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860年至1900年，圆明园两次遭受入侵外敌的毁坏。历尽劫难的圆明园，在民国时期，成了民国词人文学创作的表现题材。民国词人将自己游览圆明园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加以表现。这些呈现在民国词中的圆明园镜像，体现了民国词人对历史与社会变迁的关注，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具有重要的词史意义。

关键词：民国词 圆明园 镜像 词史意义

一 前言

咸丰十年(1860)8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0月6日，占领圆明园。次日起，入侵官兵实施疯狂的抢劫和破坏。为迫使清政府尽快接受议和条件，英国公使额尔金、英军统帅格兰特以清政府曾将英法被俘人员囚禁在圆明园为借口，命令米启尔中将于10月18日率领侵略军三千五百余人直趋圆明园，纵火焚烧。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再次遭毁坏。清亡后，圆明园几沦为一片废墟。

在1860 年10 月18 日圆明园被英法联军劫掠、焚毁后，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给一位巴特勒上尉写了一封信。信中谴责了英法联军的这一强盗行径。今天，这封信已经走进中国中学生的《语文》课本。

当然，针对圆明园所遭遇的这些劫难，中国的文人学者也同样表示关注与愤慨。如李大钊( 1889-1927)于1913年11月1 日在《言治》当年第6 期上曾发表《圆明园故址》诗两首。

其一：

圆明两度昆明劫，

鹤化千年未忍归。

一曲悲笳吹不尽，

残灰犹共晚烟飞。

其二：

玉阙琼楼委碧埃，

兽蹄鸟迹走荒苔。

残碑没尽宫人老，

空向蒿莱拨劫灰。

与雨果等外国作家不同的是，民国文人学者对外敌毁坏圆明园的愤慨之情，大多是在实地游览了圆明园遗址之后通过诗词作品来表达的。上引李大钊一诗，便有作者自序交代其创作背景:

夕阳影里，

笳鼓声中，

同友人陟高冈，

望圆明园故址，

只余破壁颓垣，

残峙于荒烟蔓草间，

欷歔凭吊，

感慨系之。

检阅民国时期文人学者的诗词作品，不难发现，像李大钊这样将目光聚焦这历尽劫难的圆明园者，为数不少。他们在作品中，或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或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于是，在民国诗词中便呈现出一幅幅各具特色的圆明园镜像。本文将以民国词为研究对象，故题曰《民国词中的圆明园镜像》。

二 民国词中的圆明园镜像

民国词人以圆明园为题材而创作的作品非常多。本文仅选择那些在游览圆明园之后所写的词为讨论对象。

王桐龄的《卜算子》

民国词人以圆明园为表现题材的词作，就其创作背景看，与李大钊《圆明园故址》诗歌一样，是在他们亲身游览圆明园之后所作。王桐龄的《卜算子》一词的词序即交代：“游圆明园故址”。王桐龄( 1878-1953)，字峄山，河北任邱人。清末考取秀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进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习。1904年派往日本留学，1907年毕业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 191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获文学学士学位。民国元年回国后，曾任北京政府教育部参事，后应聘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1921年任史地部主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后，1926年任史地系教授。并先后在北京法政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课。

据词序“游圆明园故址”可知，此词是词人游圆明园故址后所写。写作时间为1930年。当时，王桐龄已离开政界而投身北京的高校任教授。此时离1860年英法联军第一次毁坏圆明园已有70年，离1900年的庚子之乱已有30年的时光。词的全文为:

殿址埋荒草，

墙根浸绿苔。

伤心满目是蒿莱，

瓦砾乱成堆。

几度銮舆过，

曾经帝后来。

翠华一去不曾回，

空余野花开。

词从眼前景写起，“殿址”、“墙根”指被毁后的圆明园。这些曾经作为圆明园建筑的一部分，如今被“荒草”所埋，被“绿苔”所浸。如此开篇，紧扣词序所表达的创作意图。如果说，这两句是采用特写镜头的表现手法的话，接下来的两句，则是采用全景的方式来表现眼前圆明园遗址的景象：一眼望去，所见的只是满地丛生“蒿莱”和杂乱成堆的“瓦砾”，并以“伤心”两字领起，充分表现了其面对遗址时的心情。

