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居大不易，诸如住房、交通、教育、压力等因素，历历可数，而北京夏日的高温炎热，亦为有亲身体会的京城人士的一大苦楚。夏天的北京炎热多雨，夏至过后，气温上升很快，天气入伏，令人胸闷气短的暑热随之而至，气压低，温度高，整个城市如蒸如煮，令人难以忍受。选择定都北京的清代帝王，无疑也要经受夏日高温的熏蒸，清帝的苦热与建园林以避暑自然而然地成为清代皇家园林历史研究领域的一大话题。

暑热的滋味令人体感极为不适，故清人关于京城夏日的文字记述充满了“晴热”、“燥热”、“赤日杲杲”、“热甚”等字样，而身体的反应则是“汗出如浆”、“热不可耐”，“郁蒸殊不可耐”。清初诗人施闰章有《苦热行》，真切反映了帝都北京夏日的酷热程度：

“帝京酷热天下无，谁言白日寒幽都。往时昼汗夜拥被，朝昏爽气生肌肤。今年日夜如釜甑，赤身卧地仍狂呼。庞眉父老称怪事，人暍马喘死载途。辇冰如山塞路衢，千家买尽争须臾。去冬苦寒今苦热，天气过差偏有馀。江南炎暑常胜北，关情故里当何如？近闻太白复昼见，忧来侧足重踟蹰。”

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在康熙、雍正间在北京生活十余年，他谈到北京夏天的高温时，认为，“北京坐落于一块往南旅行十日也不见沟壑的平原上，同时，往北走不出很远，就有无数的崇山峻岭。就因为往南是广阔的平原，往北是许多高山，北京就显得夏日酷热，冬天严寒。”传教士的想法还是有一些科学性的。就地理位置和自然气象来说，北京，位于华北大平原的西北端，北部和西部是山区，东南部为平原地带，属典型的温带季风性气候，故四季分明，春秋短而夏冬长。对清代帝王来说，北京的夏天格外漫长和炎热。

高温和严寒往往会招致灾难，明清以来的史料中记载了一些北京因暑热成灾的年份。据《明实录》记载，正统三年（1438）六月，“炎暑炽热，都城门外少见路人，（护城）河水减半，草木遍黄，无以生机”；成化十六年（1480），“暑热难耐，燕地皆赤日”，顺天大兴、宛平因中暑毙命者达百余人。入清之后，伏暑不减酷热，史料中亦不乏暑热伤人的记述。据《清圣祖实录》，康熙十七年（1678）“六月炎暑，自京师至关外热伤人畜甚重”；乾隆八年（1743），据法国传教士宋君荣记载，老北京人从未遇到像1743年7月间这样炎热的天气，“贫民和其他一些人，主要是胖人中暑或热死，死者躺在街道或屋内，许多人在向上天祈祷和忏悔，为此皇帝和大臣们专门开会研究采取措施，以解除人们的痛苦。另在每条主要街道和城门洞，也都在发放降暑药品及冰块”。该年的实录中记载了乾隆帝的忧虑，“今日京师天气炎热，虽有雨泽并未沾足。若再数日不雨，恐禾苗有损，且人民病暍者多。”暍死，即中暑而死，当时是很可怕的难治疾病。为预防和减少百姓病暍的发生，乾隆帝发内帑银一万两，分给九门，每门各一千两，正阳门二千两，要求各门相应预备冰水药物，以防病暍。

这些情况均说明，要想在北京城度过炎炎夏日，必须在心理准备之余，做好避暑的各种实际准备。

满族崛起于山海关外，长期生活于白山黑水之间，体质抗冷而不耐热。在努尔哈赤、皇太极统率八旗部队南北征战的过程中，经常趁天冷出兵，溽暑天气则修兵停战，即为证明。在《太宗圣训》中，记载了皇太极的箴言，“当此六月酷暑，挥扇纳凉尚不能堪，岂能擐甲而战乎？”道出满族士卒耐严寒而无法抵挡酷热的实情，当然，同时表明统治者本身也是非常怕热的。

顺治七年（1650）七月，因难耐京城酷热，摄政王多尔衮准备在边外择地建城避暑，他指出，“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咸。春秋冬三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月，溽暑难堪。但念京城乃历代都会之地，营建匪易，不可迁移。稽之辽金元曾于边外上都等城为夏日避暑之地。予思若仿前代造建大城，恐縻费钱粮，重累百姓，今拟止建小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庶几易于成工不致苦民。”多尔衮为避暑而建城之事未见工成，但他实在难以忍受京城的夏天则是不争的事实。

