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恩荫

　　圆明园遗址的发展方向问题，历来颇为国人所关注，并一直存在着激烈论争。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南京行政院曾正式指令：将圆明园遗址拨给清华大学办“农事试验场”，只是后来因为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而没有来得及大规模实施。解放后由于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的特别关照，这处名园胜址总算保住了。但对其发展方向的看法，学术界则一直存在着争论。1983年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明确要把圆明园建成“遗址公园”，2000年8、9月，北京市政府和国家文物局也已先后正式批准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方案。按说这场论争本已有了结果，但时至今日，主张原样保留废墟与倡导全面重修圆明园者仍在争论不息。近来有关圆明园防渗工程之所以搞得沸沸扬扬，大概与此也不无内在联系。笔者认为，圆明园是否应该修复大量园林建筑，这至少不是最近二三十年需要争论和能够解决的问题；而只允许保留废墟的观点，则明显与整修遗址公园这一既定发展方向相悖。据此，我在这里谈点圆明园“废墟”的形成历史，并说说对遗址公园应有形象的看法，供研究参考。

　　一、圆明园成为“废墟”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清代“康乾盛世”经过一个多世纪营造而成的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统称圆明园），总占地面积350余公顷，建造有成百处山水环抱、意趣各异的园林风景群，殿阁亭榭等各式园林建筑达20万平方米，被国人誉为中华第一园，西洋人则称之为“万园之园”。它从1860年（咸丰十年）被英法联军纵火焚毁，到最终沦为一片废墟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套用赵光华先生的说法，就叫做火劫、木劫、石劫和土劫。

　　一是，1860年10月，入侵北京的英法联军对圆明园大肆劫掠之后，又连续两天在园内到处纵火，使之化为一片焦土，这无疑是它罹难于外敌的关键性浩劫，时称“庚申劫难”，也就是“火劫”。当时虽然园内绝大部分建筑物被毁，情状惨烈，但山水花木景观依旧，并且幸存有廓然大公、蓬岛瑶台、海岳开襟等三个园林风景群以及散见于园内多处的亭台楼阁。

　　二是，圆明园在此次罹难后，清帝仍未放弃经营，并于同治末年在慈禧太后主使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择要重修”，拟修建筑达3000余间，但终因财力枯竭被迫停工。不过当时经过修缮和重建而基本成型的园林建筑，不少于120座近千间1万多平方米。后来直至光绪朝中后期，慈禧太后仍未完全放弃重温圆明园旧梦，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她发动了“戊戌政变”之后才无暇顾及圆明园。就在此后两年即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奔西安而去，侵略军烧杀掳掠，京畿秩序大乱，土匪地痞即蜂拥而起，八旗兵丁也趁火打劫，化兵为匪，纷纷涌向圆明园，推倒残存建筑，拆运木料砖瓦，砍伐古树名木，偌大的圆明三园除了孤零零的绮春园宫门、福园门门楼及正觉寺等个别建筑物之外，统统被拆抢一空，致使这座历史名园的昔日景观遭到彻底毁灭。是为“庚子再难”，主要是“木劫”，这实际上是一次外敌入侵战乱中的内匪劫难。

