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春园是清代首座集政务、休养与“奉养东朝”于一身的园庭，对“三山五园”和清代京西政务副中心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畅春园的衰败，学界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对京西园庭的烧掠所致。本文从清代的实录、会典、起居注和朱批奏折等档案文献中梳理出了畅春园发展与没落的历程，指出：在英法联军烧掠之前，畅春园已呈败象，烧掠对它的衰败而言只是雪上加霜；畅春园的衰败主要系于皇家生活的安排，它的诸种功能渐次被后来新兴的园庭所取代是其走向衰败的主因。

畅春园是康熙帝在京西兴建的第一座园林，也是清代首座集政务、休养与“奉养东朝”于一身的“园庭”，对“三山五园”和清代京西政务副中心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畅春园，已有的研究重在该园的缘起、兴建及园内建筑特色等方面[1]；而于其衰败，则鲜有详论。有涉及到此的或语焉不详，或仅以“被英法联军烧毁”而一笔带过[2]。其实，在英法联军烧掠前，畅春园已经衰败，英法联军之烧掠就其衰败而言只是雪上加霜。本文拟从实录、会典、起居注和朱批奏折等档案文献中梳理有关资料，重建畅春园在康熙朝以后的发展及衰败历程，以求对其衰败的原因做一切近真相的解释和说明。

畅春园约建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二十六年（1687）[3]，从康熙帝所撰《御制畅春园记》看，兴建该园的目的主要有两个：其一，政务之暇，修养身体，怡情养性。如康熙帝自言：“临御以来，日夕万几，罔自暇逸，久积辛劬，渐以滋疾，偶缘暇时，于兹游憩，酌泉水而甘，顾而赏焉。清风徐引，烦疴乍除。”其二，奉养皇太后，“扶舆后先，承欢爱日，有天伦之乐焉”。[4]康熙帝推崇孝道治天下，当时的仁宪皇太后并非其生母，康熙帝对她仍笃尽孝道，长期奉养于畅春园的“寿萱春永”，直到她去世。皇帝的休养与皇太后的奉养是清代皇家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畅春园集两者于一身，带来了它早期的兴盛。该园建成后，康熙帝常移驻园中。一般而言，帝每年正月十五日之前都会奉皇太后来到畅春园度过上元节，并赐宴外藩王公大臣；二月份，巡视京畿后再回到畅春园；四、五月份启程巡幸塞外或避暑山庄，九、十月份返京后仍驻畅春园，直到年底才会回宫过年。

不过，畅春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休养之所。在康熙帝居园期间，“政事几务即裁决其中”[5]。这说明畅春园的功能已远远超出了“于兹游憩”，成了皇宫之外的政务副中心。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二月二十二日首次驻跸畅春园，至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崩于园内寝宫，凡36年，康熙帝每年都要去畅春园居住和处理朝政。当康熙帝驻跸畅春园时，朝廷大员和皇子们也往往随行。为了给这些人提供随侍的居处，朝廷在畅春园附近或修复明代遗园，或造新邸，由此带来了清代园林建设的第一个高潮。

新园林的修建影响了畅春园后来的命运，到雍正朝，其园庭中心的地位就被圆明园取代。雍正帝继位后，并没有沿用畅春园作为自己的园居之地，而是扩建父皇赏赐给他的圆明园作为驻跸休养之所。此举抽掉了畅春园最核心的功能。另外，由于雍正帝生母仁寿皇太后在他即位五个月后便“崩于永和宫”[6]，畅春园“奉养东朝”功能此时也被闲置。不过，在失去原先功能的同时，畅春园也多了一个祭拜先皇的新功能。康熙帝驾崩后，为了给他荐福，雍正帝在其驾崩的寝宫“清溪书屋”附近兴建恩佑寺。该寺雍正三年（1725）四月十八日告成，告成当天雍正帝便亲诣行礼。恩佑寺行礼是此后雍正帝前往畅春园的唯一活动。雍正四年（1726）三月十日，雍正帝“既推奉先殿之礼，敬奉圣祖仁皇帝御容于寿皇殿，犹未足以罄思慕之诚”[7]，于是又将御史莽鹄立所绘康熙帝御容供奉于恩佑寺。此后十年间，雍正帝便时常前往恩佑寺行礼祭拜，“自后月必展拜，或两诣三诣焉”[8]，或行礼当天回宫，或行礼后移驻圆明园，累计67次。清制，供奉前朝皇帝肖像的地方有景山的寿皇殿，还有后来圆明园的安佑宫、避暑山庄的永佑寺。而此时只有寿皇殿和恩佑寺，“盖苑中则诣恩佑寺，宫中则诣寿皇殿”[9]。恩佑寺成了雍正朝及其后维系畅春园存在的一根重要纽带。

