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档案报/2015年/6月/26日/第004版兰台集萃

中国古代的计时器，主要是用刻漏、借水或沙滴漏来测量时间，更原始些的还有圭表、日晷，它依据太阳运行的投影来测定时间。直到明朝晚期，一种叫“自鸣钟”的机械计时器才在中国出现。第一座来自西洋的自鸣钟，据说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献给明神宗皇帝的。

钟表传中国 皇帝爱尤甚

机械钟表明末传到中国，但尚未在朝野中引起大的影响。直到清初顺治、康熙年间，由于皇帝个人对西方科学的认识与兴趣，在宫中才出现了收集并仿制钟表的热潮。

康熙曾在他的《庭训格言》中说：“明朝末年，西洋人始至中国，作验时之日晷。初制一二时，明朝皇帝目以为宝而珍重之。顺治十年间，世祖皇帝得一小自鸣钟以验时刻，不离左右。其后又得自鸣钟稍大者，遂效彼为之。虽能髣髴其规模，而咸在内之轮环。然而，上劤之法条未得其法，故不得其准也。至朕时，自西洋人得作法条之法，虽作几千百而一一可必其准。今与尔等观之，尔等讬赖朕福如斯，少年皆得自鸣钟十数以为玩器。岂可轻视之，其宜永念祖父所积之福可也。”

康熙的训谕揭秘了在顺治十年（1653年）前后，清宫已开始仿制自鸣钟，且初具规模，以至到康熙朝时，每一个皇孙都可以分得“自鸣钟十数以为玩器”。宫里存有这么多自鸣钟，足可证明当时宫中已有一个收集、制造与管理机械钟表的机构存在。顺治、康熙朝，这个机构中有一个灵魂人物，他就是“具有惊人机械才能”的葡萄牙籍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deMagalhaens）。安文思在顺治、康熙两朝，曾多次为清宫制造自鸣钟和机械人，“欲以此博帝欢”。康熙十六年（1677年），安文思去世时，康熙帝御制悼词云：“彼在世祖皇帝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赞扬安文思不仅“营造器具（自鸣钟与机器人）”，而且还负责管理这些自鸣钟和机械人。很明显，安文思当差的这个机构应该就是宫中档案中常称的“自鸣钟”。《国朝宫史》和《钦定日下旧闻考》的记载：“端凝殿南，旧设自鸣钟处。”康熙十年（1671年）曾御书“敬天”匾额，传旨要在自鸣钟处悬挂，故可推断，清宫自鸣钟处的设置时间应在顺治末到康熙十年之前。又据《国朝宫史续编》记载：“端凝殿兼自鸣钟（处），七品首领一，执守侍。太监十。专司近御随侍赏用银两，验自鸣钟时刻及陈设、洒扫、御前坐更等事。”

独设“做钟处” 编制分工细

自鸣钟处始设之初，主要是为了保管、贮存以及维修陈设宫内各处的自鸣钟，同时自身也兼有一个制作自鸣钟的小生产作坊，这一作坊中供职的有“制造钟表的铁匠和铜匠”。据中西文档案记载，从康熙四十年（1701年）起至其去世的20余年间，先后有陆伯嘉（JacquesBrocard）、Guetti、杜德美(PierreJartoux)等6位西洋钟表匠师相继进入清宫，参加了自鸣钟的制造，特别是著名瑞士钟表大师林济各进入清宫主持自鸣钟的制造后，使清宫的自鸣钟制造水平大大提高。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向康熙帝进贡了一件“西洋大日表”。康熙帝朱批道：“近来大内做的比西洋钟表强远了，已（以）后不必进。”这反映出到康熙朝后期，清宫自鸣钟处生产的自鸣钟质量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甚至超过当时的欧洲进口钟表。沈初的《西清笔记》曾记载了当时宫中自产自鸣钟的精巧：“内府一自鸣钟，下一人，有铜人长四五寸许，屈一足跪前，承以沙盘，钟鸣时，铜人手持管，于盘中划沙，作天下太平四字，钟响寂，则书竟矣。”

