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恩荫

　　清代中叶，京城西北近郊海淀一带皇家园林荟萃，素有“五园三山”称誉，近代则称之为“三山五园

　　“三山五园”究竟作何理解? 史料中尚未见到明确记载。但我们从西郊皇家园林的盛衰变迁之中，可以知道“五园”和“三山”原本是各有指称的，“三山”一词，自乾隆朝中期起即为官称，是特指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和香山静宜园三座皇家园林。这三座御苑，是乾隆皇帝在大修圆明园的同时，为了在他住圆明园期间，能够就近更多地享受山川园林之乐，即所谓“几暇散志澄怀”，于乾隆八年至二十六年（1743—1761）间，大规模增修了康熙朝已建的玉泉山静明园，并新建了香山静宜园和万寿山清漪园。

　　如今人们都知道圆明园是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的，但历史上圆明园实曾有过五园之盛。即除这三座园林之外，还包括熙春园（位于今清华校园西部）和春熙院（位于今北大校园北部）两座园林。直到嘉庆七年(1802)、道光二年(1822)，春熙院和熙春园相继改赐给皇亲之后，清帝御园圆明园才最终形成三园格局。

　　京西皇家“五园”究竟何所指? 在清代的各种志书、会典、实录及清宫档案史料中，从未见“五园三山”或者“三山五园”称谓，“五园”之称也不独立成词，但在内务府的圆明园工程《奏销折》中，却多次见到“圆明园、长春园、熙春园、绮春园和春熙院等五园”的记载。这就是说皇家“五园”的原本指称其实就是圆明五园。另外，鲍源深著《补竹轩文集》“三天入直记”一节，在记述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焚毁西郊皇家园林一事时，亦明确写道：“九月初，夷人焚五园三山，圆明园内外胜景，悉成煨烬矣”。这表明“五园三山”一词，是民间对海淀一带乾嘉全盛时期皇家园林荟萃的美誉。

　　盛世兴园，国衰园毁。由于清代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固步自封，闭关锁国，对西方国家兴起的产业革命视而不见，致使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乃至在乾隆中期仍盛极一时的赫赫中华强国，竟很快陷入了落后挨打、备受西方列强欺压凌辱的悲惨境地。随着清王朝的国势衰落，在道光朝之后，圆明五园就易为三园，畅春园也渐形荒废。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三山”及康熙御苑畅春园（乾隆时期为皇太后园居之所）的部分园林建筑皆毁于劫火，其中被烧得最惨的要数圆明三园。成为中华民族近代的一页刻骨铭心的屈辱痛史。后来又经过近百年的风风雨雨，西郊皇家诸园除万寿山在光绪朝重修并更名为颐和园，香山、玉泉山仍存留少量景物之外，其余多已难觅旧观。惟其“五园三山”之称仍传誉后世。只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出现了两点明显变化：一是顺序已颠倒成“三山五园”；二是“五园”之称也由既有指称又是泛誉，演变成对海淀一带皇家园林的泛称了。

一、圆明三园盛衰概述及其造园艺术成就

　　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紧相毗连，统称圆明园。清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帝，都曾长年在园内居住、生活并处理朝政，“凡莅官治事，一如内朝”，前后长达130余年。当时清王朝的政治权力的中心，实际上是由圆明园与紫禁城共同构成的，因而圆明园被特称为御园。它不仅规模宏伟，景色秀丽，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帝后园居、官员奏事、禁园管理和护军拱卫制度。

   圆明园，最初是康熙皇帝玄烨赐给皇四子胤禛(后来的雍正皇帝)的一处花园。康熙四十六年(1707)始建并已初具规模，同年十一月康熙皇帝即亲临游赏进宴。从雍正元年(1723)圆明园升格为“以恒莅政”御园后，经雍正朝13年大规模拓建和增饰，占地已达200公顷。再经乾隆初年增建，至乾隆九年(1744)时最终形成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