在描写了眼前之景后，词人便转入忆往事的环节。下阕开头两句，便是词人遥想昔日圆明园曾经有过的热闹与辉煌: “几度銮舆过，曾经帝后来”。这份热闹与辉煌来自清朝几任帝王与圆明园的关系。圆明园始建于1709年(康熙48年) ，最初是康熙皇帝赐给皇四子胤禛的。1744年雍正即位后，拓展原赐园，并在园南增建了正大光明殿和勤政殿以及内阁、六部、军机处诸值房，御以“避喧听政”。此后，乾隆、嘉庆、道光，直至咸丰，清朝的帝王与皇室都前往圆明园。乾隆年间，每年的元宵节和中秋节前后，皇帝除了频频宴会之外，还要在圆明园内举办一系列的烟火、灯戏活动。圆明园中另一举园同庆之事，就是皇帝大寿之庆。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 ，为庆祝乾隆帝八十寿辰，在生日前夕，京城里的鲜艳装饰物已经从北京的西直门开始布置，沿着所有通往圆明园大门的道路，延伸出去，直到圆明园大门口。之后，清朝帝国开始走向下坡。乾隆之后的两位继承人嘉庆和道光都饱受内部不稳和外来威胁之苦，无可避免地为豪华而欢愉的宫苑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咸丰十年后，圆明园遭受外敌毁坏，于是便“翠华一去不曾回”。“翠华”，本指天子仪仗中以翠羽为饰的旗帜或车盖。如《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 “建翠华之旗，树灵鼉之鼓。”李善注: “翠华，以翠羽为葆也。”后喻指御车或帝王。如唐陈鸿《长恨歌传》: “潼关不守，翠华南幸。”白居易《长恨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曾经的繁华，如今烟消云散。“翠华一去不曾回”，将历史与现实连贯在一起，与前面两句工整的对仗句所表现的昔日皇帝与皇后光临此园的热闹与威严场面，形成强烈对比。最后一句“空余野花开”，又回到眼前景象，既是对前一句“翠华一去不曾回”的展开，也与全词起首所写之景遥想呼应。至此，词人游园时的所思所感，在今昔对比中自然地表现出来。

至于圆明园为何从昔日的“几度銮舆过，曾经帝后来”，到今天的“翠华一去不曾回，空余野花开”的原因，词人并没有涉及，而是留给读者一片空白，由读者自己去思考。

潘光旦的《一剪梅》

以今昔对比之法来展现圆明园镜像，也成了民国词人表现其内心复杂感受的一种手法。上述王桐龄《卜算子》词即如此。这里，我们再看潘光旦(1899-1967)的《一剪梅·圆明园》词。词曰：

