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五园之一的绮春园，是圆明园研究的薄弱点，尤其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十月乾隆帝将春和园更名为“绮春园”之前的历史，更是鲜为人知。张宝章在《萼辉园和交辉园沿革初探》一文中提出：康熙朝裕亲王福全的赐园萼辉园就是绮春园的前身，其后为怡亲王允祥的交辉园。此文可谓是绮春园研究的开山之作。但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本文试做探究。

绮春园经历了赐园、赐园与御园并列、两个御园并列、御园合并为一的绮春园，以及被焚毁后重建万春园旋又搁浅的五个阶段。雍正二年（1724）六月，雍正帝服阙期满，始大规模扩建圆明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雍正帝首次驻跸圆明园。为适应园居理政，这年三月，他将圆明园西南一地赐与果亲王允礼，旋赐额“自得园”。与此同时或稍前，又将原顺治帝次子裕亲王福全的萼辉园赐予怡亲王允祥，并赐额“交辉园”。允祥为康熙帝第十三子，因卷入储位之争而遭圈禁，终康熙一朝无官职爵位。雍正帝即位后，允祥鞠躬尽瘁，被封为怡亲王，并受赐御题“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允祥于雍正八年五月卒，同年十二月，其七子弘晓承袭怡亲王。乾隆五年正月，乾隆帝为弘晓的交辉园题写了“忠孝为藩”和“明善堂”二额。嘉庆帝在《绮春园记》中说“斯园先名交辉，为怡贤亲王赐邸，又改赐傅恒及福隆安，呈进后，蒙皇考定名绮春”。傅恒，字春和，满洲镶黄旗人，系乾隆帝孝贤皇后的弟弟。乾隆七年，20岁即任御前侍卫、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圆明园事务。旋任军机大臣、内大臣、户部尚书。十四年正月，以保和殿大学士身份督军西南，平定了大小金川之乱，功勋卓著。福隆安，字珊林，满洲镶黄旗人，傅恒次子，历任兵部、工部尚书、军机处大臣，尚乾隆帝四女和硕和嘉公主。傅恒因平金川有功得有赐园，后福隆安指为额驸，加之公主的赐园，傅恒的春和园在当朝可谓首屈一指。

关于绮春园更早的前身萼辉园，张宝章已经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证，笔者十分赞同。但囿于史料缺失，目前还无法确认萼辉园的四至范围及其详细景观。本文拟从以下问题入手，深入探讨清代绮春园的历史沿革，即：允祥的赐园“交辉园”有多大？原允祥的赐园何时转赐予傅恒与福隆安？傅恒与福隆安的赐园有多大？傅恒与福隆安二人的赐园何时呈进变为御园？

由于允祥与傅恒等人留下的诗文中鲜有交辉园的信息，加上嘉庆年间绮春园改建甚多，故雍乾时期的诸多景观早已不见踪影。但既然交辉园是从怡亲王弘晓的手上改赐给傅恒及福隆安的，那就先从弘晓的《明善堂诗文集》和清代学者毕沅的《春和园纪游二十四首》诗中去寻找答案。

弘晓诗文中涉及交辉园的景观建筑有：交辉楼、凝香斋、晚香亭、萝月山房、含辉堂、怡仁堂、蓬瀛深处、快哉亭、明善堂、小蓬莱、云林书屋、芝兰室、揽秀轩、浩然阁、延绿楼、冰玉山庄等。

毕沅诗中将春和园景点分为24组，除傅恒的春和别墅、和嘉公主的和庆斋与福隆安的凝碧堂，以及福康安的兰辉堂之外，与弘晓诗中的景观称谓相重合，并可确知方位的建筑名称主要有：春和堂、萝月山房、绎堂、晚香亭、明善堂、双寿寺、小蓬莱（毕沅诗为小蓬壶）、揽秀轩、西爽村等。

“明善堂”额是乾隆五年乾隆帝赐予弘晓交辉园的，应是园中的标志性建筑。嘉庆帝御制《题含淳堂》诗有：

绮春佳境御园东，别有洞天复道通。

明善旧题念堂构，含淳新额焕檐栊。

此诗作于嘉庆六年（1801），可知明善堂此时更名“含淳堂”。其后，“含淳堂”又易名“生冬室”。生冬室系绮春园内春夏秋冬四序景观之一，位于绮春园中路中部偏北，是一组坐北朝南的临水建筑。

第二个标志性称谓是西爽村。嘉庆九年有一首御制诗《题清夏斋》，诗中注释云：“是斋在西爽村，原额‘凤麟洲’本非宸翰所题，曾经皇考赐成亲王居此。”嘉庆十三年又有一道谕旨：“西爽村着仍称绮春园宫门（即绮春园西宫门），嗣后一切称谓书写，俱不得再有西爽村字样。”由此可知，西爽村的位置就在后来延英论道一带。故毕沅的《西爽村》诗序中言：“西爽村秋原如画，遥缅凤城，楼阁隐见浮岚暖翠中。公（指傅恒）平旦趋朝，每由园西角门入左掖垣。”

