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悠久的园林遗产，是中国古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800 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曾兴建过众多优美秀丽的公私园林。它们博采南北造园艺术的精华，因地制宜，匠心独运，或注重建筑的高大雄伟，体现气质的高贵典雅，或注重局部的细致精巧，渲染色彩的亮丽美艳，各擅胜场。作为有“首善之地”之称的政治中心，北京的古典园林不仅具有游玩观赏的休闲怡性作用，而且可以在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发挥出重要的文化价值。历经沧桑存留至今的北京园林，如故宫、颐和园、圆明园等，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吸引了海内外千百万游客的目光。但也有的已难觅遗迹，仅存留于文献中供人追忆遥想。清代北京万柳堂就曾是一处重要的园林，并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文化影响。由此例，或亦可管窥古都园林在文化传播方面的独特作用。

北京历史上元代、清代都有以“万柳堂”为名的重要园林。元代万柳堂或始于元初著名维吾尔族政治家廉希宪，为元大都颇具影响的人文胜地。文献载称: “京师城外万柳堂，亦一宴游处也。野云廉公一日于中置酒，招疏斋卢公、松雪赵公同饮。时歌儿刘氏名解语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执杯，歌《小圣乐》云……既而行酒，赵公喜，即席赋诗，曰’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谁知咫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后世所传《松雪斋集》中未收入赵孟頫所咏万柳堂诗，迄至清人搜集的补集中方予收录。但由文人的口耳相传，亦可窥见三人在万柳堂中欢宴赏乐之盛况。廉希宪后嗣廉野云与卢疏斋、赵松雪三人雅集大都城外万柳堂的典故，在文人学士之间转相传播，颇具影响。《长安客话》、《尧山堂外纪》、《帝京景物略》、《天府广记》等文人笔记，以及《明一统志》、《清一统志》等官方文献，都有详略不一的记载。但经过元明两代的鼎革变乱，元代万柳堂衰败凋敝。明代万历年间，时人尚称“万柳堂今废，曲池残树，遗迹依然”。到明代后期则已是踪迹无寻，只能感叹万柳堂等“要在弥望间，无址无基，莫详其处”。对于元代万柳堂的具体地址，文献记载或说在右安门外草桥附近，或说在今玉渊潭附近之花园村，至今尚未找到确切记载，莫衷一是。不过，廉氏家族在元大都城外兴建万柳堂，雅集南北士人，成为元代大都文化盛事，却是众口一词的。

元代万柳堂遗址在明代逐渐湮灭，但其人文影响持续相承。清代万柳堂就是康熙年间大臣冯溥追慕元代万柳堂之名，特意在南城广渠门内兴建的。朱彝尊说是“度隙地广三十亩，为园京城东南隅……园无杂树，迤逦下上皆柳，故其堂曰万柳之堂。今文华殿大学士益都冯公取元野云廉公燕游旧地以名之也”。戴璐称冯溥“仿廉孟子万柳堂遗制，买夕照寺旁隙地为万柳堂”。陈维崧谓冯溥“慕廉孟子之为人，又园中种柳不啻以万计，故仍以为名尔”。大体相类。于敏中也说南城万柳堂为“临朐冯溥别业，盖慕其名而效之者也”。所谓“慕其名”，指的就是冯溥追慕元代廉氏“万柳堂”之名，故在南城造筑园林时命其堂曰“万柳”，以示两者前后相承之义。

清代万柳堂主人冯溥(1609—1691年) ，字孔博，别字易斋，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世籍临朐。其先祖曾于明洪武初迁徙辽左广宁，后七世祖闾山公冯裕于正德三年(1508年) 成进士，遂还青州。作为临朐冯氏文学世家的始祖，冯裕的文名政声对其后世子孙影响极大。冯溥生长于书香门第，幼负才气，稍长博览群书，穷究经史，于天文地理、兵书图谶等亦皆涉猎，成为临朐冯氏“北海世家”的后起之秀。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 冯溥中举，入清后又参加新朝会试，于顺治四年(1647年) 恩科中式，以二甲第十一名赐进士出身。此后冯溥更受到清廷的重用，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读学士，继迁吏部右侍郎( 顺治十六年) 、吏部左侍郎( 康熙元年) 等中枢要职。