　　三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圆明园仍属皇室私产，园内并住有太监看管，同时由步军统领衙门及中营官兵负责保护。也就从这时起，圆明园遗址又经历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一次“石劫”。最初是北洋政府的军阀、官僚及洋人巧取豪夺，比如：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依仗权势，拆毁圆明园围墙，大运砖瓦石料，历时三载，在福园门外修建成私人花园——达园。他不仅公开拉运，而且由中营副将亲自督办。步军统领聂宪藩，本是负责保护遗址的，他却让中营副将派员从长春园拉走太湖石352车。京师宪兵司令车庆云、公府秘书长王兰亭等，都先后从园内运走大批石料修建私人宅园。因贿选总统而臭名昭著的曹锟，在担任巡阅使期间，为了修他在保定的巡阅使署花园，从文源阁拉走太湖石数十车到西直门装上火车，并由中营游击（官名）负责押运保护。时任北京市地方长官（时称“京兆尹”）的刘梦庚，则在王怀庆的庇护下，从长春园、绮春园强行拉走太湖石623车、云片石104车。驻守西苑的陆军十三师、十六师和边防军炮兵营，也多次派员强行拆运圆明园大墙城砖和园内山石，管理人员劝阻反遭辱骂殴打。美国教会学校燕京大学修建校舍（即今北京大学校址），擅自起运安佑宫的巨型华表，经北郊警察分署署长现场劝阻也无济于事。就在这场巧取豪夺的石劫之中，市内的一些公共场所包括颐和园、中山公园、文津街图书馆以及香山慈幼院等，也都纷纷从圆明园运走大批石刻文物、太湖石和云片石等。就这样前后二十余年间，圆明园遗址除西洋楼旧址外凡具有文物价值的碑碣、石坊、石雕、石刻以及稍微像样的山石等几乎被抢运殆尽。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北平特别市政府接管圆明园后，遗址又遭到了更加有组织的损毁，此时的“石劫”对象就转成了所有砖石。为了修筑高梁桥经海淀至玉泉山的石碴公路，北平市政府先后下令拆毁了圆明三园的4800米南墙和长春园东侧的全部虎皮石墙，砸成碎石以补石碴之不足。同时还组建了“清理圆明园园产事务所”，政府当局同意将园内的所谓“废旧砖石”变价批卖，大宫门外的影壁被招商投标卖掉；西洋楼石门左右的石柱连顶，被按山价卖给商人修建绥远省阵亡将士碑。当局甚至明文规定：圆明园内所有虎皮石可一律出售；西洋楼故址之大理石、青条石，凡雕花粗镂者亦可出售。再加上园内住户为了建房、垒圈长期刨石挖砖；日伪时期，附近贫民因饥寒所迫，时往圆明园窃取砖石，伪市公署又出面设置砖石收集处，实为助长刨挖妖风。经过如此长期折腾，圆明园内的多数古建基址早已被掘地三尺，难觅整砖片瓦。这一“石劫”过程，实际上一直延续至解放初期和“文革”期间，直到2000年底园内住户全部迁出后才算最终得到根绝。

　　四是，圆明园遗址蒙受的另外一大劫难就是“土劫”，这是大批农民在园内种地并居住、生活带来的必然结果。圆明三园遗址，在光绪末年出租给附近农民耕种的即有水旱地田30顷零36亩，到1933年时年租金为2683元。三园遗址墙圈内，从1918年（民国七年）前后开始迁入住户，最初都是管园太监的亲属，后来则越迁越多，最终竟形成大小村落和居民点31处。遗址内在解放前基本上没有保留下什么树木，1956年北京市园林部门开始绿化园内的荒山空场，1960年前后国家还征用了园内1000余亩旱地，并进行了大规模植树绿化，遂有十余万株树木蔚然成林。但圆明园遗址的农林矛盾却始终难以解决，1976年11月圆明园管理处成立后，也一直在忙于应付农业生产对遗址和林地的蚕食。据我们1978年统计，海淀乡西苑大队的一、二、五、六、七、八和水磨等7个生产队及果树专业队的全部或者部分耕地，是在圆明三园遗址内，共计1860余亩地（主要是水田），这还只是说的纳粮地亩，实际耕地要超过2000亩。园内共有常住人口2000多，村落占地300余亩。另在遗址范围内还有市属、区属和乡、大队所属的企事业单位14个，占地430余亩。如此庞杂的侵占，整个遗址的惨象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农民要在园内种旱地，就在不断地平毁园林遗址；要种水田，就会时常挖山填湖；养猪、养牛，也需要拉土垫圈，因而成天挖山不止。圆明三园原有大大小小的土山不下250条，据我1980年实地踏勘，几乎每条土山都有程度不同的破坏，被完全夷为平地的为80条，基本挖平的为20条，再加上普遍存在的山脚平毁现象，被挖平的土山面积不会少于山丘总面积的50%，被挖掘的土方超过100万立方米。由于原有植被遭到破坏，长期的水土流失也使幸存山体普遍变矮、缩小与走形。而且当时农民仍在为垫圈到处挖山，我们实在无计可施，就索性在福海西南岸指定了一片土山任其处置。这就是那时的现实。

　　据以上所述不难知道，圆明园从毁于英法联军劫火到遗址沦为“废墟”，除了最主要的“庚申火劫”是西方入侵者所为之外，其余的“庚子木劫”以及后来的“石劫”、“土劫”，基本上都是我们国人自己干的。如果说前者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奇耻大辱，那么后者更多的则是辛酸与无奈。前几年有个别专家曾指责整修遗址是在“消灭帝国主义罪证”，这实在有点言过其实。据说文物部门的个别领导同志，对整修遗址公园仍存有疑虑，觉得恢复圆明园的山形水系，似乎是在摧残这处遗址。我认为这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至今还有一些专家、学者极力主张原样保留圆明园废墟，据说“废墟也是美”。人们很难想象，圆明园内的住户和单位在2001年迁出之前，这处遗址千疮百孔、满目狼籍的惨象会是美的。笔者认为反对整修遗址、主张原样保留废墟的观点，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如若那样，北京市和海淀区政府何必用近二十年时间并花费几亿元，用来征用园内全部耕地和外迁785户住户、13个驻园单位（唯有一O一中学暂缓搬迁）呢？而没有这些举措，原样保留遗址的愿望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其结果只能是圆明园遗址最终被完全毁掉。

