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鼎盛时期,北京西北郊出现了一座规模宏伟的皇家园林,这就是被欧洲人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
圆明园,原是康熙皇帝御园——畅春园北一里许的一座约600亩的小园。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将华家屯的一块土地赐给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胤禛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建成这座小园,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康熙为之亲题园额曰:圆明。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康熙病逝,胤禛即位,这就是雍正。1724年(雍正二年),雍正在圆明园原有“亭台邱壑”的基础上加以扩建,“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俾侍直诸臣有视事之所,构殿於园之南,御以听政。”全园面积,增至3000余亩,有风景建筑组群38处。从此,圆明园成为清统治者经常居住和向全国发号施令的政治中枢。
乾隆即位的时候,清王朝已经建立了将近100年,国家的统一,政权的巩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乾隆的大兴土木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从1738年(乾隆三年)开始,就陆续对圆明园的景观进行调整,并增建若干建筑组群以丰富园景。圆明园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的优秀传统,把建筑、山水、花木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40处富有诗情画意的景区,这就是圆明园四十景。
乾隆对圆明园是十分欣赏的。他在《圆明园后记》中踌躇满志地写道:“(圆明园)规模之宏敞,邱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佳,高楼邃室之具备,亦可称观止。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遊之地,无以踰此。”但是,圆明园的建筑,主要是土木结构。土木结构的建筑,寿命是不长的。用乾隆的话来讲,“土木之工,二十年斯敝。”为了使这座举世无双的名园胜景留传后世,1736年(乾隆元年),令清宫画家郎世宁、唐岱、沈源等绘《圆明园图》一幅,1738年2月24日(乾隆三年正月初六日),又令唐岱、沈源将圆明园各所合画册页一册,沈源画房舍,唐岱画土山树石。1738年6月27日(乾隆三年五月十一日)《圆明园图》绘成,乾隆亲笔题写了“大观”二字,贴在圆明园清晖阁北墙上。1739年10月1日(乾隆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乾隆令将圆明园绢画四十张裱做册页二册,用文锦糊套。这时,《圆明园四十景》的初稿就已经完成了。但是,这时圆明园的一些重要工程仍在进行,《四十景图》也就无法定稿。1744年10月(乾隆九年九月),圆明园的工程基本结束,所以,《四十景图》的最后一幅《洞天深处》,落款为“乾隆九年九月”,这就是《四十景图》定稿的时间。这年六月,乾隆写成四十景诗。因为是一景一诗,所以乾隆称之为“对题诗”。写成后,令工部尚书、著名书法家汪由敦书写。接着,又令将雍正手书的《圆明园记》和自已手书的《圆明园后记》依次裱在第一册的画前。1746年6月(乾隆十一年四月),汪由敦将四十景对题诗书写完毕,正在盛京(今沈阳)的乾隆,令将汪由敦书写的四十景对题诗装入木匣,送往盛京。审阅后,又送回北京装裱。1747年5月22日(乾隆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圆明园四十景》册页装裱完毕,乾隆令用楠木插盖匣盛装。7月26日(六月十九日),送往圆明园奉三无私殿伺候呈览。乾隆看后,非常满意, 钤盖了98颗图章,其中最大的一颗就是“圆明园宝”。这部由皇帝、大臣、艺术家集体创作的艺术精品,用了近10年的时间。在中国艺术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圆明园四十景》,是研究圆明园的极其珍贵的史料。雍正的《圆明园记》和乾隆的《圆明园后记》,记述了圆明园的由来,建园的指导思想、园林景观和雍正、乾隆在园内的活动。四十景图,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圆明园全盛时期建筑和园林的风貌。四十景对题诗,则以序和诗词的形式,揭示了四十景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读了这部《圆明园四十景》,我们就不难理解法国伟大作家雨果为什么把中国的圆明园和雅典的巴黛农神庙分别作为东方艺术和西方艺术的代表,称东方艺术为梦幻艺术,西方艺术为理念艺术。他盛赞圆明园“不仅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的崇高典范”。《圆明园四十景》,集文学、绘画、书法、篆刻于一身,又是一件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精品。
唐岱、沈源绘《圆明园四十景》,内池宽62.3厘米,高63厘米,外裱20厘米云鹤纹白绫,共四十幅。汪由敦书乾隆所作四十景诗,亦四十幅,装裱规格与图相同。景图和诗共八十幅,分装两巨册。第一册画前,有雍正《圆明园记》和乾隆《圆明园后记》,以下均左诗右图,对幅折叠。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圆明园四十景》,原存圆明园中。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在对圆明园进行疯狂抢劫之后,又野蛮地纵火焚烧。在这场浩劫中,《圆明园四十景》被法军杜潘上校掠走,1862年,在巴黎德魯欧拍卖行拍卖。后来,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从一个书商手中以4200金法郎购得,列为远东特藏精品。
《圆明园四十景》,除上述工笔彩绘绢本外,还有墨线白描图,共有三个版本:一是孙祜、沈源绘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尚书张照、汪由敦,左都御史刘统勋等为乾隆题咏作注的《御制圆明园图咏》,有乾隆十年(1745年)内府刊本;二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天津石印书屋将《御制圆明园图咏》录石重印的石印本;三是张若霭绘《圆明园四十景图》;乾隆题咏,亦由张若霭以真、草、篆、隶四种字体书写的册页。在四个版本中,工笔彩绘绢本是最精彩的。
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后,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又一次遭到破坏,成为一片废墟。在这片废墟上,人们只能像谭延阊所说的那样:“于瓦砾想见亭馆,于芦苇想见湖沼,于荆榛想见花树”了。