此外，弘晓的《流杯亭记》也告诉我们，与清夏斋隔池相望的“寄情咸畅”，亦称“流杯亭”，就在延英论道东邻，雍正时的交辉楼后改称的“联辉楼”，亦在其景区之内。

绮春园西路偏北还有一处景观名“延寿寺”，张恩荫推测：“双寿寺似即延寿寺旧称。”毕沅《双寿寺》诗的序文记载：“乾隆庚辰（即乾隆二十五年）岁八月，皇上五旬万寿，明年辛巳（即乾隆二十六年）十有一月，圣母皇太后七旬万寿，百灵禔祉，三辰合庆。公即园之西圃辟选佛场，敬效人天釐祝。”可见，这是傅恒为给乾隆帝和皇太后祝寿而修建的寺庙，后易额为延寿寺。

交辉园的西部明确后，它的东端在哪儿呢？毕沅在《明善堂》诗序中写道：“坐玩鹤亭西望，有石门，如雉堞，东曰归云，西曰舞雪。相羊而入，前跨飞梁，中有曲榭，曰浣香艇。后为清吟书屋，庭列秋槐二株，宵炕昼聂，外有船坞。因命舟师理楫，至锦香亭。白沙如雪，清流玉环，达于明善堂，堂敞七楹，露除霜阙，奎画荧煌。”文中提到了“玩鹤亭”，如果这个景观称谓乾隆朝以来没有改变的话，它就在今绮春园中路鉴碧亭以北的“天心水面” （天心水面南临方沼，外檐额曰“玩鹤亭”）。从诗文叙述的路径来分析，到达明善堂即后来的“生冬室”，与之是相吻合的。

允祥赐园“交辉园”的东西两端如确定后，其北端恐怕不出后来的清夏斋、延寿寺、春泽斋、展诗应律一线。而其南端花园则另有所属。

雍正一朝中，辅佐皇权的有两位重要大臣：一位是汉人大学士张廷玉，另一位是满洲大学士鄂尔泰。鄂尔泰，西林觉罗氏，字毅庵，满洲镶蓝旗人。雍正三年以后，相继任广西巡抚、云贵总督、云贵广西三省总督。雍正十年召至京城，任保和殿大学士，居内阁首辅。清代诗人袁枚在《武英殿大学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中云：“及公入朝，奏事毕，曰’卿勿还旧居，可赴新居’。手书‘公忠弼亮’四字赐之。……闻府中无园圃，命以藩邸小红桥园赐公。”张宝章和董建中考证认为：雍正十年赐予鄂尔泰的“小红桥园”，即是后来的“承泽园”。鄂尔泰于乾隆十年去世，园被收回。此后慎郡王允禧住进红桥别墅，二十三年卒。乾隆二十八年怡亲王弘晓成为该园的主人。这里的问题是康熙二十一子允禧，雍正八年二月封贝子，五月晋贝勒，十三年晋慎郡王。他封爵之后，如何能等到15年后鄂尔泰病故才有赐园呢？这显然不合情理。

《尹文端公诗集》中有数首诗，能帮我们解开这一疑团。尹文端公即尹继善，字元长，号望山，满洲镶黄旗人，历任云南、川陕、两江总督，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其继室为鄂尔泰之从女，其女嫁与乾隆帝八子永璇，故与皇亲国戚均为姻亲，声势显赫，时有“荣华冠九卿”之说。乾隆三十年尹继善入阁办事，并兼上书房总师傅。入京后，尹曾作有如下诗句：

