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济方面：水利水患，百姓攸关；劭农观稼，民食为天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随着后金迁都沈阳，满洲社会逐步由奴隶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努尔哈赤等满洲贵族亦开始注重农耕文化。入关之前，皇太极即已明谕：“五谷乃万民之命所关”，“厚生之道，全在勤治农桑耳”。入关后的清朝统治者在农耕文化的汪洋大海中，更是深刻认识到粮食的丰歉与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密切相关。康熙帝曾强调：“盖农者所以食也，桑者所以衣也。农事伤则饥之原；女红废则寒之原……故曰，农桑王政之本也。”故其不仅对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等经济措施十分重视；而且身体力行，躬耕稼穑，不仅在西苑丰泽园、西郊畅春园、塞外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内“亲御耒耜”，而且在畅春园颁布了影响清朝二百余年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制度。雍正皇帝在圆明园亦仿其父做法，在园内广辟稻田、菜圃，并建有“观稼轩”“稻香亭”“耕织轩”“学圃”“田子房”等一系列突出农业景观的楼台殿阁。

乾隆即位后，继承和发扬乃祖乃父重视水利与河工等有关农业命脉问题的传统，如六次南巡中，五次阅视河工，四次阅视海塘，对河工海塘的修治成功做出了贡献。再如修建清漪园时，扩建瓮山泊为昆明湖，“新湖之廓与深，两倍于旧”，并加筑东堤拦蓄玉泉山诸水，形成一个可调节的大水库，经长河入京师，使“昔之城河水不盈尺，今则三尺矣”，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漕运和京城的用水问题。同时，乾隆帝在圆明园、静明园、畅春园等皇家园林内外亦广种稻田，重农观稼。如他在诗文中多次咏道：

弄田播种近臣从，不比亲耕与秩宗。

布谷有声春已暮，看花无兴草全茸。

劳躬漫谓勤民亟，愁意多缘望雨浓。

丰泽耤田将御苑，年年端是重三农。

嘉庆三年（1798），已是耄耋之年的乾隆皇帝，仍念念不忘雨水与农作。这年上元节刚过，他便到玉泉山龙神祠祈雪；以春雨不足，三月初五谷雨，他复至玉泉山龙神祠祈雨；三月十一日他再诣黑龙潭祈雨；三月十三日他又赴清漪园广润祠祈雨，并赋诗曰：“五谷本来赖天佑，一心惟是念民劳。虽曾霡霂非沾足，虔叩忧霖惕染毫。”在封建社会，对一位八十八岁的老皇帝来说，能做到这一步，真是不能不令人感佩。

嘉庆十二年（1807），嘉庆帝曾作有《多稼轩》诗：“御园多弄田，观稼盼甘雨。知依穑事先，深意仰皇祖。”并注释说:“我皇祖念切民依而置此轩，我皇考肯获惟勤，常时省览。予习闻彝训，式谷是思，能不于粒食之源，亹劭农重谷之家法乎！”嘉庆以后，由于乾隆帝的谕旨，清帝不可能再有南巡盛典。嘉庆十八年（1813），嘉庆帝命人在绮春园西南隅建立惠济祠与河神庙，每年春秋二季照万寿山昆明湖、玉泉山龙神祠一体致祭，以祈求上天“德施功溥”“永佑安澜”。

另外，清帝在园居理政中，不仅随时可问农观稼，“至若凭栏观稼，临陌占云，望好雨之知时，冀良苗之应候。则农夫勤瘁，穑事艰难，其景象又恍然在苑囿间也”。而且在往返紫禁城与畅春园、圆明园，京师与避暑山庄，以及三山五园之间的途中，亦“循视农桑，周咨耕耨”。这在乾隆帝的御制诗中随处可见，如多首《西直门外》诗中即有：“合在宫中养体志，还从郊外验耕耘”，“为修夏礿法宫旋，徐步轻舆阅大田”等。

正是由于清统治者如此重视农业，身体力行，故康乾盛世时期，清王朝的农业经济较前朝有较大的发展。史载，康熙一朝先后蠲免税、粮、丁银和逋赋等545次，动资较大的有30次，总金额多达1.4亿两白银。

