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为圆明园内最富于游牧特征的文化景观，是清廷实践“国语骑射”政策的实验场。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景观也逐渐成为清廷固步自封、昧于世界大势的表征。

尤 李

“山高水长”旧称“引见楼”，俗称“西厂”、“西厂子”、“西苑”、“西园”，位于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的西南角，是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它地域宽敞，地势平坦，南北长460米，东西宽280米，总占地约12.88万平方米。它也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和造园艺术中颇具北方游牧文化色彩和满洲族群特色的一处景观。

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由皇帝“钦定”的《日下旧闻考》对山高水长有如下描述：

万方安和西南为山高水长楼，西向九楹，后拥连岗，前带河流，中央地势平衍，凡数倾。

臣等谨按：山高水长，四十景之一也。额为皇上御书……其地为外藩朝正锡宴及平时侍卫较射之所，每岁灯节则陈火戏于此。

……

乾隆九年（1744）《御制山高水长诗》：在园之西南隅，地势平衍，构重楼数楹。每一临瞰，远岫堆鬟，近郊错绣，旷如也。为外藩朝正锡宴，陈鱼龙角觝之所，平时宿卫士于此较射。重构枕平川，湖山万景全。时观君子德，式命上宾筵。湛露今推惠，彤弓古尚贤。更殷三接晋，内外一家连。（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八一《国朝苑囿·圆明园》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349－1350页。）

这段记载充分说明：设宴款待前来朝觐的外藩（即武帐宴）、侍卫的射击训练系山高水长最主要的功能。正是山高水长特殊的景观构造使它成为满洲统治者实践“国语骑射”政策的实验场。

“国语骑射”即保持满洲人的语言和骑马、射箭之技术。这是清朝的国俗和家法。许多学者撰文探讨过清朝的“国语骑射”政策。满洲入关、统一中国之后，汉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尤其是乾隆及其之后的清朝皇帝，日益感受到汉文化的威胁，因此一再强调维系本族传统、不忘根本，不断重申“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屡次发起“国语骑射”运动。

乾隆十七年（1752）三月二十日，皇帝立《训守冠服骑射碑》，谕：“我朝满洲先正遗风，自当永远遵循，守而勿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围校猎，时时以学习国语，熟练骑射，操演技勇，谆切训诲。”（《清高宗实录》卷四一一，乾隆十七年三月辛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38页。）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一月九日，皇帝特召见诸皇子、军机大臣等，明白宣谕：“我八旗满洲，首以清语骑射为本务。其次则诵读经书，以为明理治事之用。若文艺即非所重，不学亦可……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清仁宗实录》卷三二四，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甲寅，第277页。）清宣宗道光七年（1827）十月七日，皇帝谕内阁称：“清语骑射，为满洲根本，人所应习……各省将军、副都统等，其仰体朕意，将所属满洲官兵，教以清语骑射，俾各精熟，毋得渐染汉人习气，废弛满洲旧业。”（《清宣宗实录》卷一二七，道光七年十月己卯，第1121－1122页。）

在清朝早期，紫禁城内流行极富满洲色彩的竞技类体育活动，包括狩猎、射箭、摔跤、冰上娱乐，这跟清前期皇帝重视“骑射”有关（桑颖新《从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浅谈清代宫廷的娱乐活动》，《北京文博》2010年第2期，第54－55页）。不仅在紫禁城如此，圆明园山高水长的景观构造和清朝皇室在此地举行的不少活动也与“骑射”有关。

山高水长楼前设有骑射专用的斜向马道。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样式雷图排架013－13号为《山高水长楼前马道图》，这是一张山高水长楼前马道改建的设计图，图中以黑色和红色不同的线来标出马道的剖面（郭黛姮、贺艳著《圆明园的“记忆遗产”——样式房图档》，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24－325页）。

