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椿寺是北京南城的著名佛寺，规模宏大，明清之际曾有“京师首刹”之誉。长椿寺所在的宣武门外下斜街又称槐树斜街、土地庙斜街，为北京最古老、内涵最丰富的传统文化街道之一。此地自元代起即为大都的“卖花”胜地，时人有“小海春如画，斜街晓卖花”的纪事诗。明代敕建长椿寺之后，又为附近增加了新的人文胜景。入清后由于“满汉分城”，宣武门外所在的南城地区更是人文荟萃。长椿寺亦随之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成为京师“宣南士乡”的重要雅集场所，名流穿梭，吟咏不绝。直至晚清时期，长椿寺仍为北京南城四大“吟社”之一，驰名远近。民国年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害后，遗体先被移往长椿寺，此后在西侧的浙寺停灵六年。长椿寺遂与浙寺一起，成为北京重要的先烈遗迹。历经岁月沧桑，长椿寺基本完整保存下来。2005年，主管部门又在寺内筹建“宣南文化博物馆”，成为展现北京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场所。正是鉴于长椿寺在北京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所以有关北京历史文化的著述几乎都有详略不一的涉猎。对于相关的史事与文物，学界也续有研究，成果叠见。有关长椿寺的创建时间，则成为前贤论述的前提与基础。对此，碑刻和文献中有万历二十年（1592）和万历四十年（1612）两种迥然不同的记载，而学界基本上以“万历二十年说”为定论，却迄未见专文讨论。以下排比史料，再作详细考辨。

一、“万历二十年说”与

“万历四十年说”之歧异与比较

长椿寺始建于明代“万历二十年”之说，见于当前有关长椿寺的大多数著作与论述。典型者如《北京百科全书》：“长椿寺，旧京南城巨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长椿街。明万历二十年（1592），由万历帝之母李太后下令所建。” 北京新编方志同样谓万历二十年，“建长椿寺于宣武门外西侧”。《北京文物百科全书》记载：“长椿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宣武区长椿街。明万历二十年（1592) 由万历帝之母李太后下令所建”。《中国旅游景区景点大辞典》收录的“宣南文化博物馆”辞条中，称其“位于宣武区长椿街南端长椿寺内。长椿寺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由明神宗为其生母孝定李太后敕建，用以供养水斋禅师。2004年在寺内建宣南文化博物馆”。最新出版的《北京文物建筑大系》，亦称：“长椿寺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孝定皇太后为水斋禅师明阳所建，供其居住，神宗朱翊钧赐名长椿寺。”《北京市革命遗址通览》则谓作为李大钊烈士灵柩存放地的长椿寺，“为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由万历帝之母李太后下令所建，万历帝赐额‘长椿’，寓意祝母健康长寿”云云。凡此等等，见于权威辞书与著述上百种，报纸与网络之引用更随处可见，不必枚举。