萧瑟梧宫多少愁。

歌舞频休，遗响谁留。

胜朝皇气黯然收。

风也飕飕，水也悠悠。

黍离麦秀罔心忧。

当日层楼，今日崇丘。

江山天地尽蜉蝣。

瑶草烟浮，玉树云流。

这首词作于1918 年，早于王桐龄词。词以议论开头: “萧瑟梧宫多少愁”。如此开篇，让人联想到李煜《虞美人》词的开篇句: “春花秋月何时了”。这一开篇，也奠定了全词的情感基调。那就是: 面对沦为废墟的皇家园林，词人内心产生的无穷哀愁。哀愁从何而生? 词人先以两句概括性的短句来揭示: “歌舞频休，遗响谁留”。紧接着从正面点出其哀愁的原因: “胜朝皇气黯然收”。圆明园的遭劫，从一个方面折射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无奈。词的上阕，以“风也飕飕，水也悠悠”结束，形象地表现了圆明园今日镜像之凄凉，也抒发了词人内心的哀愁之情。下阕“黍离麦秀罔心忧”一句，则揭示了全词的创作主题，是全词的核心句。相传西周灭亡后，周大夫长途跋涉来到西周都城，看到过去的宗庙宫室都成了长满禾黍的田地，触景伤怀，无限感慨，就作《黍离》诗一首。后来微子朝见周王时，路过殷墟，看到宫室毁坏，长满禾黍，非常哀伤，就作一首《麦秀歌》。这就是潘光旦此词“黍离麦秀”的来源。“当日层楼，今日崇丘”，也是以古今对比的方式，表现圆明园的变化。最后两句，“江山天地尽蜉蝣。瑶草烟浮，玉树云流”，更是将视角从今日荒凉的圆明园延伸到了整个中华大地，即所谓的“江山天地”。因此，这首词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只是对圆明园盛衰变化的感怀，更主要的是借圆明园的盛衰，来写从清朝到民国的时代变迁，以及面对这一变迁所产生的内心感受。

顾随的《临江仙》( 二首) 及《贺新郎》

1929 年10 月，顾随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调至燕京大学，在国文系任诗选、词选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期间，他游览了圆明园故址。并创作了《临江仙·游圆明园》二首。

其一:

眼看重阳又过，难教风日晴和。

晚蝉声咽抱凉柯。

长天飞雁去，人世奈秋何。

落落眼中吾土，漫漫脚下荒坡。

登临还见旧山河。

秋高溪水瘦，人少夕阳多。

其二:

散步闲扶短杖，正襟危坐高冈。

一回眺望一牵肠。

数间新草舍，几段旧宫墙。

何处鸡声断续，无边夕照辉煌。

乱山衰草下牛羊。

教人争不恨，故国太荒凉。

其一，根据首句可知，该词作于那一年的重阳之后。为此，词人在词中以“蝉声”、“凉柯”、“飞雁”、“荒坡”、“夕阳”等一系列传递秋天悲凉色彩的意象，来表现其“登临还见旧山河”，即游览圆明园遗址的心理感受。

相对于第一首，词人在第二首词中所表现的情感更加浓烈。词人以“数间新草舍”与“几段旧宫墙”作强烈对比，来揭示其“一回眺望一牵肠”的原因，“旧宫墙”即是圆明园故址上残存的旧物。与这旧宫墙相应的是“乱山衰草下牛羊”的景象。这句词句，让人联想到唐代诗人沈彬《塞下三首》中的诗句: “塞叶声悲秋欲霜，寒山数点下牛羊”。在郁郁葱葱的夏天，牛羊隐于树木丰草之下，是看不见的。而到了秋天，草木凋零，牛羊显现。因此，这一句，词人通过自然环境的变化，写出了内心情绪的变化，并导向词尾的强烈感慨: “教人争不恨，故国太荒凉”。

顾随的第三首以圆明园为表现对象的《贺新郎》词，也作于同时。词的全文为:

多少萧闲意。废园中、苇塘萧瑟，鸟声细碎。微雨轻风都过了，头上青天如泥。这些事、闲人料理。见说南山曾射虎，算灞陵未短英雄气。千载下，有谁继。我如引火烧枯苇。想霎时、飞烟万丈，烈红十里。众鸟纷纷飞散去，火舌直腾空际。制造得、无边欢喜。蓦地回头高冈上，烂红缨正被风吹起。枪矗在，斜阳里。

词人在词序中写道: “秋来寄居西郊，时时散步圆明园废墟中，芦苇萧瑟，弥望皆是，傍晚有人持长矛立高冈上，意其逻者也。”这里说“秋来”，与《临江仙》二首中的“眼看重阳又过”等时间背景相同。不过在表现内容上，与《临江仙》词则又同中有异。不同之处是，这首词是词人有感于一位为圆明园巡逻者而写。因此，词中对圆明园沦为废墟的原因作了较为深刻的反思。当然，这一反思，词人是借用历史典故来表达的：“见说南山曾射虎，算灞陵未短英雄气。”