　　乾隆皇帝弘历在位60年间，除增建改建了圆明园的众多景观之外，还多次向东、向南拓展御园范围。据内务府档案和《大清会典事例》等史料，可知其拓展过程大体如下：乾隆十年至十六年（1745－1751）间，在圆明园紧东侧的水磨村以北大兴土木，建成长春园；三十二年（1767），将长春园东南侧的原康熙皇三子允祉的御赐花园——熙春园，归入圆明园；三十五年（1770），在圆明、长春二园之南拓并大学士傅恒父子赐园，定名绮春园；四十五年（1780），又将绮春园西南侧的淑春园易名春熙院，归入御园。此后数十年间，清帝御园圆明园的范围实为五座园林，总占地面积超过450公顷。

　　圆明园，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基本形成三园格局后，经过嘉庆朝主要对绮春园修缮和改建，至嘉庆十九年(1814)三园始达全盛规模，距始建竟历时108年之久。道光初年又将绮春园改建成皇太后园居之所。三园占地350余公顷，建成近百处意趣各异的园中园和园林景群，建筑面积达20万平方米，其中由康雍乾嘉道诸帝冠以佳名的建筑景观即有800余座，共悬挂内外匾额近1200面。实为古今中外皇家园林所仅见。

　　圆明园的造园艺术成就，更是值得肯定的。它继承了几千年中华优秀造园传统，并有所发展与创新，将我国古典造园艺术推向巅峰。圆明园是全部由人工起造的一处特大型宫苑，造园特点主要有三：一是叠山理水艺术独特，全园以水为纲，2000亩水面（占总面积2/5）被开凿成大中小各种形态的水域，且由回环潆流的曲溪联缀成一个完整的河湖水系，并有人工堆叠而又效法自然的大小土阜石峰250余座，与水系相结合，形成水随山转、山因水活的层层叠叠园林空间，使整个园子宛如江南水乡般的烟水迷离，这也正是它造园艺术最为精妙与独到之处。二是园林造景题材广泛，既有再现前人诗画意趣、寄情神仙境界的诸多景观；也有殿堂、寝宫、皇家祖祠、佛寺、藏书楼、帖廊、宫市、习射厂、观稼处等特殊使用功能的园林景观；尤其是仿建了全国各地主要是江南的众多名园胜景、名山胜水（也包括河北保定的莲池书院景观），堪称是我国古典园林的集大成之作。三是还在长春园北界成片地引进了一区欧式园林建筑，这在我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东西方园林交流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盛极一时的圆明园，真可谓天上人间万景备。乾隆皇帝说它“实天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国人称为“中华第一园”。西方传教士誉之为“万园之园”和“东方凡尔赛宫”。法国大文豪雨果则说圆明园是“亚洲文明的倩影”，是“东方梦幻艺术的崇高典范”。

　　圆明园作为清代封建帝王长年园居理政的御园，室内装修、陈设富丽堂皇，收藏极其丰富，堪称中华文化宝库，雨果说：把法国所有圣母院的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圆明园这处东方博物馆媲美。圆明园的千百万件中外罕有的珍奇宝藏，皆被英法入侵者窃掠一空，至今仍流散于世界各地，实为人类文明的一大浩劫。

二、民国时期圆明园遗址遭到进一步毁坏

　　1860年(咸丰十年)10月，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圆明园的无数珍藏被洗劫之后，并将近20万平方米的园林建筑付之一炬，化为一片焦土。劫后圆明三园仅残存数十座殿阁亭榭。成为人类文明的一场劫难，中华民族的一页屈辱痛史。

　　此后圆明园仍为皇家禁园，同治、光绪二朝还曾有过局部重修，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奔西安而去，京畿秩序大乱，园内原残存的园林建筑及同治、光绪两朝修葺成型的建筑，皆彻底毁于兵匪。

　　1911年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圆明园仍属皇室私产。多年来总有人说：此时清皇室已对圆明园遗址弃管，这实属误传。光绪末年清皇室确曾裁汰了一批官员和太监，但清逊皇室一直并未放弃管护圆明园。当时由溥仪内务府管领的圆明园郎中、圆明园档房、圆明园司房总管太监，甚至包括征收前圆明园房地租办事处等，都还一直在履行管护圆明园遗址的职责。园内的福园门、天地一家春、课农轩、紫碧山房、长春园（海岳开襟）、万（绮）春园等处，皆住有首领太监带领园户分片看管遗址。并不断地向溥仪内务府奏报园内遗物被抢拆抢运事件，溥仪内务府也曾多次致函步军统领衙门和王怀庆，请求予以制止，均于事无补。甚至在溥仪已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的1925年3月，在燕京大学拆运安佑宫华表时，圆明园郎中等仍在请求当局制止。关键是清逊皇室此时已无守园护军，而圆明园遗迹遗物的保护，则是由北洋军阀政府的步军统领衙门和中营副将负责。正是从这时起，圆明园遗址又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一次大“石劫”。

