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入关后，雄踞西北的蒙古准噶尔势力一直是清朝统治者定鼎中原，统一中国的极大隐患。故雍正帝提出：“谆（准）噶尔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疑二。此二处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忧戚系焉。”雍正五年（1727），该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卒。于是，在清廷用兵西北的运筹帷幄中，一个“既密且速”的中枢机构，军机处逐渐浮现出来。

军机处，全称为办理军机事务处，是雍正朝创建的一个特殊机构，“其制无公署，大小无专官”。其成员均为“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官内特简”的兼职人员，因参与军国大事，又称枢垣、枢廷。“初只承庙谟商戎略而已”“厥后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

由于军机处初创时的隐蔽性，史料记载岐异，故其建立的具体时间、名称、沿革等问题，历来官私著述众说纷纭。而其最初的办公地点，则更是鲜有问津。近读白彬菊著、董建中翻译的《解密军机处》一文，又引起我对清代军机处早期问题的极大兴趣，故不揣浅陋，以求正于方家。

·清代军机处肇建于何时

军机处设立的时间，大致有四种说法。一是台湾学者李宗侗提出的雍正四年（1726）说，即以户部为解决西北用兵而成立的军需房始。二是雍正七年说，王昶在《军机处提名记》中言：“雍正七年，青海军事兴，始设军机房，领以亲王、大臣。”《 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始自雍正七年，并注明“六月始设军机房”。南炳文先生引用叶凤毛《内阁小志》内容，认为军机处成立是在雍正七年二月至五月间。三是雍正八年说，梁章钜在《枢垣记略》序中载：“自雍正庚戌（八年）设立军机处，迨兹九十余年。”赵志强先生根据大量满文档案的记载，认为军机处成立于雍正八年十二月。四是雍正十年说，如《清史稿·职官志》等。还有一种是模糊说，即雍正年间或雍正中期，如赵翼《檐曝杂记》中说“雍正年间设军机处”。

其实，雍正四年说和十年说，实际已被大多数专家所否定。因为前者的观点是根据雍正帝的两条上谕所推断的，即七年六月初十日，上谕曰：“两路军机，朕筹算者久矣。其军需一应事宜，交与怡亲王、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其西路办理事宜，则专于总督岳钟琪是任。王大臣等小心慎密，是以经理二年有余，而各省不知有出师运饷之事。”九年四月初八日，谕曰：“即以西陲用兵之事言之，北路军需交与怡贤亲王等办理；西路军需交与大将军岳钟琪办理，皆定议于雍正四年。”此是清廷为出兵西北，事先运筹帷幄，筹办军需的初始阶段，是由户部牵头的。其后，七年初在户部成立由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蒋廷锡直接管理的户部军需房。赵志强先生为此有专章论述，此不赘述。另外十年之说，系以礼部铸造“办理军机印信”为据，显然不可取。

笔者认为，南炳文先生根据清人叶凤毛所著《内阁小志》，提出军机处肇建于雍正七年（1729）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上海人叶凤毛，自雍正八年春始，即任职内阁中书舍人，前后在内阁、军机处供职达十年之久。他在《内阁小志》中军机房一栏下载：“军机房即内中堂办事处也。凡内外大臣折奏有不交部即令中堂议覆者，洎廷寄各省谕旨，始皆园直人为之。有满舍人舒赫德、雅尔哈善，汉舍人吴元安、蒋炳，愿不换班，长侍内中堂。时西北两路出师征策妄，户部别立军需房，司官翁藻主之。于是袭其称，亦曰军需房，渐易为军机房，渐又以房为处。”“当初有军需房名之时，在京则在隆宗门外养心殿造办处，而内中堂张文和公则独在南书房之西炕间。在园（按，指圆明园，以下同）则在宫门外之东朝房，屋甚轩敞，而四空不密，乃移于小东门内之南墙下’一堂和气’中（世庙御书）。屋三门，甚卑隘，内中堂坐东头，诸大臣坐西头，后有小屋，则舍人等办事之处。申刻，大小臣俱退，或在废园，或就民屋，或寄僧寺，无定处，亦曰军机房。盖以宫门内无夜值之例，一切事俱取办于寓所也。”这是笔者所见官私著述中，言及军机处早期状态最清楚、最详实的记载。其中，内中堂指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者；园直人，即在圆明园军机处值房值班的内阁中书舍人等；策妄，即指噶尔丹策零，因其系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长子，时已继任该部首领。满舍人舒赫德，即满洲正白旗人，雍正六年由笔帖式授内阁中书，十年迁内阁侍读。累迁至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满舍人雅尔哈善，即满洲正红旗人，雍正三年翻译举人，自内阁中书四迁，乾隆三年授通政使。累迁至兵部尚书。司官翁藻，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人，雍正元年进士，四年补授户部陕西司主事，七年任福建司员外郎。内中堂张文和公，即指大学士张廷玉，卒后谥文和。“一堂和气”，为雍正御书匾额，六年十月十九日奉旨制作，七年四月十一日挂于圆明园西峰秀色新盖殿阁处。此处“一堂和气”匾，应为雍正御笔的另一幅匾额，因隆宗门内的军机处值庐，也有雍正御书的“一堂和气”匾。申刻，即下午三至五点钟。