雍正时期，“自鸣钟”下面的钟表作坊已独立出来，成了专门制作宫中钟表的“做钟处”，隶属清宫造办处，地址在隆宗门外、慈宁宫花园以东。

做钟处的内部结构应包括三部分人：西洋传教士、做钟太监及中国匠役。西洋传教士是不占编制的技术人员。做钟太监，据《国朝宫史续编》：“八品首领一，侍监，太监十五。”即包括首领太监在内一共16名太监，至于中国匠役的人数可能各个时期并不完全一样。据沙如玉（ValentinChalier）神父的记载：“18世纪30—40年代，自鸣钟处和做钟处大约有100名中国人在他（沙如玉）的指挥下工作。”如此推算，做钟处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的总数是在120人左右，这应是乾隆时期做钟处的规模。做钟处的职能是按照皇帝的要求制造、修理御用钟表。根据任务大小、繁难程度设定限期，遵行严格的赏罚制度。所需物料由查核房核定数目，持印有“造办处”字样的红票，开列名目分别向工部、户部及内务府六库领取。每一件钟表制造完成后，钟上的主要部件如发条、钟架、钟底、表盘等都需署名，以备查核。另外，乾隆时期，圆明园如意馆内还设有一个做钟处，乾隆十八年（1753年），葡萄牙国王若瑟一世遣使巴石喀使华记实中云：“如意馆内三位西洋人画画，两位做钟，共五位。西老爷（即西洋传教士席澄元）在如意馆内钟房，常见万岁，万岁常和他说话，还夸说他的法子很巧。”

能工巧匠多制作工艺高

乾隆一朝是我国宫廷制钟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宫廷钟表的生产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成为清代中国钟表业最辉煌的时代。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证实：乾隆初年，入宫的著名钟表匠师林济各与他的助手沙如玉尚在清宫制造自鸣钟。沙如玉在法国就早已是技艺精湛的钟表师，他自称：“我懂得的理论肯定跟欧洲钟表匠一样多，因为我敢肯定很少人能有如此丰富的经验。”乾隆三年（1738年），法国钟表师席澄元（SigismondodiSanNicolà或Adeodat）、杨自新(CoadjutorGillesThébault)入宫，之后还有李衡良（西名不详）、汪达洪(Jean-MathieudeVentavon)、李俊贤(HubertdeMericourt)、巴茂正(Charles)等欧洲钟表师先后进入清宫。如此众多的优秀欧洲钟表师聚集在宫廷后，将欧洲各国如瑞士、法国的先进技术带进宫廷，并传授给中国工匠，直接推动了清宫钟表技术的发展。在做钟处内，还有许多从广州来的工匠。在清代，广州是与西方接触的前哨，因此，西方钟表技术传入中国后，广州工匠是第一批受益者，这些人在宫中被称为“广匠”，其中一些人的技术堪比西洋工匠。他们不仅会制作钟表，而且通晓数学、音乐、绘画等技艺。广匠一般由广东督抚选送入京，往往是民间钟表制作的佼佼者，个别手艺出众的广匠甚至可携带家眷入京。他们每月得到钱粮四五两，饭银二三两，这些钱由广东督抚负责发放。

