；三是该图所附三园 “园林建筑景物名称”表错情较多，名称的可信度约为百分之七十。

(二)、从“样式雷”藏图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圆明三园20余处风景群的园林布局变迁情况。比如九州清晏一景的园林建筑在嘉庆、道光、咸丰三朝曾先后4 次有过较大规模的布局改变，是三园变化最为频繁的；“圆明园四十景”于乾隆九年绘成分景彩图后，其中的上下天光、杏花春馆、长春仙馆、武陵春色、映水兰香、北远山村、四宜书屋、平湖秋月、涵虚朗鉴、接秀山房、别有洞天、夹镜鸣琴、澡身浴德、廓然大公和洞天深处等景，在乾隆朝中后期或嘉庆、道光时期，均有过明显改建或增建；长春园于乾隆朝中后期建成之后，茜园、淳化轩(含经堂)、泽兰堂、丛芳榭等景，在嘉庆、道光时期有过局部改建；绮春园乾隆中叶归入圆明园并于嘉庆朝全面修缮增建之后，敷春堂、四宜书屋、清夏斋等景，在道光、咸丰时期也有过局部改建。

(三)、圆明三园诸多园林风景群的建筑形制、体量、数量 ，120座楼阁、140余座亭子、近200座桥梁的位置、类别，诸多殿宇及帝后游憩寝宫的内装修，数十座大小庙宇、十余座戏台、九所船坞、两处习武马道，以及超过11公里长的外围大墙和30余座园门等等，基本上都能从“样式雷”图中找到依据。

(四) 、圆明三园的成百处园林风景群，建筑面积达20万平方米。其中悬挂康雍乾嘉道咸诸帝御题匾额的有800多个景物，共有内外匾额1200余面。但长期以来，人们却对其中的大多数景物无法对号入座。现据“样式雷”的这2000幅藏图，不仅可以模绘出三园所有园林风景群的全部山水、建筑布局，而且80%以上的题名景物也得以确指其位。如今尚不详原址的匾名为179个，仅占三园总匾额数的14%。我认为这一成果对圆明园遗址保护、整修及学术研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影响，其历史文物价值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三、海淀几座小园林史实补要

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在国家图书馆的“样式雷”藏图中，还收藏有海淀附近的泉宗庙以及几座宗亲权贵花园的数十幅珍贵图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作用不可小视。

泉宗庙，位于万泉庄之西的长河东岸，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建成。它虽以寺庙命名，实际上却以园林为主体，属于御苑型的寺庙园林。在乾隆《日下旧闻考》中虽有泉宗庙的文字记述，但长期以来人们仍难辨其详。“样式雷”所藏的两幅《泉宗庙

成。总占地面积为3公顷，中路庙宇仅占五分之一。庙宇与亭苑共有殿堂馆榭26座84间，楼4座上下层各15间，各式亭子8座，游廊211间，木石牌坊4座。并有外围哨所房4座13间、四方亭一座。泉宗庙以泉为胜，庙的四围喷出于稻町柳岸者，不可胜数。仅庙前、庙内就有淙泉32眼，即庙前3眼，中庙1眼，西所9眼，东所19眼，均竖有乾隆皇帝弘历的题名刻石。

今清华大学校园西部，在圆明园乾嘉鼎盛时期曾是圆明五园之一的熙春园，该园于道光二年(1822年)重新改赐给宗亲时分为东西二园，东部仍袭用旧称，归嘉庆帝第三子惇亲王绵恺及其嗣子奕誴居住，咸丰朝更名为清华园；西部则命名为近春园。道光时期的近春园究竟赐给了何人居住? 多年来一直盛传 “奕詝(即后来的咸丰皇帝)赐园”之说，而且几乎成了定论。然而我从“样式雷”的两幅藏图中却发现这纯属误传。有一幅道光朝中前期绘制的《圆明园外围水道图》，在近春园处标注 “瑞亲王园”字样；另一幅道光三十年八月的近春园平面全图上，则注有 “四爷园”， “四爷旧住，瑞郡王住”字样。这都表明近春园确为嘉庆帝第四子绵忻及其子奕誌的赐园无疑，而并非奕詝即位之前的潜邸赐园。