雍正年间，世宗即位，首先谕令“罢一切不急之务”。在土地制度、社会经济管理、法制建设、用人行政和吏治方面等进行较全面的社会改革，极大地调动人民生产积极性，国家每年税收达到4200万～4300余万两白银，是顺治朝最高年收入的2.9倍，是康熙朝平均年收入的1.2倍，“国库充盈”。除年支出外，库中存银多达6000余万两，使康乾盛世的综合国力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乾隆在位期间，励精图治，推行轻徭薄赋，整顿吏治，提倡发展文化。农业开垦面积增加，农、工、商各业发展，城市繁荣，百业兴旺。他承继先祖政策，五次蠲免天下钱谷，三次蠲免漕粮，合计总数达到2 亿两白银。

加上金川用兵（用费7000余万两白银）、准部用兵（用费3000余万两白银）等，支出甚巨。但是，从乾隆三十六至五十七年（1771—1792）的二十余年间，库存少则白银6000万～ 7000余万两，多则达到8000余万两，创造出清朝国力的最佳状态。

五、文化方面：枕经葄史，经典汇编；移天缩地，仿建名园

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其在学习、继承和吸纳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不论是儒家治国的典章制度，还是士大夫所推崇的诗文书画，历代清朝统治者，不仅倾心认同，迷恋其中，而且多有创新发展。史载，清太宗皇太极“性嗜典籍”，严谕诸贝勒大臣子弟，要认真读书，“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在他的倡议下，入关之前的清廷即翻译和编纂了诸多历史文献，如《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等。顺治帝亲政以后求知若渴，发愤攻读，经史子集无不浏览，欲以“文教治天下”。康熙皇帝自幼时“即知黾勉学问”，及至十七八，更笃于学，“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在位期间，他除命人纂修《实录》《圣训》《会典》《一统志》及赋役、漕运、盐法等书外，还组织学者编纂经史、文学等方面的书籍不下数十种。其中，康熙五十二年（1713）六月，康熙帝命皇三子允祉于畅春园蒙养斋立馆，在皇家园林里编纂《律历渊源》100 卷，包括《律吕正义》《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并与允祉就书中问题，在畅春园中交流探讨。

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弘扬“稽古右文，崇儒兴学”之意，清廷还招集大批饱学之士，大规模地搜集、编纂和注释古代典籍。顺治时有御注《孝经》；康熙时有御纂《周易折中》《日讲四书解义》、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书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等；雍正时有御纂《孝经集注》；乾隆时有御纂《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以及钦定《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又修明史、续三通、编方略。此外，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更是在皇家园林熙春园里编纂完成。此书分六汇编，三十二典，全书一万卷，历康熙、雍正两朝，全书才编印完竣。

最大规模的编书无疑是乾隆朝所编纂的《四库全书》。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它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总计10254种，172860卷，基本囊括清代乾隆朝以前中国古代的主要典籍。其规模可谓空前，其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亦令古今中外难以望其项背。《全书》共缮写七部，分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底本藏于北京翰林院。参加编纂工作的有三百六十名官吏和儒学精英，集中了当代大批的名流学者。

嘉庆帝在《文源阁敬志》一诗注释中写道：“今虽日理万机，偶有余闲，未尝不披览古籍，体验治功。盖亦深体于圣制文所云’枕经葄史，镜己牗民，后世子孙奉为家法’之彝训也！”并在诗中言“传家志毋怠，肯构念长存”。

乾隆皇帝曾公开宣称：“即以汉人文学而论，朕所学所知，即在通儒，未肯多让。”这些话其实并不夸张。如以乾隆一生所作的43000 首诗来说，有史以来，还真无人能望其项背。因康熙年间编印的《全唐诗》，二千二百多位诗人的作品，也不过才48000首。乾隆皇帝创作之勤，实可令人敬佩。他的诗，虽艺术性有限，却有极大的历史价值。正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认可与推崇，满洲臣民仰慕与学习汉文化的热情也与日俱增。如历经顺、康、雍、乾四朝百余年间，即已出现满洲“人才辈出，文章之盛实辟一代宗风”的局面。反映出进入中原的满洲少数民族，已融入大中华的文化之中。其中，嘉庆年间由旗人铁保编辑的《熙朝雅颂集》，就搜集了八旗著名文人诗文600余篇，197家之多，余者更难以数计。特别震动文坛的是纳兰性德和顾太清，成为一代王朝文化的代表人物。除此以外，有清一代的八旗子弟，考取状元、榜眼、探花和进士的人物多达400 余人。至于在书法、绘画、音律、数学、曲艺等各个方面的成就，更是不胜枚举。