清宫做钟处主要制造自鸣钟、更钟、时乐座钟、部钟等，为突出皇家的威仪，多用紫檀木、红木为外套、以亭台楼阁为造型，体量巨大而庄严，其中尤以乾隆时期的居多，且钟表表盘上多有“乾隆年制”款。从档案文献记载看：乾隆元年（1736年）已“做过自鸣钟百拾件”；乾隆二年（1737年），“所造钟表甚多”，以至奏报“作房窄小”。据宫中档案记载，乾隆十一年（1746年）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间，做钟处共生产钟表44件。又据现存清宫《做钟处钟表细数清册》记载，从乾隆二十年（1755年）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做钟处生产的钟表保存在清宫的达116件。从数量来看，似乎并不特别多，但由于清宫生产的钟表大多是用于皇宫内部高大上的陈设，不仅要求质量高，而且要求造型精美，并多由皇帝亲自验收。因此，清宫每生产一件自鸣钟均要耗去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通常情况下，做钟处制造钟表要奉皇帝之命，制作过程中要由造办处内的漆作、木作、金作、玉作、牙作、铸炉作等作坊配合，还要通过粤海关购买进口发条、表盘等。据档案记载，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帝传旨做钟处，要西洋技师速作玩意钟表一件。经一个多月的设计，西洋技师终于将完成的“八仙庆寿”“海屋添筹”等山子楼台玩意钟设计图上呈，乾隆帝审阅后，批示：“外面楼作杉木彩漆，栏杆做木头扫金。”直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这个玩意钟历时5年才做成，但乾隆帝看了并不满意，仍传旨修改：“人头、手做象牙，衣纹另做鲜明，里面安玻璃四块，门上玻璃三块，后面俱贴画。”这座玩意钟楼分两层，能报时刻，每逢三、六、九、十二时，随着乐声，上层三门即自动开启，三个持钟人出现，中间一人敲钟报时，左右两个敲钟报刻，同时下层人物转动，待时刻报完，乐声停止，持钟人退入门内，门即自动关闭。在乾隆一朝，制造这种结构复杂、工艺繁琐的钟表就达数百件，完全可以证明乾隆朝宫廷钟表业的发达。

民间作坊兴 维修任务重

当然，除了宫中的做钟处，清朝前期，中国北京及东南沿海地区的许多城镇已经开始仿制，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制作钟表的手工业，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漳州及广州等地，先后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手工作坊，北京地区甚至出现了规模达百余人的专业宫廷钟表作坊。东南沿海城市的私人手工钟表作坊一般都不大，雇员在两三人，但却是世代相传，以至各地均出现了一批家族传袭的钟表世家，如上海的徐家、苏州的常家、漳州的孙家及广州的潘家等。许多官员也从民间收购精美的钟表上贡，鱼目混珠。乾隆帝担心山寨货流进宫中太多，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曾传旨两广总督硕色：“从前进过钟表，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时钟表，务要是在洋做者方可。”实际上，无论康熙帝、雍正帝、还是乾隆帝，对西洋的钟表都是情有独钟的。康熙时期，在自鸣钟处供职的西洋传教士巴茂正（Chalies）曾描述到，宫中钟表收藏极多，到处塞满了各类钟，有台钟、玩具钟、闹钟、管风琴钟和天文钟等，其中出自巴黎和伦敦名匠之手的钟达400多台。清宫西洋钟表的来源大致有：一是西洋传教士或西洋使节的贡献，当时欧洲来华的传教士或使节，通常都会带上几件西洋钟表作为见面礼，贡献给皇帝或大臣，以求得支持；二是购买，清宫中使用的钟表，一部分直接采购于荷兰和英国，另一部分则是地方官员从洋商手里购买，再进贡到宫中。其中，英、法、瑞士等国的“西洋钟”最受欢迎。这些钟表的机械构造利用了联运的特点，装饰在钟上的人、禽、兽、面具，形象逼真，定时表演，动作复杂，特别是耍杂技、演魔术、写字、鸟鸣、转花、水流等景观，配上优美的音乐，惟妙惟肖，更添消遣赏玩之趣。

乾隆初期，据沙如玉估计，清廷已有自鸣钟4000具以上。当时，自鸣钟之声在紫禁城内终日随处可闻，这些钟通常还带有音乐及各种拟声的鸟鸣鹦啼等，给单调的后宫生活平添不少情趣。时钟已成为宫廷生活的必需品，并作为举行各种宫廷仪式的时间依据。如此多的钟表，仅日常维护就是一件很繁重的任务，更何况每逢冬至、元旦、万寿前夕，如此多的钟表还要集中修理并重新陈设起来。每年皇帝要出巡、围猎，做钟处还要选择上好的钟表供皇帝沿途御用。在不断制造精美新钟的同时，乾隆帝还常命令拆毁构造简单、造型普通的钟表。据记载，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到五十三年（1788年），仅仅3年时间内，拆毁的旧钟就多达115件。

