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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结合历史资料基础上，分析清代帝王服饰的类型及其独特性，论述清代帝王丝绸服装在款式、色彩、面料、装饰等方面所体现出的审美特点。清代帝王丝绸服装的长袖窄衣与汉族宽袍大袖和大冠形式反差鲜明，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汉族服制文化影响及世俗文化对上层社会的影响，是对汉族传统帝王服饰文化制度的延续和发展。清代帝王服饰把继承、改造、创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中国古代帝王服饰开拓了一个新境界，其简洁大方的款式、对比强烈的色彩、繁复精细的纹样，形成了清代帝王丝绸服饰独具魅力的审美特色，对现代高级礼服设计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清代；帝王服饰；丝绸；审美
丝绸服饰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到了元代，丝绸衣料已发展有缎、绢、罗、纱、？、锦、丝、绫等品类，明清时期在继承古代丝绸织造工艺的基础上，把丝绸织造技艺推向更高水平。在清代，帝王服饰多用高档丝绸面料制作。清代帝王服饰既沿袭了汉族服饰文化制度，又融合了满族服饰的民族特色，是在坚守满族帝王服饰旧制的基础上，参照汉族帝王服饰制度后加以发展形成的。清代帝王服饰是中国历代帝王服饰的延续和发展。
1 清代帝王服饰的类型
综观古代帝王服饰，无论东西方，随着封建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中央集权的加强，表现在服饰文化制度上的等级规定越来越森严。帝王服饰无论是在款式、色彩，还是纹样上都与群臣百姓的服饰有着越来越明显的区分，象征了帝王独一无二的专制权力。周代的皮弁服，君臣服饰颜色没有区分，只通过冠来区分等级；到隋唐时期，只有皇帝才能服用黄色；到元代，出现了龙袍，而后发展到明清时期帝王服饰已经规范化。服饰成为维护权力和统治的象征，其社会象征意义远远大于精神审美功能。中国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其独具特色的服饰制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帝王服饰是封建社会帝王穿着的服饰，其形制必定受制度、风俗、社会需求的制约和牵引，不可能超越当时的文化背景。清代帝王服饰在制定时，在款式上保留了满族遗风，在纹样上吸取了汉族冕服中的“十二章”纹，不同于以往汉族朝服宽衣袍袖，而又不失汉族帝王服制的文化内涵，形成了清朝独具特色并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服饰制度。
清代帝王冠服大致可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和雨服等，其形制由冠、服、朝珠、带、披领及靴等组成。其中，礼服等级最高，只有在祭祀、祈雨、祈谷时才穿着，其形制为在石青面料上绣五爪金龙四团，胸背及两肩各一团。皇帝的朝服也属于礼服的一种，有冬夏两种形制，冬夏朝服在形式和花纹上相同，只是在披领、袖端、下摆等处的镶边有所区别，冬朝服镶海龙裘皮边，夏朝服镶织金绸边。朝服由冠、朝珠、披领、朝带、靴等组成，其形制是头戴朝冠，上衣下裳相连，右衽，肩部披戴披领，袖端为马蹄袖，上衣下裳连接处有襞积，腰系龙纹金版丝绸朝带，并佩戴朝珠，脚穿马靴。吉服是在一般庆典活动穿着，其颜色以明黄色为主，圆领、右衽、箭袖，服装上绣有龙纹和“十二章”纹样。行服有行褂、行袍、行裳三种形制，为皇帝出行、打猎时穿着，这类服饰相对轻便简洁，色彩上有严格的规定，如皇帝的行褂规定用石青色。据史料记载，皇帝穿的雨服有六种形制，面料多用油绸、羽缎为主，色彩统一用明黄色[2]。
2 清代帝王丝绸服饰的审美
2.1 款式以满族传统服饰为基础，外观简洁大方
