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祀典，是中国历代王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也不例外。其中的帝王庙祭专指对历代圣帝明王以及配飨名臣的祭祀。有清一代，帝王庙祭与天神、地祇、太岁、朝日、夕月、先农、先蚕并列为中祀，成为国家常规祭礼之一。考察清代有关帝王庙祭的渊源及其具体情形，探讨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和文化内涵，对清代政治史、文化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是不无裨益的。

在中国古代，对先代圣帝明王的祭祀起源很早。《礼记·祭法》记载说: “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并据此列举了诸多 “有功烈于民”，应予祭祀的圣帝明王，诸如尧、舜、禹、黄帝、颛顼、契、汤、文王、武王等。还特别指出: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 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秦汉以后，对先代帝王的祭祀绵延不绝，代有发展。唐代统治者在沿袭前代之例，于历代帝王“肇迹之处”分别建庙立祠予以祭祀的同时，以 “三皇五帝，创物垂范，永言殷祀，宜有钦崇”，特于玄宗天宝六年(747)，在京城敕建三皇庙和五帝庙，三皇庙合祭伏羲、神农、黄帝，五帝庙则合祭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均于春秋二季用少牢礼。天宝七年 (748)，又下令在京城另建一庙，合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等“三皇以前帝王”。宋代尤重各地帝王陵庙的祭祀，太祖时，谕令各地营建或修复先代帝王陵庙70余座，置守陵户，禁樵采，并“命李昉、卢多逊、王佑、扈蒙等分撰历代帝王碑，遣翰林待诏孙崇等分诣诸庙书于石” 。

元代初年，京师及地方均建三皇庙，奉祀伏羲、神农、黄帝三皇，并以黄帝臣俞跗以下见于医书记载的十大名医从祀两庑，以医官主祭。后江西湖东道廉访使文殊讷以 “三皇开天立极，功被万世，京师每岁春秋祀事，命太医官主祭，揆礼未称”，奏请 “如国子学宣圣庙春秋释奠，遣中书省臣代祀，一切仪礼仿其制”。元顺帝采纳了这一建议， “命祭三皇如孔子礼，遣中书省臣代祀。”

明朝建立以后，随着朝廷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先代帝王的祭祀也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洪武三年 (1370)，朱元璋遣官访查历代帝王陵寝，命各省绘图进呈。次年礼部定议，各地应予祭祀的历代帝王共计三十五人，凡“陵寝发者掩之，坏者完之，庙敝者葺之。无庙者设坛以祭。仍令有司禁樵采。岁时祭祀，牲用太牢” 。而京城初年尚沿袭元制祭祀三皇，但统治者很快就意识到: “三皇继天立极，开万世教化之原”，应专门立庙致祭，并且， “历代帝王开基创业、有功生民者”，亦当一并祭祀。朱元璋遂于洪武六年(1373) 下令建造历代帝王庙， “仿太庙同堂异室之制，为正殿五室: 中一室三皇，东一室五帝，西一室夏禹、商汤、周文王，又东一室周武王、汉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每岁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 不久，以周文王虽有奠基之功但终守臣节，唐高祖虽得天下却多仰仗太宗之力而罢二者之祀，另增祀隋文帝。洪武二十一年(1388)，诏令历代名臣从祀。同年，帝王庙因火灾被毁，乃改建新庙于鸡鸣山之阳。其后，又罢隋文帝之祀。遂定奉祀帝王自三皇以下至元世祖共十六帝，从祀历代名臣自黄帝臣风后、力牧以下至元木华黎等共三十七人。自此，历代帝王庙祭初具规模。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帝王庙祭乃 “遣南京太常寺官行礼”。嘉靖九年 (1530)，明世宗厘正祀典，下令在京城之西新建历代帝王庙， “名曰景德崇圣之殿。殿五室，东西两庑，殿后祭器库，前为景德门。门外神库、神厨、宰牲亭、钟楼。街东西二坊，曰景德街”。十一年 (1532) 帝王庙建成，世宗亲临祭祀。此后则每年派遣大臣于仲春、仲秋以太牢致祭，并罢元世祖及其臣五人，定为十五帝，名臣三十二人。可见，中国古代对先代圣帝明王的祭祀，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之后，至明代终于奠定了合庙合祭，亦即一庙群祀的形式，并成为国家常规祭礼之一。

