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撰稿人  巩琢璐

游览过北京故宫的人，再来沈阳故宫（即清代盛京故宫），往往有这样的感受：虽然在格局上都分为东、中、西三路，沈阳故宫远不及北京故宫的规模宏伟，但却有一种满族建筑特有的风貌。事实上，盛京故宫在建成之初，并不是这样的格局。清乾隆八年（1743年），皇帝在第一次东巡盛京谒祭祖陵后，出于驻跸行宫、举行典礼和尊藏《玉牒》等典籍的需要，决定重兴土木，扩建盛京故宫，最终才形成了盛京故宫东、中、西三路对称的格局。那么，扩建后的盛京故宫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保有满族建筑特色和风俗？哪些地方又平添了几许皇家气派？从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盛京内务府档案》中，我们可以窥知一二。

正殿两侧

从高低不等到东西对称

盛京故宫初建时，其建筑布局和风格带有浓厚的满族民族特色。这一点，在东路的大政殿及其左右两侧的十王亭上体现尤为明显，其形制与八旗军队外出驻扎时搭设的蒙古包式帐幄十分接近。北部大政殿，八角重檐，巍峨高耸，是驻军营帐中央汗王大幄的缩影。十座王亭，八字扇形排列两侧，形成共同拱卫大汗之势。正如嘉庆皇帝诗中所描述的：“大殿居当阳，十亭两翼张。八旗皆世胄，一室汇宗潢。”

中路崇政殿两侧的建筑，原本是长短不一、高低不等的，这一建筑风格延续了满族先民在山区居住时因地势建房的习俗。乾隆八年（1743年），在第一次来到盛京故宫后，乾隆皇帝便觉得崇政殿作为外朝的中心，其前东西两座建筑样式各异，有失整齐，与紫禁城内太和殿的建筑规模相差甚远。当时，在崇政殿前的东侧是一座三间的小厢房，西侧是一座二层七间的银库楼。这在久居京城，早己习惯了规整格局的乾隆皇帝看来，自然是难以接受的。而且乾隆皇帝还要在这里举行亲祭盛京祖陵的告成典礼，那么原有的崇政殿似乎少了那么一丝威严。故乾隆皇帝下旨，在崇政殿前东西两侧，分别重新修建一座样式相同的五间硬山顶二层楼房，并将崇政殿后年久失修的飞龙、翔风两座旧楼阁拆除，把飞龙、翔风的名称移到新建的二阁上来，成为崇政殿的左辅右弼。这两座新建成的楼阁也是盛京故宫最重要的藏珍蓄宝之处。飞龙阁内，上层存放先帝生前用过的弓箭、甲胄等物；下层藏有由京城运来的古代青铜器。翔风阁内贮存御用陈设器物、服饰、书画珍品。

乾隆十一年（1746年）起，在崇政殿北与凤凰楼前的空地两侧，重新修建两组东西对称的建筑。靠南边各建一座三间二层的小楼，东名日华楼，西名霞绮楼；楼北各有一座五间房，东名师善斋，西名协中斋。这四处建筑虽然只是存放宫中一般物品的库房，并非居人之所，但却是乾隆皇帝从内廷居所去往崇政殿的必经之处，故而在外观上要保持整齐和典雅，以符合皇帝的审美要求。同时，在崇政殿与凤凰楼一线左右两侧修建东、西二所，分别为皇帝东巡时皇太后与皇帝、后妃的驻跸之处。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下旨又在西所迪光殿前东西各建配殿三间，以便于皇帝处理政务。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为贮存《四库全书》，乾隆皇帝下旨在盛京原有宫殿西侧专门建造藏书楼文溯阁及配套建筑，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建成。盛京故宫最终也形成了东、中、西三路对称的格局。