除传统文化中的诗文书画外，士大夫的园林艺术，亦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在这方面，清朝统治者尤其是乾隆皇帝，更是表露出极大的热情。如以乾隆朝的圆明园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其中模仿江南景观及称谓者，则不下三四十处。有的是整园移植。如长春园中仿南京“瞻园”建成的“如园”，仿扬州“曲园”建成的“鉴园”，仿苏州“狮子林”建成的圆明园“狮子林”等。有的则是个别景观的仿建，如长春园中仿杭州汪氏壑庵的“小有天园”，圆明园“方壶胜境”中仿西湖的“三潭印月”，圆明园中仿西湖的“曲院风荷”等。还有的是意境摹仿。如圆明园景区的“上下天光”景观，就是仿照《岳阳楼》“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洞庭湖景色。圆明园“夹镜鸣琴”景观，亦是“取李青莲两水夹明镜诗意”。圆明园“武陵春色”景观，则是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为蓝本。圆明园“紫碧山房”一景，是仿苏州赵宦光“寒山别墅”的园林意境而成。史载，乾隆六次南巡，每次都会带画师随行，遇到中意的园景即让画师“图以归”，他对江南美景的痴迷程度，甚至到了“为之流连，为之倚吟”的地步。

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第二次南巡，其游览苏州狮子林，亦被其胜景所吸引。“因邮倪卷证之”，即命人把元末四大画家之一的倪瓒《狮子林》图，从宫中拿来对照。其后，乾隆帝不仅两次亲手临摹倪瓒的《狮子林图》，一幅“命永藏吴中”，一幅收藏于长春园的“清阁”。而且命苏州织造将狮子林做成烫样，送到京师。接着，“吴工肖堆塑，燕工营位置”，先后在长春园和避暑山庄两地仿建狮子林。长春园狮子林于三十七年（1772）建成，同年四月即见《狮子林十六景》御制诗。此后，乾隆共题咏十次。避暑山庄文园狮子林于三十九年（1774）建成，乾隆亦命名十六景，并多次游观吟咏。

乾隆在仿建江南园林方面，不仅注重它的神似和意境，而且要更胜一筹，有所创新。如他在《寄题瞻园》诗注中就明言：“御园亦曾肖此为如园，而景趣较胜于此。”在避暑山庄仿建苏州狮子林后，他亦说：“虽皆数典倪迂，而塞苑山水，天然景致尤佳，转觉云林所图画，未足副名耳。”

乾隆时期大规模仿建江南园林的举措，我们还不能简单地看作太平天子的爱好与奢靡。应该说，这种仿建，既是清帝南巡的产物，也是清朝统治者南巡目标的延续和固化，它成为清廷的一种长期的“治世之资”和“警示之园”。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乾隆的诗文中看到答案。如他在《小有天园记》中写道：“所可师者（指仿建杭州西湖汪氏园），其意而已。然吾之意，不在千里外之湖光山色应接目前，而在两浙间之吏治民依，来往胸中矣。”在《安澜园记》中，他还写道：“安澜之愿，实无时不厪于怀也。由其亭台则思至盐官者，以筹海塘而愿其澜之安也。不宁惟是，凡长江、黄河，与夫南北之济运，清黄之交汇，何一非予宵旰切切关心者？亦胥愿其澜之安也。是则予之以安澜名是园者，固非游情泉石之为，而实蒿目桑麻之计。所为在此，不在彼也。”

这些，无疑又都远在江南士大夫们的山水园林情趣之上。

六、结 语

入关之后，清朝统治者在汲取儒家文化的同时，并不囿于“王不离位”的传统礼制，而是南巡北狩，游幸八方，更喜欢居住在离宫便殿。如康熙皇帝先建香山行宫，继在明武清侯清华园遗址上建畅春园，后复于承德修建避暑山庄；雍正帝在其赐园基础上扩建圆明园；乾隆一朝则不仅完善西苑、南苑、避暑山庄，重修香山、玉泉山行宫，扩建瓮山泊为昆明湖，改瓮山为万寿山，而且增建长春园，将熙春园、绮春园和春熙院收归御园。形成以圆明园为核心，包括周边诸多衙署、军营、皇家寺庙、皇子皇女和王公大臣赐园在内，连绵20 里的三山五园皇家禁地。