仔细研读叶凤毛《内阁小志》，我们发现其中的记载既详细又真切。它不仅告诉后人，清代既速且密的中枢机构军机处，其初建时的具体情况，而且回答了人们对军机处诞生时间的诸多争议。

首先，它明确说明军机处产生的原因背景，也就点明了军机处肇建的大概时间。即是时，“西北两路出师征策妄，户部别立军需房，司官翁藻主之。于是袭其称，亦曰军需房”。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说：“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儤值者多，虑漏泄事机，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值缮写，后名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王昶在其《军机处提名记》中亦言：“雍正七年，青海军事兴，始设军机房。”曾担任军机章京的上述三位作者，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出：清代军机处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清廷西北用兵。再看史实记载：雍正七年（1729）二月十八日，谕诸王、内阁九卿、八旗大臣等：“噶尔丹策零断非安分守法之人，必至生事妄为。”如“留此余孽，不行剪除，实为众蒙古之巨害，且恐为国家之隐忧”。然“用兵大事，所关甚重，不可轻率，著诸王、议政大臣、九卿、八旗大臣，各抒己见，公同详确密议具奏”。寻诸大臣“伏乞皇上命将兴师，大彰天讨，以除蒙古人民之害。得旨：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等众议佥同，一切应行事宜，著即办理”。这等于是发出了征剿动员令，并强调“一切应行事宜，著即办理”。同年三月十二日，雍正帝在园诏命：“领侍卫内大臣三等公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北路出师；川陕总督三等公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西路出师，征讨准噶尔噶尔丹策零。”五月十五日，雍正帝在南苑阅兵时又回顾说：“此次军务，怡亲王同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办理甚属妥协，如蒙上天默佑，即奏凯歌，伊等之功不小。”这说明军机处肇建的时间，就在雍正七年春。

其次，他指出内廷大学士的出现，是军机处产生的前提条件。《内阁小志》中说：“军机房即内中堂办事处也。”“大学士堂”栏下其又详言：“康熙年间，中堂皆在阁，余于雍正八年春为舍人，中堂已有内外之分。内则马公尔赛、张公廷玉、蒋公廷锡。然蒋公犹数日一至。外则马公齐（自注：后竟家居不至）、孙公柱、尹公泰、朱公轼（自注：后亦休不至）、陈公元龙、傅公敏（自注：协办；按：《清史稿》大学士表一为福敏）。”文中“至”之后，均省略了“内阁”二字，也就是说内廷是指乾清门内，皇帝与内廷人员处理政务的地方。内廷人员则主要是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总管，以及南书房、上书房的入值官员。其中，内廷大学士就是不在外朝内阁办公，主要在清帝身边协助皇上办理机务的股肱重臣。

雍正时在内阁任职的席吴鳌在其《内阁志》中亦言：“雍正中以边事设军需房（自注：后又谓之军机房），时则有马公（马尔赛）、张公（张廷玉）、蒋公（蒋廷锡）三大学士参领军机（自注：马公之后有鄂公；按，即鄂尔泰），常居中伺候，日一再见，遂不至阁。惟驾在西苑（按：此西苑非紫禁城迤西之西苑，而是专指圆明园，亦诸多学者容易误会之处），蒋公间日至。”

那内廷大学士或曰内中堂，究竟始于何时呢？根据叶凤毛的叙述，应在雍正八年（1730）春季之前，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三人任大学士之后。据《清史稿》大学士年表一和部院大臣年表三记载：雍正四年二月，张廷玉自署大学士升为文源阁大学士，仍兼理户部尚书，五年十月迁文华殿大学士，仍管户部事；六年三月，张廷玉复迁保和殿大学士，蒋廷锡为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同年八月，马尔赛为武英殿大学士。其后，七、八、九三年，三人大学士殿阁衔无变化。也就是说，在雍正六年八月以后，清廷才可能有内廷大学士，即“内中堂”的称谓。且早期在圆明园的内廷大学士与内阁是同署办公的，如《内阁小志》中说：“圆明园内阁在吏部朝房上，宗人府下，独闭其西向槅子，由北后门出入，避喧也。中有广庭，亦植杨柳。南向屋五间，中一间为内中堂阅本处。余于雍正八年春初授职，犹在此谒见张公廷玉，马公尔赛，蒋公廷锡。中设凳二，小竹几二。明年俱坐宫门内朝房（按，即指圆明园东如意门内御河之南的军机处），不復出。”故时人有言“军机处本内阁之分局”，确是一语破的。

