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云普护为清代著名皇家园林圆明园的四十景之一，位于后湖北岸，环山带水，系一处寺庙风景园林。这座景观南北长 120 米，东西宽 90 米，占地 1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800 平方米。

方晓风先生认为圆明园慈云普护的布局相对自由，不强调轴线和院落空间，体现园林化特征。《圆明园百景图志》 介绍了慈云普护的建筑形式、陈设布置及其功能，并指出清帝居住圆明园期间总要频频前往慈云普护礼佛。可是，关于这一景观的宗教意涵及其具体功能，还缺乏细致入微的分析和阐释。本文拟解析清代档案材料和清帝御制诗文，以探讨这些问题，期冀能从一个新的角度认知清帝的精神世界和园居生活。

康熙四十六年 (1707) ，清圣祖将北京西郊的一处园林——圆明园赐予皇四子胤禛。圆明园最初之景观便包括 “慈云普护”，不过当时称为“涧阁”。胤禛为藩王时，作 《园景十二咏》，吟咏圆明园初建之时的 12 处景观。其中《涧阁》诗云:

平桥依麓转，一带接垂杨。

阁峻横云影，栏虚漾水光。

度香花外厦，挹翠树西廊。

倚槛看飞鸟，披襟引兴长。

这首诗概括出皇子赐园时期涧阁的景观构造，突出园林风光。胤禛还是藩王时，就非常崇尚佛教。他不仅喜读佛典、研讨佛理，与僧人常来往，还自称 “居士”，大开法会。同时，他也用礼佛来表达自己的淡泊，掩盖自己参加争夺皇位斗争的野心。《涧阁》一诗亦反映出胤禛本人的这一倾向。据杨珍研究，在康熙朝晚期的储位之争中，皇四子胤禛采取韬晦之策，一是表面上对皇位继承人问题毫不在意，二是注重拉拢对他获取储位可能有助之人，如川陕总督年羹尧与步军统领隆科多。

清圣祖去世后，胤禛凭借睿智和权谋成功入继大统，是为清世宗。世宗本人常常在圆明园生活起居，处理政事，该园遂扩建升格为御园。胤禛登基之后，大力兴建和修缮庙宇，采取一系列优待佛教徒的措施。“涧阁”经过扩建，后来改名为“慈云普护”。慈云普护濒临后湖，隔湖南望即是清帝寝宫九州清晏。这一景观由欢喜佛场、慈云普护、自鸣钟楼和昭福龙王殿组成，为清朝帝后园居时经常前来拈香拜佛的寺庙之一。

在乾隆年间，于敏中等编纂的 《日下旧闻考》记述慈云普护曰:

“碧桐书院”之西为 “慈云普护”，前殿南临后湖，三楹，为欢喜佛场。其北楼宇三楹，有慈云普护额，上奉观音大士，下祀关圣帝君，东偏为龙王殿，祀圆明园昭福龙王。

臣等谨按: 慈云普护，四十景之一也，与欢喜佛场额皆世宗御书。龙王殿额曰如祈应祷，关帝殿额曰昭明宇宙，皆世宗御书。又龙王殿额曰功宣普润，联曰正中德备乾符应，利济恩敷解泽流。皇上(即清高宗) 御书。

乾隆九年 (1744) ，清高宗御制 《慈云普护词 ( 小注: 调寄菩萨蛮) 》云:

一径界重湖间，藤花垂架，鼠姑当风。有楼三层，刻漏钟表在焉。殿供观音大士，其旁为道士庐，宛然天台。石桥幽致，渡桥即为“上下天光”。

偎红倚绿帘栊好，莺声浏栗南塘晓。

高阁漏丁丁，春风多少情。

幽人醒午梦，树底浓阴重。

蒲上便和南，枞枞声色参。

由此可见，在乾隆年间，慈云普护配置的植物包含藤花、鼠姑 ( 即牡丹) 、香蒲、枞树等。所谓 “刻漏钟表” 即 “自鸣钟楼”。其中 “宛然天台”云云，明确点出 “慈云普护”之景观仿自天台宗的祖庭——天台山胜境。至于 “殿供观音大士，其旁为道士庐”，则表明该景观含有佛道双重意涵。此亦与天台山历来为释道双修之名山的情况相符。

