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黛姮：我与圆明园的半生缘

 本报记者  赵玉洁

  圆明园，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哪一座园林，与一个家族、一个王朝的命运如此紧密相连。它诗情画意，中西合璧,是万园之园,又是政治中枢。

 1860年10月18日,圆明园腾起冲天大火。英法联军在北京大肆抢劫后将包括圆明园在内的皇家“三山五园”一并焚烧,大火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

 如果没有当年周总理三次力保圆明园遗址，圆明园也许早已成为北京众多居民小区中的一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也不会关注到圆明园。

 但历史没有如果，经过三十余年的保护，圆明园已经成为一处特色鲜明的国家级遗址公园，而郭黛姮也已被公认为圆明园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

 郭黛姮思路敏捷且极为健谈。我们从圆明园遗址的发掘清理谈到圆明园的复建之争，再到打造“数字圆明园”的艰辛历程，一段段故事背后流淌的是半个世纪的时光……

 “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

 1960年，郭黛姮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她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历史教研室，从事古代建筑和园林研究。从那时起,她开始走进满是荒草和稻田的圆明园，寻找保存下来的山形、水系，接触散布在民房、猪圈、山林、水岸间的残桥、假山、叠石、地基和石刻，感慨沧桑岁月的同时尽量想象它们当年的辉煌。

 而真正开始痴迷于研究圆明园则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彼时，郭黛姮主持了珠海一个旅游景区——圆明新园的设计工作。在这个占地58公顷，以圆明园为样本的园林中，郭黛姮精选出圆明园四十景中的十八景加以复原。“那时候南方的老百姓没有见过圆明园这样的皇家园林，当时也算轰动一时。这个景区于1997年春节开业，三八节那天接待了七八万人。”尽管如此，这些圆明园的复建建筑在郭黛姮眼中仍然不能代表圆明园的文化内涵，仅是满足当地旅游业发展的一处景点。

 圆明园的很多档案都留在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郭黛姮经常去查阅，浩如烟海的资料让她感慨：圆明园可研究的东西实在是太丰富了。2000年，郭黛姮申报了圆明园档案资料的研究这一课题。“当时的设想就是先建立一个关于圆明园的数据库，其实对电脑的概念很模糊，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因为现场都是废墟了，只好从这批图纸研究起，以图纸为基础，就是这么进入的课题。”

 幸运的是，当时研究的外部条件比较好，20世纪末，正值北京市文物局开始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出的东西令国人震撼。此时，圆明园管理处找到郭黛姮，希望做一个进一步的研究规划。于是在圆明园里，经常能看到郭黛姮和学生们骑着自行车的身影。很多遗址人迹罕至，大家在一人高的草丛里艰难摸行。在这样的摸索中，上下天光遗址的台阶被发现了，杏花春馆遗址的山洞、假山被找到了，濂溪乐处遗址的木桩从乱草丛中重见天日，天然图画遗址的湖心岛被准确定位。

 郭黛姮说：“大家最初开始认识圆明园是来自乾隆九年出版的绢画‘四十景图’，这套画卷是我国成就最高的工笔彩画之一，它再现了圆明园全盛时期的壮丽风景，四十景均为乾隆钦点。随着考古挖掘的进行，我们发现这幅画的真实性确实很高。比如，在发掘‘天然图画’时，北京市文物局的考古学家说图纸上就是一块平地，但是‘四十景图’中是有水池的。后来我建议他沿着中线往外扩，果然找到了水池边缘的石头，而且水池上的小岛及岛上的树根居然都还在。”

 不过“四十景图”也并非完全忠实地记录了圆明园被毁前150年出现的变化。随着皇帝的兴趣爱好不同，圆明园的景点也在不断变化。例如在“四十景图”上，“九洲清晏”景点的如意桥为一座全木结构的小桥，但考古发现的桥墩却为石结构。经过查找文献得知，“四十景图”中“九洲清晏”景点绘制于乾隆四年左右，但是乾隆十一年完成的木刻版的图中已经改绘成石桥了，木桥改建成石桥的时间当在乾隆十一年以前不久。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郭黛姮对于文物古迹保护方面的认识，许多来源于她的恩师，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我记得梁思成先生曾经写文章说，那些善男信女要修一个佛寺，然后捐了钱，最后这座寺院经过油饰面目一新，这样的话就觉得很满足了。他说，这座寺院应该是老当益壮而不应该返老还童。他说的这些话特别形象，佛寺也好，庙宇也好，它们随着年代的沧桑会有很多变化，这些变化都会在建筑上体现出来，现在人的修缮要使它们老当益壮。”

 2006年，横店重建圆明园引发圆明园是否应该复建的社会大讨论。一时间，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几乎各占一半。作为圆明园的捍卫者，郭黛姮数次挺身疾呼。“要谈复建，首先要对圆明园性质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圆明园目前定性为考古遗址公园，它是历史信息的载体，把载体换成新的，就看不到原来的东西了。”