这里的“南山射虎”与“灞陵英雄”的主角均为汉代将军李广。《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该传还记载了李广失官时，曾打猎到灞陵驿亭，却遭到了醉酒的灞陵尉的欺辱。李广的上述经历，常被历代文人咏怀。北周庾信《哀江南赋》即有“岂知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的文字。而顾随在这首词中借此典故，真正要表达的是: “千载下，有谁继。”也就是以此反思当下圆明园遭遇的原因。其言外之意为，如果在1860 年，或是在1900 年，晚清的军队中，有李广这样的大将军在，圆明园或许能免遭受外敌之蹂躏。虽然，这只是文人的主观愿望，但却表现了对残酷历史的伤痛之情。也许正是由于痛苦无奈，词人再次忽发奇想: “我如引火烧枯苇。想霎时、飞烟万丈，烈红十里。众鸟纷纷飞散去，火舌直腾空际。制造得、无边欢喜。”这里，词人设想“引火烧枯苇”这一情节，其真实的用意，当是想改变圆明园今日萧瑟、荒凉的景象。而最后几句:“蓦地回头高冈上，烂红缨正被风吹起。枪矗在，斜阳里。”意在说明，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这也表现了词人与众不同的创作构思，同时，也表现了词人面对已经沦为废墟的圆明园时的一种矛盾心态: 想要结束其荒凉的现状，但又无法恢复其昔日的繁华。

这三首词，收录在词人《荒原词》中。《荒原词》1930 年冬印制。因此这两首词当作于1930年冬之前。又，闵军《顾随年谱》将这三首词编年为1929 年。当可信。

吴其昌的《蝶恋花》与《金缕曲》

吴其昌以圆明园为表现题材的词作，这里介绍两首。一首是写于1928 年的《蝶恋花·南开作》，另一首是写于1931年的《金缕曲·哀圆明园》。

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号正厂，海宁硖石人。16岁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受业于唐文治。以才思敏捷，与王蘧常、唐兰合称“国专三杰”。1923年毕业后至广西容县中学任教，并扶助弟妹求学。1925年，吴其昌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从王国维治甲骨文、金文及古史，从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及宋史，钻研不辍，时有著作发表，深得王、梁两先生器重。1928年任南开大学讲师，后任清华大学讲师，1932年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抗战军兴，随校迁至四川乐山，旋兼历史系主任，直至逝世。

吴其昌《蝶恋花·南开作》词曰:

短柳廻溪游尘软，

低草斜阳，

往事知何限。

十里官途蒿生遍。

西山留在秋深见。

劫后凤笙余废苑。

桥下春波，

曾炤惊鸿面。

六代兴亡眼乍转，

晚霞无恙明如练。

有关这首词的写作背景，吴其昌在词序中有详尽的说明，曰：

余于十四年夏，北来京华，读书清华学院，往来经圆明园官道。时园虽已废，而景福门巍然尚存。门内有白石圜桥，形制高雅，镂刻精奇。门外影壁殿角仍完好，白石驰道，斜卧芳草。古柏约七八本，貌皆奇古，枝横巅平，如王叔明画。残阳欲下，秋飔初动，驱车一过，客魂为断。每与盼遂、以中低回其中，盼遂歌禾黍之什，以中颂芜城之赋。当时游观，岂知今又成梦。戊辰孟秋，余重入燕都，宁省故校，旧途重经，景福门既已斥买无遗，下及辇道白石，悉数撬掘。十里宫墙，但余累累荒砾，晚烟迷霭，乃如丛塚。古柏已拔本诛根，鬻于槥肆。土人种高秫其地，长与屋等，密可藏牛。此余前后一人所见，为之失声几哭。故友亦复云烟四散，盼遂卧病于大梁，以中削迹于秣陵。又复燕都南迁，衣冠空北。日惟与永嘉刘子植相依而已。傍晚携手躑躅官道如故，或坐平桥望月，深更始回，溪黑草深，鬼啼蛇走，春明旧梦，悲哽何已。既返南开，子植有词来追记其事，读竟凄然。因次原均和之，固知陋习，聊以代哭云尔。