清承明制，对先代帝王的祭祀也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并最终趋于定型。顺治八年 (1651)，皇帝亲政，清廷首开遣官致祭各地帝王陵寝之例，并制订各地历代帝王陵寝祀典，规定 “逢朝廷有大庆典，遣官分诣致祭”，各地陵寝所在之地方官，则于每岁春、秋仲月致祭。此外，若皇帝出巡，于所到之处，凡三十里内的帝王陵庙，亦亲祭，或遣官致祭。

除制订和完善各地帝王陵寝祀典之外，清统治者对京城的历代帝王庙予以了更多的重视。入关之初即在京城西阜城门内建历代帝王庙，“南向，正中景德崇圣殿，九楹，东西二庑各七楹，燎炉各一。后为祭器库，前景德门。门外神库、神厨、宰牲亭、井亭、钟楼、斋所咸备” 。帝王庙建成之后，清廷最初尚仿明代之例，祭祀历代帝王。但统治者很快就根据自身的意愿和要求，对入祀的帝王以及从祀的名臣作了增补和调整。

顺治二年 (1645)，清廷以“当日宋之天下，辽、金分统，南北之天下也。应以辽太祖及功臣耶律曷鲁，金太祖、世宗及功臣黏没忽、斡里不，俱入庙祀”。对元代帝王，不仅恢复明初曾一度入祀的世祖，而且以 “元世祖之有天下，功因太祖，应追崇元太祖，其功臣木华黎、伯颜应从祀”。并增祀明太祖及功臣徐达、刘基诸人。于是，历代帝王庙正殿奉祀三皇、五帝之下，计夏王禹，商王汤，周武王，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辽太祖，宋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世祖，至明太祖，共二十一帝，两庑从祀黄帝臣风后、力牧以下至明代徐达、刘基共四十一臣。十四年(1657)，以 “帝王庙祀二十一帝皆系开创，不及守成”，而历代守成之君，不乏英主，遂增祀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七帝; 又以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三帝 “原未混一天下，且其行事亦不及诸帝王” 而停祭，并撤宋臣潘美、张浚从祀。

康熙帝在位期间，先于元年 (1662) 恢复帝王庙原奉祀二十一帝，随后又对入祀的历代帝王及从祀诸臣进行了大规模的增补。康熙帝认为，历代帝王 “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 并且， “从前所定配飨功臣，大概开国元勋居多”， “其治安之世，辅佐太平，有功军国者，反不得与配飨列，是皆未为允当也”。遂于六十一年(1722) 下令朝臣集议。于是，议增夏启以下至明愍帝 (崇祯) 各代帝王计一百四十三人，并增黄帝臣仓颉以下至明刘大夏等历代名臣计四十人。这一议案，很快得到了新皇帝的批准，雍正帝亲制祭文， “遣官致祭行礼如仪”。这样，合原奉祀各帝及从祀诸臣，计入祀历代帝王一百六十四人，历代名臣七十九人。

乾隆帝继位之后，又一次对入祀的历代帝王作了增补和调整。乾隆元年 (1736)，以“明建文为太祖之嫡孙，缵承大统，在位四年，固俨然天下共主矣” ，下令予以增祀，并予谥 “恭闵惠皇帝”。四十九年 (1784)，又以康熙帝当年的谕旨为依据，谕令增祀两晋 南北朝及唐末五代时期有为之君。至五十年(1785)，正式确定增祀晋元帝等二十五帝，撤出原祀汉桓、灵二帝。至此，历代帝王庙入祀标准及规模得以最终定型，总计奉祀三皇五帝以下至明崇祯帝等历代帝王凡一百八十八帝，从祀历代名臣凡七十九人。

据记载，入祀的历代帝王均各立神牌，安放于帝王庙正殿七室亦即七龛之中，伏羲、神农、黄帝三皇居于正中位置，五帝以下至明崇祯帝则分别左右，顺序安放。具体排列情形如下:

中室: 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 左室: 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 右室: 夏王禹、启、仲康、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商王汤、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庚丁、太丁、帝乙; 次左: 周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宣王、平王、桓王、庄王、僖王、惠王、襄王、顷王、匡王、定王、简王、灵王、景王、悼王、敬王、元王、贞定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显王、慎靓王; 次右: 汉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昭烈帝，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简文帝，宋文帝、明帝、孝武帝，齐武帝，陈文帝、宣帝，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 又次左: 唐高祖、太宗、高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后唐明宗，后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端宗，辽太祖、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 又次右: 金太祖、太宗、世宗、章宗、宣宗、哀宗，元太祖、太宗、定宗、宪宗、世祖、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帝、文宗、宁宗，明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愍帝位。均南向。凡异代同室者，皆隔别之。