早在黄帝和尧、舜时期就逐步形成了上衣下裳的服装形制，上乾下坤，分别代表天与地。进入周代，中国的服饰制度趋于完善，制定了一整套因仪典性质、季节、穿着者身份等决定服装形制、纹饰、质料各异的冠服制度。据《周礼·春官》记载：皇帝穿着的服饰有六冕、四弁。“凡兵事，韦弁服。视朝，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后世帝王服饰制度虽代有不同，但冕服设计的基本原则仍然遵循《周礼》。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清代王朝，把服制视为民族统治的标志。清代的服饰典章制度以“勿忘祖制”为戒，反映在皇帝服饰上也保留了许多满族服饰特色。披领、四开叉箭衣、马蹄袖等反应了骑马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礼仪习俗。清代帝王服饰的长袖窄衣与汉族宽袍大袖和大冠形式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与汉族服饰有明显的区别。清代帝王服饰在坚持满族服饰的传统款式，服装的袖子均采用马蹄袖，跟汉族具有飘逸感的长袍大袖相比，显得干练，跟以往传统汉族帝王服饰有很大区别。服装裁剪方法是平面裁剪或直线裁剪，服装款式简练，不追求依据人体的复杂体面关系，服装与人体不相切合，因此，服装款式呈直线型，没有复杂的人体体面曲线造型[3]。整体款式偏长，对人体包裹严实，呈现出梯形廓形，配上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披领，强调了肩部的宽度，能很好地烘托出帝王的稳健、魁梧、健壮的审美感觉。
2.2 色彩缤纷艳丽，对比强烈
在封建时期，无论东西方，专制制度下的等级社会，色彩的社会功能审美大于其精神层面审美，上流社会阶层以华丽的服饰色彩来凸显其所处的阶级地位。清朝帝王服饰质地一般为石青、明黄色丝绸面料为底，上面绣有特定的花纹及图案。根据乾隆时期制定的《大清会典》规定，明黄色只有帝王才可以使用，皇帝的冬夏朝服都是明黄色，明黄色是清代帝王服饰主要色彩基调。故宫博物馆收藏的清康熙、乾隆、雍正的朝袍，在披领、裳、柿蒂、袖等服饰重要装饰部位，绣有大量的吉祥图案，金色龙纹周围以五彩云纹、蝙蝠、团寿字及石纹等寓意吉祥的纹样穿插（图1），每个装饰部位的周边“江崖海水”围绕，寓意“四海清平”之意。其中，云纹和水纹以刺绣的方式用三晕色和四晕色两种色彩调配方法，三晕色的色彩有“红—粉红—水粉”“蓝—浅蓝—月白”“烟色—香黄—明黄”“绿—浅绿—湖色”“雪青—雪灰—白色”等色组。四晕色是在三晕色得色组上加配白色，这些艳丽的色组用在一起，缤纷华丽，对比强烈而又协调。清朝帝王丝绸服饰的色彩丰富，对比强烈，大面积的明黄色上点缀着数十种不同明度、纯度、色相的色彩。同时，利用色彩的面积对比，使主次关系明确。用金色将对比色隔离，让整体色彩趋于缓和，在对比中寻求色彩的丰富变化，在变化中追求和谐，产生平衡、愉悦的视觉美感[4]。
（a）海水纹 （b）龙纹 （c）蝙蝠纹
图 1 朝服的图案（清 康熙）
2.3 质地华美，做工精致
帝王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其服饰形式在封建社会服饰文化制度中等级最高，并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故宫现存的清代帝王服饰中，其服饰衣料，除端罩、冠帽、雨衣等少数服饰衣料用裘皮外，其余服饰质地多用织成妆花缎、绸、纱等丝绸面料制作。明代缎织物已取代锦的地位成为最主要的高级丝绸衣料，清代帝王华丽的服饰及冠服，继承了明朝服装面料的织造工艺，在织造帝王服饰的面料时，要经过挑花匠编出提花时用的花本，丝线染色后，由经丝牵轴再经过穿综穿筘，与花本连接，形成精美的提花面料，花纹复杂的面料要用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去完成[5]。吉服和礼服制造工艺花费的成本更大，通常用缂丝、刺绣等手工技艺进行，在北京故宫现存清代乾隆夏朝袍上（图2），质地为纱，纱地花纹使用了纳纱绣、穿纱地绒绣等绣法，其中龙纹和团寿字纹使用赤圆、紫赤圆、淡圆金，以平金绣的方式绣制，金色丝线闪耀的光泽，让服装具有华丽之美。其他花纹则用色丝戳纳而成，在纱质地上绣上花纹，使质地与花纹有机统一，刺绣花纹针路工整均匀，外形突出。整件朝袍主要使用刺绣手工艺，并根据花纹的变化，使用不同的刺绣方法，使花纹和纱质地形成疏密和凹凸的变化，使服装面料具有立体感，丰富了服装的层次，从而在精细中透露出工整之美，提高了服装的品质，充分体现了清朝帝王服饰华美、奢侈、精致的审美特点.