从雍正年间开始，清朝设立圆明园八旗护军，负责圆明园的军事驻防（韩光辉《清代圆明园驻防八旗的设立及其户口演变与户口特征》，《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86－90页）。圆明园八旗护军营是负责保卫皇帝安全的守卫部队，完全由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兵中身体强壮、武艺娴熟的士兵组成。圆明园八旗由皇帝直接管理，各营的驻扎地分布于圆明园的东西北三面，有日常的军事训练（赵书《圆明园八旗营房述略》，《满族研究》1994年第4期，第32－35页）。前引《日下旧闻考》所称山高水长为“平时侍卫校射之所”，那么，山高水长当为圆明园八旗官兵的训练场。他们日常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也是“骑射”之术。

乾隆十七年（1752）三月二十日，皇帝立《训守冠服骑射碑》，还将《清太宗实录》中所载皇太极主张国语骑射的圣训刊刻在石碑上，并说：“皇祖太宗圣训，所垂载在《实录》，若非刊刻宣示，则累朝相传之家法，外庭臣仆，何由共悉？且自古显谟令典，多勒之金石。”皇帝晓谕群臣曰：

我皇祖太宗之睿圣，特申诰戒，昭示来兹，益当敬勒贞珉，永垂法守。着于紫禁箭亭、御园引见楼及侍卫教场、八旗教场，各立碑刊刻，以昭朕绍述推广至意。俾我后世子孙臣庶，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敦崇淳朴，屏去浮华。毋或稍有怠惰，或克钦承彝训，冀亿万世子孙共享无疆之庥焉。（《清高宗实录》卷四一一，乾隆十七年三月辛巳，第379－381页。）

“御园引见楼”即山高水长。清代的《实录》本收藏于皇宫中，秘不示人。乾隆帝却将清太宗提倡“国语骑射”的圣训刊刻在石碑上，其中一块展示在圆明园的山高水长，目的就是“绍述推广”清太宗的圣训，在公共空间宣示，让臣僚知晓，让大家“永垂法守”，遵循“满洲旧制”，贯彻“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

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二十八日，皇帝谕群臣曰：

朕恭阅《太宗文皇帝实录》，天聪四年（1630）二月，上谕群臣曰：昨攻取永平城，大臣阿山、叶臣、与猛士二十四人，冒火奋力登城，乃我国第一等骁勇人也。其二十四人，蒙上天眷佑，幸俱无恙。次日召伊等进见，朕心怆然，几不能忍。此等猛士与巴图鲁萨木哈图及他处先登骁勇出众之人，前已有旨，后遇攻城，勿令再登。及攻昌黎县，萨木哈图又复与焉。以后此等捐躯建功之人，勿得再令攻城。但当令在诸贝勒、固山额真左右，遇众对敌之时，与之同进。若彼欲自攻城，亦当止之。即或厮卒中有一二次率先登城立功者，亦不可再令攻城，以示朕爱惜材勇之意。仰见我祖宗开创艰难，于战胜攻取时，仁恩恤下，无微不至。是以人思感励，敌忾效忠，所向克捷。开疆定业，肇造鸿图，贻谋垂裕之道，实在于是。朕临御以来，平定准部、回部及荡平两金川，我旗营劲旅中，鼓勇先登、攻坚拔栅者，固不乏人。即绿营中亦间有出众奋勉者，一经将军等具奏，即赏以“巴图鲁”号，用示奖励……用是敬录圣谕，明白宣示。我君臣当共恪守，以垂久远。且使我世世子孙，懋继前规，勉思善述，以巩亿万载丕丕基。其钦承毋忽！（《清高宗实录》卷一○五七，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丁亥，第133－134页。）

