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颐和园的人事物迹

颐和园（清漪园）在建成后，就成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理政与生活之所，百余年间，历代帝后在此频兴土木，举办各种礼仪活动，留下了丰富的事例与史迹，为人们考察清代帝后生活、典章制度、文化变迁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因此，有关颐和园的人事物迹也是长期以来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作为颐和园里的主角，慈禧受到人们格外的关注，但长期以来，受制于资料的缺失，以及近代以来政治变换的影响，有关慈禧在颐和园的生活情况一直停留于野史、戏说的状况，或是道听途说，或是以讹传讹。尊奉者极尽阿谀之能事，如1896年《益闻录》以《皇太后游幸颐和园恭纪》为题，报道了慈禧“新正十有二日启鸾移幸颐和园”，奉承为“真与民同乐之上轨”；而敌视者如邹容，则在本文前引《革命军》中称颐和园“其间一瓦一铄，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虚妄不实，毁誉两端，可谓一段时期内关于慈禧颐和园生活介绍与评价的情状。

1984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人员李鹏年利用档案资料，以《一人庆寿，举国遭殃》为题，介绍了慈禧“六旬庆典”情况。该文虽然立意揭露批判慈禧“奢侈糜费、荒淫无道的罪恶行径”，但基本立足于宫中档案史料，客观介绍了慈禧“万寿庆典”中，包括颐和园在内的备办器物，宫廷内外修饰、陈设、点缀以及庆典期间举行庆贺筵宴、娱乐等各种活动和花费等。[1]同时期发表的《慈禧六旬庆典点景》也介绍了相关内容。[2]

此后，随着学术空气的活跃，研究视野的拓展以及相关史料的不断发掘整理，有关慈禧娱乐、爱好、器用等方面的成果不断涌现。徐莹的《慈禧与德和园演剧》介绍了慈禧为满足自己的癖好，如何在颐和园新建德和园大戏楼，强化升平署，并广招民间名伶和外班入内廷演戏的情况，认为当时“清宫演戏之盛景可与乾隆时期比肩”，“而慈禧太后对京剧的痴迷，大大扩大了京剧的受众群，社会各阶层对京剧的追捧，使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乱弹逐渐取代昆腔成长为红遍全国的京剧。”[3]章宏伟的《光绪朝清宫演戏的经济支出》，则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对光绪朝清宫演戏的经济支出进行了探讨，其中涉及慈禧在颐和园听戏所花费用。[4]相关论文还有《慈禧太后时期颐和园中的戏曲演出与改变》[5]、《德和园戏台研究》[6]等。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颐和园内传统的宫廷生活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时代元素，政治上保守的慈禧，在生活上并不排斥西方的技术和器物。围绕颐和园内所藏慈禧油画的由来，中外学者展开研究，揭开了慈禧当年“摩登生活”的面纱。加拿大学者邝兆江的《慈禧写照的续笔：华士胡博》，介绍了油画绘制的作者、背景以及过程。他认为，慈禧聘人画像，并送往圣路易博览会展出，应该有“要让世人一瞻慈禧的风采，藉此消解外文报刊对慈禧的刻意恶诋”的用意。文章还附有油画作者华士·胡博为慈禧太后画像的有关札记和书信等。[7]荷兰学者米卡拉·梵·瑞克沃塞尔的《胡博•华士和一副画像的故事》，则详细介绍了油画作者本人和绘制的有关情况。[8]

华士·胡博

林京的《慈禧与摄影》，利用故宫所藏照片，披露了慈禧晚年对西方摄影技术产生浓厚兴趣后，聘请技师，花费重金，拍摄其各种神态、装饰照片的情况，其中包括慈禧晚年在颐和园乐寿堂、仁寿殿、排云殿招待外国公使夫人时，与美国公使康格夫人等的合影。“从这些历史照片中，可窥见慈禧晚年生活之一斑。这一系列富有独特纪实效果的照片，不仅留下了慈禧晚年的真实形象，也在客观上起了介绍、传播、推广摄影术的作用，此后宫廷上下，朝野内外，无不争先效尤，此风久久不衰。”[9]蔡萌则从时代和文化背景，对慈禧的摄影爱好进行了更为深层的探讨。[10]

慈禧与外国公使夫人

其实在当时，除了摄影之外，颐和园中还引进了近代的电灯、电话、汽车、钟表等，这些都有相关研究成果。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介绍。值得一提的是翟小菊的《有关颐和园内建铁路的史料解析》，该文通过对日记、档案和舆图照片等资料的梳理，认为“光绪年间在皇家园林中确实修建过铁路，但不是在颐和园，而是在西苑三海”，纠正了长期流传的颐和园内建有铁路的传闻。[11]

光绪在颐和园的活动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茅海建的《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考察了1898年光绪在慈禧太后的允许下，在颐和园接见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之弟亨利亲王时的礼仪改革，认为“此一觐见礼节中，站立受礼、握手、在御座右侧坐下、握手送之、亲临慰问、检阅兵队，这些在西方国家的外交礼节是极为平常之事，但在强调‘南面为君’的儒教国度中是骇人听闻的毁国举动。所有这些体现出来的正是光绪帝对外观念的变化。”[12]