1928年,著名学者程演生先生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发现了《圆明园四十景》,经该馆同意,摄成黑白玻璃底片,由中华书局出版黑白版《圆明园四十叶》,使国人在圆明园被焚68年之后第一次见到圆明园盛时景观,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1980年8月13日至19日,由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学术委员会发起召开纪念圆明园罹劫120周年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和部分省市的建筑、园林、文物、考古、历史、美术各界的专家学者、负责同志共90多人,通过实地考察和深入讨论,形成了保护、整修和利用圆明园遗址的共识,并决定成立中国圆明园学会。10月18日,以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为首的党政军领导、专家学者、各界知名人士1583人联名发出《保护整修暨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在国内外得到热烈的响应。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将我国驻法使馆人员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摄得的《圆明园四十景》黑白底片转交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委会,1983年8月,在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委会主办的《圆明园》学刊第二集发表,题名:《圆明园四十景图咏》。这时,距程演生先生《圆明园四十叶》的出版已经55年了。所以,绝大多数中国人在这时才第一次见到全盛时期圆明园的面貌。
1982年5月,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随同访问的负责文化事业部长级代表雅克• 朗格与我国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进行对口会谈中,圆明园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内容之一。1983年9月23日至9月30日,法国对外关系部派出东方艺术史学者皮拉佐莉女士、18世纪欧洲艺术史学者达尼尔先生、 建筑师菲利浦先生对圆明园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北京市政府指示:以中国圆明园学会的名义接待。法国学者将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唐岱、沈源彩绘绢本《圆明园四十景》彩色照片底片赠送中国圆明园学会。1991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将其翻拍,收入《圆明沧桑》一书。这时,中国人对圆明园全盛时期的景观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上述三种版本,都没有雍正《圆明园记》和乾隆《圆明园后记》,乾隆的题诗,后两种不是汪由敦手书而是用简体字排印,四十景图,不论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不仅版面较小,印刷质量也差,不能展现原作的风采。
2004年,北京今古同明(后改名华采博古)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拍得《圆明园四十景》,以先进的印刷技术复制了两套与原件同等大小的册页和少量比原件略小的、经折装、盛以木匣的珍藏本,又与中国读者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策划,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面向广大读者的精装本。这三种版本,除景图为唐岱、沈源所绘外,乾隆的题诗亦为汪由敦手书,而且将我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光绪十三年(1887年)天津石印书屋录石重印的《御制圆明园图咏》中的雍正《圆明园记》和乾隆的《圆明园后记》补入,《圆明园四十景图咏》终于成为完璧。
2004年10月16日,华采博古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少先队事业发展中心联合举办的“圆明园盛时景观展”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隆重开幕。座谈会上,专家、学者对展出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册页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它“形神兼备,可以乱真”。《圆明园四十景图咏》珍藏本,成为我国文化部赠送外国有关单位的礼品。精装本问世后,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此后,一些单位还先后制作了不同材质、不同规格、不同名称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有人统计,从程演生先生的《圆明园四十叶》到最近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圆明园四十景》原本再造,共有15家之多。除程演生先生的《圆明园四十叶》之外,其他14家的作品都是在1983年特别是2004年 以后相继问世的。《圆明园四十景》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使这座仅存遗址的名园不翼而飞,不腔而走,走出国门,走进千家万户,引起了中外学者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关注。人们在赞赏圆明园四十景全盛时期的辉煌的同时,也希望进一步了解它的有关情况。由于圆明园四十景内容多、方面广、时间长,有关史料又散见于档案、官书、私家著述甚至外国人的书信、日记和回忆录之中。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它进行过全面系统的收集和整理,更没有对四十景进行深入探讨的论著问世。我们对圆明园四十景的了解,可以说是若明若暗,有的甚至是漆黑一团。圆明园四十景还是圆明园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常润华先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就致力于收集整理圆明园四十景的资料,并以 《日下旧闻考》、《国朝宫史》、《清史稿》、《养吉斋丛录》以及雍正、乾隆的诗文为依据,写成《圆明园四十景探微》一书,书中的部分内容,曾在《人民日报》发表。2010年,张恩荫先生的《圆明园百景图志》出版后,常先生又参考该书将书稿做了补充和修改。通过本书,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关于圆明园四十景的新的知识。它是圆明园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的成果,不仅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圆明园四十景,对推动圆明园研究的深入和三山五园景区的建设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常润华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
2015年8月28日
原文发表于《《圆明园》学刊第十八期》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