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湖——长河水系（亦称玉泉水系）在元明清三朝都是北京城市水系的上源，被称为“帝都之龙脉”，北京城的“文化之源”。但它不是一条纯天然的水系，而是北京历史上的一项水利成就，也是北京城市发展的成果体现。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缘起：

金代闸河济漕的有效尝试

金朝建立后，北京成为金中都，漕运是供应都城物质文化生活的经济命脉，因此，扩大水源提高运河的运力也就倍受朝廷关注。由于地势高、水量大，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城西边的永定河。金、元时期，曾三次尝试开金口河连通永定河和北运河，以提高运河运力和延长运河河道直到城里。

第一次是在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朝臣会商导引卢沟河（即永定河）水以通京师漕。但因工程浩大，需要征调千里内民夫供役，直到第三年才正式动工。这次开凿的就是金口河。金口位于石景山北麓与四平山夹口的位置，即现在石景山发电厂处。但其引水口却比三国时的车箱渠要往北也就是更靠近上游一些，是在今麻峪村的卢沟水东岸筑堰引水，经过金口向东流出，然后经北辛安村南、古城北，转向东北经杨家庄南，又向东经龚村南、田村南、老山北、铁家坟北、篱笆店南、甄家坟北、定慧寺南，东至今玉渊潭，又东转南大约至木樨地东南入金中都北护城濠。经中都北护城濠再往东大致经受水河胡同、旧帘子胡同、人民大会堂南、历史博物馆南、台基厂三条、船板胡同、北京站南部等地，下接通惠河河道，东至通州。虽然金世宗给予金口河助漕效益的期望值很高，但是工程却很快失败了，因为“及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金世宗不无遗憾地说：“分卢沟为漕渠，竟未见功，若果能行，南路诸货皆至京师，而价贱矣。”此后，金朝仍是心有不甘地多次予以改造修缮，但终究不行。至大定二十七年(1187)，因担心永定河水患由此突入而最终将金口堵塞了事。

民国时期航拍的永定河及卢沟桥

金世宗开凿的金口河漕渠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为了保障金中都的物质供应，金朝廷并没有放弃开辟漕河的努力。《金史·河渠志》记载：“金都于燕(即指中都，今北京)，东去潞水(今潮白河)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良河(即高梁河)、白莲潭(今积水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 (指中都，今北京)。”这指的是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年)，采纳翰林院应奉韩玉的建议，开凿通州潞水漕渠之事。这次开漕渠取得了成功，使漕船可自通州直驶到中都城下。成功原因主要在于韩玉的建议中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放弃了以金口河引浑浊的卢沟水为漕河水源的思路，而改用引高梁河、白莲潭(今积水潭-什刹海一带)等各路清水作为水源。二是在通州至中都的漕河中设置数座闸以调节因河床坡度过陡而致使河中存水不足的问题，因此这次开凿的漕渠也被称为“闸河”。

高梁河是古永定河——㶟水的一条故道。从更新世晚期直至东汉末年，㶟水从今石景山附近向东流，经八宝山北、田村、半壁店、八里庄，到今紫竹院附近接纳众多泉水，又经高梁桥至今德胜门西，再南折入今积水潭、什刹海、北海、中海，穿过今长安街人民大会堂西南，再向东南流经前门、金鱼池、龙潭湖，经左安门以西流向十里河村东南，至马驹桥附近汇入㶟水主干道（今凤河河道）。这条河道今人也称之为“三海大河”。“此河宽度一般在300米左右，但在供电局（今西交民巷以南）至棋盘街（原正阳门内东西两侧）一带约宽600米。地层岩性，表层6-7米以上为杂填土，6-7米以下为全新世沉积的粘性土，在10米以下为更新世晚期堆积的砂、砾石层。”这是“永定河从晚更新世以来延续到全新世的一条古河道”，其消亡“大约可以晚到汉代”。地质勘探技术的介入，帮助我们证明了这条古河道的存在。尽管㶟水在东汉以后开始改道南迁，但由于有今紫竹院附近泉水（其实也是古永定河河道地下水的浅层溢出）的不断汇入以及原有水体残存形成的湖泊，从今紫竹院以下的河道并没有断流。上游田村、半壁店、五孔桥、八里庄以北直至紫竹院一段水体也因山脚泉水补充而断续存在（今双紫支渠即其遗迹）。

金代京城水系图（天津大学绘制）

由于当时今紫竹院附近的泉水还相当丰沛，高梁河河道在很长时期保留着丰富的水体，作为河道遗存的今积水潭——什刹海——北海——中海（金代统称白莲潭）这一片水域，水面比现在要广阔很多。加之沿岸丰美的水草植被和美丽的风光，辽金时期的皇帝就相中这里作为其行宫的上佳选地。辽代，曾在今北海公园的琼华岛一带建有游猎度假的行宫——“瑶屿”，传说其中有萧太后的梳妆台。到了金代，在此基础上扩建为太宁宫。据《金史·地理志》记载：“京城北离宫有太宁宫，大定十九年(1179年)建，后更为寿宁，又更为寿安。明昌二年(1191年)更为万宁宫”。其后为元朝所继承，成为元宫城的基础。既然这一片辽阔的水域早就被金统治者青睐，那么在漕运重任当前而水源困难的情况下，利用它作为水源也就顺理成章。按史书记载，韩玉“为闸以节高良（按同梁）、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也就是说其所引入闸河的不仅是高梁河、白莲潭水，还有别的水源。实际上，这次工程不但接引了发源于紫竹院的高梁河及白莲潭为闸河水源，而且还远引了瓮山泊（今昆明湖）的水来增强后劲。对此，清代学者赵翼在其《廿四史札记》中曾做过推测：“京师至通州闸河，本元时郭守敬所开……然此河不自守敬始。《金史·韩玉传》：‘泰和中，玉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工既成，玉升二阶。是此河实自（韩）玉始。……盖玉所开河本用一亩泉为源，而守敬乃用白浮泉耳”。