乾隆朝，畅春园奉养东朝之功能再次被起用，并设为定制。乾隆三年（1738）正月十一日，守制结束后，乾隆帝初幸圆明园，同时也奉崇庆皇太后居畅春园，并谕大学士曰：“都城西郊，地境爽垲，水泉清洁，于颐养为宜。昔年皇祖皇考皆于此地建立别苑，随时临幸，而办理政务与宫中无异也。朕孝养皇太后，应有温凊适宜之所，是以奉皇太后驻跸于此，不忍重劳民力，另筑园囿。朕即在圆明园，而敬葺皇祖所居畅春园，以为皇太后高年颐养之地。一切悉仍旧制，略为修缮，无所增加。”[10]崇庆皇太后长寿（享年86岁），在做皇太后的四十余年，绝大部分时间居于畅春园。乾隆帝时常前往问视，悉心奉养，正如皇太后崩时遗诏所言：“今皇帝秉性仁孝，承欢养志，克敬克诚，视膳问安，晨夕靡间。……皇帝每见予康健如常，喜形于色。”[11]乾隆帝也说：“朕自登极以来，即尊养皇太后于畅春园，迄今四十二年，视膳问安，承欢介景，所以奉懿娱而尽爱敬，为时最久。”[12]

崇庆皇太后去世后，“遵例于慈宁宫办理丧仪”，但乾隆帝考虑到“奉安梓宫于陵寝地宫，诹吉鸠工，尚需时日”，“与其另择暂安奉殿，自不若畅春园为皇太后颐和娱志之地，神御所安，最为妥适”。[13]于是，正月二十九日，移皇太后梓宫于畅春园九经三事殿安奉。为此，九经三事殿“易盖黄瓦”[14]。乾隆帝则居住于畅春园之无逸斋，“以便朝夕侍奠几筵，用伸哀悃”[15]。直到四月十四日，皇太后的梓宫奉安东陵地宫之前，乾隆帝几乎每天前往九经三事殿祭奠。圆明园之长春仙馆亦曾为皇太后居住之处，于是乾隆帝又命将长春仙馆正殿、偏殿都改为佛堂，同时将畅春园内现供佛座移往供奉，并添设佛像。[16]

在办理崇庆皇太后丧事的过程中，为避免后人仿效自己，乾隆帝对畅春园、圆明园的功能定位做了制度化的规定。乾隆帝谕军机大臣曰：

“今日奉移大行皇太后梓宫于畅春园之九经三事殿，妥侑圣灵，盖缘畅春园乃皇祖旧居。雍正九年，皇妣孝敬宪皇后丧仪，即在此安奉。朕恭奉圣母皇太后颐和养志四十余年，于畅春园神御所安，最为怡适。是用易盖黄瓦，敬设几筵，奉移成礼，所谓礼缘义起，行乎心之所安也。若圆明园之正大光明殿，则自皇考世宗宪皇帝爰及朕躬，五十余年莅官听政于此，而门前内阁及各部院朝房，左右环列，规模远大，所当传之奕禩子孙，为御园理政办事之所。恐万年后，子孙有援九经三事之例，欲将正大光明殿改换黄瓦者，则大不可。且观德殿及静安庄所建殿宇宫门，体制闳整，以之移奉暂安，足以备礼尽敬，何必别议改作乎？至园内之长春园，及宫内之宁寿宫，乃朕葺治，为归政后所居，将来我子孙有绍美前休、耄期归政者，亦可留为憩息之地，均不宜轻事更张。若畅春园，则距圆明园甚近，事奉东朝，问安视膳，莫便于此，我子孙亦当世守勿改。著将此旨录写、封贮尚书房、军机处各一分，传示子孙，以志毋忘。”[17]

二月二十日，又再次强调“圆明园之正大光明殿为皇考及朕躬数十年来听政之所，当传之奕禩子孙，不得援九经三事之例，改换黄瓦。至畅春园距圆明园甚近，事奉东朝，亦子孙所当世守勿改。已令记录此旨封存尚书房、军机处各一分”[18]。于此，畅春园作为奉养东朝之地被制度化。按说，畅春园功能的明确化应当有利于其维护与延续，但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它的长期搁置与荒废。