康熙帝是历史上有名的勤奋好学的君主，但因为京城的暑热也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政务活动，甚至为此暂停过经筵进讲。康熙十二年五月底，讲官傅达礼等进谏，“先因夏至，奏暂停进讲。奉旨，至六月大暑时再行请旨。皇上勤学如此，虽古帝王未之多见。臣等叨侍经幄，不胜忭舞。但今值炎暑，且皇上日理万几，恐圣躬过劳，谨遵前旨奏请。”对此康熙帝无奈表示同意，“今既溽暑，姑停数日。”为了体现圣明君主普惠百姓，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康熙帝下令，将在京监禁罪囚，少加宽恤，令狱中多置冰水，以解郁暑，并下令九门锁禁枷号的人犯，暂行释放，俟暑退后“仍照限补枷”。又传旨谕兵部，“今值酷暑，驿递人马交困”，故减缓应到期限，允许缓至第二天日出前递到即可。换言之，罪囚可饮冰水，枷号人犯可以暂缓枷号，驿卒可以减少白天的公务活动，改为夜行，以防暑热伤身，这是康熙帝对狱囚和驿卒普施的慈悲和宽悯。

雍正帝曾经在炎热的夏日里中过暑，为此，“每至盛暑之时，心中稍觉畏怯”。雍正一朝的史料中，出现“畏暑”字样的史料是比较多的。每年夏至，按礼制，有祭地的习俗，皇帝要率领文武百官祭祀地坛，以祈求灾消年丰。雍正五年（1727）四月二十七日，因为担心身体受不了暑热的缘故，雍正帝下达谕旨给内阁：“今年夏至，为祀地方泽，太常寺具奏。朕见天气尚凉，是以䧏旨亲诣行礼。日来天气甚觉炎暑，若勉强前往，转为不诚。朕一举一动皆本于实心，并无一毫矫饰，何况祭祀大典。此次停止亲诣行礼，着康亲王崇安恭代。”雍正帝自己怕热，因此也格外体恤大臣，雍正三年（1725）六月初七日，因今天气炎热，雍正帝下令紫禁城内六十五岁以上的领侍卫内大臣、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护军参领、侍卫班领、侍卫以至护军校等停其直宿之班，由年少之人代为直宿，此外，紫禁城内凡守门看堆子之护军等有年龄超过六十岁者亦停其直宿之班，由年少护军代为直宿。等到过了三伏天，至秋凉时，再令六十以上各官值班，算是对年老官员的优待。同时，雍正帝还特别提到，因天气炎热，早晨大臣等奏事出入之际，看门之护军等可照常穿衣，至午后，天气太热，护军们可以脱袍系带，稍为纳凉。

乾隆帝也怕热，他曾以《热》为题赋诗：

清和方上旬，祫衣尚嫌凉。过望数日间，酷热顿葛裳。凉谓夏临缓，热云夏来忙。芒种五月节，其实十六当。炎炽固为宜，不常中之常。人情多所憾，率鲜安分偿。我虽知是理，筹农仍蜀望。三春膏泽霑，满冀二麦穰。弗雨过半月，虑旱心徬徨。即曰晒麦宜，禾黍才吐秧。弱植根未固，歊蒸能无伤。烦绪触怀吟，不觉言之长。

格外怕热的清代君主夏至过后，自然要寻找各种手段避暑。总之，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合情合理的方式度过炎热的夏天，大概是清代君主政务活动之外，每年必须面对的问题。在京城西郊开拓和建设三山五园皇家园林带，应该说是解决了清代君主盛夏避暑的有效方案。

古人消暑纳凉各有其道，如查慎行《即事》诗中有“老夫畏暑如酷吏，逃入邻园树影中。贪趁槐荫成久坐，归来衣上带青虫”之句。嘉木成荫，端坐树下是纳凉避暑的常见方式，近水借水气以去热消暑则是古人很自然的选择。顾颉刚先生认为，元代君主曾经利用北海有利的水资源避暑，每到暑热季节，把北海的水，汲上去，喷洒开来，所以就凉快。临近水源，高温稍有下降，体热会有所缓解。雍正帝有《舟中纳凉》诗，写道：

