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年前的10月18日，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圆明园惨遭焚毁。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浩劫，也是世界文明的一场灾难，成为近代中国屈辱不堪的一段历史。

今天，我们纪念圆明园罹劫160周年，就是要聚焦圆明园历史文化研究，奋力推进高水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先生倡导对历史要有“记忆的责任”，并为布立赛先生撰写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的中文版作序。他写道：“焚掠圆明园，对中国至为残酷，而英法两国殖民军则极其可耻。但愿这部扣人心弦的著作，有益于世界上仍在相互伤害的国家间的和解。”牢记历史，以史为鉴，汲取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这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民众应有的心态。“记忆的责任”教导世人不是延续仇恨，而是客观地解读历史，理性、包容地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圆明园遗址的形成和变迁浓缩了160年中国历史文化的演变，并以其独特的遗址、遗迹和丰富的文献存在，构成了圆明园遗址的历史厚度和文化遗产特色。圆明园先后被国家确定为遗址公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都无可辩驳地表明：虽然圆明园研究涉及历史、艺术、园林、建筑、考古等众多学科，但是，独特深邃的历史文化将始终是圆明园研究的永恒主题。

圆明园研究的核心是历史文化，这是一篇必须聚焦做好的大文章。需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大力实施将学术论文中的材料和观点运用于圆明园遗址保护、展览展示和文化旅游开发上，将论文写在遗址里，让遗址遗迹活起来，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为高水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文化支撑。

圆明园遗址最重要的遗产价值，是不忘国耻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爱国”位于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之首。必须在充分发挥圆明园爱国主义教育作用上狠下功夫，努力将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立足海淀、辐射京津冀、影响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圆明园研究始于清代，曾经是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独立发展的一个学术领域。遗憾的是，在现代学术界，圆明园研究的影响力毕竟有限。我们要积极争取让圆明园遗址公园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进而推动圆明园研究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努力构建圆明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促进高水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2010年10月，国家文物局公布，圆明园遗址公园位列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首。历经十年耕耘，圆明园遗址公园取得了长足进步，初步建成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但是，客观上它离国家标准、高水平的建设要求还有差距。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奋力推进高水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满足新北京、新首都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圆明园遗址公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应当向公众普及考古遗址方面的知识，需要“深入浅出”地向公众传达考古信息，由“专家考古学”走向“公众考古学”。圆明园遗址公园需要不断探索考古知识转化和普及的形式和方法，撰写出通俗性强、大众喜闻乐见的圆明园文章吸引公众。圆明园遗址博物馆的展览和陈列要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通过系统化、人性化设计将服务范围从遗址博物馆内延伸到馆外，为公众提供直观的考古教材，引导公众走进圆明园，共享遗址文化。

2019年12月，圆明园遗址公园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评定为5A级景区，客观上已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圆明园遗址公园必须坚持在“以遗址保护为纲，公园要从属于遗址”的原则下发展，用历史文化资源作为公园新景观创造的文脉资本来留住乡愁，为人们创造一个可以对历史进行多重解释的平台，并为不可预料的艺术创新留有余地，严防圆明园遗址脱胎演变为现代仿古公园，要充分利用圆明园数字图像资源，通过运用AR/VR、AI和云计算，实现科技赋能文化，让遗址文化融入大众生活。

2020年9月，国家文物局将北京海淀三山五园列为第一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圆明园在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建设和发展格局中，历史文化最为厚重，区位优势极为显著，研究成果最多。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应当主动与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的创建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好引领和示范作用，进一步擦亮三山五园这张“金名片”。

总而言之，圆明园在中国人心中拥有特殊地位。将其建设为一个规模宏大的高水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不啻是一种挑战。

* 本文选自《团结报文史周刊》2020年10月15日第0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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