崇庆皇太后去世后，畅春园在很长一段时间无皇太后可奉，守备被逐步削减。在雍正之前，畅春园守备都是由巡捕三营八旗护军“分拨兵弁，巡防禁苑”，具体而言则由“南营巡捕分防畅春园”。雍正时期设守备二员、把总二员。[19]乾隆四年（1739），恭逢皇太后驻跸畅春园，为增强防卫，畅春园增设门汛十九处，日以营总一人，署副护军参领四人，护军校、护军一百九十名守卫，夜传更筹八次。[20]乾隆十年（1745），增设畅春园门汛为二十处，日以护军参领一人，副参领、署参领四人，护军校、护军二百人守卫。但崇庆皇太后去世后，这些守备被逐步削减：先是裁撤畅春园汛十五处，仍留门班五处，日以副参领或署参领一人，护军校、护军五十八人守卫。乾隆四十六年（1781）后，在巡捕三营增设为五营之后，畅春园汛成为中营五汛之一，所设守备一人“驻扎海淀下洼子”[21]。与此同时，畅春园的不少管理人员也被撤走或调往他处。当年二月奉旨，“畅春园太监等即可撤去”，各处宫殿陈设交该苑丞等“带领园户等看守”；四月，畅春园各庙太监、和尚七名“拨往万善殿当差”；畅春园首领韩忠等五人“拨往万寿山等处当差总管，九十一拨往泰东陵当差”；“畅春园现有园户内，着拨十名给静宜园当差”。[22]畅春园守备力量削弱，预示它开始衰落。

崇庆皇太后去世后的一个月后，即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日，乾隆帝谕令将原畅春园紧邻恩佑寺的悟正庵改建为恩慕寺，作为为崇庆皇太后荐福之所。对于新建恩慕寺的做法，乾隆帝解释说：“若恩佑寺，原奉皇祖御容，嗣于圆明园内建立安佑宫，朕即奉移皇祖御容并奉皇考御容。至现在之恩佑寺，惟供佛像，岁时诵经展礼，盖缘神御尊严，不敢渎奉。昔我皇祖为孝庄文皇后于南苑建永慕寺，亦止奉礼佛像，用申诚敬，是以朕昨命将悟正庵改建恩慕寺，为圣母皇太后恭荐慈福，少抒哀慕之忱，并无供奉神御之事也。”[23]五月十六日，恩慕寺便已完工。次日，乾隆帝即前往恩慕寺行礼。此后，乾隆帝在畅春园的活动便主要是前往恩慕寺和恩佑寺行礼。其中，乾隆四十二年五月至四十四年（1779）二月清明节，仅恩慕寺行礼；其后直到嘉庆三年（1798）十月乾隆帝作为太上皇病重期间，大多是恩慕寺与恩佑寺一并行礼。

关于恩佑寺的祭礼，雍正朝仿宫内寿皇殿之例，即在前朝皇帝生前“平日居处燕息之地，奉安御容”[24]。乾隆初期亦沿袭此制，雍正帝去世后，乾隆帝在圆明园建安佑宫以供奉世宗御容。直到乾隆八年（1743），乾隆帝对这种分散供奉的做法深感不便，将原供奉于畅春园恩佑寺的圣祖御容移至圆明园安佑宫中室，与东室的世宗御容一体供奉，“于是苑中瞻仰圣容，始专礼于安佑宫”[25]。乾隆六十年（1795）十月，乾隆帝又对这一礼制做出规定，十月二十一日谕皇太子、皇子、军机大臣曰：“于父皇平日居处燕息之地奉安御容，非特于礼制未符，而宫庭之内，供奉亦无余地，且增设处所过多，岂能一一躬亲行礼？势必别遣恭代，转非精禋专壹之义。……将来我子孙祇循前典，惟当于寿皇殿、安佑宫旧奉神御处所，一体展敬，足抒孺慕。”[26]为了使后代子孙遵奉不易，乾隆帝同样特命“将此旨敬录二通，一存贮重华宫，一存贮尚书房，用昭世守”[27]。乾隆帝将前朝皇帝御容统一在景山寿皇殿、圆明园安佑宫供奉，这本身有利于礼制的规范和简化，并可避免庙宇的重复建设，但恩佑寺中不再供奉圣祖御容却削减了畅春园的功能。

嘉庆朝，虽然恩佑寺、恩慕寺的行礼在继续，但由于嘉庆帝的母亲乾隆年间就已去世，畅春园奉养皇太后的功能继续闲置。畅春园的建筑皆以简朴为主，不事雕梁画栋，“其轩墀爽垲以听政事，曲房遂宇以贮简编，茅屋涂茨，略无藻饰。于焉架以桥梁，济以舟楫，间以篱落，周以缭垣，如是焉而已”[28]。这样，园中建筑很容易在长期闲置中因失修而残破。例如，嘉庆十二年（1807），畅春园内就有“殿宇房间拆去多座”[29]；二十一年（1816），又因使用需要而不得不修理畅春园阅武楼工程[30]。