开遍芙蕖水为香，疏槐鸦影乱昏黄。停舟待月寻佳句，卷幔吟风纳晚凉。渔笛数声飘远岸，茶烟一缕飏修篁。畅舒心志逢清夏，寂寂花阴漏正长。

乘坐小舟，行于水乡泽国深处，确实可以收到散解暑气的功效。雍正帝还有一首《园中即景》诗，写道，“林亭幽静晚风凉，水气侵衣荇藻香”，很生动形象地解释了水气带来的凉爽体会。京城紫禁城内的三海（中海、南海、北海），水域面积广阔，自然清凉，是避暑的好去处。早期康熙帝避暑，多选驻跸瀛台。比如，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初四日早晨，康熙帝诣太皇太后、皇太后宫恭请避暑，太皇太后移驻五龙亭，皇太后移驻紫光阁，而皇帝则在瀛台听政。必要时暂时离开京城，到温度较低，较为凉爽的口外去，也是避暑的一种选择。比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康熙帝奉太皇太后出古北口避暑。康熙二十三年（1684），再次出古北口避暑。康熙二十四年（1685），皇帝圣体违和，太皇太后认为是天气太热所致，劝皇帝到口外避暑静摄。当瀛台不能完全解决暑热问题，而口外避暑多有不便，京城西郊的自然山水就成为清帝避暑的又一选择。 

北京的西郊，西山蜿蜒若屏，清泉汇为湖沼，是天然的避暑佳地。康熙帝在《萼辉园记》中曾写道，“京师西北隅，地旷而幽。西山叠巘，近可指瞩。清泉交流，渟泓于其间。林木茂密，禾黍芊绵，有古鄠杜之风焉。”这一处天然风景绝佳的所在，自康熙朝以后，经过雍正、乾隆几朝皇帝的营建，终于建成以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带，形成西郊三山五园的宫苑格局。

康熙帝曾明确说明畅春园建造之用意，“每以春秋佳日，天宇澄鲜之时，或盛夏郁蒸，炎景烁金之候。几务少暇，则祗奉颐养，游息于兹。足以迓清和而涤烦暑，寄远瞩而康慈颜。扶舆后先，承欢爱日，有天伦之乐焉。”春秋佳日，可以观景怡心，盛夏酷热之时，则可以一解烦热。康熙帝有《避暑畅春园雨后新月》诗，“园亭气爽雨初晴，新月朦胧透树明。漏下微眠思治道，未知清夜意何生。”在畅春园内避暑的皇帝，解决了暑热所引起的烦闷，可以正常地处理政务了。

乾隆帝统治时期，对三山五园的功能性加以整体部署：“ 畅春以奉东朝（指奉太后颐养），圆明以莅恒政，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敕几清暇散志澄怀之所。”乾隆一朝，夏日园林给帝王解决了苦热的大问题，乾隆帝或驻圆明园，或泛舟清漪园，或驻静明园、静宜园，活动愈加丰富。乾隆帝的《夏日香山静宜园即事》诗中有，“别业非遥便往还，兰椒迤逦辟云关。看山延得半斋爽，逭暑权因一日闲。鹤领雏来调弱羽，鹿希革后长新斑。书帷何必韦编展，大地羲爻注此间”，说明西郊三山五园地带因临近紫禁城，给皇帝避暑带来很大的便利。

当然，延爽纳凉更专业的园林则是建于热河的避暑山庄。康熙四十二年（1703）建避暑山庄于热河西岸，山清水秀，密林幽深，尤其离京城不远，可以保证清帝处理国政的需求，而在避暑方面，其夏日的气候显然更优于京城的西郊，故山庄建成后此后清帝经常至此避暑。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康熙帝出京城前往避暑山庄，在途中写道，“畏暑乘舆出凰城”，为了躲避可怕的京城夏日，皇帝只好奔赴热河。年迈的乾隆帝更加畏惧暑热，“老来畏暑意饶前，方泽祭过启跸旃”，夏至过后就要离京避暑了。乾隆帝还在文集中写道，“且余年已望七，迩年觉畏暑，园居稍得清凉，可以精勤庶务”，不忘记解释避暑的同时亦不废政务，清帝避暑、理政两不误，这是京城西郊的三山五园与塞外的避暑山庄都为清代仅次于紫禁城的政治中心的原由所在。

* 本文选自阚红柳主编《三山五园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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