　　二、圆明园遗址公园应有形象之我见

　　关于圆明园遗址公园的预期形象问题，《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方案本已有原则规定，但实际上目前仍存在着诸多不同理解与主张，主要分歧表现在对遗址保护与公园功能二者关系应如何正确处理上。这也正是目前遗址公园整修中的最大难题。

　　业经批准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方案，其规划原则共有四条，最主要的，一是要坚持“整体保护、科学整修、合理利用”的方针，明确保护遗址是整修、利用的前提和核心。三园内的遗址（包括山形水系、植被、建筑遗址）必须整体保护，体现圆明园盛时的基本风貌。在充分发掘、深入研究、依据可靠、史料准确的基础上，清整展示遗址，进行必要的恢复和整修，使遗址得以科学保护和永续利用。二是三园遗址内不新构思，不添新景，遗址的整修、恢复必须有利于体现圆明园历史的真实性，以确保博物馆式的园林遗址，充分发挥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及史料、借鉴和教育作用。三是三园内外的所有居民点、单位及与三园风貌特色相悖的经营项目都应迁出或停止经营。园内各种市政管线尽可能埋入地下，确保规划范围内的风貌不被破坏。

　　我认为，这些规划原则都非常正确，其中最后一条内容，特别是居民和单位外迁一事，近年已取得决定性进展，这非常了不起。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则是，在遗址公园整修中，究竟应该如何进行“整体保护，体现圆明园盛时的基本风貌”，“确保博物馆式的园林遗址，充分发挥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及史料、借鉴和教育作用”。

　　从1984年开始整修遗址公园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看，笔者认为遗址整修工程必须要有几条规范性的措施作保证。一是事先要有比较充分的研究与考证，不能想当然；二是整修方案要经过多学科的专家论证和主管部门审批，防止个别领导“拍脑袋瓜”与工程主持者的随意性；三是施工队伍要具备相应资质，工程要精工细做，讲究造园艺术，力争体现圆明园原有风貌，防止粗制滥造。我在下面就遗址公园的应有形象，谈点具体看法。

　　（一）、实现圆明园遗址“整体保护，体现盛时基本风貌”，最根本的是要全面恢复原有的山形水系，形成“以水为纲、以木为本”的园林骨架。盛时的圆明三园，是全部由人工起造的一处大型水景园林。它对水的处理，不仅比例适中（水面占总面积的十分之四），而且手法高明：用大中小水域巧妙结合，且由无数条曲溪联缀成完整的河湖水系，构成全园的脉络；并有人工堆叠而又效法自然、形态各异的众多冈阜石峰与水系相结合，形成山复水拥、层层叠叠的园林空间。使整个园子水随山转，山因水活，宛如江南水乡般的烟水迷离，从而创造出我国古典园林理水艺术的一大杰作。我认为这其实就是圆明园造园艺术中，最为独到与精妙之处，也正是该遗址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精髓所在。我们如今之所以能够整修遗址公园，其主要基础也在于此。要想“整体保护”圆明园遗址，就应该全面地精细地恢复其山水骨架，舍此就根本谈不上是在真正保护这处名园胜址。

　　至于整理山形水系一事，除了要全面恢复原有的山水脉络之外，一定要精心处理好河湖驳岸和山的形态，要效法自然，竭力体现盛时“虽由人做，宛自天开”的造园艺术水平。遗址公园应进行全面绿化，花木配置则应参考盛时，照顾现状，努力再现昔日既以松、竹、柳、荷四大园林植物为主调，而又“因景而易，各具特色”的植物造景风格；对山野间乔灌木下边的植被，应尽量实现乡土化和多样性，避免千篇一律地铺设草坪。在对水的处理中，还有个桥梁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圆明园作为一处水景园林，桥梁实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圆明园盛期的桥梁，是其他园林无法可比的：一是数量多，三园共有桥梁不下180座；二是材质结构多样化，有石桥、木桥和砖桥，还有石木混合（石拱木栏、石墩板桥）和砖石混合（石墩砖拱、石墩砖雕花栏）结构的桥；三是桥梁造型尤为丰富多彩，有平桥、拱桥，直桥、曲桥，有单孔、三孔、五孔、七孔、九孔，乃至十三孔者。园内主要桥梁都要能通过帝后画舫，但处理手法却别致多样，有桥洞为拱形的，或是中孔隆起的高水桥、踏跺桥，多数桥则是将居中的一孔建成木盖板式，画舫通过时可以翻开。在一些桥梁上边还建有木结构的游廊、方亭或是棕亭。如今我们整修遗址，当然不可能再现原有的各式桥梁（原盖板式桥已无法适应群众游园的安全要求），但为了体现圆明园的遗址特色和盛时风貌，并适应“公园”特有功能的需要，除了应该保留一些石桥残迹之外，还必须复建（哪怕是临时性的）一定数量的园林桥梁，并要尽量体现原有风格。前些年由于缺乏应有的研究与论证，匆忙在长春园残存的石桥墩上复建的两座石桥，其体量与造型存在着明显瑕疵，此类教训值得认真记取。