大清门东

乾隆皇帝误认景佑宫为盛京太庙原址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第三次东巡盛京时，为恢复盛京原有的“坛庙之制”，乾隆皇帝下令重修盛京天坛、地坛、堂子和盛京太庙。当时堂子保存基本完好，天、地二坛基址尚在，太庙因废置多年已经不存。于是乾隆皇帝决定在大清门东景佑宫（即三官庙）旧址重建太庙。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皇帝在《重修坛庙恭记·太庙》诗中写道：“左庙遵古制，未遑右社筹。入京神主奉，于沈故宫留。别观三官祀，閟堂一律修。五朝藏册宝，名实正相投。”这俨然是将大清门外东侧的景佑宫当作盛京太庙原址了。

事实上，早在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前，景佑宫就已是城中非常有名的一座庙宇了。因其内供天官、地官、水官，又名三官庙。盛京故宫兴建时，这座建于明代的道教庙宇不仅没有被拆掉，而且香火还得以保留，更得到顺治、康熙等皇帝多次赏赐银两和御笔匾额，以示重视。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以前，景佑宫从未被移动过。

乾隆皇帝将景佑宫处当作盛京太庙的原址也有自己的考量。正如其诗中所说，“左庙遵古制，未遑右社筹”。他将古代宫殿前“左祖右社”的制度作为依据，即宫阙左侧建太庙，右侧建社稷坛。这样的理由在当时自然无人敢反驳。于是景佑宫被移至德盛门（今大南门）内重建，其原址上则建起了新的盛京太庙。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大清门东侧新建的盛京太庙竣工。整个庙院建在高台之上，房顶一律采用京城宫殿惯用的黄琉璃瓦，而非盛京宫殿普遍采用的黄琉璃瓦带绿剪边，更彰显出其地位的尊贵。不过，这里供奉的不再是清朝历代帝后的神位，而是玉宝玉册，其上记载皇帝、皇后逝世后所进的庙号、谥号。自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起，皇帝进入盛京故宫前，都要先到这里，给祖先的玉宝玉册上香行礼。

大清门外

追思祖制设立谏木

乾隆皇帝在对盛京故宫进行改建和扩建时，不仅将北京宫苑的风格融入其中，还追思祖制，仿照努尔哈赤在萨尔浒的做法，于大清门外设立谏木。

天命四年（1619年）三月，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败明军，从此势如破竹，连克明军。为便于进攻辽东腹地，努尔哈赤建萨尔浒城（位于今辽宁省抚顺县李家乡竖碑村西北的萨尔浒山上），并在汗宫门外设立谏木。据《满文老档》记载：“天命五年六月初四日，汗日，国人有何言欲诉于汗者，无须亲至汗前，可将欲诉之言书写成文，悬于门外所立之二木上，阅其诉词，酌情审理。遂建二木于门外。”努尔哈赤以此表明自己愿意听取民众意见和建议。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援引此例，于大清门前重设谏木。何汝霖在《沈阳纪程》中记述：“大清门阶上立木架一，如灯座式。相传当日令进谏者置奏书于其上，即谤木遗意也。”大清门是将宫殿与外界分隔开的门户，是皇宫的标志。皇太极时期，皇帝就经常在这里举行礼仪性活动，在此接见谢恩官员和蒙古各部前来朝贡的使臣。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皇太极因患病大赦罪犯，先将相关犯人集合在大清门前，再传谕释放。清入关后，盛京不再是清王朝的政治中心，但仍被尊为陪都，盛京故宫仍是皇权的象征。乾隆皇帝在此设立谏木，意在标榜“谤木遗意”。他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曾言明对尧帝置谏鼓、立谤木的欣赏。谏木早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与谏鼓一样，都是鼓励百姓提出意见或建议的方式。谏木的功用相当于意见簿，百姓将自己的想法书写成文，放在上面，就可以由专人将其送交皇帝。古代帝王以此体察民情，表明自己虚心纳谏的态度。乾隆皇帝此举，除表示对先祖的崇敬外，也有以尧舜自诩之意。

《中国档案报》2015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