自内中堂从内阁中分离出来，军机处之“承旨出政”的核心功能也就完全确立了。这正如《清史稿》中“张廷玉传”所记：“上以西北用兵，命设军机房隆宗门内，以怡亲王允祥、廷玉及大学士蒋廷锡领兵事。嗣改称办理军机处。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硃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

其三，他提出了军机处的演变过程。即初袭户部军需房名，“亦曰军需房，渐易为军机房，渐又以房为处”。也就是当时清廷有两个“军需房”，一个是户部的“军需房”，一个是军机处的前身“袭其称，亦曰军需房”，两个军需房成立时间不同、隶属不同、功能也不同。前者隶属于户部，主要为平准战役筹款；后者则是直接辅助皇帝的秘书班子。二者并行存在，前者名称不变，后者则“渐易为军机房，渐又以房为处”

今日研究军机处的学者，对此也多有赞同。如庄吉发在《清代奏折制度》一书中主张：“自从雍正七年设立军需房先改称军需处或办理军需处，旋称办理军务处，当办理军机事务印信颁行后，始改称办理军机事务处，然后习称办理军机处。”郭成康在《雍正密谕浅析——兼及军机处设立的时间》一文中认为：“雍正中军机处虽未有其名而实已肇建。”季士家在《浅论清军机处与极权政治》一文中则明确指出：军机处的设立经历了军需房、军机房、军机处三个发展阶段。

由于军机处这一新的中枢机构之高效速密，且入值官员勤于值守、尽心皇权，也使雍正皇帝深感欣慰。故七年（1729）三月，京察届期，张廷玉遵例自陈，并恳赐罢斥。旋“奉旨：卿和平端正，学问优长，自简任机务，夙夜匪懈，协赞朕之不逮，正资倚任，著照旧供职”。这“协赞朕之不逮”六字，着实让张廷玉“惶悚靡宁，急诣宫门，恳请收回成命”。结果，雍正帝谕曰：“朕之嘉奖臣工，一字一句，不肯假借，必实有是善。”如果说，雍正五年时，雍正帝是因大学士张廷玉管理户部，很好地完成了协助怡亲王密办西北的军需事宜，并能够“身兼数职，夙夜在公”而给予奖赏外，那七年三月的褒奖上谕，则明显看出，张廷玉对清廷的贡献则非同一般了。

同年七月，上“赐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第宅各一区，白金千两”，以为迁移之费。并赐张“调梅良弼”、赐蒋“均衡硕辅”四字匾额，以及酒食等，命内侍送抵之。

同年十月，复以怡亲王等辅佐大臣“协赞朕躬，忠诚宣猷，为国家办理政务，勤慎奉职，甚属可嘉”。加允祥仪仗一倍，张廷玉加少保，蒋廷锡加太子太傅。

八年（1730）四月，廷玉蒙赐白金二万两（按，马尔赛、蒋廷锡各赐白金一万两），固辞。上谕曰：“此朕藩邸之物，今无用处，特留以赏有功。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当体朕心，不必再辞。”十月特颁上谕：“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自简任纶扉以来，祗遵朕训，仰体朕心，懋著忠勤，恪恭奉职……著各给一等阿达哈哈番，永远承袭。”除内大臣之外，时“山海关进羡金三千两，特命一赐阁员。于是，自学士以下，靡不分霑”。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帝如此慷慨地三番五次的嘉奖和赏赐张廷玉等人，均是在七年二月之后和八年十二月之前，此时正是清廷决意征讨准噶尔，先是谕群臣详议，命将出师。接着运筹帷幄，派兵运饷，“万里玉关平虏穴，三秋瀚海度天兵”的关键时期。故军机处肇建的时间在雍正七年春最为合理。而将近两年之后的八年十二月，则已是清军与准噶尔第一回合战役的末端。（按，时因清军大兵压境，准噶尔已遣使议和，雍正帝已有“噶尔丹策零若肯实心向化，亲至京城授爵归诚”的考虑）因此，军机处成立于雍正八年十二月的说法，实在难以令人信服，而雍正七年春之说，则更符合历史事实。