　　北洋政府时期，圆明园遗址成为军阀、官僚巧取豪夺的一块肥肉。比如：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依仗权势，从1919年起拆毁圆明园的内外围墙，大运砖瓦石材，历时三载，在福园门外修建成私人花园——达园。他不仅是公开拉运，而且由中营副将鲍维翰亲自督办。正因为王怀庆带了坏头，北洋军阀政府的大小衙门有权势者、驻军、洋人等都蜂拥而至，盗运园内遗物的车辆络绎不绝。步军统领聂宪藩，本是负责保护圆明园遗址的，他却近水楼台先得月，让中营副将派员给他从长春园拉走太湖石352车。京师宪兵司令车庆云、公府秘书长王兰亭等，也都经过聂宪藩应允从园内运走大批石料修建私人宅园。因贿选总统而臭名昭著的曹锟，在担任巡阅使期间，为了修他在保定的巡阅使署等处花园，从文源阁拉走太湖石数十车到西直门站装上火车，并由中营游击（官名）奉王怀庆、鲍维翰之令押运保护。时任北京市地方长官“京兆尹”的刘梦庚，强行拉运圆明园山石的一幕官僚、军阀表演，更是让人匪夷所思。1922年9月7日，京师警察总监薛子珩致函溥仪内务府称，刘京兆尹准备“借用”圆明园故址的“少许”废弃山石，或者酌给价值，拟于日内派员起运。并称此事已致函聂统领查照。内务府立即报告醇亲王载沣，载沣未与同意，理由是“该园太湖石应加意保护，碍难拨借”，并请薛子珩“婉言代达”。实际上薛子珩只不过是通知一声而已，次日刘梦庚就索性派人进园挑选太湖石，接着就用大车60余辆、扛夫数十人拉运石料，经首领太监、园户等“婉言拦阻”无效。溥仪内务无奈就求助于王怀庆，望能“代为劝阻”。而王怀庆则采用拖延庇护战术，说是假若写信恐怕形诸笔端，诸多不便，他准备面见婉商，请其勿再拉运。就这样，刘梦庚在9月19日至24日、10月6日至13日，共从长春园、绮春园强行拉走太湖石623车、云片石104车。这就充分拆穿了北洋政府官僚、军阀串通一气，疯狂破坏圆明园遗址的丑恶嘴脸。

　　1925年3月，美国教会学校燕京大学修建校舍（即今北京大学校址），擅自起运安佑宫的3根巨型华表和一对石麒麟等，经北郊警察分署赵署长现场劝阻也无济于事。驻守在西苑的陆军十三师、十六师和边防军炮兵营，在1919年9月至1922年11月间，多次派人强行拆毁圆明园西大墙、北大墙和舍卫城的城砖及园内山石，拉运砖石出售，管理人员劝阻反遭辱骂殴打。经溥仪内务府致函步军统领衙门查禁仍依然如故。

