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  李

   从雍正皇帝开始，圆明园既是清朝皇室的生活居住空间，又是帝国政治权力运作的舞台。它和紫禁城都是清帝国的核心。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皇帝都常常在圆明园生活和处理政事，他们驻圆明园的时间超过在紫禁城的时间。这段时期，可以说圆明园成为清帝国的政治制度和权力运行的中枢。这一转变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不容小视。政治场所的地理位置和空间布局在政治事件和权力运作中所起的作用非常大。

   实际上，圆明园的兴建、设计和布局就跟清朝的宫廷斗争息息相关。这还得从康熙晚年争夺皇位的斗争说起。康熙皇帝多妻又多子，很多皇子为夺取皇位而争斗。康熙皇帝在晚年，一直为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而苦恼。他晚年常常居住在北京西北郊的畅春园。他把畅春园北边的圆明园赐给当时的四皇子——雍亲王胤禛。康熙六十一年（1722）三月，康熙皇帝来到圆明园镂月开云殿内观赏盛开的牡丹。因为牡丹花的盛开，镂月开云殿又被称为牡丹台。当时，雍亲王胤禛带儿子弘历（后来的乾隆皇帝）陪同康熙皇帝观赏牡丹。12岁的孙子弘历，康熙皇帝是第一次见到。当时，康熙对弘历就非常喜爱。通过十几天的接触，康熙又感到弘历聪明机智，是个守业的人才，暗自决定要让弘历继承皇位。如果要这样，他必须先把皇位传给儿子胤禛。这次在圆明园牡丹台的会面使胤禛在皇位争夺上比其他兄弟占据了优势。牡丹台会面是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皇帝的第一次历史性会面，保证了100多年的康乾盛世的存在，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圆明园的牡丹台就是乾隆皇帝的发迹之地。他见证了那一切，不能不说是幸运的。乾隆九年（1744），弘历本人作《镂月开云诗》回忆此事：“犹忆垂髫日，承恩此最初。”历史的发展机缘很重要，某些偶然因素也能决定政治和历史进程。“牡丹台相会”也成为清朝历史上的一段传奇和佳话。

   胤禛即位之后，成为雍正皇帝，他大规模扩建自己即位前的居所——圆明园。皇位争夺的结果促进了圆明园的大规模兴建，也改变了北京城的宫室格局。雍正皇帝以此为契机，改变了旧有的宫城布局之下的各种权力配置关系，从而影响了清朝中央的政治格局和制度运作。从雍正开始，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皇帝每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圆明园度过，处理日常政事和国家大事，一般有重大的礼仪祭祀才回紫禁城。正如雍正皇帝自己所说：在园中与在宫中无异。为了上朝方便，圆明园周围出现很多王公大臣的赐园和他们自己建造的园林。雍正还赐给亲重大臣圆明园附近的宅第，以方便他们到园内办公。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在唐朝，唐睿宗的第三子李隆基也是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杀出，最终继承皇位，成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玄宗。他还是藩王时，居住在都城长安城东边兴庆坊的宅子里。他继承皇位之后，大规模扩建自己即位前的藩王府，建成兴庆宫，改变了长安城的宫室布局。长安城东边的兴庆宫在唐玄宗开元中期成为皇帝和大臣新的听政中心和中枢权力运作的空间。许多官僚贵族为了上朝方便，逐渐在长安城东部买房。因此，长安城东面成了官僚贵族集中居住的区域。

   有趣的是：在圆明园这座新型皇宫里，却没有一国之储君太子的专门居所——东宫。这也得从康熙末年争夺储君之位的斗争和雍正皇帝改革立储制度谈起。

   满洲人入关之后，汉化很快。在皇位继承人的选择上，康熙皇帝就采用中原王朝传统的预先册立皇太子的做法，并且很早就立嫡长子胤礽为太子。但这造成了一系列问题。一方面，太子胤礽极力发展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其他众多皇子觊觎太子之位，造成康熙朝晚期政局的动荡。雍正即位后，鉴于这种情况，不再采取先立太子的做法。而是由皇帝本人把皇位继承人的姓名写成诏书，密封，藏于匣内，置之紫禁城内乾清宫正中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另书内容相同的传位诏放在圆明园内。皇帝驾崩后，由顾命大臣从正大光明匾背后取出诏书宣读，由先帝指定的继承人即位。这就是秘密建储制度。后来的皇帝也基本延续这种做法。从雍正皇帝之后，可以说几乎没有当朝太子。