·怡亲王允祥是首位首席军机大臣

军机处初创时期的军需房、军机房阶段，其军机大臣中有无怡亲王允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乾隆朝入值军机十余载的王昶，在其《军机处提名记》中，已明确提出：“雍正七年，青海军事兴，始设军机房。领以亲王、大臣，予银印。”其中的亲王，必是怡亲王允祥无疑。乾隆年间任军机章京的管世铭说：“自雍正初年设军机处，领以亲重大臣，复选庶官之敏慎者为满、汉章京襄其事，机要章奏皆下焉。”乾隆二十一年（1756）任军机章京的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言：“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道咸两朝的名臣朱士彦在《枢桓记略》序中亦曰：“自雍正年间仿唐宋枢密院之规，设立办理军机处，职掌之要，冠于朝端。领之者皆亲臣、重臣，世称之为枢长；而其曹亦极才望之选，非其人不足以当之。”其中均有一个“亲”字。如以最早的军机大臣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三人而论，均撑不起这个“亲臣”二字，故此处的亲臣当指怡亲王允祥无疑。故曾任军机章京多年的梁章钜在编纂《枢桓记略·提名》一章时，未列有“亲王奉旨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一栏，因其认为：“亲王本非大臣可比，提名中未敢列入。”言外之意就是应该列入，而“未敢”。但由于军机处肇建时期档案的缺失和清朝官书普遍记载的疏略，如《清朝通典》《清朝续文献通考》《光绪朝大清会典》诸书，虽有军机处一门，但记载颇为简略。而《大清会典事例》《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志》等官书，则均无军机处一门。加之嘉庆四年（1799）十月，上谕以本朝“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和“与国家定制未符”为由，命入值仅十个月的“成亲王永瑆著不必在军机处行走”。故后人皆以为，怡亲王允祥不是首任军机大臣。其实，嘉庆的上谕不过是个托词。刚刚亲政的他既需要兄长辅佐，更需要集中皇权。尤其是永瑆虽有才华，但只见于书法，且为人“天性阴忮，好以权术驭人”，并不适合领班军机大臣的位置，其与咸同年间的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䜣，相去甚远。故《十朝诗乘》言：“同光两朝，恭忠亲王久领枢府，醇贤亲王亦奉命参决大事。厥后，礼邸、庆邸相继秉政，迄于末叶。宗藩之居枢要、领部曹者，几为恒例，更无举祖训抗言者矣。”

可惜允祥积劳成疾，于雍正八年（1730）五月病故。雍正帝赞其“自古以来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并作《哭怡贤亲王二首》，其中有：

宗室屏藩重，朝端柱石崇。

持身惟正直，应物本虚公。

青史经天略，丹心贯日忠。

衔哀为作诔，难与述丰功。

贤王早逝，其首届首席军机大臣的真相，亦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了。

·为什么说清代军机处实肇建于圆明园

军机处系皇帝的秘书班子，其与皇权密不可分。当我们确认军机处肇建于雍正七年春，再细检当年雍正帝政务活动之轨迹，便可明了军机处最早的诞生之地。

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七年正月十一日，帝幸圆明园，二十九日回紫禁城。其间：上元节前后，帝御正大光明殿赐朝正外藩等宴，赏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来朝使节，以及临朝听政、批阅奏章等。其间，帝在园18天。

雍正帝返回大内后，除临朝听政、颁布谕旨以外，二月初二日，遣大学士张廷玉祭先师孔子；初三日祭大社大祭，“上亲诣行礼”；初七日祭历代帝王，“上亲诣行礼”；初九日，“上躬谒陵寝”，行赴遵化，至十五日回宫；十八日，以征讨蒙古准噶尔事，著诸王、议政大臣等“各抒己见，公同详确密议具奏”。二十日，“上御经筵讲毕，赐大学士、九卿、詹事及讲官等宴”。二十四日，“上亲耕耤田”。诣先农坛致祭毕，更服至耕所，行四推礼，御观耕台，命庄亲王允禄等行礼如仪毕。帝幸圆明园。其间帝在京城18天，主要是主持一系列大祭大典。

三月十二日，雍正帝在园命清军两路出师准噶尔，旋议政王大臣等遵旨议奏北路出征事宜三款；户部遵旨议覆川陕总督岳钟琪疏言，于秦岭以南之五郎关设官添兵事宜等，均奉旨“从之”。同月二十七日，雍正帝返回紫禁城，诣寿皇殿行礼。其间，帝在园34天。