若追流溯源，“万历二十年说”在民国年间的《旧都文物略》《燕都丛考》等著述中即已出现。再往前溯，则可由光绪《顺天府志》、乾隆朝《日下旧闻考》，一直上溯至康熙年间的《重修长椿寺碑记》，其详情参见表一。现今仍存于该寺之内的《重修长椿寺碑记》，为“万历二十年说”的最初史源。碑中明确记载：“长椿寺在宣武门之右，故明万历二十年为水斋大师敕建，赐金冠紫衣，住寺焚修者也，规模弘敞，为京师首刹。去今未百年，而坛席荒凉，僧徒零落”云云。该碑撰文者为时任兵部尚书的宋德宜（1626—1687) ，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其父宋学朱（？—1639) 在明代曾任御史，宋德宜本人为清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他先授编修，继迁国子监祭酒、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学士，最后出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在京中任职长达20多年。长椿寺自明代兴建，即为北京南城最重要的佛教寺庙之一。清初京师文坛领袖、曾任礼部尚书的龚鼎孳，又在寺庙西侧为其号称“横波夫人”的宠妾顾媚创建妙光阁，长椿寺更成为京师文人流连忘返的方外胜地。同为江南文士的宋德宜，对于长椿寺的人文历史，或不至于太过陌生。史载宋德宜“风度端重”，“严毅木讷”。《重修长椿寺碑记》一文又是他受朝中重臣、时任文华殿大学士的冯溥所请而作，以情以理而言，措辞落笔均当谨慎。主持寺庙修复、并嘱宋德宜作记的冯溥（1609—1691)，清顺治三年（1646）中进士，后选庶吉士、授编修、擢吏部右侍郎，康熙七年（1668）晋左都御史，九年授刑部尚书，十年再拜文华殿大学士。冯溥在京中的寓居地处于宣武门外下斜街的笔管胡同，与长椿寺相距很近。冯溥与长椿寺中的僧人也早有来往，故而在京师大地震之后，“见而悯之，捐资修葺，焕然更新”。因此综合而言，宋德宜《重修长椿寺碑记》中所记“故明万历二十年为水斋大师敕建”之说，似应信而有征。或也正是基于此点，该碑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立石之后，虽然文献中尚有不同记载，但长椿寺敕建于“万历二十年”的说法，遂为后继者转相引用。当代学者在列出两者之异以后，不仅继续维持长椿寺系“万历二十年（1592）李太后建”的既有结论，且特意以按语形式，注出《天府广记》等旧有文献“将该寺新建时间定于万历四十年，误”。

长椿寺始于“万历二十年说”，虽几为辞书、著述所公认，但严格说来，《重修长椿寺碑记》的记载在史学意义上仍系孤证。论者或谓，明末《帝京景物略》记称“万历中，归空和尚自伏牛入京……孝定皇太后闻而创寺居焉。神宗赐额曰长椿”，若将文中的“万历中”理解为“万历中期”，或不失为“万历二十年说”之旁证。不过《帝京景物略》所记“万历中”，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万历中期”，而应理解为“万历年间”。清人褚人获《坚瓠集》载有《钱若赓断鹅》条，谓“明万历中，钱若赓守临江，有异政”云云。据《明神宗实录》，临江知府钱若赓被逮捕入狱在万历十二年三月。十二月神宗令于当地“处决”，经大学士申时行申救，改为监候。此后钱若赓长系狱中37年，直到天启年间方才释放。可见文献所言钱若赓“明万历中”于临江知府任上“断鹅”一事，必发生在万历十二年之前，而不能凭字面理解为“万历中期”。

另一方面，与“万历二十年说”歧异的“万历四十年说”，不仅见于多种文献，且至今仍不乏引用。典型者，如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印行的《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中载录：“万历四十年，壬子，公元1612年，建顺天府长椿寺。”今人校注《帝京景物略》时，亦注称“长椿寺：明万历四十年（1612）孝定皇太后建。位于京城西南宣武门外”。相关记载的沿革情况，参见表2。

此外，也有学者在取舍难定之际，干脆采取两说并存的办法，或笼统记作“明万历年”。如《长椿寺铜塔的铸造年代》一文，先引宋德宜《重修长椿寺碑略》所载，再述“而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和《天府广记》中都有’长椿寺，万历四十年孝定皇太后建，在宣武门外斜街’之说”，最后得出长椿寺始建年代“各书都记载万历朝”的结论。同一作者撰写的辞条也含糊其词，称长椿寺“创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一说是四十年，是神宗生母李太后为归空和尚明阳敕修的”。尤其要提到的，是1936年进行寺庙登记时，长椿寺管理人员已据庙中所存《重修长椿寺碑记》，将原登记档案中的“清康熙年重修”精确到“清康熙二十一年募化重修”，却并未采信“故明万历二十年为水斋大师敕建”的碑刻，仍笼统记作“建于明万历年”。可见即使寺内的管理人员，也对《重修长椿寺碑记》所载“万历二十年说”产生了怀疑。具体情况，参见表3。