在研究过程中，清漪园时期的人事物迹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刘潞的《<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初探——内容与时间考释》，通过解读故宫所藏巨幅长卷《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考察了乾隆时期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时期颐和园的筹备情况，为我们从视觉文化角度了解清朝前期典章礼仪提供了重要的图像信息。王鸿雁在《清漪园宗教建筑初探》中，认为清漪园建筑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宗教建筑占据着清漪园的显要位置”。作者通过对清漪园内宗教建筑的分布、存毁、沿革、内容、性质、特征及出现原因等的考察，认为这既是景观设计的需要，也反映了清朝的政治信仰和当时宗教政策的需要。

[1]李鹏年：《一人庆寿 举国遭殃——略述慈禧“六旬庆典”》，《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3期。

[2]刘彤、鹏昊：《慈禧六旬庆典点景》，《紫禁城》，1983年第3期。

[3]徐莹：《慈禧与德和园演剧》，《清宫史研究》，2013年第11辑。

[4]章宏伟：《光绪朝清宫演戏的经济支出》，《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5]王涛、顾军：《慈禧太后时期颐和园中的戏曲演出与改变》，《现代经济信息》，2016年第4期。

[6]翟小菊：《德和园戏台研究》，《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1997年第2辑。

[7]邝兆江：《慈禧写照的续笔：华士胡博》，《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1期。

[8]【荷】米卡拉·梵·瑞克沃塞尔著，邱晓慧译：《胡博•华士和一副画像的故事》，《胡博•华士绘慈禧油画像：历史与修复》，文物出版社，2010年。

[9]林京：《慈禧与摄影》，《颐和园研究论文集》，五洲传播出版社，2011年。

[10]蔡萌：《国家仪式，理想生活与人神共体的家国映像：从“慈禧扮观音”看早期中国摄影中的家国叙事与本土摄影“意识”的觉醒》，《美术馆》，2009年第1期。

[11]翟小菊：《有关颐和园内建铁路的史料解析》，《颐和园研究论文集》，五洲传播出版社，2011年。

[12]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13]王鸿雁：《清漪园宗教建筑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5期。

[14]王潮生：《乾隆创建的耕织图景区》，《紫禁城》，2007年第7期。

[15]刘潞：《清漪园“耕织图”景观与石刻绘画》，《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1期。

[16]于洪：《颐和园乾隆<西师诗>碑的意义和价值初探》，《学理论》，2015年第20期。

[17]朱赛虹：《清代皇家苑囿藏书寻踪：清漪园》，《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4期。

[18]张龙、王其亨：《样式雷与颐和园》，《世界建筑》，2011年第12期。

[19]曲直：《庄士敦与颐和园》，《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1期。

[20]秦雷、周尚云、卢侃、王晓笛、徐莹、许馨心：《国宝大迁移中的颐和园文物调查》，《传奇·见证——颐和园南迁文物》，五洲传播出版社，2016年。

[21]吴文涛：《昆明湖水系变迁及其对北京城市发展的意义》，《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22]张冬冬：《清漪园建园前的原初环境考》，《中国园林》，2015年第2期。

[23]夏成钢：《大承天护圣寺、功德寺与昆明湖景观环境的演变》（上、中），《大承天护圣寺、功德寺与昆明湖风景区的演变》（下），《中国园林》，2014年第8期、12期，2015年第3期。

[24]张宝章：《破解好山园之谜》，《颐和园研究论文集》，五洲传播出版社，2011年。

[25]樊志斌：《好山园考》，《三山考信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

[26]胡忠良：《谈谈“瓮山铡草”》，《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3期。

[27]王其亨、张龙、张凤梧：《从颐和园大他坦说起——浅论圆明园和颐和园历史功能的转换》，《圆明园—纪念圆明园建园300周年特刊》，2008年第8期。

[28]张龙、祝玮、谷媛：《咸丰十年清漪园劫后余存建筑考》，《中国园林》，2013年第3期。

[29]崔永泰：《扣开昆明湖的心扉——记对昆明湖沉积物的研究与重大科学发现》，《科技潮》，1996年第5期。

[30]高换婷：《溥仪“小朝廷”时期颐和园的对外开放》，《北京档案》，2004年第1期。

[31]齐峰：《从<万寿山过会图>看清代末年香会的“官方化”倾向》，《首都博物馆论丛》，2012年第26辑。

[32]赵连稳、赵永康：《三山五园周边村落研究综述》，《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33]“中国知网”相关论文目前正不断补充中，该数据仅为参考。

[34]耿刘同：《颐和园园史查档工作总结报告》，《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2007年第5辑下。

作者简介：

颜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成果有《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明清更替：十七世纪的危机抑或轴心突破》《从中华革命党看孙中山“以党建国”思想的形成》《畅春园与康熙帝的“居园理政”》等。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颐和园微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