雍正帝在紫禁城停留三日后，四月初一日复幸圆明园。四月二十七日，御驾回宫。其间，帝在园27天。

四月二十八日，以征讨准噶尔事告祭太庙；二十九日，帝御太和殿举行出兵大典毕，即幸圆明园。五月初九日，帝自圆明园幸南苑红门驻跸。其间，帝在园10天。

同月十二日，帝自南苑幸圆明园避喧听政。六月初十日，在园发布“两路军机，朕筹算者久矣”之上谕。六

月二十一日，帝回宫。翌日，御太和殿授靖边大将军傅尔丹敕印，亲率傅尔丹等至堂子行礼。其间，在园49天，离开紫禁城已近两月。

一天后，即六月二十三日，帝复幸圆明园避喧听政。直到八月初二日，回宫诣寿皇殿行礼。其间，帝在园69天（有闰七月）。

五天后，即八月初七日，帝复幸圆明园。同月二十九日，帝回宫诣寿皇殿行礼。其间，帝在园22天。

两天后，即九月初一日，帝复幸圆明园。直至二十四日，返回紫禁城。其间，帝在园24天。

毫无疑问，雍正帝于七年的一年之中，除了回京城主持亲耕耤田、太庙祭祀和“诣太庙告祭”出兵大典外，其余时间均在圆明园园居理政。

由此再联系《内阁小志》中所言：“军机房即内中堂办事处也。凡内外大臣折奏有不交部即令中堂议覆者，洎廷寄各省谕旨，始皆园直人为之。”和雍正七年（1729）三月十二日，帝在园“命领侍卫内大臣三等公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北路出师；川陕总督三等公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西路出师，征讨准噶尔噶尔丹策零”。三月十七日，议政王大臣等遵旨议奏，北路出征事宜，帝在园谕，“其办理各款，俱详细妥协，悉依议行”。五月，雍正帝在南苑阅兵时总结说：“此次军务，怡亲王同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办理甚属妥协。”

因此，笔者认为：清代军机处肇建的时间，就在雍正七年春，肇建的主要地点，就是在圆明园。

·圆明园军机处概述

前文已述，军机处肇建之初，先是在圆明园“（大）宫门外之东朝房，屋甚轩敞，而四空不密”,后“乃移于小东门内之南墙下‘一堂和气’中”。也就是二宫门（出入贤良门）外，东如意门内御河之南的三间房舍，屋“甚卑隘，内中堂坐东头，诸大臣坐西头，后有小屋，则舍人等办事之处”。当时，仅怡亲王允祥有赐园在大宫门东南的交辉园，连大学士张廷玉也没有赐园，只能暂借“楚将军别业”居之。（按，张廷玉赏赐澄怀园在雍正四年）故下面的军机章京（时称中书舍人），在退值后只能“或在废园，或就民屋，或寄僧寺，无定处，亦曰军机房”。

最早记载军机处值庐信息的是清代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内有雍正十年（1732）帝召鄂尔泰回京，任保和殿大学士，并赐府第、花园，“命以藩邸小红桥园赐公为别业，而中分其半为军机房”。此时的“军机房”应该是圆明园军机处早期的外值庐。到乾隆中叶，终形成“圆明园满汉章京外值庐一在挂甲屯，一在冰窖”，即七峰别墅和老虎洞军机处两个固定地方。据《枢桓记略》卷14 规制二记载：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军机处奏，“军机司员前蒙皇上天恩，赏给庆复入官花园一所。该员等在圆明园该班值宿迄今已逾多年”。庆复系满洲镶黄旗人，国舅佟国维第六子，吏部尚书隆科多之弟，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因“贻误军机罪”，于乾隆十四年九月“赐自尽”。其入官花园即位于弘雅园迤东（今北京大学校园西南），曾得康熙帝“嘉赏”的原佟国维赐园，时称佟氏园。也就是说，乾隆十四年前后，军机处司员的外值庐又改在了圆明园外的佟氏园。

迨乾隆三十三年（1768）八月，庄亲王永瑺提出：因“在圆明园所置五福书房窄狭，不敷居住，情愿将现住房屋换给”军机处司员。但五福书房房间不多，“尚不敷用，并愿将圆明园高恒入官房屋一所，照内务府估价按数买交军机处司员分住”[1]。高恒系总管内务府大臣，贵妃高佳氏之弟，乾隆三十三年因“尝受盐商金，坐诛”。于是，经乾隆帝恩准，永瑺住进了有宽敞园亭的原佟氏园。其五福书房（位于海淀镇冰窖南侧，其后称老虎洞军机处）便成为满章京退值后的休憩之所，而位于圆明园大宫门以南挂甲屯西原高恒的入官别墅，就成了汉章京的外值庐。另外，圆明园宫门外如意门内的原三间军机房，也在乾隆朝多有扩建。

至于任首席军机大臣的亲王，在圆明园附近享有赐园的情况如下：

成亲王永瑆，嘉庆四年（1780）正月入值，十月出。乾隆三十九年（1774）始有赐园“西爽村”（按，即今绮春园西北部），嘉庆四年正月，改赐园为和珅“十笏园”（按，在今北大校园未名湖一带）。

恭亲王奕訢，咸丰三年（1853）十月入值，五年七月出；同治元年（1861）入值，至光绪十年（1884）出；光绪二十一年入值，二十四年四月卒。咸丰元年始有赐园“朗润园”（按，在今北大校园朗润园一带）。

礼亲王世铎，光绪十一年（1885）入值，二十年出；二十四年四月复入值，二十七年七月出。赐园为海淀鎮之“礼亲王园”（按，在今海淀苏州街路西）。

庆亲王奕劻，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入值，至宣统三年（1911）。赐园为咸丰八年（1858）赏赐的“蔚秀园”（按，在今北大西校门外）。