《日下旧闻考》谓慈云普护之 “前殿南临后湖，三楹，为欢喜佛场”，“欢喜佛场”之匾额为清世宗御书。在此处， “欢喜”乃指佛教禅意的表达，“欢喜佛场”为禅修场。清世宗非常崇奉禅宗，不仅宣讲禅宗，还著书立说，为禅门宗派定是非，借助谈禅来辅佐王化。因此，他在自己的御园布置 “欢喜佛场”，诚为自然而然之事。

乾隆十九年四月初二日的一份档案显示:

太监董五经来说，首领桂元交御笔宣纸 “功宣普润” 匾文一张，御笔宣纸对一副，传旨: 著托纸，镶一寸宽黄绫边，用旧壁子贴。钦此。

于本月初八日，副催总强锡赴慈云普护挂讫。

对比 《日下旧闻考》可知: 慈云普护东边之龙王殿祭祀昭福龙王，清世宗御书之匾额 “如祈应祷”和清高宗御笔书写的 “功宣普润”匾文悬挂于龙王殿。清高宗还御书一副对联: “正中德备乾符应，利济恩敷解泽流。” 这些皆证明清帝在此祈雨。不仅如此，清高宗还信奉君主修德能够感动上苍，使之降雨滋润人间。刘毓兰概述清代京城官方的各类祈雨活动，并未提及祭祀龙王。据研究，自远古以来，龙就是中国人观念中一种能够兴云雨的神兽。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龙与佛教中的龙神相结合，而道教也将龙纳入自己的信仰体系中，传统的龙神信仰遂与佛、道二教融合，龙神主雨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从官方到民间，向龙祈雨的现象亦更为普遍。实际上，在清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都常常向龙神祈雨。清帝在慈云普护的龙王殿祈雨，正是佛教与传统的龙王信仰交融的产物。

嘉庆元年 ( 1796) 十二月初四日 《和珅等奏销算春雨轩等处园工银两折》所附之 《清单》云: 皇室于乾隆五十九年黏修 “欢喜佛场殿一座，计三间，后抱厦三间，如祈应祷龙王殿 ( 即昭福龙王殿) 一座，计三间，前抱厦三间，俱拆瓦头停，挑换椽望，博缝板，拆墁地面; 并临河月台一座，计三间，拆墁台面，挑换水柱、承重、间枋、楞木、铺板、挂檐板; 两山游廊二座，计二十四间，拆瓦头停，挑换角梁、椽望、博缝板以及油饰、裱糊等项，用过工料银八百二十一两五钱三分二厘”。欢喜佛场殿与龙王殿的具体建筑构造清晰可辨。其中 “抱厦”为一种建筑模式，指在原建筑之前或之后接建出来的小房子，围绕厅堂、正屋后面的房屋，在形式上如同搂抱着正屋、厅堂。欢喜佛场殿将抱厦置后，而龙王殿则将抱厦置前。

慈云普护的前殿系欢喜佛场，其北边之楼宇 “上奉观音大士，下祀关圣帝君” 的格局值得特别关注。

欢喜佛场的情况前文已经论及。观音大士 ( 即观音菩萨) 无疑是中国官方和民间最为崇奉的佛教神灵。关帝信仰在不断发展和建构的过程中，被赋予多重神格，为儒释道兼供，但又往往被视为民间神灵，作为战神、雨神、财神等而存在。在清代，关帝信仰达到顶峰。关帝的地位不断提高，清朝统治者将关帝奉为护法神和护国神，将祭祀关帝列入国家祀典，为中祀。清代宫廷、贵族家庭内普遍供奉关帝。国家还大力扶持和兴建关帝庙。在这种宗教氛围下，清帝园居生活的核心区慈云普护敬奉关帝，亦不足为奇。圆明园的一座藏传佛教寺庙正觉寺也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关帝生日那天，设隆重的大道场，并向民众开放。