据上引词序可知，该词是词人两次游圆明园后所写。第一次游园，是其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期间，同游者有刘盼遂、王庸和刘节。第二次游园，则在1928 年秋。词人在词序中比较了两次游园之所见。第一次: “时园虽已废，而景福门巍然尚存。门内有白石圜桥，形制高雅，镂刻精奇。门外影壁殿角仍完好，白石驰道，斜卧芳草。”第二次: “景福门既已斥买无遗，下及辇道白石，悉数撬掘。十里宫墙，但余累累荒砾，晚烟迷霭，乃如丛塚。”圆明园如此变化，在黄璿《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八《圆明园被焚之记载》中也有相似的记载: “英法联军一役，园先熸。……予居北都卅年，凡三游园址，民国七八年时，犹存残础遗石; 十五六年间，则辇移几尽”。吴其昌与黄璿所记，大抵相同。换言之，当吴其昌1928年第二次来圆明园时，原本已被损毁的圆明园更为残缺了。此时，与吴其昌第一次同游圆明园的刘盼遂和王庸已各奔东西，一在大梁，一在秣陵。只有刘节在京城与自己相伴。吴其昌游园之后回到南开，便接到了刘节记录此次游园经历的词作。于是，吴其昌“次原均和之”。

刘盼遂(1896-1966)，名铭志，字盼遂，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芦集乡(曾隶属于河南息县)刘套楼村人。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曾任山东第二女子师范、曲阜第二师范教员。1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考试中，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先哲。1928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河南中州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河南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1920年代末，刘盼遂先生曾与王重民、孙楷第等组织“学文”学社。1946年起，开始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当时称北平师范学院)教授。

王庸，字以中，无锡人，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考取清华研究院。他在清华研究院的同学谢国桢晚年写过一篇《记清华四同学》，其中之一就是王以中，说他“为人外圆而内方，与人浑浑然不见圭角，而赋性耿介，愤世嫉俗”。关于他的去世，谢国桢只说“闻君夜饮后，与邻人口角，暴疾一夕而殁，年五十有八”。

与王庸关系密切的顾颉刚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日记中说: “昨日王以中毫无疾病，下班后晚饭，喝酒三杯，到宿舍号房付水电费，号房出言不逊，以中盛怒之下，心脏爆裂，立刻倒下，口吐白沫，小便大注，脉息绝矣。”号房说了什么，顾颉刚也记下了。该号房向以中云: “你是国民党时代的王庸，来压迫我们工人阶级。”以中云: “今天我不同你讲，明天到组织上谈。”言至此即倒下。顾颉刚感叹道: “工人们拾得几个新名词，随便乱用，竟致杀一地理学人才，可恨孰甚!”

有关王庸的事迹，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 “方夜饭，而以中电话来，其夫人尤坚邀，不得已饭后雇车赴北河沿二道桥以中寓。以中去年暑间新婚，夫人姓殷，能画山水，顾颉刚先生之内侄女。以中与钱宾四同居，宾四亦来谈。论及诗词及东南旧同学徐声越、陆维钊诸人之作”。一九五六年王庸去世后，谭其骧写了一篇《追悼王庸先生》，对他的评价是: “中国地理学史这一学科的开创者，他的著作基本上奠定了这一学科的粗略规模; 并且直到目前为止，他也是我国唯一的这方面的专家”。王庸只留下两部专著: 《中国地理学史》和《中国地理图籍丛考》。

刘节(1901-1977) ，字子植，浙江永嘉(今温州市) 人。1926年毕业于上海国民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诸先生研习古代史。1928年毕业到南开大学任讲师，1930年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金石部主任。1935年以后历任燕京大学、上海大夏大学、重庆中央大学、成都金陵大学等校教职。自1946 年起，长期担任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1950-1954年兼任系主任)。