《恭和御制昆明湖泛舟至玉泉山元韵》诗，其中有：

红桥烟柳胜江南，诏许从游取次探。

《恩赐园林后和鄂怡云见赠韵》诗：

绿杨烟外虹桥路，白发重经感慨多。

画栋难寻当日燕，平泉犹漾旧时波。

花香晚节今能否，石藉他山老奈何。

漫道池亭频易主，肯堂相勖莫蹉跎。

诗中自注曰：赐园即西林伯岳旧居。

《晚香园杂咏用杜工部游何将军山林韵》诗：

赐第恩逾重，门开傍御桥。

……印雪思泥爪，临畦忆菜羹。

诗中自注云：西林相公居此园时，曾经假馆屡餐园蔬。

《前蒙恩赐园林复荷御题绚春园额，诚异数也。因用杜工部重游何将军山林韵又成五首》诗：

别墅蒙恩赐，佳名仰御书。

微躯惭广厦，虽寓爱蘧庐。

《登不系舟望澄怀园旧址有感赋赠崇如仍用前韵》诗：

池上垂杨遍绿枝，舟仍不系复何之。

云来云去原无意，花谢花开各有时。

《和皇次孙见赠绚春园诗元韵》诗：

园接瀛洲水，闲堪理钓纶。

扁舟原不系，老圃正逢春。

自注曰：前后蒙恩赐不系舟、绚春园额。

以上这些诗句及其注释，给我们提供了清晰的信息：一是尹继善的赐园原称“晚香园”，后乾隆帝赐“绚春园”额及园中的“不系舟”额；二是尹继善的“绚春园”原是大学士鄂尔泰的赐园“小红桥园”；三是鄂尔泰的“小红桥园”和尹继善的“绚春园”就在张廷玉“澄怀园”的旁边，离万泉河与石板御道交汇处，清帝至圆明园必经之地的红桥，近在咫尺。“门开傍御桥”“登不系舟望澄怀园”“园接瀛洲水”“红桥烟柳胜江南”，这些诗句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鄂尔泰的“小红桥园”和尹继善的“绚春园”，就在后来绮春园西南隅的“绿满轩”和“畅和堂”一区。

另外，当时王公大臣的诗作也可为佐证。如毕沅的《绚春园即景十首呈望山先生》诗：“西苑开图画，平泉有赐庄。鸣珂连戚里，规地傍宫墙。”永瑢《和望山先生晚香园用少陵何将军山林十首韵》：“名园今福地，迤逦傍平桥。……沙路连丹御，蒲轮度不遥。”尹继善病故后，永瑢作《望山先生挽诗》：“便逐星辰到绛霄，空瞻绿野对红桥。”毫无疑问，如以诗中的“规地傍宫墙”“迤逦傍平桥”“空瞻绿野对红桥”等来联系挂甲屯南部的承泽园则相距太远。这说明当时圆明园附近分别有允禧和鄂尔泰两个与“红桥”相关的赐园。而贝勒允禧的“红桥别墅”也就是后来的“承泽园”，系雍正九年所赐，④与鄂尔泰没有关系。允禧于乾隆二十三年病故，当年或第二年初，怡亲王弘晓住进原允禧的红桥别墅。而过继与允禧的乾隆帝六子永瑢，则在二十五年三月结婚后移住畅春园。四十三年四月，弘晓病故，赐园收回。嘉庆年间又赐给了协办大学士英和，更名“依绿园”。

另据记载，尹继善于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卒。翌年，乾隆九女和硕和恪公主下嫁武毅谋勇公兆惠子札兰泰，奉旨将“庆桂（尹继善子）之房赏给札兰泰居住”。说明原尹继善的绚春园，后来又成为皇九女和恪公主与札兰泰的赐园。

允祥于雍正八年五月卒。同年十二月，七子弘晓承袭怡亲王，成为交辉园的新主人。弘晓何时迁出交辉园，住进允禧的“红桥别墅”？张宝章根据弘晓《暮春移居赐园喜而有作》一诗认为：“允禧去世后，他的赐园红桥别墅被内务府收回，而在二十八年春转赐给了弘晓。”本文认为，这个推测有些偏差。因为前文已述，交辉园后转赐傅恒，而傅恒的春和园内双寿寺，就是为乾隆五十万寿和太后七旬万寿而建，乾隆帝五十寿辰是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加之皇四女和嘉公主系二十五年正月下嫁与福隆安。故弘晓迁出交辉园的时间，最晚也是在乾隆二十四年。

傅恒与福隆安的赐园，确切说是傅恒与皇四女和硕和嘉公主（和硕公主的品位相当于郡王）及福隆安的赐园有多大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还要先探究一下，傅恒是什么时候拥有赐园的。张宝章根据乾隆十一子永瑆的《赐新居恭纪》诗，推论说：“傅恒是在乾隆二十九年前后住进了春和园。”同时，留下一个伏笔，即因傅恒平金川有功，“于乾隆十四年在京城东安门内为傅恒建成一座府邸，与此同时，在西郊再赐予一座花园别墅也是可能的”。笔者爬疏史料，发现傅恒的家庭教师汪师韩曾于乾隆十七年，写有一首《南归不果重客春和园》诗：