 历史信息中有很多东西不是今天的人能够做出来的，因为当时各方面包括材料、工具，今天的人可能并不认识，只是用现代的方法做出来代替，这对将来的子孙后代是不负责的。比如，长春园的“含经堂”是乾隆为自己亲自打造的归政娱老之所，可谓工精料实，其中夯土就多达十几层，一层层夯实。如果现代人去做，肯定是用混凝土浇筑，这就丧失了历史信息。

 原来的技艺水平和今天也是不同的状况。郭黛姮举了她在主持恭王府修缮中的一个例子，“当时由于资金有限，找的彩画队伍良莠不齐，有的工人就是大笔一挥，囫囵完成。可当时皇帝找这些工匠都是集全国之力，而且必须精益求精，如果做坏了，连施工大臣都要罚俸。这在现代是做不到的。”

 其实2000年国家文物局批复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保持圆明园遗址范围的完整性，保持圆明园遗址环境的完整性，保持圆明园三园格局的完整性，保持圆明园主要建筑遗址的完整性，保持圆明园历史信息历史环境的完整性。重点安排建筑遗址的清理，山形水系的恢复，园林植被景观的恢复，园路桥涵的恢复和整修，围墙、园门的恢复及10%古建的恢复等六个方面。

 10%古建的恢复，主要是解决今天使用上的一些功能需求问题。“例如，圆明园占地5200余亩，进来游览的群众如果不熟悉地形，看到的只能是大片荒地，而且没有遮风避雨的场所。在保护文物的前提下，适当复原一些建筑，可以解决游览群众的一些实际问题。”

 “另外，为了体现园林的空间感觉，也需要适当复原一些建筑。园林里有没有建筑物，空间感染力是不一样的。古代建筑和山水的空间搭配很巧妙，我们现在就是要努力去表现这种园林空间。在不影响遗址的情况下，适当建造一些与当时外观形象接近，与山水环境协调的建筑，也是有必要的。”

 数字再现圆明园，一场穿越之旅

 点上的小岛和版的绢画的湖岸等遗址。她的学生回忆，后来到了2009年，由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现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郭黛姮工作室与数字城市研究所开始合作，在三维GIS平台city maker软件的支持下，实现了数字化虚拟复原。要做三维仿真，真实地表现圆明园景区，并且把建筑细节也表现出来，需要容纳的信息量比较大。过去一些电影，或者是电视里面曾经也出现过圆明园再现的项目，但是受限于计算机的问题，准确性不够。“过去他们做的模型，建筑模型从3000面到20000面，最多到20000面，我们这次做到20000面到150000面，这样就能够形成逼真的效果。”作为一个科研团队的带头人，郭黛姮极为强调实事求是。“在圆明园研究领域，目前我们是国内做得最认真、最科学，真正按照圆明园的各种史料信息来做的。大概画了4000张图纸，模型做了几千个。做电脑的人也一丝不苟，每个地方都自己建模，不是靠贴图。”

 在研究中，这个团队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圆明园历史档案资料的欠缺及虚拟现实平台的技术局限。拿被郭黛姮称为最难复原的景区——西洋楼来说，它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当时工匠雕刻的花纹每个转弯处都很精细，用电脑进行还原的过程中会有一定难度。另外关于西洋楼的图纸相对较少，当时的工匠在图纸上的标注也比较少，这些都有待于继续查找资料。

 2010年，在文献依据、图纸依据、考古依据的三重支持下，郭黛姮工作室完成了第一期项目，“正大光明”、“九州清宴”、“方壶胜境”、“同乐园”、“含经堂”等22个景区（20个景区在圆明园，2个景区在长春园）和55个时空单元的全景复原三维模型库。

 其中首次复原了不同时期的建筑。圆明园在300年的时间里，各景点大都经过变迁，有些甚至变化巨大，这些变化体现了不同皇帝的造园思想和审美观。“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上下天光’此次按乾隆初期、中期、道光中前期、咸丰时期和遗址时期还原，从乾隆初期一座有曲桥的两层临水亭榭到道光时期大规模改建成为‘涵月楼’（又名烟雨楼），再到咸丰时期在楼外增加天棚，直到被焚毁后成为废墟，‘上下天光’建筑群300年的演变清晰地被呈现出来。”

 今年10月，“九州清晏”、“坦坦荡荡”、“含经堂”等10个最具代表性的景区首次上线。圆明园移动导览系统不仅提供了游览路线和实时定位等游览帮助，还有图文并茂的景区介绍、全景环视、数字影片等供游客欣赏，体验者轻轻拨动时间滚轮，就可以轻松跨越时空，看到多个历史时期的精美复原图像，还可以在特定信息点360度环视圆明园盛时景象，如身临其境，导览系统独特的增强现实效果让体验者饶有兴趣，复原场景与遗址现场的强烈对比更让人感慨。

 “一个文物毁了之后，老百姓对他会有一个期待，这种期待是合理的，我们现在用数字化的方法告诉大家这个遗址原来是什么样的，经历了多少变迁，这也是对圆明园的另一种还原。”郭黛姮说。

 郭黛姮：

 师从梁思成先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现任建筑与城市遗产规划研究所（郭黛姮工作室）所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大奖。

（来源：中国建筑报，2012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