词中“往事知何限”，当涵盖了两次游园的经历。在清华求学时的那次游园过程中，刘盼遂、王庸分别吟诵《黍离》之诗和《芜城赋》。《黍离》一诗乃“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宗周之颠覆，仿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见前文所引)《芜城赋》更是南朝鲍照因登临废城广陵(今扬州)而赋。鲍照之所以如此感慨，是因为广陵城十年之间二罹兵祸。

第一次是公元450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冬，北魏太武帝南侵至瓜步，广陵太守刘怀之烧城逃走。

第二次是公元459年(孝武帝大明三年)，竟陵王刘诞据广陵反，沈庆之率师讨伐，破城后大肆烧杀。鲍照此赋深寓今昔兴亡之感。同样，吴其昌的这首《蝶恋花》词，也以圆明园的今昔变化表现其深深的兴亡之感。与《诗经》、《芜城赋》遥相呼应。

“十里官途蒿生遍”，即是词序中“土人种高秫其地，长与屋等，密可藏牛”诸句所写之荒芜景象。“劫后凤笙余废苑”一句则表达了作者面对被毁后的圆明园的伤痛。其中“凤笙”意象的运用，让人联想起李后主亡国归宋后所写的《望江南》词: “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

“桥下春波，曾炤惊鸿面”两句，化用南宋陆游《沈园》诗句。“炤”，即“照”。陆游《沈园》诗曰：“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惊鸿”，出自曹植《洛神赋》“翩若惊鸿”，后用来形容体态轻盈的女子。在陆游诗歌中，喻指其前妻唐婉。在吴其昌词中，则喻指昔日出入于圆明园的众宫女，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圆明园昔日的繁华，以此来反衬今日之荒凉。

吴其昌的《金缕曲·哀圆明园》词，是其1931年创作的“燕都八哀词”之一，其他七首依次为:《水龙吟·哀居庸关》、《疏影·哀卢沟桥》、《贺新凉·哀仁寿宫铜兽》、《百字令·哀远瀛观玉柱》、《八声甘州·哀长城》、《临江仙·哀慈仁寺》、《南乡子·哀睿王邸》。

词人为此也撰写了一篇词序，曰:

“燕都，我禹域神州之辰枢也。建中立极，庄严崇焕，我羲皇神胄精神文化之所永寄。当其盛时，车书八竑，冕旈万国。而五十年来，海夷欺凌，叠沦异族，至今而几三矣。余，海陬贱士，宾觐上京，目接心悲，不能自胜。南浮江汉，魂萦魄系。因料简故箧，得昔所为词，最录其次，以为燕都八哀词云。”

《金缕曲·哀圆明园》词全文为:

你看凄凉否。这茫茫芦田一片，荒烟几缕。璿阙琳宫蹂躏尽，狼藉残础断甃。依偎着两三衰柳。算有西山还在眼，横一痕颦蹙眉妩皱。黄叶尽，野树瘦。何须更说心伤透。瞧那边赭墙半堵，销魂已够。地上琉璃碎凤瓦，地下歌唇舞袖。渐落日萧然低首。荆棘频牵游客问，问当年朱毂可还有。兴亡恨，吞声受。

与上文讨论的《蝶恋花》相比，这首《金缕曲》的哀伤之情更为强烈。“荆棘频牵游客问，问当年朱毂可还有”两句，词人运用拟人的手法，揭示了物是人非的残酷现实。

三 圆明园镜像的词史意义

民国词人将经历沧桑之变的圆明园作为自己词创作的表现题材，使之成为民国词中独有的一种镜像。这对于词的创作历史来说，是一种新变。

首先，这一镜像赋予了词新的内涵，体现了这一时期的词人关注历史与现实的创作特点。从题材特点看，这些以圆明园为表现对象的词，可以视为传统咏史词的一种延伸。因为，在上述词中，民国词人们都将圆明园作为一历史古迹来咏怀。而对历史古迹的咏怀，正是历代咏史词的种类之一。对于这类咏怀词的创作方式和创作宗旨，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三中有这样的概括: “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已。”据此，怀古咏怀诗的结构呈现出这样的范式: 临古地——思古人——忆其事——抒己志。对照上述词作，基本符合这样的结构范式。