料理还装更解装，担书重到读书堂。

帐前弟子年犹幼，座上先生鬓已苍。

花树逢春生彩翠，简编由旧续丹黄。

相依藏室无多路，一缕轻云隔苑墙。

说明在乾隆十七年以前，傅恒已拥有“春和园”，而园额亦是乾隆帝所赐。清代诗人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写道：“相国傅公治园亭，落成。上临幸，赐额曰‘春和园’。”汪师韩系浙江钱塘人，字韩门，号上湖。雍正十一年进士，历官编修、湖南学政。汪氏于乾隆十三年到傅恒家教书，写过《含青园赋》与《春和园赋》。其中《含青园赋》有：“夫其堂亲禁苑，门接藩垣，水木明瑟，风日澄鲜……斯则今相国忠勇公之含青园也。”赋后则曰：“苏頲《兴庆池侍宴》诗云‘山光积翠遥疑逼，水态含青近若空’。园名应取于此，园内一水环绕故也。唐东江挽揆恺功诗云‘可怜水磨好园林’，即此地。”唐东江即清代诗人唐孙华，时为大学士明珠之子揆叙（字恺功）的老师。其《春和园赋》云：“今相国忠勇公，有赐园于淀东，每届春夏之交，皇上驻跸西苑，斯园为公扈从退食之所。近接周墙，翠华临莅，赐之奎画，题曰’春和’……某辱公旧识，尝为公赋‘含青园’矣。越三年，园基益辟，敬瞻御题，乃援笔而重为之辞。”从汪氏的园赋中可以得知，傅恒的初次赐园是乾隆十四年，名“含青园”，在水磨村附近，靠近御园，与藩邸花园为邻，园内有水环绕。三年之后，赐园扩大，“近接周墙”，仅“隔苑墙”，并得到皇上“春和园”的赐额。这些信息综合起来看，本文认为：傅恒的先后赐园，都是在后来的绮春园范围内，而且很有可能是与弘晓交辉园相连的园内西北部。因为乾隆十七年时，弘晓仍占有交辉园，园西南隅还有王公大臣的赐园等。

另外，清代内务府奏案、内务府奏销档等档案史料，亦给了明确的线索，即乾隆三十四年春和园改为御园后，乾隆帝曾对绮春园做过几次较大的修缮和改建。如：

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复查：“绮春园添建宫门、朝房、诸旗房间，并周围添砌虎石大墙，园内龙王庙（在后来延英论道一区）添建涵洞……清理地面等项工程。”又“绮春园内添盖公主住房、茶房、马圈及粘修房间，并添砌虎皮石大墙、石涵洞等项工程”。

乾隆三十八年，绮春园宫门外新建正觉寺落成，“奉旨：着由香山宝谛寺拨派达喇嘛一名、小喇嘛四十名，即于此内委署副达喇嘛二名，主持焚修念经”。

乾隆四十二年，“绮春园内成砌坍塌墙垣，明善堂等处粘修桥梁，涵远斋等处捞堆坍塌泊岸”；修葺“明善堂、环秀城关（在后来延寿寺一区）……清吟书屋（在明善堂一区）等处桥梁九座”；“涵远斋、乐和室、存诚等处堆做山石高峰，并捞堆坍塌泊岸勾抿等项”。

乾隆四十三年，修葺“绮春园如意门、双寿寺、雅园门等处桥梁四座”，“乐水山房、竹园、绿荫书屋等处成砌坍塌虎皮石墙十段”，“明善堂后碧涛书屋、双寿寺、眺吟楼、浩然亭、松风萝月等处捞堆坍塌山石泊岸、码头，勾抿油灰”。

乾隆五十五年，修葺“绮春园内北水泡东岸土山上四方亭一座”，“课花所后照房一座三间，庄严界圆亭一座”，“乐和室等处板桥三座，挑换木植”，“揽秀轩后北门一座，东角门一座，满换过木”，“明善堂等处殿宇房间内里顶格，板墙找补糊饰；涵远斋等处添补勾滴”等。

乾隆五十六年，修葺“涵远斋东顺山房一座三间，两山游廊二座六间”，“联晖楼后檐拆盖听雨屋殿一座三间，撷秀山房（在西爽村）后檐粘补五抹槅扇一槽，拆修平台码头一座，拆砌虎皮石大墙三段”，“修葺明善堂东山游廊一座八间，……眺吟楼一座三间”。

乾隆五十八年，修“绮春园内分绿窗大殿东山套房一间、游廊二间……知乐轩西边补砌坍塌院墙一段……雅园宫门前、明善堂东边、北水泡南岸、小东门外（疑即毕沅“坐玩鹤亭西望有石门”的门）粘修板桥四座”。

乾隆五十九年，修葺 “绮春园内存诚殿一座，计三间……并东边游廊一座，计十四间……西边游廊一座，计十六间”，“延爽阁楼一座，计三间……分绿窗殿前游廊二座，计二十六间……凝禧室后院净房一间，并碧涛书屋后院游廊一座，计三间”。⑥修葺“绮春园内知乐轩西边点景房一座，计二间，北水泡北边山上园亭一座……松风萝月等处拆砌闪裂院墙，补砌坍塌大墙，粘修随墙门口；凝禧室前并如意门外粘修板桥六座”。