   就在这场巧取豪夺的石劫之中，市内的一些公共场所包括颐和园、中山公园、文津街北平图书馆以及香山慈幼院等，也都纷纷从圆明园运走大批石刻文物、太湖石和云片石等。就这样在前后二、三十年间，偌大的圆明三园遗址除西洋楼旧址外，凡具有文物价值的碑碣、石坊、石雕、石刻以及稍微像样的山石等几乎被抢运殆尽。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北平特别市政府接管圆明园后，遗址又遭到了当局更加有组织地损毁，此时的“石劫”对象转成了所有砖石。为了修筑高梁桥经海淀至玉泉山的石碴公路，北平特别市政府先后下令拆毁了圆明三园的4800米南墙和长春园东侧的全部虎皮石墙，砸成碎石以补石碴之不足。当时还组建了“清理圆明园园产事务所”，政府当局同意将园内的所谓“废旧砖石”变价批卖，大宫门外的影壁被招商投标卖掉；西洋楼石门左右的石柱连顶，被按山价卖给商人修建绥远省阵亡将士碑。当局还明文规定：圆明园内所有虎皮石可一律出售；西洋楼故址之大理石、青条石，凡“雕花粗镂”者亦可出售。1934年2月，南京行政院甚至正式指令：将圆明园遗址拨给清华大学办“农事试验场”，只是由于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而未能来得及大规模实施。再加上园内住户为了建住房、垒猪圈长期刨石挖砖；日伪时期，附近贫民因饥寒所迫，时往圆明园窃取砖石，伪市公署又出面设置砖石收集处，实为助长刨挖妖风。经过如此长期折腾，圆明园内的多数古建基址早已被掘地三尺，难觅整砖片瓦。实际上这一“石劫”过程，一直延续至“文革”期间，不过此时的“砖石劫”只能算是零打碎敲，不可与民国时期对遗址的毁坏相提并论。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整修圆明园的山形水系、遗址公园对外开放，乃至2000年底园内的785户居民全部迁出，才算最终得到根绝。

三、圆明园遗址保护整修的成绩和不足

　　1949年北京解放后，圆明园遗址在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的特别关照下，各级人民政府和园林部门也都采取了许多保护措施。1976年建立了遗址专管机构——圆明园管理处，1988年圆明园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又被定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从1984年起开始建设圆明园遗址公园，先后整修恢复了福海景区、绮春园和长春园的山形水系，并铺路架桥、植树栽花、整理古建基址，复建了少量建筑景观。至1994年，遗址东半部已初步连片建成别具特色的遗址园林；西部遗址，国家也已收回土地使用权。三园遗址内曾形成大小村落和居民点31处，有住户785户2000余口人，至2000年底已全部迁出，5840余间7万平方米住房已全行拆除。14个驻园企事业单位，除一○一中学暂缓搬迁外，至2002年5月均已基本迁出。共腾退占地14万余平方米，4.5万平方米建筑物已拆除近半。从而为全面保护遗址文物古迹，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全新条件。西部遗址山形水系整修工程，从2003年起也一直在积极推进，近年还成功解决了园内河湖使用中水这一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圆明园遗址公园整修的功绩，是巨大而不容置疑的。但总的看，遗址整修水平并未达到已经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政府正式批准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方案的预期效果。

　　圆明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御苑，它是我国古典园林的集大成之作。清王朝统治中国268年的半数岁月，全国的政治权力中心也是由它与紫禁城共同构成的。它见证了中华民族三个世纪的盛衰荣辱，承载着全国人民和海外同胞太多的民族情感。作为一处文物保护单位，能兼有上述两大特点的，唯圆明园遗址而已。

　　关于“圆明园遗址公园”的预期形象，《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方案已有原则规定，基本原则共四条，最主要的为三条：一是要坚持“整体保护、科学整修、合理利用”方针，明确保护遗址是整修、利用的前提和核心。三园内的遗址（包括山形水系、植被、建筑遗址）必须整体保护，体现圆明园盛时的基本风貌。在充分发掘、深入研究、依据可靠、史料准确的基础上，清整展示遗址，进行必要的恢复和整修，使遗址得以科学保护和永续利用。二是三园遗址内不新构思，不添新景，遗址的整修、恢复必须有利于体现圆明园历史的真实性，以确保博物馆式的园林遗址展示，充分发挥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及史料、借鉴和教育作用。三是三园内外的所有居民点、单位及与三园风貌相悖的经营项目都应迁出或停止。

　　笔者认为，这些规划原则都非常正确，完全符合这处世界级历史文化遗产所应有的保护目的、利用方式与整修标准。截至目前的整修整治情况看，第三条原则业已基本实现。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整修工程对实施第一、第二条基本原则存在着诸多瑕疵。关键在于对《规划方案》所确立的基本原则，至今仍存在着诸多不同理解与主张。遗址管理机构个别领导干部的历史园林意识比较薄弱；尤其是主持文物整修工程的个别专家，对整修“遗址公园”这一既定方向并不真正完全认同：看不到这处文物的历史园林特殊性，只关心遗址的发掘与藏护，而不考虑如何更好地展示其“博物馆式的园林遗址”，以“体现圆明园盛时的基本风貌”和“历史真实性”，“充分发挥其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及史料、借鉴和教育作用”。