其他已知有赐园的军机大臣，除前述张廷玉“澄怀园”（按，在圆明园大宫门东南）、鄂尔泰“小红桥园”（按，在今绮春园西南角）外，还有孝贤皇后之弟傅恒，乾隆十年（1745）以户部右侍郎入值，十四年以平金川功晋一等忠勇公、首席军机大臣，赏含青园，旋赐额“春和园”（按，在今绮春园中部及西北部）。乾隆三十年，尹继善以文华殿大学士入值，赏原鄂尔泰小红桥园，并赐额“绚春园”。三十三年，傅恒二子福隆安以和硕额驸、兵部尚书入值，赐园为春和园之一部（原傅恒春和园于乾隆三十三年前后呈进，另赐今北京大学北部的鸣鹤园、朗润园、镜春园，时仍称春和园）。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傅恒三子福康安以三等嘉勇男、户部左侍郎入值，赐园亦为春和园之一部，即今北京大学之朗润园。乾隆四十五年至嘉庆二年，武英殿大学士阿桂为首席军机大臣，乾隆帝曾赏赐其“海淀寓所”，但具体位置不详。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和珅以户部右侍郎入值，约在四十六年前后赏赐“十笏园”，嘉庆二年（1798）为首席军机大臣，四年正月革职。嘉庆四年，尹继善四子庆桂以协办大学士入值，翌年正月，复以文源阁大学士任首席军机大臣至十七年九月，因老罢职。具体赐园不详。嘉庆十八年至二十三年二月，董浩任首席军机大臣；二十四、二十五年托津任首席军机大臣，二人赐园不明。嘉庆二十五年九月，曹振镛以体仁阁大学士入值，翌年即道光元年（1821）至十五年，任首席军机大臣，其赐园为“佟府曹中堂园”，即原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维赐园（按，在今北大校园中南部）。道光十四年正月，潘世恩以体仁阁大学士入值，十六年任首席军机大臣。十四年正月，得赏圆明园左近赐园，但具体位置不详。道光六年，穆彰阿以工部尚书入值，十七年至三十年任首席军机大臣。赐园在澄怀园内。十八年正月，英和子奎照入值，赏给“承晖园”居住（按，在今北大校园西门外承泽园）。道光二十一年，祁寯藻以户部尚书入值，咸丰元年任首席军机大臣，居住集贤院（按，在今北大校园西南部）。咸丰五年，文庆以协办大学士复入值，翌年为首席军机大臣，亦居集贤院。光绪二十六年（1900），两广总督鹿传霖入值，其赐园为“鹿大人公馆”，即原军机处汉值庐七峰别墅一区。二十七年八月至二十九年三月，文华殿大学士荣禄任首席军机大臣，但具体赐园不详。

到19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嘉道中衰，其中枢机构的军机处也折射出了大清王朝的衰败。史载，道光二年（1822）十月，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等奏：“窃查圆明园附近地方，旧有值班满汉军机章京官房二所，一在化家屯北面，一在冰窖上坡，共计房一百余间，均系乾隆年间赏给居住办公。兹据该章京等禀称，此房历今五十余年未经妥为修整，风雨剥蚀，房屋墙垣坍坏之处甚多，近复空闲二年之久，倾塌愈甚。职等秋间前往查看，实属难以栖止，当即带同匠役核实估计，细加核减，共应需银七千两。……臣等公同商酌，合无仰恳圣恩，饬下户部，先行赏借银七千两，发交该员等购备物料，赶紧兴修，以资办公。其借支银两，即于该章京等每年应领户部银库饭食项下，自道光三年起，每年扣出银七百两，分作十年扣还，以清款项。”堂堂军机处外值庐竟破败到“难以栖止”，而朝廷无钱，最终还得克扣章京们的饭食银来修补。第二年三月，曹振镛等复奏：圆明园如意门内军机处直房，亦“因年久，椽柱糟朽倾斜，瓦片脱落，墙身鼓裂，遇大雨时行之际，不免渗漏。所存历年档案易致受潮霉烂，应分别勾抿揭盖，以资办公”。可见，晚清时期皇家园林大宫门内的中枢机构衙署，已落魄到何种地步。

上述清廷赏赐内廷官员住所及饮食笔墨之制，始于康熙朝南书房诸臣。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在其《笃素堂集钞》中载，康熙十六年（1677）十月，其入值南书房，“赐邸舍于瀛台之西。辰而入，终戌而退。……饮馔给于大官，执事使中涓笔墨、侧理、器具之属，皆取于御府”。即“赐第连中禁，分餐出御厨”。康熙二十六年，清帝驻跸畅春园后，为适应园居理政，先后建起诸多王公大臣赐园，如畅春园东北的保和殿大学士索额图索戚畹园、园西的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的自怡园、园东的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维佟氏园。原明时太仆寺少卿米万钟的勺园，则成了南书房和上书房翰林们的值房公所，时称“弘雅园”。畅春园内“澹宁居”为康熙帝临朝听政之所。小东门内亦有南书房值庐。但绝大多数官员还是没有值庐，他们或晓出暮归，自备饭食；或租住民房，寄宿庙宇。如康熙五十二年，随朝鲜使臣来华的金昌业在畅春园左近的“清梵寺”，即观察到了“畅春苑不设官府，故百官皆到是寺，改服而入朝，又退食于此”。也就是说，畅春园左近的清梵寺，即是众多官员的“外值庐”。甚至大学士王掞、李光地、萧永藻等朝中重臣，当时也是在寺中置桌办公。因此，乾隆年间入值军机的吴俊，在诗文中感叹：满汉军机章京能有“散值憩息之所，异数，诸曹所无也”。