究其原因，在于“万历四十年说”源出清初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与《天府广记》，而此两书在时间上都比宋德宜《重修长椿寺碑记》要早。《春明梦余录》大约在顺治十七年（1660）或其稍后定稿，内容丰富，“首以京师建置、形胜、城池、畿甸，次以城防、宫殿、坛庙，次以官署，终以名迹、寺庙、石刻、岩麓、川渠、陵园”。《天府广记》成书于康熙十年（1671）前后，是在《春明梦余录》的基础上，以“志乘体”叙述北京历史文化与机构演变传承的都邑专志。《春明梦余录》与《天府广记》是两部有关北京的重要地方史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四库全书提要》即指出，《春明梦余录》“于明代旧闻采披颇悉，一朝掌故，实多赖是书以存。且多取自实录、邸报，与稗官野史据传闻而著书者，究为不同。故考胜国之轶事者，多取资于是编焉”。当代学者在详细考察后，也认为《春明梦余录》具有“亲身闻见，言之有据”的特点。尤其是孙承泽回京后，又历任六科给事中、都给事中等职，“伫身朝堂之上，于国事朝政多所见闻，勤于笔记”。而六科又有调阅、抄录第一手档案原件的便利，是故清人评价孙承泽具“习掌故，精赏鉴”之长，所撰《春明梦余录》诸书“皆考证详明”，“是公允适当的”。孙承泽自其祖父起即迁隶顺天上林苑籍，实际上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出生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也在长椿寺兴建前后不远。晚年所居宣武门外“孙公园”，离长椿寺更不过六七里路程。因而对于长椿寺的创建时间，孙承泽显然比宋德宜、冯溥两人更具优势。兼之在《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两书中，孙承泽又节引了更为原始的《都人米万钟水斋禅师传》碑刻，故其于书中记录的“万历四十年说”，亦当有所依据，不宜轻易否定。

由上可见，“万历二十年说”与“万历四十年说”的原始依据，一系康熙年间的宋德宜《重修长椿寺碑记》，一系更早的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与《天府广记》。两说史据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相持难下。但一事两说，必有一误，甚或两者皆误。有关长椿寺创建的“万历二十年说”与“万历四十年说”，实存“有异必考”、重新审视之必要。

二、长椿寺创建时间再考辨

详察其事，其实在孙承泽节引的《都人米万钟水斋禅师传》碑刻中，已经含有关于长椿寺创建时间的内容，但前人迄未注意。该碑现仍存于长椿寺内，高195厘米，宽97厘米，全称《敕建大祚长椿寺赐紫衣水斋禅师传碑》（以下简称《传碑》），为明末著名书画家米万钟的书法真迹，历代传为长椿寺“镇寺之宝”。细绎《传碑》碑文，再参以其他史料，或可检验“万历二十年说”与“万历四十年说”孰正孰误。

首先从水斋禅师的出家经历来看。《传碑》载其“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十有一日生。泡质虽蒙，识田无染，见僧而悦，闻佛而称。镇星甫周，即从剃落，嗣法本郡慈氏寺太和座下”。此处描述水斋禅师出家年龄的“镇星”，即古人常见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中的土星，“因其运动缓慢，约二十九年在恒星背景上绕行一周，古人认为其每年处于二十八宿中的一宿，犹如镇宿之星，故名（镇星）。或也名填星，其意近似”。在中国传统天象中，土星具有兆示灾疫、荒乱的特殊意义，因而格外引人关注。宋代文献载称：“以五星论命者，大率以火、土为恶，故有’昼忌火星夜忌土’之语。土，镇星也，行迟，每至一宫，则二岁四月乃去，以故为灾最久。”明代的星宿命相专著谓：“土德镇星，土之精也……色青黑，主疫疾之患；色赤白，有兵将荒乱。其行宫度，一宫住二十九个月，二十八年行一周天。行有伏顺留逆，入留段为暗星，逆段为破家星，伏段为瘟星。” 而早在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注解《天官书》时即引晋灼之言，称镇星“常以甲辰之元始建斗，岁镇一宿，二十八岁而周天”。可见镇星“二十八年行一周天”的运行规律，当为古人熟知。故米万钟《传碑》中所说“镇星甫周”，即谓其经历28年之意。也就是说，水斋禅师“剃落”，是在他刚满28周岁的万历十五年（1587）前后。以此推算，至万历二十年时，水斋禅师出家尚不过短短五年，年龄也仅有34 岁。而碑刻记称水斋禅师出家后，“三十余年间”遍观浙江普陀、四川峨眉、河南少林诸大道场，又游方山西五台、陕西终南、河南伏牛等名山，并在五台、普陀、峨眉焚烧三指礼佛。然后方至京师，惊动当朝太后、皇帝。文献也载称，水斋禅师于慈氏寺出家后，“三十年行脚，不袜不席”，先在五台、普陀、峨眉各燃一指“供佛”，后至北京，而“誉者众”。若将水斋禅师赴京定在万历二十年前后，与其曾“行脚”三十余年的个人经历显然有着相当的距离。明晰此点，便可知长椿寺敕建于“万历二十年说”是存有很大疑问的。