不仅建筑如此，因长期闲置，畅春园的管理也漏洞百出。嘉庆十年（1805）二月,畅春园春晖堂被盗。据案犯周套儿供称：

“本月十一日晌午，我遇郭勇富说起贫难，要起意行窃畅春园内陈设，变钱分用，郭勇富听从，即于半夜时同走至畅春园西墙外闸北边，我先将郭勇富肩抬上墙，郭勇富伸手拉我上墙，一同下院，往南，由无逸斋绕到东北，找着三间北房住歇。次日天亮，我叫郭勇富在屋收赃，我就三次到库内窃得玉人、玉牛、铜瓶、铜炉等件，用布簾片包好，于十三日天没亮时，仍从原路西墙爬出。十四日清早，被镶黄旗官员拿获的。”[31]

畅春园西墙北边板门外设有负责巡查的堆拨一座，假如此处的马步兵巡守严密，周套儿、郭勇富二人便没有机会翻墙出入；按照规定，苑中各处房屋每天都应由值班的苑户负责查看，如果当日值班的苑户能够尽职，周套儿、郭勇富二人就不可能在寿萱春永后面的照房中藏身一天；另外，存放陈设的春晖堂“每日黎明启门，达他带领苑户等赴西配房验封”，并“赴各处扫除一次”，假如十一日晚至十三日清晨，查验人员和扫除者稍加留意，周套儿便很难连续三次进入其中行窃。这起盗窃案虽然最终告破，并没有损失多少财物，但却真实反映了畅春园管理松懈的状况。

除了管理松懈，嘉庆朝畅春园管理人员的规模亦在逐年萎缩。本来，畅春园的守备在乾隆朝崇庆皇太后去世后已经开始被逐步削减，到了嘉庆朝，冗员被进一步裁汰并拨调他处。由于嘉庆帝前往畅春园只是到恩佑寺和恩慕寺行礼而从不驻跸，以八旗护军戒备的必要性大为减少，嘉庆七年（1802），畅春园守卫护军营官兵先行被裁撤，交巡捕营官兵看守。[32]嘉庆九年（1804），嘉庆帝谕令军机大臣“至畅春园三山奉宸苑南苑等处，恐尚有似此冗滥之员应行裁汰者，仍著军机大臣详察具奏”[33]。嘉庆十一年（1806）正月二十一日，再次谕令“至畅春园三山、奉宸苑、南苑等处恐尚有似此冗滥人员，应行裁汰”[34]。二月十二日，庆桂奏称畅春园等处存在额外添设顶带及拜唐阿等管理人员的情形。嘉庆帝谕令：“即如畅春园等处，未经奏明，辄据呈准增设虚顶，溢额多人，实属冒滥。今既经查明，均著照所议分别裁撤。所有历任该管大臣本应查明议处，姑念相沿已久，尚非始自现管之各大臣，著加恩免其查议。嗣后各该处额缺顶带，悉以此次奏定为准。”[35]畅春园闲散甚至大量虚额被裁撤，反映了其管理事务的萎缩。嘉庆十二年（1807），裁未入流苑副六人、笔帖式三人。[36]十五年（1810）二月二十九日，在引见内务府报送京察一等人员时，嘉庆帝又谕令畅春园郞中德元休致。[37]除此，畅春园园户也大为压缩。其原设园隶四十六名，园户二百〇一名，匠役八名，服役人四名，水手一名。乾隆四十二年崇庆皇太后去世后，畅春园就已经裁园户三十三名；嘉庆十二年，又在额设园隶等二百六十名人员内裁减六十名。[38]

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畅春园因奉养功能闲置而逐步走向衰落，其后果在道光朝更加明显。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新继位的道光帝尊封皇后钮祜禄氏为恭慈皇太后。新加封的皇太后为嘉庆帝守制三年，暂居慈宁宫，释服之后，按皇祖乾隆帝所定规矩，移养畅春园。但道光元年（1821）五月十九日，道光帝谕内阁，变更了畅春园作为奉养东朝之地的祖制：

“乾隆四十二年，皇祖高宗纯皇帝圣谕：‘以畅春园距圆明园甚近，事奉东朝，问安视膳，莫便于此，子孙当世守勿改。’此旨恭录存贮上书房，朕从前曾经祗诵。惟是畅春园自丁酉年扃护以后，迄今又阅数十年，殿宇墙垣多就倾敧，池沼亦皆湮塞。此时重加修葺，地界恢阔，断非一二年所能竣工。明年释服后，圣母皇太后临幸御园，不可无养志颐和之所。朕再四酌度，绮春园在圆明园之左，相距咫尺，视膳问安，较之畅春园更为密迩。且系皇太后夙昔临莅之区，居处游览，罄无不宜，于此尊养承欢，当于近奉东朝之旨尤相契合也。著管理圆明园大臣即将绮春园相度修整，敬奉慈愉。”[39]