在祭祀规格及仪节方面，帝王庙祭位列中祀，定于每年春、秋仲月诹吉致祭。届时，大多派遣朝廷官员，由大臣一人以太牢祭正殿历代帝王，由分献官四人以少牢祭两庑历代名臣。若有 “特行崇典”，则 “皇帝亲诣行礼”。雍正帝即于二年 (1724) 亲祭帝王庙，而乾隆帝更是于三年 (1738)、二十九年(1764)、四十年 (1775)、四十八年 (1783)和五十年 (1785) 先后五次 “亲诣行礼如常仪” ，成为有清一代亲祭历代帝王庙次数最多的皇帝。

在建筑规制及管理方面，除设置专官管理并按时修缮外，乾隆时期还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重修。原帝王庙正殿及其两庑覆瓦均用青绿琉璃色，朝廷官员认为正殿系安放历代帝王神牌之处，使用青绿琉璃色覆瓦 “于礼未协”，遂借帝王庙修缮之机，于二十七年(1762) 奏请改用纯黄色。乾隆帝认为: “所奏是，著改盖黄瓦，以崇典礼。” 帝王庙正殿覆瓦遂改用帝王专属的明黄色，此后未再有大的变化。

清代帝王庙祭的发展、完善乃至最终定型，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和文化内涵。

在政治上，清统治者通过对历代帝王庙入祀标准的调整和祭祀规模的确立，最终建立了一个历代绵延不绝的朝代统治体系，并且，这一统治体系不仅包括历代汉民族王朝，还囊括了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以辽、金、元三朝为例。明代仅元世祖一人一度入祀，不及辽、金，且元世祖之祀亦不久即罢。而清朝建立之初，即在明代奉祀十五帝基础上，增祀辽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世祖，再加明太祖诸帝，定为二十一帝。此后，历康熙、雍正、乾隆各朝，都续有调整和增补，其中尤以发端于康熙末年，完成于雍正初年的大规模增补为最。此前，明代帝王庙入祀的历代帝王仅限于开基创业之君，清初顺治帝始增守成有为之主，但人数有限，不成规模，且未能前后接续。而康熙帝晚年，集数十年统治之经验，对历朝历代帝王的统治体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自三皇五帝以下，历朝历代帝王的统治是一个完整的、前后相承的统绪，不仅历代开基创业之帝王，守成有为之君主应予祭祀，但 “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并且，基于帝王自身的立场，康熙帝对前人特别是读书人 “刻意指摘”前代帝王的做法深致不满，批评他们“全无公是公非”，认为 “历代帝王庙崇祀者，每朝不过一二位，或庙飨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飨其臣而不及其君，皆因书生妄论而定，甚未允当。况前代帝王曾为天下主，后世之人俱分属臣子，而可轻肆议论，定其崇祀与不崇祀乎? 今宋明诸儒，尚以其宜附孔庙奏请。前代帝王既无后裔，后之君天下者继其统绪，即当崇其祀典”。因此，康熙帝明确提出，历代帝王除无道之君、亡国之主外，均应入庙崇祀。这一标准，在雍正帝继位之后，很快得到了实施，入祀的历代帝王由原二十一人，猛增至一百六十四人。对明代以来入祀帝王的变化，特别是康雍年间所作的大规模增补，乾隆帝曾评论说: “洪武之去辽、金而祀元世祖，犹有一统帝系之功。至嘉靖之去元世祖，则是狃于中外之见，而置一统帝系于不问矣。若顺治初之入辽、金而去前五代，则尔时议礼诸臣亦未免有左袒之意。孰若我皇祖之大公至明，昭示千古，为一定不易之善举哉!” 可见，乾隆帝衡量前代帝王入祀与否的标准，是以古今延续、中外一家的 “大一统” 观念为着眼点的。因此，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理所当然地应当包括在帝王统系之内。所谓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