   在制度规定中，皇宫里应该有东宫作为皇太子的居所。太子有了自己的东宫，就有了自己独立的政治空间。他就能在东宫合法地经营自己的势力，建立自己的“小朝廷”。东宫作为特殊的有潜在价值的政治能量和抽象的政治符号，绝对能吸引一批政治上的投机分子和野心家。皇帝和储君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太子的势力过分膨胀，势必威胁皇帝的权力。在紫禁城，太子居住在与自己身份相配的东宫。从雍正皇帝开始，帝国日常政治运作的主要空间转移到圆明园。诸位皇子的生活起居、教育都在园内的“洞天深处”。既然没有当朝的储君，圆明园内自然没有必要专门为太子建造一座东宫。这就等于撤销了以往太子所依托的活动场所和政治舞台。相应地，东宫体制在整个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政治意义被有意识地淡化，乃至剔除。太子个人的政治空间东宫的缺失实际上就意味着他的政治能量的失去。雍正皇帝实行秘密建储，自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太子对皇权的威胁。雍正之后不再发生皇太子经营自己的势力，进而威胁皇权和其他皇子的情况，与圆明园内没有太子的专门居所和独立的政治空间——东宫，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诸皇子在园内的居处“洞天深处”离皇帝日常起居之地——“九州清晏”非常近，步行不到10分钟。这十分有利于皇帝对皇子们进行近距离监控。

   其实，早在唐玄宗时期，就采用过靠压缩太子及诸位皇子的生活空间来压缩他们的政治力量的做法。如上文所述，唐玄宗开元中期，中央权力运作的中枢转移到玄宗藩王府第扩建而成的兴庆宫。同时，在这个新的中枢核心地带，没有安排皇太子居住在东宫。唐玄宗让当时的太子和其他诸位皇子一起集中居住在兴庆宫皇帝近侧的别院里。这样，皇帝就可以近距离对太子的发展状态有所掌握，使太子与诸位皇子处于皇权更加直接与严密的控制之下。这样，太子几乎没有独立发展自己势力的空间。储君势力对皇权的威胁大大减弱。

   大家都知道，从雍正皇帝开始，为了加强皇帝个人的专制权力而设置了军机处这一机构。军机大臣比其他官员更加接近皇帝。实际上，军机处衙署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对军机大臣直接接触皇帝和参与国家决策非常有利。

   在理论上，清朝的皇宫分为外廷（即外朝）和内廷。外廷是国家行政运行的公共空间；而内廷则是皇帝个人办公和皇室生活居住的私人空间。乾清门就是紫禁城里外朝与内廷的分界线。中央官署和皇帝上朝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都在乾清门外，即都在外廷。但军机处的衙署却紧贴着乾清门所在的直线，即衙署虽位于外朝，但紧挨着内廷。在圆明园，仿照紫禁城太和殿而建造的皇帝理政的正大光明殿及周边的衙署中，外朝的行政部门都在面对正大光明殿的正门——出入贤良门之外，唯独军机处在出入贤良门之内，比其它机构更加靠近权力中枢。无论在紫禁城，还是在圆明园，军机处办公的衙署都在清朝中枢神经的核心地带，比外朝的官衙更靠近皇帝。这为军机大臣参与机要和决策创造了有利的地理空间。

   同样，唐朝的皇宫也有内廷和外廷之别。在唐朝中后期，皇帝为了限制外朝宰相的权力而设置了自己的秘书班子——翰林学士，扩大了宦官的编制和权力。翰林学士办公的衙署翰林学士院和宦官的衙署内侍省也都位于唐朝皇宫的内廷。而以宰相为首的各级官衙门却都分布在外廷。翰林学士和宦官在地理空间上更靠近皇帝和权力中枢，他们比外朝官员更方便见到皇帝、更有利于参与决策。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能保证皇帝召见翰林学士或宦官的隐蔽性和机密性。

   以上事例充分说明：宫殿的地理位置和空间布局对中央官僚体制运作和政治权力斗争的影响非常大。因此，我们观察清朝宫廷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时，很需要把地理和空间的因素考虑进去。圆明园不仅是皇家园林、享乐之地、多种文化汇聚的明珠，它的地理位置和空间布局还在清廷的政治运作和权力斗争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尤李，现供职于圆明园管理处文物科。

（转引自《圆明园研究》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