除此之外，“凡军机大臣及章京每日晨值饭食，皆由膳房承应，其满汉章京散值后，在城中则退食于方略馆，在圆明园则退食于外值庐。均由内务府、户部银库支领饭银”。

·清代军机处“园值”概述

军机处事务既机密且繁多，曾任军机章京的管世铭在《鹤半巢诗集序》中描述说：乾隆帝“励精图治，未辨色辄问兵部驿报及四方赍奏，有即取以入，或不待进膳，批阅已竟，随召大臣。谕意出，则分令诸章京撰草，人各一通，或数人共成一通，送大臣详酌。未竟，中使已络绎辈催。……又缮毕未进，并进后復有谕改，日或至于再三。其他奉命稽牒检案、加签贴说及与各衙门联事，如详议条奏、谳讯疑狱，沓至纷投，刻期待报，率以日晡为常，或继烛留门而后出。其派出专办非信宿所能得当者，虽例许番休之日，亦襆被在公，不敢归私寓、问家事焉”。

至于具体的园值制度，史料记载：“凡在城时，各章京两班，间日轮值，每班值日各二人，分班轮算，周而复始。……若在圆明园，则每四日为一班，谓之该园班，每班值日亦二人，分班轮算，与在城同。值务毕则聚居于外值庐，所谓七峰别墅者也。凡值日者为本班，不值日者为帮班。凡园班于第四日散值后，不值日者听其陆续入城，惟达拉密（按，意为领班军机章京）与本班必留宿以俟次日交班，谓之不截尾。”因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的本职都在内阁或各部院，军机处只是兼职，故其园值之后还要到本衙署上班。管世铭做了章京之后政务繁多，无暇与朋友交往，人讥其“简傲”。他只得解释说：“非心有所疏也。内值之班，上在宫则日入值，在圆明园则八日中往值四日有奇，比归之三日，入刑部署者二日，入方略馆者一日，过是则又须应圆明园之值。”以回应友人。

向来“满、汉军机章京各分为两班，每班各八人，其八人内各以一人领班，国语（按，即满语）谓之达拉密，由军机大臣拣派资深望重者为之”。“凡满、汉章京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系清字者，皆由满洲章京办理，系汉字者，皆归汉章京办理。在京旗营及各省驻防，西北两路补放应进单者，内外蒙古、藩部及喇嘛并哈萨克、霍罕、廓尔喀朝贡应拟赏者，皆隶满洲章京。在京部院及各省文员、绿营武员补放应进单者，王公内外大臣应拟赏者，及朝鲜、琉球、越南、暹罗、缅甸、南掌等各外国朝贡应拟赏者，皆隶汉章京。惟承审案件，无论满汉章京，一体由军机大臣酌派。”

清帝驻跸圆明园时，出入贤良门之东罩门，为各衙门凌晨呈递奏折之处，俗称“奏事门”。奏折例于“寅（早3—5点）、卯（早5—7点）二时发下，军机章京分送各军机大臣，互相翻阅，谓之‘接折’。凡奉硃批‘另有旨’‘即有旨’，及未奉硃批者，皆另贮黄匣交军机大臣捧入请旨，谓之‘见面’”。入值时，“每日寅时，军机大臣及章京等以次入值，辰刻（早7—9点）军机大臣始入见，或不待辰刻而先召见，每日或一次或数次。军机章京皆随入，祗候于南书房。军机大臣至上前，豫敷席于地赐坐，承旨毕乃出，授军机章京书之。述旨毕，内奏事太监传旨令散，遂以次退值。若在圆明园，每日入值于左如意门内，御河之南为军机堂，堂之右为满章京值房，其前为汉章京值房，值务均与在宫之日同”。史载，“枢臣皆逐日入值，章京分班”。军机大臣尤其是领班者，在圆明园左近均有赐园，故清帝夜间如有紧急要事，则宣召即来。而分班章京则“必留一人值宿，曰’夜班’。又虑诘朝事繁，每日轮一人早入相助，曰‘早班’”，或称“早门”，一人散班最晚，以宫门上锁为限，谓之“守晚”。如梁章钜子梁恭辰著《池上草堂笔记》载：“乾隆末，戴衢亨、吴熊光尚为军机章京，两人适同值。夜半，忽有某省急递折至，上已披衣阅竟，宣召军机大臣甚急。内监奏军机大臣尚未到，只有该夜班之军机章京两人，已在值房祗候。上询两人姓名，即行召入，以折示之，并口授机宜，令即拟旨进呈。”道咸年间任军机章京的王拯曾著有《晓直》诗：“曙钟初动万鸦鸣，禁树茏葱带月明。金爵烟轻疑梦绕，玉阶霜重有人行。”