乾隆皇帝本人在这份上谕中重申清太宗攻取城池时的这段“历史记忆”，还总结出历史经验：清朝皇帝对属下体恤、施恩，感动将士使之效力，所以能常打胜仗，建立国家。巴图鲁即蒙古语、满语“勇将”、“勇士”之意，系清朝赐予有功武职官员的称号。成书于乾隆五十年（1785）、并由皇帝“钦定”的《日下旧闻考》在描述山高水长景观时，专门转录了乾隆皇帝的这份上谕，其实非常清晰地阐明了这一景观作为练兵场所的功能。

山高水长楼的西北侧筑有一道靶挡，俗称“土墙”。乾隆五十二年（1787），御制《土墙》诗云：

苑西五尺墙，筑土卌年矣。

昔习虎神枪，每尝临莅此。

木兰毙于菟，不一盖已屡。

土墙久弗试，数典忍忘尔。

得新毋弃旧，可以通诸理。（《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二九，《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八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10－711页。）

到乾隆五十二年，山高水长的靶挡已经有40年历史了，那么，可以推定这一土墙大约最初修建于乾隆十二年（1747）。《土墙》诗的小注曰：“习枪苑中，远筑土墙，以遮枪子，恐伤人也。”（《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二九，《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八册，第710－711页。）这充分说明了土墙的功能。皇帝亲自为作为靶档的土墙写诗，可见对操练射击术的重视。“土墙久弗试，数典忍忘尔”，恰恰说明靶档已经废弃了很长时间。总之，《土墙》诗碑体现了提倡“骑射”的基本国策，具有教化八旗子弟的功能，沟通了皇帝与臣僚、八旗兵的关系。它相当于石刻的诏书、文告，矗立在山高水长这一特殊的地方，具有长久性和辐射性。

清咸丰五年（1855），御制《习枪有作》诗曰：

几暇乘时试火枪，我朝武备制精良。

斗星用妙分毫末，心手功纯得意刚。

命中惟凭初审候，施机亦戒太求详。

土墙西苑奎章在，敬绍鸿规习莫忘。（《清文宗御制诗集》卷五，故宫博物院编《清文宗御制诗文》，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89页。）

《习枪有作》诗有小注云：“山高水长有乾隆年间所筑土墙，并碑刻圣制土墙诗，盖因御虎神枪而作也。”（《清文宗御制诗集》卷五，故宫博物院编《清文宗御制诗文》，第189页。）“奎章”本指帝王的诗文、书法，在这里专指乾隆皇帝为山高水长所作的《土墙》诗。时隔60余年，咸丰皇帝还在山高水长吟道：“我朝武备制精良”、“土墙西苑奎章在，敬绍鸿规习莫忘”，缅怀其曾祖父乾隆皇帝提倡射击之术的做法，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这一传统。

其实，在咸丰皇帝统治时期，西方列强已经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冷兵器时代所向披靡的骑马、射箭之技艺，已经不能抵御火炮、手枪的威力了。咸丰皇帝却还在山高水长作诗，将骑射之术奉为圭臬，显然已经背离世界大势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咸丰皇帝写下《习枪有作》诗后的五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用大炮和火枪长驱直入北京城，当年十月，劫掠并放火焚烧了这座清朝皇帝最喜爱的皇家园林——圆明园。

综上所述，圆明园山高水长的建筑格局、实物摆设、清帝吟咏的诗文均体现了其游牧文化特征、作为“国语骑射”的实验场的功能。但是，面对汉文化的强力冲击，这丝毫无法阻挡满洲人汉化的步伐。而且，早在乾隆统治时期，西方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革命的兴起标志着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和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在欧洲，大炮、手枪日益流行，热兵器时代取代冷兵器时代已经是大势所趋。可是，清朝皇帝却依然高扬“国语骑射”的旗帜，妄图用八旗兵的时间和生命来抗衡世界大势。从这个角度来看，山高水长景观也逐渐成为清廷固步自封、昧于世界大势的表征。事实证明：清廷的努力是徒劳的，结局也是惨痛的。最终，山高水长连同整个圆明园一道遭遇了破坏和毁灭。

（作者单位：圆明园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