图2 夏朝袍（清 乾隆）
2.4 纹饰繁复，大俗大雅
清代帝王服饰在款式上坚持满族遗风，在纹饰方面，却主张“润色章身，既取其文”，把汉族帝王服饰专用的“十二章”纹转用到清朝帝王服制中去。清朝帝王服饰上的十二章纹样并没有严格按照传统汉族“十二章”纹的纹样排列，如把山形纹样绣在上衣上。虽然没严格沿用冕服的图案布局，但这些纹样象征了至善至美的帝德，在清代帝王服饰中被沿用下来。从清代服饰制度中的纹样要素，可以看出清朝对汉族服制中认为可以表“大统”的部分继承下来，以表示统治者的正统地位。从另一方面说明，清代帝王服饰借用传统汉族传统“十二章”纹服饰纹样元素，说明中国汉族服制文化的成熟、稳定和权威性，也表明，延续几千年的帝王服制在清代并没有消亡，反而是对中国古代帝王服饰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由于工艺技术的成熟，世俗文化的活跃，手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清代服饰满而精的装饰风气。清代帝王服饰纹样多而满，做工精细复杂，且充满世俗气息，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乾隆龙袍中（图3），服装以明黄色为主，领、袖用石青色，用织金绸镶边。绣有金龙九条，周围围绕五彩祥云，在祥云中穿插“十二章”纹样[6]。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端正龙各一，下摆处绣有“天崖海水”纹样，这些图案都有深刻的寓意，表达皇帝祈福纳祥的愿望，体现了古代中国服饰“立象尽意”的思想[7]。整件袍服用缂丝工艺制作，除去接袖没有纹样外，其他部位布满了龙纹和云纹图案，在服装中既有人们喜闻乐见的吉祥彩云图案，也有遵循《周礼》规制的“十二章”纹样，雅俗共存。纹样占据了服装的大部分面积，但是，纹样制作精细，繁而不乱，主次分明。在缤纷繁杂的纹样中体现出求同存异、寓多于一、雅俗共赏的和谐美，从而散发相映成趣的审美魅力。各种繁杂的纹样在形式上形成大小、方圆、高低、长短、粗细、曲直等变化，在质感上形成刚柔、轻重、润燥的变化，在趋势上具有动静、聚散、进退等变化，而这些相对立的纹样有机地统一在服装中。清代帝王丝绸服装，不但纹样繁杂，且色彩多用原色，纯度高，色彩对比度大，加上大面积的纹样，使得服装有俗气的一面。但是，在做工上，又追求极致的工整与精细，使得服装不流于粗俗，反而增添了雅致之美。
（a）正面 （b）背面 （c）展开
图3 龙袍(清 乾隆)
3 结语
*雷文广：绍兴文理学院纺织服装学院。主要从事服装艺术设计理论与实践的教学和研究。
[1] 本文原载于《丝绸》2013年1月第1期第50卷。为学习交流，特转载此文，在此向作者鸣谢！
[2] 袁仄：《中国服装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第 115～132页。
[3] 刘安定，李强，邱夷平：《中国古代丝织物织款研究》，《丝绸》2012年第5期第49卷，第45～49页。
[4] 章熹，苏洁：《传统龙纹在现代丝绸服装中的时尚演绎》，《丝绸》2012年第3期第49卷，第45～49页。
[5] 黄能馥：《中国服装史》，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346～358页。
[6] 缪良云：《中国衣经》，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85～86页。
[7] 诸葛凯：《设计艺术学十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322～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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