  今北京大学校园，在清代早期就是宗亲权臣花园荟萃。其北部在乾隆朝后期曾是圆明五园之一的春熙院所在。嘉庆七年(1802年)春熙院重新改赐皇亲之后，又派生出几座园子，现从“样式雷”藏图中可以挖掘出不少史料。北京大学主校园东北部的朗润园、镜春园，中西部的佟府曹中堂园，东南隅的苏大人园，以及西校门外的蔚秀园、承泽园，在国家图书馆均藏有道光、咸丰时期的一幅或数幅平面全图；校园北部的鸣鹤园，则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幅盛时平面全图。从这些“样式雷”藏图中，不仅可以直观这些园子的当年园林布局，而且还能了解到一些其他历史信息。比如：道光帝第六子恭亲王奕訢的朗润园，在嘉庆、道光时期，原是庆郡王(乾隆帝十七子永璘及其子、孙)的御赐花园，名春和园，俗称庆郡王园。该园在咸丰二年(1852年)经过大规模重修改赐给了恭亲王，并更名为朗润园。当时留用原存房110间、游廊3间，挪盖房23间，添盖房104间，共大小房237间，并增建游廊31间，及三孔石平桥和四方亭各1座。镜春园，在道光八年(1828年)时遵旨赏给了嘉庆帝第五子惠亲王绵愉居住。当时共有楼座、房间170间，内添盖72间，挪盖12间，拆盖26间，拨正或揭瓦60间，并拆盖平台游廊10间，添修门楼1座。但到道光二十一年时，镜春园已归道光帝第四女寿安固伦公主居住，俗称四公主园。校园北部的鸣鹤园，早期究竟是何人的御赐花园，近年说法不一，现从“样式雷”藏图中可以找到答案。国图藏有道光朝前期绘的《圆明园外围大墙图》和《圆明园外围水道图》各一幅，二图均在鸣鹤园处标注 “仪亲王园”字样，这表明在道光初叶之前，鸣鹤园是乾隆帝第八子永璇的御赐花园。北京大学西校门内的淑春园，在道光朝中后期是 “睿亲王园”，俗称墨尔根园。淑春园南侧的集贤院，正是乾隆朝后期英使马戛尔尼下榻过的弘雅园。在集贤院的东侧(原冰窖迤北)，有一座 “佟府曹中堂园”，为前后两重院落，共有大小房72间、平台4间、游廊3间。当为道光朝大学士曹振镛的御赐花园。另在北大主校园东南隅即原成府村南头路北，还有一座 “治贝勒园”，是道光皇帝长子奕纬之嗣子载治在咸丰初年得到的御赐花园。该园此前原为 “苏大人园”，园中无溪流，南部有人工叠山，共建大小房185间 ，楼3间，游廊114间，四方亭两座，六方亭、垂花门各1座。“苏大人”当指道光初年之前的工部尚书满洲正白旗人苏楞额。

北京大学西校门外的蔚秀园，在咸丰朝中前期是乾隆帝长子永璜曾孙定郡王载全的赐园，名含芳园；再前期则是肃亲王永锡父子的赐园。道光朝前期绘制的《圆明园外围大墙图》上，此地正是标的 “肃亲王花园”字样。含芳园在咸丰五年时，共有大小房168间，平台18间，游廊53间，戏台、四方亭、砖门楼各1座，垂花门2座，食水井3眼。该园于咸丰八年改赐给道光帝第七子醇亲王奕譞时，更名为蔚秀园。位于蔚秀园西侧河外的承泽园，原来只是万泉河北岸一座占地仅2公顷的小型皇亲花园，名承晖园。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改赐给道光帝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时，园区向万泉河南岸拓展了近30米，并在南界新辟大门，更名为承泽园，俗称六公主园。该园这次添建、改建房屋95间，通共大小房屋187间，游廊82间，楼一座5间，垂花门、四方亭各两座。近年有人指认承泽园的前身就是雍正年间果亲王允礼的御赐花园自得园，现从“样式雷”藏图看，可能是误传。

我对“样式雷”图的研究是初步的，有的充其量只能算是走马观花，仅供研究参考。

（本文作者系圆明园管理处原副主任，现为圆明园专家顾问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