另有《夜直》诗：“淋漓诏草还飞羽，局促风帘屡废书。襆被宵来眠未得，五更霜气似穹庐。”

又“值日章京将本日所接奏折、所递片单、所奉谕旨，详悉分载，硃批敬谨全载，谕旨及折片则摘叙事由。有应发内阁者，皆注明’交’字，应发兵部者，皆注明马递及里数。钉成巨册，以春夏二季为一本，秋冬二季为一本，谓之‘随手’”。同时，“在值章京日行事件，必知会于章京之退值者，以资接洽。其知会，以素纸折叠封之”。凡“在圆明园日或幸清漪园、静明园、黑龙潭，如在临幸处所召见者，军机大臣皆随往，如在宫召见者，即不随往。凡临幸处所皆有军机值庐，达拉密及值日之满汉章京各二人先往接折，并祗候军机大臣入见。若恭遇幸静宜园驻跸之日，军机大臣率章京等均随往入值，略如随扈之仪”。至于“军机处缮写谕旨之式，凡特降者，曰内阁奉上谕；因所奏请而降者，曰奉旨。其或因所奏请而即以宣示中外者，亦曰内阁奉上谕。述旨发下后，即交内阁传抄，谓之明发。其谕令军机大臣行，不由内阁传抄者，谓之寄信，外间谓之廷寄。……视事之缓急，或马上飞递，或四百里，或五百里，或六百里，或六百里加紧，皆于封函上注明”。“其内外臣工所奏事经军机大臣定议，取旨密封，递送亦如之。内而六部、卿寺暨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东北至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于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且内阁、翰林院撰拟有弗当，又下军机处审定。故所任最为严密繁巨。”

·结语

中国之有内阁，始于明代洪武年间。清袭明制，又多有变革。清崇德元年（1636），改制内三院，大学士为主官。顺治十五年（1658），改内三院为内阁，大学士皆系殿阁衔。十八年，复内三院。康熙九年（1670），始定内阁制。雍正即位后，吏制多有变更，尤其是内阁制度。首先是协办大学士的设置。雍正即位之初，即命兵部尚书白潢协理内阁大学士事务，其后又有署理、额外等大学士称谓，至雍正十二年（1734）协办大学士成为定制。其次，是总督大学士的出现。雍正末年，清廷始从总督内拣选大学士，并留任地方，成为总督大学士。其三，是雍正中前期，大学士也即中堂内，始有内外之分，内阁部分官员参与军机事务，成为清代军机处之滥觞。其后，内阁大学士有入值枢府者，有兼管部院者，有兼任总督者，有贵为帝师者，皆位极人臣，为文班之首。

近年的研究已经证明，由于有清一代园居理政的突出特点，和康、雍、乾、嘉、道、咸诸帝每年驻跸圆明园的时日远多于在紫禁城的时间，因此学界将圆明园与紫禁城均视为清王朝的政治中心。而乾隆皇帝则在诗中，称紫禁城为“法宫”，如乾隆十二年（1747）的《正月二十九日进宫》一诗：“御苑试灯罢，法宫因祭回。”二十九年的《西直门外》一诗：“为修夏礿法宫旋，徐步轻舆阅大田。”同时又将圆明园称之为“苑宫”，如三十一年的《命驾恭问皇太后安遂驻御园之作》：“退即苑宫成小驻，明窗书史静堪论。”也就是把圆明园称为园林紫禁城。

道光三年（1823）正月，道光帝初次幸圆明园时，曾总结道：“圆明园门曰贤良，殿曰勤政，实为我国家出治临民之地。”但圆明园与紫禁城是什么关系呢？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得知：清代紫禁城的功能主要是举办大祀、大典、大朝和大宴等重大典礼，而一般的常朝理政，则主要是在圆明园中完成。这也是雍正朝军机处肇建于圆明园的重要原因。但由于学界以往疏于对圆明园军机处的研究，以及对圆明园功能及其历史地位的认识不足，故在中外清宫史的研究中多偏重于紫禁城，而很少关注以圆明园为核心的清代皇家园林。

过去，人们赞美圆明园是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杰作，也是中华民族无比灿烂的文化宝库。但从整个十八世纪的中国历史来看，圆明园还是我国各民族之间相互认同，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基地；是中外文化、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舞台。这其中，“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的圆明园军机处，确实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

* 本文选自《史志学刊》2020年第4期。

* 感谢作者授权，转发请联系作者。

* 感谢张晓莲老师授权使用照片，转发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