慈云普护布置欢喜佛场，同时供奉观音大士和关圣帝君，这种陈设和布局可能源于两种文化因子。其一，天台宗学说原本就非常崇奉观世音菩萨，并推动了观世音信仰的普及。天台宗崇奉的经典 《法华经》卷七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专门宣扬观世音信仰。天台宗还渲染观世音法力。因此，慈云普护中供养观音大士，与天台宗教义完全吻合。其二，在满洲人十分隆重的传统性的堂子祭祀中，其朝祭之神为: 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和关帝圣君; 其四月初八佛诞日举行浴佛祭，请佛、观世音菩萨和关圣帝君像于堂子致祭; 其杆祭祈请佛、观世音菩萨及关圣帝君。这三座尊神均被摆放在显要位置，被频繁拜祭，体现汉化特征。其实，早在满洲入关之前，汉族原有的佛祖、观世音和关帝信仰便流行于满洲地区。入关之后，这三种信仰依然盛行于满洲人中。堂子祭祀体现满洲旧俗、多神信仰。慈云普护借鉴堂子祭祀中同时祭拜佛、观世音和关帝的组合模式，又进行一定的变革，采用欢喜佛场代替佛祖。

道光十九年 (1839) 奉上谕:

圆明园佛楼、慈云普护、舍卫城、永日堂、广育宫、关帝庙、法慧寺、河神庙，亦俱有首领太监充当僧人上殿念经等事，著一并裁撤。该首领太监等均著留发当差，有年老不愿留发者，听其在原处当差，终身而止，亦不必上殿念经。

据罗文华先生研究，清代内监僧人通常位于清帝起居处不远，或后宫禁地，以方便帝后日常往来，拈香礼佛。清代内监僧人分为两种: 一种是唪汉地佛教经卷的内监僧，称为 “太监和尚”; 一种是唪藏传佛教经卷的内监僧，称为 “太监喇嘛”。内监僧人在宫中的活动主要包括在内廷核心地点唪经，承担日常佛事活动，皇帝拈香时按例举行法事。而内监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僧人，他们所受佛学教育极其低下，只能唪诵很少一些经卷。他们只是皇家佛堂中临时应付佛教法事的普通下人。圆明园佛楼等处设有太监和尚。道光十九年的这道上谕将太监和尚上殿念经活动取消，所有太监和尚的活动完全停止。据此可知，慈云普护原本设有太监和尚，至道光十九年被裁。

慈云普护位于清帝园居生活的寝殿九州清晏之正北，与其隔后湖相望，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成为清帝园居时，常常前来礼佛的寺庙。

(一) 清世宗园居礼佛与关爱天台山

如上文所论，在皇子赐园时代，圆明园内便建有涧阁，亦即后来的慈云普护。崇信佛教的胤禛作为皇子和皇帝，均常常在圆明园生活起居。涧阁或慈云普护当是为他日常礼佛而建。

雍正九年 ( 1731) 五月二十六日一份档案称: “于本日量得慈云普护供的菩萨法身高二尺六分。”至于此处具体指哪尊菩萨，不得而知。

在雍正年间，清世宗不仅扩建慈云普护，同时还十分关爱佛道圣地天台山。

天台山是紫阳真人张伯端的洞府。清世宗撰 《紫阳道院碑文》赞扬紫阳真人的 《悟真篇》发明金丹之要，表达对其景仰之情。雍正九年，浙江总督李卫奉旨派员考察天台山后，以密折奏报考察结果，并提出修复天台山紫阳道场的建议。雍正十年，清世宗降旨修复紫阳道场。著名的天台宗祖庭国清寺也同时修复。紫阳道场修缮工程一直持续至雍正十二年。修复天台山的紫阳道场确立了天台山作为全真道 “南宗祖庭”的地位，促进了天台山道教的复兴与发展。

在修复紫阳道场过程中，清世宗还专门派人修缮了天台宗的祖庭——国清寺。对此，乾隆元年 (1736) 四月初八日，在登基伊始，清高宗为国清寺制作 “御碑”，碑文曰:

天台山国清寺，五峰耸峙，双涧萦流。七塔拱于前，石梁环其后。盖天台，极山海之瑰奇; 而兹寺，复揽天台之全胜。诚高明之净域，爽垲之琳宫也。以故，古栖真习静者，多藉为福田胜地焉。载考始基，肇自隋代。志载，僧智顗修禅于此，梦定光佛告曰 “寺若成，国即清”，遂以 “国清”名寺。厥后，寒山、拾得、丰干三尊宿皆尝驻锡于此。唐宋迄明，代有修饰。岁时既久，风雨摧剥，日就倾圮。我皇考宏振宗风，昭宣觉海，不欲使古贤旧迹，一旦即于淹废。爰发帑金，易其旧而新之。仍命专官往董厥事，鸠工庀材。经始于雍正十一年癸丑八月，越乙卯岁八月，乃告成功。层檐列栋，金碧辉煌。盖顿还旧观，长存胜迹矣。朕寅绍鸿图，方以圣人之道治天下，型德昭俭，古训是师。顾念像教之兴，由来已久。其妙明圆觉指趣各殊，而促立还善去恶之心要归则一。是亦足阴诩德化，以维圣功王道所不及，不可谓无裨于人心世教也。矧国清所由名文，若预兆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于千载以上，则斯葺治而振兴之，似亦理数所必然者。爰伐石树碑，敬志我皇考所以修举废坠之意。昭示来兹，俾垂万祀焉。乾隆元年四月初八日，户部贵州司员外郎臣戴临奉敕敬书。

依此可知，修复国清寺工程始于雍正十一年八月，完成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修缮之后的国清寺庄严绮丽。该碑文极力褒扬其父修葺国清寺之举，突出天台宗的教化之功，并为国祈福。

(二) 清高宗园居礼佛及其天台山情结

清高宗不仅在园居时前往慈云普护礼佛，而且，他的天台山情结非常浓郁。

乾隆二十一年，清高宗从正月初八至十一月十七日，共在圆明园居住157天，每于初一、十五日清晨，皆从九州清晏后码头乘船至慈云普护拜佛。他在此礼佛可谓相当频繁。

乾隆三十九年，清高宗作 《题钱维城天台十景图》，表达对天台胜景之向往。兹选取与其信仰相关的诗句摘录如下，并加以剖析。

清高宗所作 《万年福海》诗曰:

万年 (小注: 寺名) 对碧峰，净业修福海。

应真泛铁船，石湖至今在。

衡文写境人，与彼同千载。

这首诗选取万年寺、山峰、湖泊等现实景观进行特写，进而咏颂佛法推崇之净业、福海，融佛境于山水之中。诗中 “衡文写境人” 之下小注云:清代画苑领袖 “钱维城视学浙江时，经游天台，因图其景以进。兹维城殁又二年，惟存此卷矣”。此明确交代了高宗作 《题钱维城天台十景图》 之缘由。

在 《题钱维城天台十景图》中，清高宗的 《国清松径》吟道:

闾邱 ( 丘) 访二士，丰干笑饶舌。

携手相与去，入崖只一瞥。

寺额云梦兆，未识金刚偈。

其中 “二士”和 “丰干”分别对应于前引 《乾隆御制国清寺碑文》提及的 “寒山、拾得、丰干三尊宿”。清高宗在这两处其实引用了一则佛教传说。在唐代，寒山、拾得和封干 ( 即丰干) 为天台山国清寺中三位著名的狂僧。当时，闾丘胤准备前往台州 ( 今浙江省临海市) 上任刺史的前两天，在家中突然头痛难忍，试过很多医疗方法都无效。封干亲自到闾丘胤家，用水喷闾丘胤，其头痛立即被治愈。然后，封干嘱咐闾丘胤到台州赴任后，记得去礼拜国清寺的两位大士寒山和拾得。寒山为文殊菩萨的化身，而拾得则系普贤菩萨的化身。闾丘胤到国清寺的厨房，见到寒山和拾得两位，向其参拜，二人连声嚷着 “封干饶舌”。这两位僧人遂携手出国清寺，至寒严山壁边，山壁突然裂开一个隙缝。寒山和拾得手牵着手，一起退进石壁中，石壁自动愈合。此则戏剧性的故事正是清高宗所吟 “闾邱 ( 丘) 访二士，丰干笑饶舌。携手相与去，入崖只一瞥” 的具体含义。

“寺额云梦兆” 之下小注云: “国清寺为隋僧顗智所建。相传顗初至天台，梦佛指授，有寺若成，国即清之语，因以为寺额。”国清寺确为隋代天台宗高僧智顗倡议而建，并得到崇奉佛教的隋炀帝的大力支持。关于这一点，上引 《乾隆御制国清寺碑文》便已述及。