乾隆六十年，“修理得明善堂等座殿宇、楼、游廊、房间共七十六座，计三百四十一间，内拆瓦房一百六十九间，游廊一百四十八间，方亭十一座……百花镇一带添盖房二所，共四十座，即一百十七间，游廊六座，计六十间……含晖园拈修房间共一百二座，计三百五十二间，内拆瓦房二百八十七间，方亭二座……”

从上述这些详细的修建档案中，可以归纳出几点重要的信息：

其一，春和园收归御园后，首先是添建宫门、朝房和周围虎石大墙，以及护卫它的诸旗房间。这个宫门也就是初期绮春园的宫门，也称“雅园宫门”。具体位置大概在后来的四宜书屋一区。

其二，绮春园内添盖公主住房、茶房、马圈及粘修房间，并添砌虎皮石大墙等。这个公主似乎是生于乾隆二十一年的皇七女固伦和静公主，三十五年七月下嫁喀尔喀超勇亲王策凌之孙拉旺多尔济。但史料却明确记载，固伦和静公主的赐园在熙春园。而乾隆三女固伦和敬公主的赐园不仅离圆明园很远，且路又非常曲折。故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十七日上谕：“着将此园交回，另赐绮春园居住。”也许，约在三十五年以后修好的公主住房，后来就成为和敬公主的赐园了。和敬公主生于雍正九年七月，乾隆十二年三月下嫁博尔济吉特氏色布腾巴尔珠尔，是清代皇女拥有赐园的第一人。和敬公主卒于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乾隆五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帝曾“临和敬公主第视疾”，同月三十日“帝回紫禁城”，这是笔者看到的乾隆帝在绮春园活动的唯一记载。

其三，从修缮的范围与景观名称看，傅恒的春和园（包括和嘉公主和福隆安的赐园，下同）比允祥和弘晓的交辉园显然要大出许多，且主要是在后来绮春园的北部地区。如前述史料中反复提及的松风萝月、眺吟楼、浩然亭等。同时，还有包括“松风萝月等处拆砌闪裂院墙” “知乐轩西边补砌坍塌院墙”等。这个与“虎皮石墙”和“大墙”等称谓不同的“院墙”，极有可能就是原傅恒赐园的“院墙”。因为毕沅在《环秀亭》诗序中言：“自芝径桥舟行经？公主府折而北，筼筜夹岸，藤萝褭空，结环秀亭，达于长彴，是为北海子会合长河之水。膏渟黛蓄，沈沈无声，鸿俦雁侣时出没于蓼汀葭渚间，明湖秋涨，水阔云多。”又《荻蒲》诗序云：“海于天地为物最巨，谓其受纳广博也。园中西海子南受双寿寺前水，东受北海子水，旷如也，奥如也。南有凝翠轩，沿缘而上，多小石山，山无大林，木皆短松瘦竹……右转而北，崇冈俯仰，最高者为岚翠亭、横翠山房，次之浩然亭、眺吟楼……下瞰湖波，渺弥沦涟，千顷一碧。”我们知道，当时的景观建筑和称谓，随着园主人的更替是容易变更的，但大的山形水系却是不易改变的。所以傅恒赐园的“院墙”，包括了后来“知乐轩”“喜雨山房”和“松风萝月”这些景区。

其四，乾隆三十四年后对绮春园的几次有规模的修建，除了乾隆三十八年，新建正觉寺以外（该寺当时在绮春园之外），其他景观都是在原傅恒的春和园内。故嘉庆帝在《绮春园记》中说：“呈进后，蒙皇考定名绮春。遂开通门径，西达秀清村，东接蒨园，豁然贯通矣。”至于傅恒春和园的范围有多大，可分为两个阶段来说：一是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和嘉公主下嫁前，也就是在“含青园”基础上“园基益辟”的春和园，其范围似应在后来绮春园的喜雨山房、松风萝月等园区；乾隆二十四年弘晓迁出交辉园后，“又改赐傅恒及福隆安”，此处的福隆安实是代指和嘉公主与福隆安二人。这样，傅恒的原春和园，加上弘晓的交辉园，也包括和嘉公主与福隆安二人的赐园，也就是后期春和园的全部范围，大概是西起后来的延英论道，东至后来的展诗应律，北自后来的松风萝月、喜雨山房，南至后来的含晖楼到庄严法界一线。

对这一问题，徐卉风的《从〈春和园纪游诗〉论绮春园的早期历史风貌》（下称徐文）一文，虽未详细论述，但他认为：傅恒春和园的正堂“应是今日绮春园宫殿区的前身”。其“全盛时的规模，殿堂游廊至少在400间左右。按张恩荫先生的统计，圆明园全盛时期挂匾建筑在600座的数字，两相比较，春和园旧有的规模可称得上蔚为大观了”。对此，笔者不能赞同。