在此期间，冯溥开始酝酿于京师南城建造别业，也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万柳堂。万柳堂又名亦园，始建于冯溥首次主持会试的康熙六年(1667年) ，史料有明确记载，称“丁未会试主考，得黄礽绪等一百五十人。时建育婴会于夕照寺，收无主婴孩、贳妇之乳者育之。就其旁买隙地，种柳万株，名万柳堂，暇则与宾客赋诗饮酒其中”。可见冯溥始建万柳堂，在其虚龄59岁之时，其时正在吏部左侍郎任内。据说其地本为“原隰数顷，污莱广广，中有积水，渟瀯流潦。既鲜园廛，而又不宜于粱稻”，冯氏“买为坻场”后，开始建造园林。创园之初，冯溥“募人植柳堤上，凡植数株者即可称地主”，大大调动了京城文人的雅兴。擅于造园的戏剧家李渔(1611—1680年) 有纪实诗略述其事，云: “只恨堤宽柳尚稀，募人植此栖黄鹂。但种一株培寸土，便称业主管芳菲。此令一下植者众，芳塍渐觉青无缝。十万纤腰细有情，三千粉黛浑无用。”在众人积极参与下，不过数年，“其外则长林弥望，皆种杨柳，重行叠列，不止万树，因名之曰万柳堂”，很快渐成规模，成为京城文人聚会的新去处。

冯溥在北京南城兴建万柳堂，首先应出于喜好交接的个人品性。世传冯溥爱才，遇人才即予以竭力荐拔，故“天下之士，归之如鱼龙之趋大壑”，为中外文人所敬重。迨万柳堂建成后，冯溥“岁时假沐于其中，自王公卿士，下逮编户马医佣隶，并得游燕居处，不禁不拒，一若义堂之公人者”。他日夕与士人邀游其间，大得称赞，谓其“门无私谒，槖无长物，而好奖接羁旅憔悴词赋之客，周其困乏，或藉以举火，仁民惠物之事，未尝一日忘于心”。而朱彝尊更铺陈冯溥致力于京师万柳堂，意在“与天下人同其乐也。入其门，门者勿禁，升其堂，堂焉者勿问，庶几物我俱忘者欤?”

冯溥以廷臣身份与士人交往，显然也得到朝廷的认可。对此，朱彝尊在《万柳堂记》中有所说明，称“古大臣秉国政，往往治园囿于都下。盖身任天下之重，则虑无不周。虑周则劳，劳则宜有以逸之，缓其心，葆其力，以应事机之无穷，非仅资游览燕嬉之适而已”。兴建万柳堂的次年，冯溥升左都御史，康熙九年(1670年) 授刑部尚书，十年(1671年) 二月十五日再次晋为文华殿大学士。或受此激励，冯溥交游日广，万柳堂在文人学士间的名声也越来越大。施闰章称冯溥“间休沐过万柳堂，与贤士大夫一觞一豆，称文字之游，见者不知其为相国也”。其中最著名的活动，则是康熙十八年( 1679 年) 接待前来应征博学宏词科的各地士人。朱一新明确指出: “万柳堂在广渠门内，国初大学士益都冯溥别业。康熙时开博学宏词科，待诏者尝雅集于此。”此时冯溥授文华殿大学士已有八年，不仅是朝中重要的内阁大臣，在京城文坛中也有很大影响。他作诗追求“真性情”，在清初诗坛的振兴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因此当征车继至、士人云集京师时，万柳堂便成为南北士人会聚交流的重要舞台。朱彝尊载: “(万柳) 堂成后，适四方人士应召至京师。公倾心下交，贫者为致馆，病者馈以药，丧者赙以金。一时抒情述德，咸歌诗颂公。”各地征车至京后，极可能得到康熙帝授意的冯溥，“大开阁请，召诸门下士，共集于城东之万柳堂，即席为赋”。其规模宏大，吟诗作赋者多达三十人，致有“兰庭会”之誉。其中毛奇龄《万柳堂赋序》、朱彝尊《万柳堂记》、陈维崧《万柳堂修禊倡和诗序》三篇概述诗会盛况，影响为最。尤其毛奇龄的压卷之作《万柳堂赋》，“一时竞传之，以为佳话”。