　　（二）、为了实现遗址整体保护，体现盛时基本风貌，并适应公园的游憩需要，除了《遗址公园规划》方案中规定的“重点复建”少量园林建筑（包括宫门，适合博物馆使用的殿堂以及个别点景亭榭）之外，对多数古建基址，则应采取“博物馆式”的展示方式，以便真正“发挥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及史料、借鉴和教育作用”。

　　关于如何“清整展示遗址”，这是整修遗址公园的一个大题目，处理得成功与否将直接涉及到这处遗址的整体形象问题，切不可等闲视之。就目前实际情况看，此事也非常值得认真探讨。笔者认为，圆明园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和遗址公园，其园林建筑基址的展示可以是多样的，但基本展示形式无非是两大类型：

　　第一类，就是规划方案中划定为“遗址凭吊活动区”的西洋楼旧址。由于残存的石雕断柱、海墁台基较多，占地面积也很有限（为全园总面积的五十分之一），我们从1976年冬季起至1992年间，陆续对其全面清运流土、渣土，廓清各座古建基址、喷泉池及甬路，并归位部分石件，将外围环境做了适当绿化，从而烘托出了昔日胜景被毁后的悲壮、惨烈气氛。又在附近辟建了简要的园史和文物展陈，使昔日的秀丽图像与目前的遗迹惨状形成强烈对比。从效果看，这一清整展示形式基本上得到各方面的普遍认可，是成功的。如若能够按规划方案，复建长春园含经堂景群的部分殿宇用作正式园史展览馆，其效果可能还会更好些。

　　第二类，是对“遗址游览区”，也就是园内大面积的古典园林区的遗址清整展示问题。为了实现规划所要求的充分发挥圆明园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及史料、借鉴和教育作用”，我认为这就不仅要再现圆明园“峰回路转的山形水系和优美的植物景观”，而且还必须有选择地清整展示一些古典园林基址。只有如此才能使游人通过“参观凭吊、游览观赏和休息”，真正“领略到我国古代皇家园林‘移天缩地在君怀’的园林格局和‘虽由人做、宛自天开’的造园艺术”，从而“激发爱国热情和增强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信念”。

　　怎样展示好这一大片区域的古典园林基址，这不仅至关重要，而且也是目前分歧最大又颇为棘手的一个难题。我的看法是：第一必须要有适当数量的清整与展示；第二展示形式可以多样化；第三不能破坏遗迹并要有利于“永续保护”；第四展示的目的和形式，不能背离遗址公园“存史、游憩、教育、借鉴”这样一些基本功能；第五清整展示要有选择、有步骤地实施，不能遍地开花，不能急于求成，在条件尚未成熟时，宁可少发掘和不发掘，也要竭力避免盲目发掘与展示对遗迹可能造成的无谓损坏。这类教训以往就曾有过，1994年对藻园遗址考古发掘与展示的后果，正是如此。下面就几个实例谈点个人看法，与大家商榷。

　　1985年整修福海景区山形水系时，福海中央的蓬莱三岛园林基址仍在，经过清运渣土，修补坑穴，整理坍塌叠石、湖石之后，除了保留中岛上的原殿阁基址之外，同时还在原址照原样复建了东岛六方亭和西岛庭院，并修复了岛与岛之间的两座曲桥，只是桥的用材变更为仿木结构，中孔也未取盖板式。笔者认为，当时对这处园林风景群采用的综合整修方式，基本上是成功的。我看这应该是展示皇家古典园林原有风貌的基本形式，它大概也正是“遗址公园”的应有之义。