此点在《传碑》文中，可以得到进一步佐证。碑文又载，水斋禅师到达京师后，因“功行既圆，高深允格”，李太后、明神宗“实与嘉之，赐金冠紫衣，钦命焚修，救建大华严寺于永乐店，再建大祚长椿寺于今所”。可见长椿寺的修建，是在永乐店大华严寺之后。大华严寺，为万历年间著名“发祥工程”之附属寺庙。而“发祥工程”系明神宗为生母李太后在永乐店（今通州区永乐店镇）敕建的皇家宫殿，规模宏大。《明实录》载有“发祥工程”护敕，略谓“顺天府廓县永乐店地方，我圣母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恭熹皇太后实诞生于此，本源之地，慈念所属。乃于万历三十五年鼎建慈圣景命殿，以标表里间，显扬灵瑞，祝我圣母慈寿于万万年。殿五间，后阁五间，廊庞阶探，规制咸备。大门之外，建中、左、右石牌坊三座。又于殿东西两旁，盖保国慈孝华严寺一座、护国崇宁至德真君庙一座，各有室宇，以居僧众、便焚修”。此“保国慈孝华严寺”，即《传碑》中所说永乐店“大华严寺”。明神宗又作有御制纪事碑，略称“朕以眇躬御极，已三十五年……惟顺天府通州廓县永乐店，乃（圣母皇太后）诞育之地，淑气所钟……中创慈圣景命殿，前门后阁，缭以周垣，树三坊于门外。左为保国慈孝华严寺，右为护国崇宁至德真君庙”。其《敕建保国慈孝华严寺碑文》则谓：“朕惟象教之设，虽起自后世，然用以鬯泽导慈，延禧昭贶，历代以来不能废之。故宇内名区，梵宇相望。夫宁内典是崇，亦于福田善果良有助焉。近都县永乐店，乃我圣母皇太后诞育之区……联即其地创慈圣景命殿，又为保国慈孝华严寺于左方，凡若十楹，规制宏壮，足与殿相护翼”云云。可知永乐店“发祥工程”肇始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越一年主体建筑基本告成。此又有出土墓志铭可资证明。天启元年（1621）由武清侯李诚铭篆额的《皇明乾清宫牌子尚衣监太监慧庵张公墓志铭》载称：太监张升于万历六年（1578）任慈宁宫司房近侍，成为李太后跟前“忠勤并愈”的随身侍从，“甲辰（万历三十二年，1604），膺太监，赐蟒服。丁未（万历三十五年，1607)，修廓邑永乐店慈圣皇太后发祥工程，小心翼翼，内外咸钦。庚戌（万历三十八年，1610)，工程告竣奏绩，神宗升牌子，赐束玉，加禄食，以励其功也”。为张升《墓志铭》篆碑的武清侯李诚铭，乃李太后之父李伟的孙子，亦即李太后的娘家侄子、明神宗的膺太监，赐蟒服。丁未（万历三十五年，1607)，修廓邑永乐店慈圣皇太后发祥工程，小心翼翼，内外咸钦。庚戌（万历三十八年，1610)，工程告竣奏绩，神宗升牌子，赐束玉，加禄食，以励其功也”。为张升《墓志铭》撰碑的武清侯李诚铭，乃李太后之父李伟的孙子，亦即李太后的娘家侄子、明神宗的表兄弟，实际上就是当日“发祥工程”的主要当事人。墓志铭中所记张升监修永乐店“发祥工程”的经过，自然准确可信。据此，永乐店大华严寺不可能早于“发祥工程”兴工的时间，大华严寺之后“再建”的长椿寺，自然更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以后，甚至可能晚于太监张升“告竣奏绩”的万历三十八年（1610）。于此足证“万历二十年说”，是不能成立的。