清高宗还作 《佛陇经坛》云:

西方极乐园，金田银界道。

是地岭为名，其义殊易晓。

纳于芥子中，分□自了了。

“是地岭为名” 之下小注曰: “自金地岭下折谷中深篁密树间，二水穿络，又西过银地岭，有磨崖 ‘佛陇’二大字，智顗尝登此讲经。而岭以金地、银地命名，颇含佛经界道之义。”

其中 “金田”，又名金地，为佛寺之别称。此乃取自这一典故: 须达长者布金买祇园，以金钱布满园中之地，建精舍请佛陀居之。“银界”，或称银地、金地、琉璃地，为佛阁道场之通称。清高宗在这首诗中选取典型的佛教语汇 “西方极乐园” “金田银界道”来描绘天台佛境，并在小注中专门提及智顗曾经在此讲经传法之事。

清高宗又作诗 《华顶凌云》曰:

天台最高处，凌云数十里。

阴晴皆见日，殊难明其理。

经台传何人，依稀始智顗。

其中 “殊难明其理”之下小注言: “华顶为天台最高处，旧传其上虽晦雨，可见日出入。但日出必至地平以上，人始得见。华顶虽高，岂能见于未出之前? 或夏秋之雨，远近阴晴不同，尚有罅漏可见。若遇连阴云翳，四宇咸周，安能独遗日出入处略无遮蔽? 其说盖山僧传会，揆之于理，殊不足信。顶有经台，亦智顗故迹。”

这首诗花费众多笔墨描述天台山最高处华顶的自然景观，但是最后的落脚点还是意在突出智顗在华顶经台之“故迹”。

清高宗作 《双岩佛屋》云:

寒岩与明岩，若断复若续。

对峙镜光映，嵌崖有佛屋。

义在 《法华经》，分座人天伏。

《法华经》 乃天台宗奉行之根本经典，为天台宗教观体系的基础。该首诗的主旨系通过典型的景物来衬托佛境，强调 《法华经》之意境。

大而论之，在前文所引清高宗御制诗和 《御制国清寺碑文》中，清高宗频频褒美天台之佛境，追忆天台宗大师智顗之事迹，可见其敬慕之情。与之相应，清高宗在园居时频繁前往慈云普护礼佛，可说顺理成章。

同时，清高宗亦将天台山看成道教的 “洞府”。他作 《青溪烟景》吟道:

源出洞天岭，汇流溪□漾。

鹤仙缅遥年，徒杠涉今浪。

人字起芦汀，去去赴雁宕。

此系将天台美景比作道教神仙居住的 “洞天”，又言及 “鹤仙”，暗示追求长生之理念。

清高宗又撰 《琼台酌醴》曰:

琼台悬中天，金庭擅桐柏。

道宫筑唐时，其下淙灵液。

一酌便登仙，奚借蓝桥驿? 

该首诗堆积道教术语，以凸显其宗教意境。其中 “琼台”为天台山山峰名，位于今浙江省天台县城西北8公里，这一名称体现道教色彩。而与之对举的 “金庭”则指道门中的福地、传说中天上神仙所居之处。“蓝桥”位于今陕西省蓝田县西南蓝溪之上。相传蓝桥有仙窟，为唐代裴航遇仙女云英处。裴航找到月宫中玉兔用的玉杵臼，娶了云英。婚后，这对夫妻双双入玉峰，成仙而去。后人遂用蓝田仙窟代指月宫。诗中所言饮用 “灵液” 登仙，显示天台山亦本是道教洞府、求长生之地。在唐代，天台山的道教十分兴盛。因此，清高宗谓天台山之 “道宫筑唐时”，也当有所本。只是 “道宫”的具体所指，仍然待考。

清高宗作诗 《桃源绚春》云:

绣峰复缋磵，绚彩红霞如。

千树桃已然，万年药岂虚?

缅忆刘阮踪，宁让武陵渔? 