　　（一）、圆明园山形水系整修，除了要全面恢复原有的山水脉络之外，一定要精心处理好河湖驳岸和山的形态，要效法自然，竭力体现盛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艺术水平。但遗址东半部整修水系时，河湖驳岸多被砌成了规则形的，失却了原有的自然风韵，致使其历史风貌减色不少。

　　圆明园作为一处水景园，桥梁实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圆明园盛期有近200座各式桥梁，这是其他任何园林都无法可比的，在水系整理中绝不可对桥梁掉以轻心。为了体现圆明园的遗址特色和盛时风貌，并适应开辟“遗址公园”的功能需要，除应保留一些石桥残迹外，务必复建一些园林桥梁，并尽量体现原有风格。前些年由于缺乏应有的研究与论证，匆忙在长春园残存的石桥墩上复建的两座石桥，尤其是长春园宫门内的十三孔板桥，被修建成了石桥，造型十分怪异，实非我国古典园林更别说是圆明园中应该出现的。此类教训值得认真记取。笔者曾开玩笑地说，如果有人给乾隆皇帝设计了这样一座怪桥，那就非把他杀了不可。

　　（二）、为了实现遗址整体保护，体现盛时基本风貌，并适应公园的游憩需要，除了《遗址公园规划》方案中规定的“重点复建”少量园林建筑（包括宫门、适合博物馆使用的殿堂以及个别点景亭榭）之外，对多数古建基址，则应采取“博物馆式”的展示方式，以便真正“发挥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及史料、借鉴和教育作用”。

　　圆明园应该如何“清整展示遗址”，这是整修遗址公园的一个大题目，处理得成功与否，会直接影响到这处历史园林遗址的整体形象，不能等闲视之。笔者认为，圆明园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和遗址公园，其园林建筑格局的展示可以是多样的，但基本展示形式无非是两大类型：

   第一类，就是规划方案中划定为“遗址凭吊活动区”的西洋楼旧址。由于残存的石雕断柱、海墁台基较多，占地面积也很有限（仅为三园总面积的1/50），经过多年来的清整和绿化美化，目前的展示效果还是可以的。

　　第二类，是对“遗址游览区”，也就是园内大面积的古典园林区的遗址清整展示问题。为了实现《规划方案》要求的充分发挥圆明园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及史料、借鉴和教育作用”，就不仅要再现圆明园“峰回路转的山形水系和优美的植物景观”，还必须有选择地清整展示一些古典园林基址。只有如此才能使游人通过“参观凭吊、游览观赏和休息”，真正“领略到我国古代皇家园林‘移天缩地在君怀’的园林格局和‘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艺术”，从而“激发爱国热情和增强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信念”。

　　怎样展示好这一大片区域的古典园林基址，不仅至关重要，而且也是目前分歧最大又颇为棘手的一个难题。我的看法是：第一必须要有适当数量的清整与展示，第二展示形式可以多样化，第三不能破坏遗迹并要有利于“永续保护”，第四展示的目的和形式，不能背离遗址公园“存史、游憩、教育、借鉴”这样一些基本功能，第五清整展示要有选择、有步骤地实施，不能遍地开花，不能急于求成，在条件尚未成熟时，宁可少发掘和不发掘，也要竭力避免盲目发掘与展示对遗迹可能造成的无谓损坏。

　　笔者认为从已经清整展示的遗址现况看，也是非常值得商確的。试举两例：

　　长春园含经堂风景群，是当年乾隆皇帝为他自己预修的一处“归政后娱老”之所。其园林建筑基址也是圆明三园保存最为完整的。文物部门在2001年对该遗址群进行科学发掘后，接着又做了全面“工程保护”，将8000平方米的建筑基址，均用现代大青砖进行全面包砌。但从实际效果看，如此整修使人很难从中真正领略到原有的造园艺术魅力，也缺少了胜景被毁后应有的震撼力，对遗迹保护的持续性恐怕也值得探讨。我认为这种用青砖包砌的“工程保护“方式，也可以算是遗址保护与展示的一种形式，但不宜推而广之，只可惜后来仍在继续克隆。