一是毕沅的《春和园纪游诗》中，不仅没有一处景观描述，傅恒春和园的正堂即后来绮春园的宫殿区，而且紧接《春和园》诗后的《虹梁》诗有“萝月西偏柳浪东，画廊清望拟长虹”，说明此景与萝月山房是相连的。《萝月山房》诗中所咏的萝月山房景观，在交辉园中已有。如果说春和园的“正堂”即后来绮春园的宫殿区，那毕沅诗中所描绘的“公春时常自西爽村入朝，银鞍玉节，来往其间”，“公平旦趋朝，每由园西角门入左掖垣”，以及《荻蒲》诗序中：“园中西海子南受双寿寺前水，东受北海子水”，《环秀亭》诗序中：“是为北海子会合长河之水”等，这些有明确地理方位的记录，就完全说不通了。

二是据档案记载：嘉庆十三年七月，庆郡王永璘因私入行宫游玩，被谕令“退出内廷，将原赏园寓即行缴回”。而永璘的园子就在“今日绮春园宫殿区”。因嘉庆帝在命总管内务府大臣苏楞额等人接收该园的同时，又要求其于“该园墙北，敷春堂之南，开随墙门一座。……并着苏楞额、常福将此园第何处可以建盖大殿，何处可以不必更张，建立坐落处所，即为查明。再，园内不拘定原有园门方向，酌量东西宽阔处所，可建立南向宫门、朝房、照壁、鹿角，均从缓查明贴签具奏，仿照长春园宫门前式样”。毫无疑问，这就是清廷为绮春园新建宫殿区，包括宫门区在做准备。其与傅恒的春和园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三是徐文言春和园之规模可与圆明园有一比的主要根据，是嘉庆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的《奉派查工内务府司员复查绮春园工程银两呈堂稿》，即“绮春园添建宫门、勤政殿、烟雨楼、涵秋馆、茂悦精舍”时，“拆去房座，游廊共三百五十三间，桥闸九座”。但细读整篇史料，这些拆去的房屋、游廊、桥闸等，是包括“舍卫城、方壶胜境、福园门、小马圈等处殿宇、楼座”在内的。因此，徐文在这里显然是过于疏忽了。

那傅恒与福隆安是何时将春和园“呈进”的呢？嘉庆帝曾在《绮春园记》中写道：“斯园先名交辉，为怡贤亲王赐邸。又改赐傅恒。及福隆安呈进后，蒙皇考定名绮春。”此记中未言明呈进的具体时间。但据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四年十月初九日，“传旨：着做御笔绮春园金字匾一面”。以此为节点，傅恒与福隆安“呈进”的时间，就应该在和嘉公主病逝的三十二年九月至三十四年十月。但徐文根据吴振棫《养吉斋丛录》所载，绮春园“旧为大学士傅恒及其子福康安（应为福隆安）赐园，殁后缴进，嘉庆间始加修葺”认为：春和园是在乾隆四十九年福隆安殁后缴进的。并且，在“乾隆三十四年，乾隆帝将春和园更名为绮春园”之后，福隆安“仍在园中居住，春和园无非换了绮春园名称而已”。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是与清代典制不合。清代皇子皇女的赐园均以当朝皇帝的兄弟和子女为主。皇子一般是分府后，封爵在多罗贝子以上赐予；皇女一般是和硕公主以上下嫁时赐予。也就是说，与赐予宗亲王府不同，不是当朝所有的皇帝兄弟和子女都有赐园，其有无赐园，系由皇帝的意愿和政治需要所决定。另外，赐园均归清廷所有，其建设、维修、管理以及赐园的安全保卫等，亦由内务府具体负责，上报皇帝批准。皇子或宗亲因事革爵、处分或皇女病故等，赐园收回。

其次，是与事实不符。如按徐文所说，乾隆三十二年和嘉公主病故后，福隆安“仍在园中居住”，直到四十九年其殁后缴进。那上述档案记载，和嘉公主病逝后，“绮春园内添盖公主住房、茶房、马圈”；乾隆帝御笔绮春园金字匾，及乾隆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在绮春园内的各种修建工程，又如何解释呢？如福隆安“仍在园中居住”，那这个额驸又能在哪里安置呢？

其三，是对上述史料的误解。嘉庆帝的《绮春园记》“及福隆安呈进后，蒙皇考定名绮春”，并不是福隆安死后呈进，而是在其父傅恒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呈进了。所以，后来道光帝七子奕譞在《鸣鹤园》诗注中明言：“是园初为傅文忠公第宅。”①也就是说，为给乾隆帝的皇子皇女们腾地方，当朝重臣皇亲国戚如傅恒辈也要迁出，住进一河之隔的另一座春和园（时傅恒的春和园应包括后来北京大学校园的鸣鹤园、朗润园和镜春园）。而吴振棫的《养吉斋丛录》载：“赐园，殁后缴进，嘉庆间始加修葺”，其中的“殁后”，不是福隆安殁后，而是和嘉公主殁后。