从道光帝圣谕来看，畅春园此时残破已甚，昔日“弥望涟漪，水势加胜”[40]的容颜不再，短时间难以内修复，变更祖制也是迫不得已。而如此变动，畅春园与皇家生活的联系也就仅剩下皇帝到恩慕寺和恩佑寺的祈福，预示其颓败的命运已无可挽回。

由于闲置，畅春园园内不少建筑甚至因年久失修而被拆除。道光三年（1823），就有澹宁居、疏峰、观澜榭、大西门等建筑“并已拆去”[41]。道光十五年（1835）五月，管理畅春园事务大臣在请修报告中称：

“该园奏请粘修慈佑寺殿宇及外围堆拨房、桥座、涵洞等工，并泉宗庙内秀举楼房三间、抱厦一间、净房一间、过河厅抱厦一间。现查将及坍塌游廊一百零八间，内已坍塌四十二间，其余歪闪。此项楼座游廊未便请修，若任其坍塌，徒致糟朽，拟请一律拆去，拣选堪用物料尽数抵除钱粮，以归节省。”[42]

请修报告上奏后，总理工程处的吏部尚书穆彰阿、理藩院尚书禧恩遂派司员带领测算人员，对畅春园该整修之处进行详查，结果如下：

 

“畅春园慈佑寺山门一座三间、正殿一座三间俱揭瓦，后院僧房三座八间拆盖，吗呢杆二座拆修，园内娘娘殿一座三间揭瓦，前抱厦三间拆盖，旗杆二座、木影壁一座俱拆修，大东门北边堆拨房一座四间拆盖，马厂东门外堆拨房一座二间拨正；阅武楼前三孔平桥一座、芳园门门楼一座，俱拆修；档案房堆拨房一座三间，前抱厦三间拆盖；双桥北边堆拨房一座二间拨正；万泉庄西山口外两孔石平桥一座，大沙泉西边涵洞一座，俱拆修；泉宗庙秀举楼一座三间，前抱厦一间，东山平台踏跺一座；东西所游廊十座一百八十间，净房一间，抱厦一间，俱拆去等处；大墙院墙凑长六十四丈五尺五寸，内补砌长十一丈、拆砌长五十三丈五尺五寸，随屏门一，槽门口四座，俱拆修；甬路凑长十二丈二尺五寸，海墁五块，俱拆墁。”[43]

穆彰阿等人的勘修汇报坐实了管理畅春园事务大臣的请修报告，也更详细地记载了畅春园难以修葺的“糟朽”。

此外，海淀一带通往畅春园的石道也残破不堪。道光十年（1830），工部奉旨进行了修补。次年二月，道光帝经过畅春园时发现海淀迤北栅栏至恩慕寺一带石道“见有折断数块”，令步军统领衙门派员稽查。经查，海淀栅栏往北新石道五十余丈内有折断道板石四块，接往北新石道三百三十余丈内有折断道板石七十四块，又接往北二百七十余丈内有折断道板石十三块。道光帝令“承办之员各赶紧妥固赔修”，要求“务须工坚料实，如式修做，以期经久”。[44]

畅春园的管理人员在道光朝也进一步被缩减。道光二年（1822），畅春园郎中调补绮春园郎中，员外郎一员则专管长春园；又拨畅春园署苑副四人，到绮春园当差；其畅春园事务则降格由该园六品苑丞办理。[45]由于管理松懈废弛，畅春园中的土山甚至被居住在附近的太监平毁，不仅在上面盖房种树，而且开办了花厂，从事经营活动。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初二日，吏科给事中苏都礼奏称，在南海甸大河庄居住的太监李进喜“连年将畅春园前官土山铲平数十丈，宽一二十丈不等。又典得旗人成姓坟地，平毁坟冢，开设富春花厂等事，所铲平官土山地基圈入院内，盖房百余间”。[46]该案经步军统领恩桂查办，虽然最后将太监李进喜等人交刑部严惩，但被破坏的畅春园土山和院墙却并未见修复。

至于恩慕寺、恩佑寺的行礼，道光三年（1823）至十九年（1839），道光帝在每年正月的孝圣宪皇后忌辰之日，都准时前往位于畅春园的恩慕寺、恩佑寺行礼，共计17次；道光二十年（1840）后行礼中止，即使逢孝圣宪皇后忌辰之日，皇帝既不再亲自前往恩慕寺、恩佑寺行礼，也没有遣官代为行礼。道光之后，咸丰帝前往恩佑寺、恩慕寺行礼也只是在咸丰七年（1857）之前进行了4次，咸丰八年（1858）后彻底中止。道光帝和咸丰帝突然中止行礼活动的缘由不得而知，但至少表明了畅春园又一项功能的丧失，进一步远离了皇家的生活。