举例来说:

临古地：

“殿址埋荒草，墙根浸绿苔”( 王桐龄《卜算子》) ;

“萧瑟梧宫”( 潘光旦《一剪梅》) ;

“落落眼中吾土，漫漫脚下荒坡”( 顾随《临江仙》其一) ;

“数间新草舍，几段旧宫墙”( 顾随《临江仙》其二) ;

“十里官途蒿生遍”( 吴其昌《蝶恋花》) ;

“璿阙琳宫蹂躏尽，狼藉残础断甃”( 吴其昌《贺新郎》) 。

思古人、忆其事：

“几度銮舆过，曾经帝后来”( 王桐龄《卜算子》) ;

“胜朝皇气黯然收”( 潘光旦《一剪梅》) ;

“六代兴亡眼乍转”( 吴其昌《蝶恋花》) ;

“问当年朱毂可还有”( 吴其昌《贺新郎》) 。

抒己志:

“黍离麦秀罔心忧”( 潘光旦《一剪梅》) ;

“教人争不恨”( 顾随《临江仙》其二) ;

“何须更说心伤透”( 吴其昌《贺新郎》) 。

其实，结构作为艺术表现的形式之一，其本质就是作者情感的具体体现。因此，通过以上排列，并结合前文的个案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民国词中所呈现的圆明园镜像，实际上是民国词人在回顾晚清至民国历史变化时的内心感受的一种描述。如扬圻《临江仙》(一夜西风吹不住)词序，即真实而深刻地表达了当时文人学者在面对并书写圆明园时的内心感受。其曰：“庚子西狩，颐和园为联军居住游宴之所。辛丑秋议和成，寇退，余入排云殿，见龙床不整，酒具狼藉，悲从中来，其何能已，咸丰庚申，联军焚圆明园，四十年中再见浩劫矣”。从晚清入民国，中国社会经历了太多的变化。圆明园变化无疑是这一变化的一个缩影。而词人们在词中呈现圆明园镜像，其真正的用意，显然已不再局限于圆明园本身，更主要的是在反思这一变化的原因。杨圻词下阕写道: “凝碧池头人散后，寂寥水际帘栊。青娥相向月明中，夜阑深坐，含泪说文宗”。这里，词人借唐代文宗皇帝的历史为典故，从而将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圆明园的盛衰变化，放置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从而也就丰富了这些以圆明园为题材的咏怀词的内涵。正是从个意义上说，民国词中所呈现的圆明园镜像，是对传统咏怀词创作的一种新变。

其次，这一镜像的呈现，也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词的表现形式，尤其是语言的运用。上引顾随《贺新郎》一词的语言，便运用了不少的散文语言。如:

“这些事、闲人料理”;

“我如引火烧枯苇”;

“众鸟纷纷飞散去”;

“火舌直腾空际”;

“制造得、无边欢喜”。

同样，吴其昌的《金缕曲》词也使用了口语色彩较浓的词句。如:

“你看凄凉否。这茫茫芦田一片”;

“依偎着两三衰柳”;

“瞧那边赭墙半堵”。

这些散文化语言的使用，一方面，与沦为废墟的圆明园本身的面貌特征相符。曾经的“璿阙琳宫”，如今变成“残础断甃”，圆明园已失去了昔日高贵、繁华的皇家气象，沦落成平常人都可以随便出入的荒芜之园。因此，词人们使用口语色彩更浓的散文化语言来表现圆明园，似乎显得更加贴切。另一方面，散文化语言的使用，也增强了作品的通俗性。这也体现了文学创作在从古代走向近代过程中的一种趋势。

注：本文转载自《圆明园研究》43期，转发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