傅恒与福隆安等迁出春和园后，乾隆帝即命人于圆明园秀清村南边，“添建楼座，拆盖游廊，拆砌虎皮石墙，添筑甬路”，并于“绮春园北门外两边旧有一孔过水涵洞二座，改为二孔”，闸上拆砌虎皮石大墙等，使绮春园“开通门径，西达秀清村，东接蒨园，豁然贯通矣”。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帝将园西部的原春和园西爽村一区赐予了皇十一子永瑆。与此同时或前后，皇八子永璇亦得到西爽村以南含晖园的赏赐。故嘉庆十七年，嘉庆帝在其《含辉楼远望》一诗中注释曰：“绮春园内之西南偏，旧以缭墙别界一区，名曰含晖园。又横界一区，名曰西爽村。中有联辉楼，为成亲王寓园憩止之所。”此处的“缭墙别界”，即是当时御园与赐园的界墙；又横界一区的“横界”，即永瑆西爽村与永璇含晖园的界墙。

综上所述，自乾隆三十四年乾隆帝命名绮春园时，从后期绮春园的范围来看，就已开始了赐园与御园并列的时期。到乾隆三十九年以后，赐园占地范围变得更大，绮春园几乎全部被乾隆帝的皇子皇女所占据。这也就是绮春园命名后的30年间，为什么史料中找不到乾隆帝在该园游览听政的任何记录，甚至在他吟咏圆明园的上万首诗中，也没有一首绮春园诗的根本原因。

嘉庆帝亲政后，绮春园发生了一系列巨变。嘉庆四年二月，嘉庆帝命成亲王永瑆迁出西爽村，住进原和珅的十笏园；仪亲王永璇迁出含晖园，住进原福长安园的中西部，其含晖园赏给皇三女庄敬和硕公主和额驸所特诺穆多布斋。庄敬公主十六年三月卒，赐园收回。同年五月，“奉旨：含晖园嗣后改呼南园”。这又形成了绮春园与南园两个御园并列的时期。

而入住尹继善绚春园的乾隆帝九女和恪公主，于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病逝。额驸一等武毅谋勇公札兰泰于五十三年三月卒。至今我们尚未发现有关该园的任何史料。估计该园收回后，亦暂时荒废，直到嘉庆朝大规模修建绮春园时。

嘉庆六年三月，嘉庆帝服丧期满后，即开始在原春和园的基础上（按，不包括含晖园）展开大规模建设。先是，同年“七月，圆明园总管太监具奏，绮春园内新建西爽村、含淳堂、展诗应律、敷春堂”。接着，十年七月，“涵秋馆”“四宜书屋”建成。嘉庆帝命名“绮春园三十景”。其后，十二年三月，“凤麟洲”建成。十四年，“绮春园添建宫门、勤政殿、烟雨楼、涵秋馆、茂悦精舍”①。旋又建成“鉴碧亭”“中和堂”。十八年，建成“畅和堂”“招凉榭”，并始建“惠济祠”“河神庙”（该祠庙的修建曾因天理教起事暂停，十九年复建，至二十二年七月建成）。十九年，“澄心堂”“湛清轩”建成。这是绮春园大规模建设的第二阶段，也即形成了绮春园的鼎盛时期。为此，嘉庆帝又命名新的绮春园二十景。

从上述乾嘉两朝绮春园（包括南园）的沿革变化不难看出，乾隆帝命名绮春园时，绮春园的面积大约只是后来绮春园的一半。嘉庆帝在原春和园的基础上，由北向西、向东，然后向南逐步扩建。经过15年的建设，终于建成与圆明园、长春园三足鼎立、各有千秋的绮春园。嘉庆帝非常喜欢这个园子，据统计，其“在位二十五年，有御园景物诗近2900篇，绮春园50余处景点得诗530余篇，长春园70余处景点得诗仅250篇”。可见绮春园在嘉庆帝心目中的地位。