这首诗除了表达炼制 “万年药”求长生的意愿，还征引两则道教传说。其中 “缅忆刘阮踪”系取自这一典故: 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遇见仙女，迷不得返。而 “宁让武陵渔” 中的 “武陵”，乃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之一 “桃源山洞”的所在地。这里将天台山比作武陵境，亦即 《桃花源记》 所描绘的桃花盛开之胜地。晋代诗人陶潜 ( 即陶渊明) 所撰 《桃花源记》有 “写实”成分，亦存 “写意”之笔，其中展现道教的隐遁思想，其背景是道教的 “洞天福地”说和误入仙境说。

综合而言，上引清高宗的 《题钱维城天台十景图》既在一定程度上如实反映出天台山之景观及信仰状况，亦糅进了高宗自己的感知和阐释。以是观之，高宗对天台山的佛教和道教均十分仰慕，尤其景仰天台名僧、国清寺的创立者智顗。因此，我们亦不难理解他在圆明园园居理政时，常常前往仿建的天台之景慈云普护礼佛。这里需要特别提出: 在乾隆朝，清高宗六次南巡，君臣皆十分热衷于绘制江南美景。清高宗命一些画家所画江苏、浙江二地名胜的作品极多。其中钱维城在乾隆三十年至乾隆三十七年之间就绘制了 《西湖三十二景》。这些名胜图当是清帝命人在皇家园林中仿建时所依据的重要视觉参考资料。由此推测，清高宗可能命人以 《题钱维城天台十景图》 为蓝本，改建或装饰圆明园内的慈云普护。

( 三) 清仁宗瞻礼慈云普护与时政

清仁宗颙琰的天台山情结亦颇重。他在即位前后撰写了好几首吟诵天台山和慈云普护的诗。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的内心世界和所处的特殊政治环境的投影。

乾隆四十五年，颙琰还是一名 20 岁的皇子时，便作诗 《望天台山》 云:

峻岭当春望更幽，天台百里豁双眸。

半空古翠檐前合，一带晴岚案外求。

高挹云霞标玉阙，低连草树近珠楼。

客情仰止层峰表，拟欲登临最上头。

在这一年，颙琰当跟随清高宗南巡，遂作此诗，表达对天台胜景的赞美与向往，甚至 “欲登临最上头”。

嘉庆元年，已登上皇位的清仁宗作诗 《慈云普护瞻礼》吟道:

环绕莲台下，皈依般若禅。

慈云布三界，法雨散诸天。

溉润敷多稼，醍醐沃福田。

杨枝祈遍洒，鉴此寸心虔。

这首诗堆砌佛教语汇 “莲台” “般若禅” “慈云” “三界” “法雨”“诸天”“醍醐”“福田”来勾画景观，烘托作者的虔诚之心。这里还将崇佛与祈雨联系，欲通过求佛获得灌溉庄稼之雨，以 “醍醐沃福田”的佛教术语来表达求佛得雨之功德、成效。所谓 “杨枝祈遍洒”，表明清仁宗在此处同时使用这种模拟巫术祈雨。毋庸赘言，清仁宗通过在慈云普护瞻礼、祈雨的活动彰显自己的崇佛、爱民之心。

嘉庆二年，清仁宗又撰 《慈云普护瞻礼》曰:

层阁临湖景象幽，瓣香虔谒为民求。

消魔敬愿大雄力，早释圣皇宵旰愁。

春暮深蒙施透□，夏初又觉欠甘霖。

慈云法雨祈孚祝，父子同殷望岁心。

其中 “早释圣皇宵旰愁”之下小注曰: “湖北教匪刘之协等以左道煽惑愚民，经官兵剿捕，窜逸稽诛，致秦蜀匪徒间有闻风窃发，并阑入豫境，统兵大臣等层层剿洗。在阱之兽，自无虞漏网。惟为时已久，皇父盼望献俘露布，宵旰倍殷悬厪，惟仰冀大雄威力，速清魔障，以纾圣虑焦劳尔。”

此处的 “圣皇”即当时已经禅位于清仁宗、成为太上皇的清高宗。所云 “湖北教匪刘之协等以左道煽惑愚民”，乃指清嘉庆年间爆发于四川、陕西、河南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武装反清起义。清仁宗即位不久，便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这场起义给清廷造成极大的麻烦，在嘉庆初年逐渐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而清廷的八旗兵、绿营兵战斗力衰退，清廷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才将白莲教起义镇压，直到嘉庆五年六月，清廷才抓捕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八月将他凌迟处死。