康熙十八年(1679年) 清廷首开博学宏词科，取一等10名，二等18名，参与万柳堂聚会的陈维崧、朱彝尊、毛奇龄三人皆得列名其中。而冯溥组织的士人会聚，也更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文献记载万柳堂“有御书楼，恭悬圣袓御笔，额曰’简亷堂’，联曰‘隔岸数间斗室，临河一叶扁舟’。又有御书石刻数方，嵌于壁间”。康熙帝的御匾御书，显然是对冯溥的高度赞扬与极大鼓励，也进一步增加了万柳堂的声望。冯溥常于重要节日在万柳堂游赏会诗，文人雅集很快达到高潮。从各人所作的诸多唱和诗中，可窥其活动的大致情形。 

三月初三日古称“上巳”，众人依约赴南城修禊踏青。朱彝尊有诗纪云: “小径升堂步屧偕，堤沙遥筑避尘霾。歌翻骤雨新荷好，地比崇山峻岭佳。露井有华滋药甲，春衣无桁挂松钗。永和会后斯游最，禊饮蓬池未许侪”，咏叹风景优美，胜会为佳。施闰章则咏叹: “群彦文章盛，公登大雅坛。乡心梦岩壑，野性懒缨冠。傍水呼朋坐，怜花带雨看。时平觞咏得，圣世有闲官”，极力称赞主人的闲情逸致。

四月初八日“浴佛节”、九月初九日重阳节等节日，诗友也多前往万柳堂相会，欢聚竟日。所谓“池上吹来杨柳风，好花犹剩数枝红。崖禽故绕芳丛乱，水树初含暖日融。浴佛会邀銮禁客，寻山人是鹿裘翁。香厨共试青精飰，缓辔追随野兴同”。或为“晓随丞相凤池头，晩接花茵想胜游。万里捷书频送喜，一时佳节倍销忧。松风有梦怀温树，鱼水多情羡野鸥。不尽谢公丝竹兴，边机尊爼在前筹”。有时则是数人结伴相游。彭孙遹记其与陈维崧( 字其年) 于清明日同游万柳堂: “蘋波一曲柳千条，寒食风光坐可邀。槐火轻烟吹梦冷，梨花春雨带愁浇。孤栖幸舍仍长铗，诸道铙歌又短箫。平世定容初服遂，故山松桂早相招。”朱彝尊则于秋高气爽之日，约谭瑄、沈蕙纕、龚翔麟三人同游，并赋诗云: “积潦沉官柳，回流限女墙。白鸥来款款，黄蝶舞伥伥。乡曲情无改，行歌醉不妨。城南咫尺地，想见野云堂。”万柳堂文人唱和咏颂，一时蔚为大观，不胜枚举。

据朱彝尊所述，在京众文人曾忧虑大学士冯溥“舍斯堂而请归里也，争赋咏公前，期公乐之而不去”。但冯溥年过七十之后，还是屡次乞休，最终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 六月二十八日获准以原官休致，加太子太傅，返归故里。临行前，康熙帝对其给予很高评价，称“内阁大学士冯溥赞襄密勿，著有劳勚，乃以高年数请归老。念深箕颍，顿谢簪绂。怅别之心，聊书四韵”，特题诗相赠。其诗云:

环海销兵日，元臣乐志年。

草堂开绿野，别墅筑平泉。

望切岩廓重，人思霖雨贤。

青门归路远，逸兴豁云天。

诗中饱含康熙帝对冯溥在万柳堂举行雅集活动的肯定，也表达了对年迈老臣的依依惜别与良好祝愿。当年秋天八月，京城文人再次会聚万柳堂，为冯溥饯别送行。这是冯溥在京师举办文会的尾声，也成为清初万柳堂雅集的最后高潮。其时“仿在昔都门供帐，集朝士之及门者于万柳堂，请先生上坐，歌舞进酒，以为兹堂别，而系之以诗”，冯溥所作《别万柳堂诗》“摩娑攀援，重感摇落”。众人皆赋诗为纪，今录两首以见其概。

其一:

四坐笙歌意独闲，诗多漫兴不须删。

纶扉旧有林泉梦，仙老长留冰雪颜。

落日难抛频会客，浮云遥接故园山。

从来出处关朝野，千古风流碧水湾。

其二:

秋来风月有余闲，花木平泉手自删。

小住频移清樾影，从游长对白云颜。

如渑味好偏怜酒，丐石情深只爱山。

惆怅离歌青绮侧，邈然东路即银湾。

冯溥告老还乡后，在青州仿万柳堂故事，“筑假山，树奇石，环以竹树”，名曰“偶园”，优游著述。康熙三十年(1691年) 冯溥去世，获赐祭葬，赠太子太保，谥“文毅”。而京师万柳堂虽仍有文人游客，但冯溥去后乏人主持，很快出现衰落迹象。重阳日朱彝尊与表兄谭瑄万柳堂登高，诗称“改席疎林脱帽多，半酣犹望曲车过。休嘲酒户年来减，劝客还能卷白波”，可见其概。毛奇龄后来在致冯溥的信中，甚至感叹“昨以修禊复过万柳，虽风物犹昔，而追游非故，攀援柳枝，不觉泪下”云。康熙中期，万柳堂归于仓场侍郎石文桂，一度为某邸贵所觊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 ，“石(文桂) 召工建大悲阁，一夕成，以家祠谢贵人，乃已”。石文桂改万柳堂为拈花寺，先后建造大悲阁、大殿、关帝殿、弥勒殿，舍与僧人住持，并得到康熙帝的支持，“御书‘拈花禅寺’额赐僧德元”，悬于大悲阁上。万柳堂之地得以保存，但其衰落还是年甚一年。刘大魁于雍正初年到京师时，“则好游者咸为予言此地之胜。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于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因而大生人世变易之感叹: “人世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然则士苟有以自得，宜其不外慕乎富贵。彼身在富贵之中者，方殷忧之不暇，又何必朘民之膏以为苑囿也哉!”虽然万柳堂盛名之下，仍不时有文人前来凭吊，但盛景难再，徒兴喟叹。汤右曾赋诗云: “小红桥上立移时，四十年来再到迟。一片苍葭迷野水，几行疎柳带荒祠。笙歌不记回灯舫，鱼鸟谁能认鬓丝。剩有怀人惆怅意，春明旧梦省郎诗。”汪由敦更感叹清初冯溥尝集朝士修禊于万柳堂前，然“觞咏之盛，久无继者”，因而作诗称“平桥曲渚漾晴波，步屧春风得暂过。莫问冶源修禊事，柳条攀拆已无多”。可见乾隆时期的南城万柳堂，已是柳残园废、一派萧条的景象。

清代中期南城万柳堂虽然日见衰落，但其文化影响仍在文人追忆中持续相传。乾隆朝举人贾虞龙(字舜臣，号云城，汉军旗人) 有诗云: “廉公清兴酒颜酡，红豆抛残《白纻歌》。三叠笙簧云外散，六朝烟雨梦中过。尊前秋水开蟾镜，槛畔山光淡绿蛾。惆怅更无花解语，高楼凭遍晚风多。堂开绿野侑嘉宾，相国斋居列锦茵。文献有灵关气数，山川生色仗词人。百年钟鼎悲流水，万里风云隔去津。偶尔登临搜屐齿，年年花鸟不知春。”诗中将元、清两代万柳堂并列吟咏，满怀借古讽今之意。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年) 秋天，觉罗敦诚初次往游南城万柳堂，看到的景象是“堂前木叶强半皆榆槐，所谓万柳者不盈数百株，岂蒲柳之姿易于彫败耶。堂南阜地新建一阁，登阁下视，一片青碧，不辨邱陇。阁即枕于旧塘，蒲荻菰苇，万鸟喧集”。敦诚撰游记感叹旧景不再，又赋诗称“连骑城东晓日迟，一桥回处入芦陂。陌头雨好花催信，楼上春寒酒不辞。几代斜阳人问柳，十年坏壁客寻诗。愁云低暗花宫路，繐帐凄风有所思”云。道光八年(1828年) 七月初五日，著名学者胡培翚(字竹村) 征集同道，于万柳堂祭祀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以是日庚戌生日也，绘图征诗”，一时传为盛事。晚清王鹏运(1849—1904年) 赠友人海外之行的送别词，亦可见万柳堂文化传承的影响:

指接天，万株翠柳，野云何处池沼? 斜阳一角沧桑影，都在断垣荒草。愁渺渺，问可是灵均，旧植新来少。闲鸥看饱，尽付与江潭，任他摇落。多事费凭吊，承平事，裙屐风流未杳。惊心我重到，故家乔木均休问，尘满长安古道。行也好，试汗漫骑鲸，醉看榑桑晓，归来一笑。更载酒携柑，翠阴深处，快读壮游稿。