道光朝绮春园最大的变化就是园内的东半部成了皇太后的园子。道光元年（1821）五月谕：“畅春园自丁酉年（康熙五十六年）扃护以后，迄今又阅数十年，殿宇墙垣多就倾敧，池沼亦皆湮塞。此时重加修葺，地界恢阔，断非一二年所能竣工。明年释服后，圣母皇太后临幸御园，不可无养志颐和之所。朕再四酌度，绮春园在圆明园之左，相距咫尺，视膳问安，较之畅春园更为密迩，且系皇太后夙昔临莅之区，居处游览，罄无不宜。于此尊养承欢，当于近奉东朝之旨，尤相契合也。着管理圆明园大臣，即将绮春园相度修整，敬奉慈愉。”二年十一月，区别绮春园东西两路的界墙建成。即由四宜书屋景区西墙、北墙折而东北连至秀清村门，南段则由西墙折而东经南山连至正觉寺西墙。界墙迤东为颐养太后之园，并“立定章程，永远遵行”。绮春园一分为二后，因太后宫在东部，道光与咸丰二帝均要隔三差五地诣绮春园问安，故道咸两朝，清帝园居理政的重心亦稍有东移之迹。道光三年正月十六日和五年正月十八日，道光帝均奉皇太后幸绮春园含辉楼，赐皇子亲藩、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及外藩使臣等食。这一项活动在雍乾嘉三朝80余年的上元三宴中，都是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等地举行的。道光帝为此还作有《恭侍皇太后含辉楼观灯喜成》诗：

昔年马射沐恩隆，今岁今宵事岂同。

疏柳清池仍此地，华灯鼓乐触予衷。

承欢伊始层楼畅，因便何妨御苑东。

灿烂鱼龙争曼衍，欣看月上不生风。

另外，乾隆时形成的于圆明园出入贤良门外的“较射”，亦移至绮春园含晖楼前。每年春夏之交，道光帝均在含辉楼前阅皇子及亲王、侍卫等骑射。如道光十年四月内，上御含辉楼，阅侍卫骑射四次。十六年三月内，上御含辉楼，阅侍卫骑射三次。同时，道光帝也参与较射，并作诗《季春含辉楼马射》曰：

绮春胜境御园南，电掣青骢驰骤谙。

金埒鸣鞭矢中六，琼楼载咏月逢三。

柳垂碧线晴烟掩，草展文茵晓露含。

缅忆当年承渥泽，时光迁易意何堪。

道光八年正月，奏事处总管太监传旨：“嗣后南园着即归为绮春园名目，不必再写南园字样。”至此，南园名字取消，两个御园又统称绮春园。

咸丰一朝，内忧外患，咸丰帝在园时间有限。仅咸丰八年（1858）一年中，其咏澄心堂、畅和堂等诗就超过5首（咸丰帝咏圆明园的诗129首），也可见他对绮春园的喜爱。此时绮春园的变化，还是与后妃有关。

咸丰帝服阙期满后，二年四月初六日，后宫地位最高的康慈皇贵太妃（咸丰五年七月初一日被尊为康慈皇太后，同年七月初九日病故），即奕䜣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始幸绮春园，至当年十月十四日，咸丰帝侍其回宫。

其间，康慈皇贵太妃居于原孝和睿皇后的敷春堂，因有抚育之恩（咸丰帝母孝全成皇后病故后，九岁的奕詝即由静皇贵妃抚养），咸丰帝频频请安。时太平天国起义风起云涌，清廷内外交困，直到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咸丰帝恭移大行皇太后梓宫安奉绮春园迎晖殿，方复幸圆明园。其后自七月二十六日始，咸丰帝改诣绮春园清夏斋，问如皇贵太妃安，直至十年闰三月初三日，如皇贵太妃卒。这说明此间后妃居所已突破界墙，进入到绮春园西路了。同时，五年八月奉旨：四宜书屋一区东墙向南至山顶，添砌一段虎皮石墙，连接原界墙南段，并在山口处添建随墙角门一座，以安置琳贵太妃、祥嫔、常嫔、九公主等道光皇帝的妃嫔、女眷。咸丰十年九月初五日，除正觉寺、惠济祠、河神庙幸免于难外，绮春园与三山五园的其他皇家园林一起，均惨遭英国侵略者的焚毁，因病园居未走的常嫔亦受惊吓而亡。

同治朝晚期，绮春园有一复建的过程。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初一日，上谕：“绮春园改名万春园，敷春堂改名天地一家春，悦心园改名和春园，清夏斋改名清夏堂，圆明园九州清晏同道堂改名福寿仁恩，基福堂改名思顺堂，天地一家春改名承恩堂。清夏堂西宫门改名南宫门。”同治朝复建圆明园的工程，就此紧锣密鼓地展开。因翌年即慈禧太后四十整寿，故绮春园修建的重点主要在大宫门、清夏堂和天地一家春。迄十三年五月，万春园大烫样全份已恭呈御览，大宫门已基本修建完工，清夏堂已上梁，天地一家春基础工程业已完成。但在清廷上下的一片反对声中，七月二十九日，复建工程被迫停止。同年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病逝于养心殿。绮春园的残山剩水、断壁残垣亦同圆明园的命运一样，在后来的岁月中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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