由于衰败残破，畅春园作为园庭在咸丰朝已经基本淡出了“宫廷苑囿”的视野范围。咸丰初年，畅春园一带盗贼丛生，案件频发。咸丰二年（1852）八月，紧邻畅春园的老虎洞地方发生“一夜连劫二家重案”，事发当天夜里，正值咸丰帝还宫，“已传三筹之后，站道官兵森列，熟视无睹”。尽管负责巡守此地的畅春园汛守备福来、千总庆泰、把总德禄等人被“摘取顶带，分别议处”。但咸丰帝要求捉拿“贼匪”的谕令下达数月后，“此案并无一获”。不仅如此，“屡有骑马盗匪数十人持械经过，更夫瞥见鸣锣，转被该匪威吓”。[47]

咸丰朝畅春园发生的最大变故是咸丰十年（1860）遭英法联军的烧掠。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城下之际，咸丰帝以“巡狩”为名逃往热河避暑山庄。八月二十二日，英法联军进入海淀，“扰踞园庭”，“直犯圆明园，肆行焚抢”[48]。圆明园是英法联军烧掠的重点，至于已经残破多年的畅春园当时所遭受破坏的具体情形如何，不仅清代档案文献中缺乏记述，而且从当年英法联军军官和士兵的有关日记、书信和回忆录中也很难找到相关记叙。[49]虽然缺乏记叙，但可以肯定的是畅春园自此走向了彻底的败落。英法联军的侵扰给当时的社会治安也带来了巨大问题，“海淀一带，土匪四起”，“逃兵匪徒，聚集多人，在彼掠抢”[50]。胜保就奏报：号称“施家五虎”的海淀施家兄弟施四等人“乘夷人滋扰之际进行抢劫”[51]。混乱之中，原本就破败的畅春园再遭劫难亦势所难免。其结果是管理和守备进一步被裁减。咸丰十年（1860），畅春园周围裁撤堆拨一百二十九处，“择要安设堆拨十七处”[52]。十一年（1861）正月十七日，依照步军统领衙门所奏，将修垫土道民兵自本年二月起全行裁撤；又将包括畅春园在内的原设步营八旗步甲，自本年二月起，裁撤七百三十六名，“以节糜费”。[53]

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九日,御史德泰奏请修理园庭以复旧制，并称内务府库守贵祥已拟就章程五条，既不动用库款，又可代济民生，其经费筹集办法是“于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按村鳞次收捐”。但同治帝（此时由恭亲王奕䜣主政）批示当下“军务未平，民生困苦流离”，批评德泰此奏“荒谬离奇”、“丧心病狂”，其经费筹集办法更是“扰害闾阎”，与前明加饷派饷无疑，是“欲朝廷剥削小民，动摇邦本”的做法，最后将德泰革职，贵祥发往黑龙江披甲为奴。[54]

同治朝，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的相关管理人员还在继续的任命，由王公大臣代行的圆明园惠济祠与河神庙、清漪园龙神祠、静明园龙神祠以及玉泉山惠济慈佑灵濩龙王之神的祭祀与拈香活动也依旧在进行，而畅春园的管理和守备则已完全停废。

光绪朝在修整清漪园并改名为颐和园的过程中，已经成为遗址的畅春园变成了颐和园建筑材料的来源地。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十五日，光绪帝亲政，仍掌握大权的慈禧太后不满足以三海为其颐养之所，拟改清漪园名为颐和园，供自己颐养。十四年（1888）三月，谕内阁：“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为高宗纯皇帝侍奉孝圣宪皇后三次祝嘏之所，敬踵前规，尤徵祥洽。其清漪园旧名，谨拟改为颐和园，殿宇一切亦量加葺治，以备慈舆临幸。”[55]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光绪朝奏折中，有一题为“奏为畅春园势难兴复，铜狮、石笋请移至万寿山安设等事”[56]的附片，这件附片的具体内容、具奏时间和具奏者虽然不可得知，但其标题内容已足够表明，此时的畅春园已经成了废园。