清代万柳堂的文化影响，不仅在京城不绝如缕，亦逐渐流布于外地。清代中后期学者阮元在扬州所建的“南万柳堂”，可说就是受京城万柳堂影响的直接产物。阮元(1764—1849年) ，字伯元，号云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扬州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 中进士，历任学政、户部左侍郎、巡抚、总督等内外要职，后拜为体仁阁大学士。阮元是清代中后期的著名学者，于经史、数学、舆地、金石、校勘等多方面都有很高造诣，被尊为“一代文宗”。道光十九年(1839年) ，致仕归田的阮元于故乡倡议筑堤种柳，先取江洲细柳二万枝插之，又伐湖岸柳干为植，并嘱从弟筑一别墅，取名“南万柳堂”。不数年，万柳婆娑，一片绿阴。梁章钜记称:“阮芸台师有别墅在邵伯湖之北，湖堧植柳三万株，自额所居曰‘南万柳堂’，以别于京师之‘万柳堂’也。沼湖鱼利，甲于江北，师尝集句自题堂联云: ‘君子来游贯及柳，牧人乃梦众惟鱼。’”可见南万柳堂所受北京万柳堂的文化影响。阮元与梁章钜等著名文人赏玩其间，研讨问学，在扬州当地留下了新的文化佳话。

另一受到万柳堂文化影响的，为清末民初廉泉在上海曹家渡所建“小万柳堂”，以及其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别业“小万柳堂”等。廉泉(1868—1931年) 字惠卿，无锡名士，中举后曾参与戊戌“公车上书”，后任户部郎中。廉泉精诗文，善书法，嗜书画金石，以诗文艺事交游，在京期间结识了苏曼殊、徐锡麟等众多名人。其夫人吴芝瑛则为桐城派大家吴汝纶侄女，与廉泉琴瑟相和。后廉泉辞职南归，于上海曹家渡筑“小万柳堂”隐居，亭台花木，赏心悦目，“每当树梢月上，水面潮来，瞻眺徘徊，得少佳趣”，夫妇遂分别号为“小万柳居士”、“万柳夫人”。又于杭州西湖边置别墅，亦取名“小万柳堂”( 即今“西湖四庄”中的蒋庄前身) ，有雕栏虹桥与苏堤相通，周围依依垂柳，吴芝瑛谓为“远瞩林园，胜妙殊绝”云。清末一代侠女秋瑾英勇就义后，即停灵于此。吴芝瑛还在园中建造“悲秋阁”，以为纪念。无锡廉氏“以先贤廉洁( 孔门弟子) 为始祖、元右丞廉希宪为二始祖”，因此廉泉以“小万柳堂”命名其园林和别墅，主要在于纪念其远祖廉希宪的元大都万柳堂。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清代晚期崇文门外万柳堂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早已湮灭无存的元代万柳堂。廉泉寓京与士人交游期间，所听所闻多为清代万柳堂的故典与轶事。不过作为廉氏后代，他更为强调自己与元代万柳堂的关系。因此廉泉“小万柳堂”之名虽上溯元代万柳堂，但与清代万柳堂的文化影响亦不无关系。

杨柳在中国分布极广，遍于大江南北，自先秦以来逐渐形成浓厚深远的文化意蕴。《诗经》中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表达对离别的追忆和对旅人的思念。唐代贺知章的《咏柳》诗更是脍炙人口，传诵千古。大约以中晚唐为界，杨柳的文化意象逐渐由北方转向江南，并最终定型为江南风景和地域文化的典型象征。因此明人称元大都万柳堂等园林“要在弥望间，高林疏柳，沿溪夹岸依依，有江南之色”。清代诗人也咏赞“不向城东去，名园我未谙。争传雄蓟北，大好压江南”云。万柳堂地处北国都城，但垂柳如云、夹岸拂水的景色，让人浮想向往的还是江南水乡的旖旎风光。北京古典园林的发展，是与北京作为古都的历史进程基本相应的。其中帝王苑囿、显宦宅园、文人胜景，都成为北京古典园林文化中最重要的特色，并在北京乃至全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出作用。北京万柳堂即是其中一例，在元、清两代发挥了独特的文化作用。由于历史的沧桑变迁以及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位于夕照寺之南的清代万柳堂，现今已是遗迹难寻。但相关文献辗转相传，仍不失为北京园林文化史的重要内容，并有独具特色的人文意义。

* 本文选自《明清论丛》（第十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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