　　1986年在整修绮春园山形水系时，涵秋馆一景的建筑基址还比较清晰，我们没有做大的修补，主要是清理了台基上的渣土及周围流土，并界定遗址范围，竖碑镌刻盛时景观复原图，供游人凭吊。从效果看，这一展示形式还是可取的。福海东南隅山水间的别有洞天一景，原存园林基址比较全，1990年进行整理时，全面补砌了条石台帮和方砖地面，但由于事先研究不细，因而未能完全再现其殿阁亭台高下错落、曲折有致、轩廊相属的园林格局，展示效果很不理想。福海北岸平湖秋月一景，1998年对其园林基址进行了全面清理和整修，基本上再现了各座建筑物原来的台高、开间等园林格局，从总体上看，这类清整展示效果还是可以的。长春园含经堂景群，是当年乾隆皇帝为他自己预修的一处大型“归政后娱老”之所，其园林基址也是圆明三园保存最为完整的。文物部门在2001年对该遗址群科学考古发掘之后，接着又进行了全面“工程保护”。对所有8000余平方米的园林基址，均用现代大青砖进行全面包砌，使这处遗址群的壮观景象得以呈现在游人面前。但从效果看，如此整修使人很难从中真正领略到原有的造园艺术魅力，也缺少了盛景被毁后应有的震撼力，对遗迹保护的持续性恐怕也值得探讨。我认为这种用青砖包砌的“工程保护”方式，也可以算是遗址展示的一种形式，但不宜推而广之。2004年，在整修圆明园的核心景观——后湖景区的山形水系过程中，地处后湖西北隅山水间的杏花春馆一景，发掘出了极为完整的园林基址格局，非常值得全面保护和展示，但后来有关方面却在全部回填之后，又在上边用青砖筑砌了数十厘米高的方框，框内以土充之，结果这处景观就成了十多个同样高度的大小豆腐方块，人们对原有景物的确切形状、大小、高矮、开间等，均已无法知晓。后湖西岸坦坦荡荡一景，原是一处饲养与观赏金鱼的著名景观，经考古发现这处大型金鱼池，存有非常壮观的汉白玉石岸和条石池底，池内还叠有多座湖石奇峰与藏鱼深潭，只是石岸的上沿有少量缺失，石栏杆不全。本来只要稍做整理与加固，即便保持残状，也会是一处十分难得的皇家古典园林风格展示。但有关方面却用青砖补砌了石岸残缺，并以青砖与条石混杂的形式修补栏杆，使之既失去了原有风貌，又没有了被毁后的震撼力。我认为此次对杏花春馆和坦坦荡荡等处园林遗址，所做的这类莫明其妙的保护与展示方式，实属败笔。

　　关于石桥的整修与展示，绮春园新宫门内有座单拱石残桥，是圆明三园近200座桥梁中唯一幸存者，我们只是清理了渣土、石块，恢复了水系，使其仍保持原有残破景象。长春园狮子林也有一座单拱石桥，名曰虹桥，该桥原已基本塌毁，1994年清理这处山形水系时，经过清挖之后修复了石拱，使之恢复了原有风貌，但并未做大的修补。福海北岸有一座石墩、木栏中孔盖板式五孔桥，整修时，先是在原存石墩上复建为水泥桥身木栏杆，后又用石板全贴桥面并改为石栏杆。从效果看，我认为这几座石桥的整修和展示方式都还是成功的。长春园宫门内的十三孔板桥，时称“长桥”，该桥的原结构为石墩、木枋子木栏杆、青砂石桥面（中孔为木盖板式），1998年整修时，在原石墩之上修了一座十三孔石桥，桥的造型设计欠佳，加之桥南北两头的河岸高程也未落到位，结果就出现了一座形象怪异的园林桥梁。2004年整修后湖景区时，也发掘出几座石桥的残构件，原桥或为石拱式，或为石拱木盖板式，或为石墩砖雕栏杆式，这次整修的方式，是用大青砖补砌石桥所缺失的大量石构件，甚至将桥墩的水下部位也做如此修理，这既有损于圆明园遗址的原有风格，也不利于遗迹的永续保护和利用，为日后埋下了很大隐患。我认为此类工程方式，应该尽快得到纠正。

　　我在这里列举了一些实例，目的无非是希望能吸取以往的教训，并在今后切实全面提高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整修水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得起我们民族这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对得起后人。这些看法不过是一家之言，只是抛砖引玉，不当之处企望各方专家批评指正。

　　（本文作者系圆明园管理处原副主任，现为圆明园专家顾问组专家）

（来源：《圆明园研究》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