除了清廷修建颐和园时挪用畅春园中残存建筑材料外，周围仕宦乃至民众亦常从园中掠取可用之物业。例如，顾太清在《惜琼花》诗中吟咏家中刚刚补种的白莲，诗下自注：“此花从畅春园移来。”[57]由于失去管理和保护，畅春园池沼淤塞、树木花草尽失，其中空地被附近居民垦种。宣统年间，畅春园旧址偏西的空地被清廷编练的禁卫军改造为士兵营房和训练用的操场。宣统元年(1909)五月十六日，经贝勒载涛等奏，“畅春园等处附近地方民种官地，一律收回”，并“在阅武楼及西花园基址，酌改操场一片”。[58]宣统三年（1911）九月初三日，又经载涛奏报，禁卫军步队第一标之一营四标全标、礟标全标、马标六队、工程辎重警察各营队，“陆续移驻畅春园新建营房，以期调动灵通”[59]。畅春园旧址作为军队营房和操场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关承琳《西郊乡土记·畅春园》记述：“畅春园在海淀西，清高宗常奉孝圣太后驻跸于此，园隙健恩慕寺，今寺门尤存，前有影壁，俗呼黄影壁。园西建筑兵营，园地遂废为操场矣，宫门仅余基址，前有影壁矗立。”[60]至民国时期，畅春园遗址已成荒野，仅有恩佑寺及恩慕寺两座琉璃山门残存。

畅春园的发展与衰败历程大致如上。关于该园之衰败，研究者们通常将其归因于西方入侵者的烧掠，几乎成为一个定论。[61]但本文的梳理表明，在英法联军烧掠京西园庭之前，畅春园的败象已昭然若是。畅春园的命运与圆明园不同，圆明园是在辉煌时被英法联军一举烧毁，畅春园是在衰败之中遭遇烧掠，烧掠只是加重加速了其败落，而不能看做是其败落的唯一原因。畅春园的衰落与清王朝的衰落步调基本一致，到“嘉道中落”时就已经中落，但其衰落亦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王朝的衰落，因为在王朝走向衰落时京西并非所有的园庭都在衰落。畅春园衰败主因应归于皇家园庭间的“竞争”，是其在“竞争”中“失宠”所致：它前期的一些重要功能被后来的新兴园庭取代，而它作为奉养东朝之地实际上又长期被虚置，这些都导致了它远离了皇家生活的重心；到后期，由于管理人员被逐步削减调拨他园，管理松懈废弛，园内糟朽严重，其“奉养东朝”功能和祭祀功能均逐渐旁落，更是让它彻底远离了皇家生活，以致淡出了“宫廷苑囿”的视野。

 

[1]王宋文《畅春园兴废于何时》（《紫禁城》，2002年第3期）、焦雄《北京西郊畅春园记略》（《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三辑，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以及汪菊渊著《中国古代园林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等。

[2]王宪明《畅春园恩佑寺》（《紫禁城》，2001年第2期）、张宝秀《三山五园的地位与定位》（《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3]嘉庆朝所修《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畅春园》曰：“康熙二十三年建立，畅春园特派专管大臣及管理事务官员、笔帖式各项人役，历有添裁。”（（嘉庆）《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畅春园》，《清代宫苑则例汇编》（十八），第483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1年）这里所说的“康熙二十三年”，笔者更愿意看作是畅春园的动工时间，而不大可能是畅春园的竣工时间，也不是畅春园特派专管大臣的时间。否则，创修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告成于二十九年（1690）的康熙朝《大清会典》中不会没有任何关于畅春园在管理、守备方面的内容。《清圣祖实录》卷129（康熙二十六年二月庚午）记载：“上移驻畅春园”。这是实录首次记载康熙帝临幸畅春园，由此可以推知畅春园至迟的建成时间是康熙二十六年初。

[4]（清）玄烨《御制畅春园记》，见《钦定日下旧闻考》卷76《国朝苑囿·畅春园》。

[5]《皇朝通志》卷33《都邑略二·畅春园》。

[6]《清世宗实录》卷7，雍正元年五月庚子。

[7]《皇朝文献通考》卷118。

[8]同上。

[9]同上。

[10]《清高宗实录》卷60，乾隆三年正月甲子。

[11]《清高宗实录》卷1025，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庚寅。

[12]同上。

[13]《清高宗实录》卷1025，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庚寅。

[14]《清高宗实录》卷1026，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丙申。

[15]《清高宗实录》卷1025，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壬辰。

[16]《清高宗实录》卷1025，乾隆四十二年正月癸巳。

[17]《清高宗实录》卷1026，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丙申。

[18]《清高宗实录》卷1027，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丙辰。

[19]（雍正）《大清会典》卷120《兵部·职方清吏司·京营》。

[20]（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80。

[21]（光绪）《大清会典》卷590《兵部四九·绿旗营制一·提督九门巡捕五营步军统领》。

[22]（嘉庆）《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畅春园》，《清代宫苑则例汇编》（十八），第493-494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1年。

[23]《清高宗实录》卷1027，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丙辰。

[24]《清高宗实录》卷1489，乾隆六十年十月戊戌。

[25]《皇朝文献通考》卷118。

[26]《清高宗实录》卷1489，乾隆六十年十月戊戌。

[27]同上。

[28]《钦定日下旧闻考》卷76《国朝苑囿·畅春园》。

[29]（嘉庆）《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畅春园》，《清代宫苑则例汇编》（十八），第499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1年。