侯仁之先生依据其历史地理学的深厚功底，结合地理空间的布局进行了更为科学的研究。他比较了海淀台地南北地势的高低，认为海拔约50米的瓮山泊一带的湖水原则上顺着地势流向海拔40米以下的清河洼地和海拔50米以下的巴沟低地才是正常的，要来到今紫竹院一带必须穿越地势较高（约海拔52米）的海淀台地边缘，因此判断从今昆明湖到紫竹院西墙外万寿寺的河道（也就是今人所称长河的上段）应为人工开凿。

侯先生认为这条河道最初应是金代修建太宁宫时所开，韩玉奏请开凿闸河的时候进行了开浚和扩大。他说：“假使此段河道不加开凿，那么昆明湖水纵有强固的东堤以提高其水位，也断无向东南流入北京城的可能”。对此，笔者完全同意侯先生的见解。这一段河道长度不过五、六公里，从海拔50米的昆明湖一带穿过海拔52米的土坡汇聚今紫竹院附近的泉水，只需开凿两米多深的河道，工程量并不是很大。韩玉他们既然要广开水源济漕运，理应一并引入已经通到今紫竹院的瓮山泊水。有了这包括一亩泉在内的西山泉水的接济，高梁河才有足够的水力灌注闸河浮舟通漕。而长河下段即自今紫竹院以东至积水潭的部分原本就是古高梁河的一段，一直保有充沛的水量。这两股清澈的水脉注入才使得闸河避免了金口河的短命。

这次工程中，从中都城至通州的漕河河道是利用了金口河的旧河道，即沿中都城的北护城河，至今嘎哩胡同东北折，经今旧帘子胡同、人民大会堂南段、历史博物馆南段、台基厂三条、同仁医院、北京火车站南，再向东去往通州，也就是沿今通惠河河道。原来金中都北护城河主要是依赖今玉渊潭水和今北京广安门外莲花池、莲花河（即古洗马沟）的来水。闸河的开通使它进一步向东延伸（或许是在辽“萧太后运粮河”的基础上开凿而成？这有待进一步研究），在今人民大会堂西侧与古高梁河交叉，接受了新开辟了瓮山泊水源的高梁河水，然后直至通州。闸河开通后一度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由于金朝廷比较腐败疏于管理，闸坝设施还不十分完备，河道经常淤塞；从昆明湖补水，水量也仍旧有限；最终不得不仍兼用陆路运输。金朝虽然没有最终解决漕运难题，但它向北京城西北开辟水源的尝试为后来通惠河的成功开凿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其间长河的开凿，对于以后北京城水系格局之形成，意义可谓深远而重大。

二、形成：

元代通惠河的成功贯通

如果说，由于文献印证的缺乏，金代为广辟闸河水源而尝试开凿了今长河上段从而连通玉泉山和高梁河水系，还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断的话，那么，到了元朝，这种推测就有了文献和文物两方面的确凿依据。据《元史》中的《河渠志》和《郭守敬传》等史籍记载，元朝杰出的水利专家——时任都水监的郭守敬通过对北京地区水资源及地形的详细勘查，提出导引温榆河上源诸泉水济漕，开挖白浮瓮山河，引昌平白浮泉水西行，从上游绕过沙河、清河谷地，循西山麓转而东南，沿着平缓的坡降，并汇集沿山泉流，聚入瓮山泊（亦称西湖，即今昆明湖）；再从瓮山泊扩浚长河、高梁河至和义门（今西直门）水关入大都城，汇入积水潭（包括今西海、后海、前海在内的广阔水域）；然后水从积水潭出万宁桥，沿皇城东墙外南下出丽正门东水关，转而东南至文明门（今崇文门以北）外，与金代闸河相接，下至通州高丽庄、李二寺河口，全长164里。这项巨大的水利工程为大都城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水源，从此，河运畅通，大都城内的积水潭成为新的漕运码头——南北大运河的终点。当看到江南的漕船成群结队驶来，积水潭上桅杆林立，舳舻蔽水，元世祖忽必烈兴奋地将这条新的水道赐名“通惠河”。

郭守敬

为了调节水流，使河道能逆水行舟，通惠河上设置了先进的闸坝。从白浮泉至通州高丽庄，沿河修建了11组共24座水闸。大致每十里设闸一组，通常每组上下两闸（有的为三闸），相距约一里，“上重置斗门，相互提阏，过舟止水”，两闸间河道蓄水，随着水涨船高，上行船驶过上闸，进入上游河段，和今天的“船闸”一样。其中，除了在瓮山泊出口流向长河处设置的一座“响水闸”外，还有6座设在积水潭上游也就是长河上。它们是：广源上闸与下闸、会川上闸与下闸、朝宗上闸与下闸。在每座闸旁边还都有一座桥，如著名的高粱桥（会川上闸）、白石桥（广源下闸）等。经过郭守敬的这一番整治，包括长河在内的通惠河具有了通航的条件，漕船可以进入大都城内的积水潭，游船可以直抵瓮山泊岸边的行宫别墅。如《析津志》记载：“肃清门广源闸别港，有（元）英宗、文宗二帝龙舟”。至顺三年（1332年）三月，文宗“以帝师泛舟于西山高梁河，调卫士三百挽舟”。

广源闸现状

通惠河对漕运的贡献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而局部通航的历史则断续绵延至今。它不仅为北京城开辟新的水源打开了思路，也为后来北京城的水系格局和文脉发展奠定了基础。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颐和园微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