　　2004年，在整修圆明园核心景观后湖景区的过程中，后湖西北隅山水间的杏花春馆一景，发掘出了极为完整的园林建筑基址格局，非常值得全面保护与展示，但后来有关方面却在全部回填之后，又在上边用青砖筑砌了数十厘米高的方框，框内以土填之，结果这处景观就成了十多个高度差不多的小豆腐方块，人们对原景物的确切形状、大小、高矮和开间等，均已无法知晓。如今游人直呼看不懂。

　　后湖西岸坦坦荡荡一景，原是一座饲养与观赏金鱼的著名景观。考古后发现这是一处大型金鱼池，留存有非常壮观的汉白玉石岸和条石池底，池内还叠有多座湖石奇峰和藏鱼深潭，只是石岸上沿有少量缺失，石栏杆不全。本来只要稍做整理与加固，即便保持残状，也会是一处十分难得的皇家古典园林风格展示。但主持文物工程的专家，却用青砖补砌石岸残缺，并以青砖与条石混杂的形式修补栏杆，使之失却了原有风貌，也没有了被毁后的震撼力。笔者认为对后湖景区园林建筑遗址，所做的此类莫名其妙的保护与展示形式，实属败笔。

　　人们不禁要问在圆明园遗址整修利用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怪现象？我认为这有多方面的因素，最主要的是遗址整修工程的管理体制没有理顺。据此笔者建议：首先要统一思想，树立《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方案的权威性，解决好“各拉各的套”这一不正常现象。二要完善和规范遗址保护与整修利用方案的编制、论证、报批和实施制度，杜绝管理机构、主管部门某些干部的简单化、随意性倾向。三要充分发挥中国圆明园学会及专家学者在遗址整修中的参谋和智囊作用，建立统一的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顾问组织。四建议由市规划委出面召集文物、园林、规划、海淀区、中国圆明园学会等相关部门，尽快组成“北京市圆明园遗址公园建设领导小组”，以加强高层的决策与协调功能。五是请市规划委把全面实施《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方案，纳入到北京城市建设的“十二五规划”之中。

　　圆明园的兴衰荣辱史，既有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与骄傲，也有近代我们民族的屈辱与无奈，更有着当代华夏振兴的慰藉与艰辛。走进圆明园，就是走进历史，走进前天厚重的文化积淀，走进昨天太多的风雨云烟，就是走进今日的奋进与明日的企盼。

   园林兴废，往往是国运盛衰的晴雨表。圆明园的三百年沧桑史，不单纯是清代帝王园林的兴盛与衰毁史。它所折射出来的，也是中华民族三个世纪以来兴衰荣辱的一个缩影。在最近这61年间，它所在的这片土地的复苏与兴旺，则又成为伟大的中华文明正在复兴之中的生动写照。

   无论多伟大的国家，多伟大的民族，也要时时居安思危，犹强不恃。妄自尊大，固步自封，闭关锁国，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历史的经验值得千秋永鉴！

　　本文较为详实地记述了三个世纪以来，有关圆明园的盛衰情状及遗址保护与整修的巨大成绩，以及不尽如人意的诸多困惑和问题。更何况《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方案中，对圆明三园园林建筑景观的近期修复规划仅限于10%（即2万平方米）。这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多难题。若从1985年算起，到2009年为止，圆明园和绮春园可以算得上是基本按原貌修复的宫门和亭榭等点景建筑，总共也就1000余平方米。

　　另外，2006年北京科学电影制版厂摄制并公映的影院片《圆明园》、2007年浙江横店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筹拍的数字影视片《虚拟圆明园——西洋楼及上下天光景观》、2009年横店共创共有共享工作委员会监制的数字DVD电视片《圆明园（包括圆明园的宫廷区、后湖诸景和长春仙馆、藻园等）》，这几部影视片虽然有一些数字技术再现了圆明园昔日的一些园林盛景，但毕竟内容非常有限。据此，笔者完全支持用现代数字化技术，较为全面地再现圆明三园的盛期形象，并在条件成熟时，分别在遗址公园里选择若干个风景区向游人进行展示，以充分发挥圆明园遗址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及史料、借鉴和教育作用”。

　　　　 　　　　　　　　　　　　　　  2010年9月23日

张恩荫：圆明园管理处原副主任，圆明园研究专家。

（来源：《圆明园研究》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