清仁宗颙琰是清高宗运用秘密立储择贤而立的皇位继承人。不过，高宗在内禅后，从嘉庆元年至嘉庆三年，仍然以训政的名义独揽大权，居皇帝之位的仁宗形同傀儡，对身为太上皇的高宗竭尽奉养、唯命是从。同时，高宗还通过宠臣和珅监控仁宗，而仁宗却冷静地审时度势，行韬晦之计。作为圆明三园之一的长春园始建于乾隆年间，原本是清高宗打算退位之后养老的居所。其布局和筹划体现出休闲性以及高宗本人的品位和喜好。可是，高宗退位之后，并未正式移居长春园，而是将自己当皇子时居住的 “长春仙馆”赐给新皇仁宗居住。高宗虽为太上皇，却依然在皇帝园居理政的圆明园核心区活动。他常常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 ( 相当于紫禁城的太和殿) 接见臣僚、外国使臣，并在皇帝日常起居的圆明园九州清晏面见仁宗和设宴招待宗亲、重臣，而仁宗在这些场合仅仅发挥随从和辅助作用。由此可知: 在嘉庆初年的国家权力运作中，太上皇高宗无疑为主角，而皇帝仁宗却系配角。

清仁宗在嘉庆二年亲自前往慈云普护瞻礼之举，亦当放入这一政治背景中理解。他作这首诗既是为天下苍生祈雨，又祈求佛菩萨的神力扫平白莲教起义。仁宗此举意在昭示满洲皇室崇奉的佛教神灵为正统，而白莲教崇信之神属于 “邪教”，清廷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而且，在太上皇掌握实权的背景下，这首诗强调 “父子同殷”，欲依大雄之力消灭白莲教势力，以 “早释圣皇宵旰愁”， “以纾圣虑焦劳”，愿天降法雨滋润百姓的庄稼，表达对乃父的孝顺、对国事的操劳及对苍生的体恤，政治意图昭然于其中。慈云普护俨然成为仁宗进行政治表演的舞台。

嘉庆三年，清仁宗再作 《慈云普护》吟道:

示慈应感神州遍，天竺海南迹总同。

紫竹香云飘物外，绿阳甘露滴虚空。

境随心转诸缘扰，想自因生六道通。

毕竟形骸归土木，现身说法警愚蒙。

这首诗以 “紫竹”“香云”“绿阳”“甘露”等景物起兴，同时排比佛语 “六道”“现身说法”，以衬托自己的崇佛之心。

嘉庆二十三年，清仁宗在年近六旬之际作 《天台山行宫远望》云:

拾级登楼灏景披，天台胜境目无涯。

澄霄印旭辉明朗，丛樾含飔荫陆离。

岩畔丹枫绚文锦，篱边黄菊发幽蕤。

泬寥一色连群岭，烟净浮岚滴远湄。

此时的清仁宗依然仰慕天台之景。这首诗中的景物起到比兴的作用，烘托作者所抒发的感情。

要而言之，清仁宗瞻礼慈云普护、颂扬天台山之行动、观感和认知，几乎就是其精神世界和国家时政的镜子。

圆明园中的慈云普护景观系仿照天台山胜景而建，但是，它的具体陈设和布置却糅合众多神灵，体现多元宗教交织的瑰丽图景。其中既供奉着观世音菩萨、关帝圣君和龙王，又建有道士庐，体现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交融的色彩，受满洲堂子祭祀的影响，又进行一定变革，兼具祈雨之功能。汉文化与满文化因子在这一特定场域共同进行演绎。

清世宗、清高宗和清仁宗在园居时常常前往慈云普护礼佛，这三位清帝皆拥有浓厚的天台山情结。清世宗与天台宗关系密切，十分关爱天台山。清高宗注重天台宗的教化作用，非常向往天台圣地，并作诗吟诵。清仁宗在即位前后多次前往慈云普护瞻礼，表达对天台胜境的仰慕，祈求神明降雨灌溉农田、扫平白莲教起义，显示对乃父的孝敬、忧国忧民之心。正所谓信仰活动的背后徘徊着政治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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