[30]（光绪）《大清会典》卷876《工部一五·物料二·琉璃对象价值》。

[31]录副奏折，嘉庆十年二月十九日，步军统领禄康奏“为讯明畅春园窃案请将堆拨兵丁枷责事”，档号：03-1662-0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2]（光绪）《大清会典》卷1167《圆明园护军营·职掌·守卫》。

[33]《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72《内务府三·官制三·圆明园》。

[34]《清仁宗实录》卷156，嘉庆十一年正月己巳。

[35]朱批奏折，嘉庆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那彦宝奏“为畅春园等处增设虚顶溢滥奉旨免议处谢恩事”，档号：04-01-12-0272-10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6]《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72《内务府·官制三·畅春园》。

[37]《清仁宗实录》卷226，嘉庆十五年二月癸丑。

[38]（光绪）《大清会典》卷1195《内务府二六·园囿二·畅春园园户》。

[39]《清宣宗实录》卷18，道光元年五月戊辰。

[40]（清）玄烨《御制畅春园记》，见《钦定日下旧闻考》卷76《国朝苑囿·畅春园》。

[41]（道光）《总管内务府续纂现行则例·畅春园》，《清代宫苑则例汇编》（十八），第600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1年。

[42]朱批奏折，道光十五年五月初四日，吏部尚书穆彰阿、理藩院尚书禧恩奏“为勘估畅春园应修各工应需工料银两事”，档号：04-01-37-0096-0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3]同上。

[44]《清宣宗实录》卷184，道光十一年二月己亥。

[45]（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72《内务府三·官制三·畅春园》。

[46]朱批奏折，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吏科给事中苏都礼奏“为太监李进喜胆敢铲平畅春园附近重地私占等应从严究办事”，档号：04-01-30-0372-0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7]《清文宗实录》卷76，咸丰二年十一月甲子。

[48]《清文宗实录》卷329，咸丰十年八月己丑。

[49]造成这种历史记忆缺失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清政府在事后并没有对京西园林所遭受破坏的具体情形进行详细的调查统计，即便是在宝鋆、瑞常、明善等人奏报的圆明园及三山被抢被焚的奏折中，也只字未提畅春园（参见：《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册），第562-5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二是参加此次烧杀抢掠的英法联军军官和士兵在撰写日记、回忆录时都将焦点集中于圆明园，而且对当时自己烧杀抢掠的罪恶行径都予以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参见：[法]波纳·布立赛、王道成、陈名杰、徐忠良主编：“圆明园丛书·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中西书局，2013年。）。

[50]《清文宗实录》卷329，咸丰十年八月己丑。

[51]录副奏片，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胜保奏“为审办海淀施家兄弟施四等乘夷人滋扰抢劫居民李顺等财物事”，档号：03-4575-08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2]（光绪）《大清会典》卷1167《圆明园护军·职掌·守卫》。

[53]《清文宗实录》卷341，咸丰十一年正月丙午。

[54]《清穆宗实录》卷240，同治七年八月乙巳。

[55]《清德宗实录》卷252，光绪十四年二月癸未。

[56]光绪朝朱批奏折附片，“奏为畅春园势难兴复铜狮石笋请移至万寿山安设等事”，档号：04-01-15-0093-0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7]顾太清《东海渔歌》卷1《惜琼花》，西泠印社本。

[58]《清宣统政纪》卷14，宣统元年五月甲子。

[59]《清宣统政纪》卷62，宣统三年九月丁卯。

[60]北京教育会编辑：《都市教育》，1917年第28期，国家图书馆藏。

[61]张宝秀认为：“三山五园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大多被英法联军焚毁，1900 年又遭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等园林后来陆续重建，但圆明园等昔日辉煌无比的皇家园林如今只留下了遗址，深刻铭记着中华民族曾经的耻辱。”（张宝秀：《三山五园的地位与定位》，《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月，第66页。）王宪明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遭英法联军焚掠的北京西郊三山五园,，除畅春园外，其他园林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或略存轮廓，并被定为全国或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游人不绝。文人学士更不吝其谈锋，不惜其笔墨。唯独畅春园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西方强盗对畅春园的毁灭，几乎达到了‘隳人之枋’、‘灭人之史’的程度。现在，对于恩佑寺、恩慕寺两座山门的保护和修缮，才使进出于燕园的师生和过往于颐园路上的行人，得以多少领略一些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王宪明：《畅春园恩佑寺》，《紫禁城》，2001年第3期，第34页。）

 

原文载于《畅春园研究》，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