基于这一理念，乾隆帝在位期间，又进一步对入祀帝王作了调整和增补。先是增祀明惠帝，重修帝王庙，继而又据康熙帝当年的旨意大加发挥，认为 “皇祖谕旨，以凡帝王曾在位者，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此外尽应入庙，即一二年者亦应崇祀。煌煌圣训，至大至公，上自羲、轩，下至胜国，其间圣作明述之君，守文继体之主，无不馨香妥侑，不特书生臆论，无能仰喻高深，即历代以来，升歆议礼，未有正大光明若此者也”。但当年廷臣议案，尚未能完全体会个中深意，不免意有偏向，如 “入辽、金二朝，不入东、西晋，元魏，前、后五代”。实际上，从汉末至唐相隔三百余年，唐末五代亦历经半个多世纪，其间“中华统绪，不绝如线”，若“概不列入，则东西晋、前后五代数百年间创守各主，祀典阙如，何以协千秋公论” ! 于是，廷臣奉旨议定增祀晋元帝以下凡二十五人，同时撤出原祀汉桓、灵二帝，总计奉祀三皇五帝以下至明崇祯帝等历代帝王凡一百八十八人。至此，清统治者终于确立了始自远古伏羲、炎帝、黄帝三皇，迄于明崇祯皇帝，历代 “圣作明述之君，守文继体之主” 一脉相承、后先相继的完整统绪。而清统治者本身，则无可争议地成为这一统绪的当然继承者。可以说，对包括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王朝在内的历朝历代帝王的奉祀，既表明了清统治者以正统自居的立场和不分华夷、天下一家的观念，也反映出一代王朝对自古相传的中华统绪的认同和接续。乾隆帝在重修历代帝王庙工竣之后，曾亲题其正殿楹联云: “治统溯钦承，法戒兼资，洵哉古可为监; 政经崇秩祀，实枚式焕，穆矣神其孔安。”又多次强调: “自古帝王统绪相传，易代以后，飨祀庙庭，原以报功崇德。” 确实反映了清统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整、增补并完善历代帝王庙祭的良苦用心。

然而，问题还不止于此。事实上，治统的接续，归根结底体现的是道统的传承。自中唐韩愈提出儒学传承的道统论之后，宋代以来的学者对道统都十分重视。北宋三先生之一的孙复建构出一个始于伏羲氏，经神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唐尧氏、虞舜氏、禹、汤、文、武、周公，而成于孔子的道统体系，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则进一步确立了儒学道统的传承。元代统治者尊奉程朱理学，认同道统的传承，在建造三皇庙，奉祀伏羲、神农、黄帝三皇之时，所重视的，实际上也是其中所体现的道统和功业。其 《伏羲氏祝文》有言: “立极开天，观图画卦，乃造书契，以著人文。道统之传，实由兹始。敢忘报本，敬致微诚 。” 至明代初年 ， 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理学名儒宋濂，在裁定一代礼乐制度的同时，也特别提出，“以伏羲为道统之宗，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次列焉”，认为 “秩祀天子之学，则道统益尊” ，建议奉祀先圣先师，以尊崇道统。而统治者在祭祀伏羲、神农、黄帝三皇之时，也同样强调道统，其 《太昊伏羲氏祝文》 亦言:“惟皇始画八卦，教民书契。继天立极，肇开道统。谨以制币牲齐粢盛庑品，式陈明荐，以勾芒氏配。尚飨。”

清统治者建立全国政权之后，面对自身相对落后的民族传统与汉族先进的封建文化的矛盾，最终选择了正统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确立了 “崇儒重道”的基本文化国策。康熙帝熟读经书，倡导儒学，俨然以儒学道统的当然继承者自任，并将道统与治统合一，强调以儒家的四书五经来治理国家，统驭万民。他说: “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 《书》、《诗》、 《礼》、 《春秋》 而外，而有《论 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 盖有四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 有四子之书，而后五经之道备。”故而 “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历代贤哲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表示自己将 “以此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庶几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 雍正帝也十分重视传统儒学，推崇 “孔子以天纵之至德，集群圣之大成，尧、舜、禹、汤、文、武相传之道，具于经籍者，赖孔子纂述修明之。而 《鲁论》一书，尤切于人生日用之实，使万世之伦纪以明，万世之名分以辨，万世之人心以正，风俗以端” 。乾隆帝也特别强调: “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 就此而言，清代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构建和完善的始自远古伏羲、炎帝、黄帝三皇，迄于明崇祯皇帝，历代帝王一脉相承、后先相继的完整统绪，既是治统的体现，同时也是道统的象征。而列入国家常规祭礼的帝王庙祭，不仅仅是对历代帝王的尊崇，而且还是对代代相传的儒学道统的承继。所谓 “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维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功德载籍 ， 炳若日星。” 也就是说，治统可新，道统惟继，当今的清朝皇帝就是代明而兴，接续治统并传承道统的真命天子，不仅在政治统绪上居于当然的正统地位，在文化传承上也接续道统真传。而这一点，正是清代统治者调整、增补、完善历代帝王庙祭的根本用意所在。