《传碑》又记载，李太后创建长椿寺后，寻令水斋禅师“责内帑，普赐南海诸净刹及钦建八十八佛道场”。明人《搜闻续笔》亦载，“长椿寺，慈孝皇（太）后建以居水斋禅师。其大弟子为神庙替僧，赐千佛衣及姑绒衣八百件，米、麦等物动千石。有二库，监以二中官，专贮三宫布施金钱”。说明长椿寺在李太后生前就已经竣工，并投入使用。李太后逝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故长椿寺的创建，必介于万历三十五年至四十二年之间。《传碑》撰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立秋日，时距长椿寺修建下限仅有4年，距其最大上限也不过11年。再从撰碑人情况来看，米万钟（1570—1628）原籍陕西安化（今甘肃庆阳）锦衣卫，后来徙居北京。他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中进士，次年任永宁（今北京延庆县境内）令尹，一年后丁父忧回京。万历三十一年（1603)，米万钟外放四川铜梁（今重庆铜梁区）县令，三十六年迁江南六合县（今江苏六合）。万历三十八年（1610），米万钟再次回京，任户部主事，四十六年（1618）晋工部郎中。米万钟在京交游广泛，以集奇石、好园林著称。他与水斋禅师也很熟悉，作有《长椿寺礼多宝塔偈》长诗，称“长椿水上座，受莂神宗朝”，“感召首山铜，斤百千万亿”，又谓“我来观塔时，亲闻塔说法”云云，可见他多次至长椿寺中参拜礼法。《传碑》中，米万钟又交待“儿子（寿）都得师事为弟子，悉师行”。说明米万钟在长子米孟骥夭折以后，还将自己年幼的次子米寿都舍与水斋禅师为徒。米万钟与水斋禅师关系之密切，自非寻常可比。长椿寺兴建与米万钟回京任职的时间又相当接近，故其所撰《传碑》就成为以当时之人记录当时之事的专文，所述自当确切。