在清帝的心目中，圆明园等皇家园林与京师紫禁城是等同的，即同为天子“御政之所”。如雍正帝初次幸园就声称：“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也，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嘉庆帝更明言：“朕驻跸圆明园，即与（紫）禁城无异。”到晚清时，道光皇帝也说：圆明园“实为我国家出治临民之地”。所以，自雍正三年（1725）八月，雍正帝驻跸圆明园始，至咸丰十年（1860）八月，咸丰帝逃离圆明园止，五朝清帝园居理政的时间长达135 年，这与明朝和历代汉族皇帝的宫居理政，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园林，不论是其精湛的造园艺术、美轮美奂的各色建筑，还是其中收藏的典籍书画、珠宝玉器，包括数不尽的楹联匾额和室内装饰，可谓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的集大成者。这其中，充分说明了清朝统治者对中国文化的倾慕与认同。但如果转换角度，从清帝园居理政的治国方式来看，它又是清朝统治者对传统文化的重塑和发展。因为上述的园林紫禁城既是历史上多民族相互认同，推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平台；同时，也是清代周边少数民族认同中国文化的凝聚中心。

为了稳定中原，巩固边疆，以达到大清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清廷对边疆各民族首领的控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众建而分其势”，即分化和削弱他们的权势，然后“分而治之”；二是采取各种措施，拉拢和抚绥边疆少数民族的首领。这其中包括：承认他们原来的统治特权，给以优厚俸禄，封以崇高爵位，与其实行联姻、朝觐制度等。

在此基础上，清帝还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法，与江南汉族知识分子和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广泛接触。如南巡、北狩、东谒、西师，以及巡幸五台、考察畿甸河道等。其中，康熙皇帝在位61年，一生巡行多达203 次，其中6次南巡、五幸五台山、16次巡察畿甸河道、55 次巡幸塞外。而康熙二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684—1820）的139年中，仅木兰秋狝一项历朝清帝就举办了105 次。所以有外国学者说，清王朝是一个“马背上的王朝”。那“马背上的王朝”与以圆明园为核心的皇家园林又有什么关系呢？以乾隆一生的主要巡幸活动来看，其四次东巡盛京：两次自圆明园启銮，一次自宫中，一次自热河。六巡五台山：其中两次自宫中启銮，一次自静宜园启銮，余三次均自圆明园启銮，六次中五次均回銮圆明园。六次南巡：因为正月出发，故均自宫中启銮，但六次回銮均至圆明园。五十二次秋狝木兰或幸避暑山庄，则均从圆明园启銮，再回銮至圆明园。由此可见，圆明园实际上等于清王朝治理天下的大本营。

请进来的方法，又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通过访查、考试和举荐等发现优秀的汉族人才，然后诏其入值内廷，效力左右。如康熙时“南书房”的励杜讷、张英、高士奇、陈廷敬、朱彝尊、方苞等人，他们与康熙帝一起饮宴游观，吟诗作画，辨析经义，讨论时政，无异于同堂师友。二是对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则主要实行朝觐制度（亦称年班）、围班制度，即邀请他们每逢年节轮流来京，或至承德避暑山庄，朝觐皇帝，接受赏赉。其中，来京朝觐在康熙朝时，主要是在畅春园含淳堂与万树红霞等处；雍正以后则主要是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山高水长及同乐园。

如此一来，要治理好这个国情复杂、疆域广袤的大中国，仅在多重封闭的紫禁城中宫居理政，是无法做到的。而康熙帝创建的畅春园等地的“园居理政”，和乾隆时期最终形成的，以圆明园为核心包括三山五园、西苑、南苑、避暑山庄等在内的园林紫禁城，就应运而生了。

换句话说，清廷的“园居理政”实际上是一种适合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动态和较为开放的理政方式，并在这种代代相传的施政方式中，形成了大清王朝的诸多“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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