治统、道统而外，清代的帝王庙祭对统治者而言，无疑还有一个警示、借鉴的作用。乾隆五十年 (1785)，统治者在最终确立帝王庙祭的入祀标准和规模之后，乾隆帝曾在亲祭帝王庙礼成之后所撰记文中明确指出; “历代帝王胥祀于景德之殿，其有德无德，若南若北，曰中曰外，是一家非一家，章章如，昭昭如，孰可以为法，孰可以为戒，万世之后，入庙而祀者，孰不憬然而思、惕然而惧耶! 是即不明示旌别彰瘅，而已寓旌别彰瘅于无穷矣。其有不憬然思、惕然惧者，则是无道之伦，必不能入此庙矣。呜呼! 可不惧哉! 可不惧哉!” 并且，乾隆帝还语重心长地告诫其后世子孙:“我大清国子子孙孙祈天永命所以绵万禩无疆之休者，更当以不入斯庙为棘。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用慎苞桑之固。思及此，有不忍言而又有不忍不言者。世世子孙其尚凛难谌之戒乎!”如果说，强调治统的接续和道统的传承，蕴含着清统治者昭示正统， “祈天永命”的长远用心，那么，重视以史为鉴的作用，则体现出清统治者 “安不忘危，治不忘乱” 的现实目的。

除在一庙之中合祭历代帝王之外，清代的帝王庙祭还有较少被提及的一个方面，这就是历代名臣的配飨从祀以及对关羽的祭祀。

事实上，中国古代祭祀先代帝王，历来就有以臣子配飨从祀的做法。《周礼·夏官》记载说: “王功曰勋，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 据郑玄注， “辅成王业若周公”， “保全国家若伊尹”， “法施于民若后稷”， “以劳定国若禹”，“制法成治若咎繇”， “克敌出奇若韩信、陈平”等，凡建立不朽勋业的辅弼功臣，其“生则书于王旌以识其人与其功也，死则于烝先王祭之” 。唐代在京城敕建三皇庙和五帝庙，于三皇五帝即各有配飨。史载: “三皇:伏羲，以勾芒配; 神农，以祝融配; 轩辕，以风后、力牧配。五帝: 少昊，以蓐收配; 颛顼，以玄冥配; 高辛，以稷、契配; 唐尧，以羲仲、和叔配; 虞舜，以夔、龙配。” 元代除沿袭唐代的做法之外，还以俞跗、桐君等十大名医从祀两庑。

明代正式奠定历代帝王庙祭的规模和形式，在从祀名臣的选择上，也有较大的变化。一是入选名臣的确定，明代统治者改变了前代以臣配君的做法，君臣之间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将诸葛亮列入从祀名臣，刘备却未在入祀帝王之列。二是入祀标准的衡量，此前配飨诸臣多因其功业卓著，而明代统治者更为看重的却是 “终始全节”，即忠君与否。如宋初为太祖赵匡胤开基建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赵普，原在礼部拟定的入祀名单内，但朱元璋认为“宋赵普负太祖为不忠，不可从祀” ，因将其撤出。经朱元璋增删 “钦定” 之后，明代入祀的历代名臣确定为三十七人，即风后、力牧、皋陶、夔、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仪、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其后嘉靖帝厘定祀典，元臣木华黎等五人随元世祖一并撤出，明代入祀的历代名臣最终定为三十二人。而这一名单，也同样奠定了历代名臣从祀的规模和基础。

清代在大规模调整、增补、完善历代帝王入祀规制的同时，对历代从祀名臣也作了调整和增补。顺治年间，清廷在明代入祀名臣的基础上，新增唐张巡、许远，辽耶律曷鲁，金黏没忽、斡里不，元木华黎、伯颜，明徐达、刘基共九人，不久撤宋臣潘美、张浚二人，定为三十九人。康熙、雍正时期，又增黄帝臣仓颉以下至明刘大夏等历代名臣四十人，合计为七十九人。据记载，所有入祀名臣皆各立牌位，依次安设于东西两庑。具体排列情形如下:

东: 风后、仓颉、夔、伯夷、伊尹、傅说、召公奭、毕公高、召穆公虎、仲山甫、张良、曹参、周勃、魏相、邓禹、耿弇、诸葛亮、房玄龄、李靖、宋璟、郭子仪、许远、李晟、裴度、曹彬、李沆、王曾、富弼、文彦博、李纲、韩世忠、文天祥、宗翰、穆呼哩、布呼密、徐达、常遇春、杨士奇、于谦、刘大夏; 西: 力牧、皋陶、龙、伯益、仲虺、周公旦、太公望、吕侯、方叔、尹吉甫、萧何、陈平、刘章、丙吉、冯异、马援、赵云、杜如晦、狄仁杰、姚崇、张巡、李泌、陆贽、耶律赫噜、吕蒙正、寇准、范仲淹、韩琦、司马光、赵鼎、岳飞、斡鲁、宗望、巴延、托[克]托、刘基、李文忠、杨荣、李贤位。均东西向，以北为上。

同治四年 (1865)，清廷议增散宜生、高允二人，分别列于 “东庑毕公高” 及 “西庑赵云之次” 。除此之外，清代从祀帝王庙的历代名臣未再有新的变化。

在入祀名臣的选择方面，清廷也沿袭了明代的衡量标准，即以忠君与否作为最为重要的条件。如新增的历代名臣中，汉代的马援、赵云，唐代的陆贽、裴度，宋代的寇准、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明代的于谦、刘大夏等，无不以忠君、忠义著称。统治者选择这些忠义之臣配飨从祀，就是要表彰忠臣，褒扬忠义，树立尽忠报国的典范。诚如当时学人所言 : “ 配享之典 ， 国家所以报功而劝忠也。” 不仅如此，清统治者在强调人臣无条件忠君的同时，还尤为注重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这一点，从配飨诸臣称谓的变化即可看出。明代对从祀的历代诸臣，皆称之为 “名臣”，而到清代乾隆以后，则将其改称为 “功臣”。一字之差，实际上反映了专制权力的无限膨胀和君主凌驾一切的绝对权威。清统治者特别是康雍乾诸帝都极为强调大权在握，坚决反对太阿倒持，乾隆帝曾明确指出: “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 基于这一看法，乾隆帝甚至认为本朝无名臣，亦无奸臣，他毫不隐讳地说: “名臣之称，必其勋业能安社稷，方为无愧。然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况历观前代，忠良屈指可数，而奸佞则接踵不绝，可见名臣之不易得矣。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 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由此推之，即使是历代从祀诸臣，也不能称之为“名臣”，而只能称其为“功臣”了。而对忠君的表彰和对专制权威的强化，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一代王朝的长治久安。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帝王庙中对关羽的单独祭祀。作为一个集忠义神勇于一身的完人的象征，关羽在清代受到了统治者的特别尊崇。顺治初年，统治者即于地安门外敕建关帝庙，继而又敕封其为 “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时，追封其曾祖、祖、父三代公爵，并授其后裔五经博士。乾隆帝则将其谥号由 “壮缪”改为“神勇”，并加号“灵佑”。四十一年 (1776)，又以其 “力扶炎汉，志节凛然”，再改 “忠义” 。或许正是因为关羽的特殊地位，帝王庙中对关羽的祭祀，采取的是 “庙中庙” 的形式，即在帝王庙西南院内，单独建造关帝庙予以祭祀。这种非同一般的做法，无疑反映了清统治者极力褒奖忠义，藉以维护统治的良苦用心。

综而观之，清代的帝王庙祭，在沿袭明制的基础上，不仅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最终趋于完善和定型，可谓有清一代礼乐祀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具有丰富的礼仪文化和悠久的文明传统。而在各种成熟、完善的礼乐典制中，又以祭祀制度的地位最高，作用也最为重要。古人很早就认识到: “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并明确指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 显然，入关之后很快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的清统治者也深谙此道。他们不仅选择了传统儒学作为官方哲学和正统思想，而且在礼乐制度上也继承了代代相传的中华文明。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清统治者通过对历代帝王以及配飨功臣的祭祀，昭示出多重的目的和用意。既有对人臣的劝诫、激励作用，也有对人君的借鉴和警示用心。而最根本的，还是对治统、道统的重视和强调。正是在这一点上，反映了清统治者对远古以来代代相传的中华统绪的认同，对渊源有自、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的归属。俎豆馨香、跪拜礼仪之中，体现出来的是传统的深厚积淀。就此而言，清代的帝王庙祭对增强知识界和全社会的向心力，推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显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 本文选自清史研究2011年2月第1期

* 感谢作者授权，转发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