由此再来考察孙承泽提出的“万历四十年说”。据前考述，长椿寺建于万历三十五年至四十二年之间，其时的孙承泽处于15—22岁的求学之年。若按其所记“万历四十年说”计，则孙承泽恰在精力旺盛、记忆清晰的20岁前后。孙承泽出生于京城上林苑之采育（今大兴采育镇），其地距长椿寺不到百里。其父、祖任职的上林苑，又与明宫内廷有着十分密切的日常联系。上林苑又称南苑，俗称南海子，永乐年间设置，到明代中后期逐渐成为特供菜蔬瓜果与獐鹿雉兔诸物的皇家禁苑。史料记称，上林苑收选，“内官于礼部大堂同钦差司礼监监官选中时，由部之后门到此厂过一宿，次日早晨点入东安门，赴内官监，又细选无违碍者，方给乌木牌，候收毕请旨，定日差司礼监掌印或秉笔，于万寿山前拨散之”。上林苑与明宫内廷联系频繁，孙承泽很容易得知长椿寺这座皇家大庙在北京南城兴工的消息，甚至不排除他闻讯后曾经亲赴现场考察的可能。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孙承泽又出任六科给事中、都给事中。六科职掌，“凡章奏出入，咸必经由。有所遗失、抵牾，更易紊乱，皆得封驳；事有关系，抄发过部，略用参语，谓之抄参。部覆录入疏中。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贤佞，皆许联署以闻，实兼前代谏议、补网、拾遗之职也”。担任工科左、右给事中期间，孙承泽更有查阅、核校工部当日营建长椿寺之档案的便利。故他在《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书中两次明确记出的“万历四十年说”，应非辗转流传的耳食之言，而很可能系其亲身经历，或依据有更原始的档案。这种说法，与其节引的《传碑》恰好又构成前后呼应的互证关系，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顺便指出，长椿寺的创建时间，还可从其毗邻的都土地庙重建上略做推测。都土地庙在下斜街以西，遗址即今宣武医院之所在，其东与长椿寺紧邻，仅隔一街。都土地庙始建于金元时期，原称老君堂，明代李太后临终前“钦传”重修。但未及动工，李太后因病去世。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神宗代生母完愿，下令重修。竣工后所立《老君堂都土地庙御制碑》，略称“朕为圣母御世时圣目弗安，钦传重修宣武门外斜街古迹老君堂都土地庙。未尝开工，圣性归天。朕感圣母慈恩，代完前愿。今差奉御阎弯重修新整，俱已完备”云云。都土地庙与长椿寺近在咫尺，僧寺、道观东西并立，且均由李太后传命修建。这种布局并非偶然巧合，而有其内在的信仰寓意。通州景命殿两旁分别兴建有华严寺、真君庙，可见李太后在永乐店“发祥工程”中，即实行释、道并崇的方针。明神宗御制碑文，也再三强调“既营崇殿，乃启双林（指佛寺）”，“景命殿隅，新庙（指道观）幸起”云云。长椿寺位东、都土地庙在西的分布，与永乐店景命殿之左为华严寺、其右为真君庙的方位恰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长椿寺为永乐店华严寺在京城的替代佛寺，其西侧重修的都土地庙，则可视为永乐店真君庙在京城的替代道观。以此观之，两者间当具有某种内在联系，其创建时间或亦不致相差太远。揆以情理，大概在长椿寺竣工后不久，年届六十八九岁的李太后，以自己即将迎来“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大庆盛典，而京师南城释、道双祈之意尚未妥洽，于是复借自己眼睛“弗安”的名义，“钦传”于长椿寺之西重修都土地庙，以便形成与永乐店“发祥工程”相同的左寺、右庙并崇格局。不过庙工未动，而李太后已逝，因此都土地庙竣工后，未再举行为李太后祈福祈寿的活动。其中所含与长椿寺相关的信息，遂不再为人关注。这或也是后人放弃文献原有的“万历四十年说”，而误采晚出碑刻之“万历二十年说”的原因之一。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万历四十年说”为既有机会身临其境、又有查档之便的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与《天府广记》两书中明确记出，又可得到寺内最早碑刻《水斋禅师传碑》的双重印证。万历四十三年在其西侧重修的都土地庙，亦不失为长椿寺建于“万历四十年”之旁证。至于康熙年间出现的“万历二十年说”，虽亦立碑寺内，但其文成于已经朝代鼎革且历经动荡的数十年之后，主事的宋德宜、冯溥等人由于时过境迁，一时失察，或所难免。如碑文中即将京师大地震时间的“康熙己未”（康熙十八年）误记为“康熙乙未”（康熙五十四年），因此也不排除或是在宋德宜撰文之时，或是刻工在后来上石时，将“故明万历四十年”误为“故明万历二十年”的可能。而后人径以存世碑刻在史料价值上胜过辗转抄印的文献，简单采用“万历二十年说” , 则属未行考辨的以讹传讹，应予厘正。对于长椿寺创建时间的详细考辨，不仅可以纠正学界历久相传的讹误，而且在激发广大群众探索热情、进一步弘扬北京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方面，亦不乏积极意义。

* 本文选自《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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