宫中尚钟多民间好表盛

从现存各“御造钟”“广造钟”及“苏造钟”数量来看，当时的生产数量不小；从整体上讲，质量虽然赶不上欧洲的进口钟表，但部分精品已完全达到欧洲钟表制造的水平。在清代，进口钟表主要是满足宫廷及中国社会少数的上层人物的生活需要，而国产钟表则对清前期中国广大的中下层社会的使用和普及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城市里的教堂、商馆、衙署及公共建筑，均有安装自鸣钟；人群中的官员、教士、商贾、仆役，甚至戏子、妓女也有配西洋表的。高官中普遍将钟表作为珍稀物品来收藏，少者藏数十架，多者达数百。

据《内务府造办处记事录》及《和珅犯罪全案档》记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粤海关监督德魁之子一次将家藏各类钟表23对4件献呈乾隆帝；而乾隆朝权臣和珅被抄家时，查出家藏各类钟表达590多件。

宫中尚钟，民间好表。由于宫廷的带动，清人挂表之风日益盛行，一为准确对时，更主要是显示身份及富有。当时官员以及有钱人随身挂带的时髦“八大件”零碎，其中之一就有怀表。《西清笔记》记载：“诸臣趋值，各佩表于带，以验晷刻。于文襄（敏中）相国，于上晚膳前应交奏片，必置表砚侧，视以起草，虑迟误也。交泰殿大钟，宫中咸以为准，殿三间，东间设刻漏一座，几满，须日运水贮斛，今久不用；西间钟一座，高大如之，蹑梯而上，启钥上弦，一月后再启之，积数十年，无少差，声远直达乾清门外。文襄每闻午正钟，必呼同值曰，表可上弦矣。”赵翼《檐曝杂记·钟表》记载：“朝臣中有钟表者，转误期会；不误者皆无钟表者也。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钟表，甚至傔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黄浚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记载：张之洞做山西巡抚时，一次在谢恩折中有“经营八表”之语，当时他的堂兄张之万在军机处做军机大臣，看到张之洞的折子微笑不止。所谓的“八表”就是八方之意。张之洞在奏折中用“经营八表”之句，有点失于张狂浮夸了。到了中午，军机处的大员们都习惯性地拿出自己的表开始上弦。张之万慢慢地拿出自己的表，一边上弦一边打趣说：“我这才有一表，想不到我的堂弟竟然有八表。”大家听了不由绝倒。1865年，英国驻华使馆官员密福特（FreemanMitford）曾描述总理衙门大臣恒祺：“他穿一件珍珠色的衣服，袖口呈蓝色。他的扇盒、筷子盒以及他腰间戴的一些饰物都带有精美的刺绣和珍珠以及一种独特的粉红色珊瑚，中国人称这为娃娃脸珊瑚。他的鼻烟壶使用上等翡翠，或者翠玉做成，价值连城，不过在他眼里，他所有的财物都比不上那块让他充满自豪感的日内瓦大银表。”

制钟式渐微 匠役鸟兽散

中国十八世纪清宫御用钟表的奢华只是昙花一现，模仿西方的钟表制造技术逐渐落后。此时，欧洲的机械钟已成功应用“摆”的等时性，用“摆”作为调整器，不仅简化了齿轮结构，还提高了准确度。而同期冶金技术的进步，使得发条得以应用，为钟表体积的微缩开拓了道路。与此同时，清朝国势开始走下坡路，嘉庆以后，做钟处逐渐式微，制钟较少。这其中主要原因是嘉庆帝对西洋器物的反感。他在嘉庆四年（1799年）十一月的一条上谕中表明了这一看法：“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清宫的制钟业也开始走向衰落。

晚清时，清宫造办处渐渐萧条，做钟处几乎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西洋钟表匠早就相继离去，广东的匠役也假借事病、省亲等名目纷纷逃跑。道光三十一年（1851年），做钟处的两名匠役，3个月“未见当差，屡传不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8月，做钟处太监韩得安出去剃头，从此杳如黄鹤。清代的衰亡已成不可逆转的潮流，而这些清宫鼎盛时期的钟表杰作已成为无法复制的往日繁华记忆，于深宫处偶然响起落寞的钟声，一似白头宫女在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