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京城的街巷布局
明清时期的城市，无论大小都由街、巷组成，街与巷构成了城市中的二级交通网络，直至今日，我们仍然习惯称“大街小巷”，北京自然也不例外。
元人熊梦祥在《析津志》中记载，北京的“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名人沈榜说：“宛平人呼经行往来之路曰街、曰道，或合乎曰街道。或以市廛为街，以村庄为道。”也就是说，“道”泛指可以行走之路，还特指村庄的路，只有寓意市廛的“街”，才是完全意义上地针对城市而言。如果说，经纬分明是北京“街”的一大特征的话，那么被称为“大街”的干道的形成则带有普遍性，即由城门对应城内的大道，形成市区的主要干道，这是中国古代传统城市的共通之处，它意味着有多少个城门就有多少条主干道。地方州县级城市较小，通常以直通两城门的“一字街”，或四城门、三城门的“十字街”和“丁字街”为多。北京则不同。
明清时期的北京是建立在元大都城址上的，元大都有城门十一座，对应城门便有十一条主干道。明代的北京与元稍有不同。或许是出于防御北边元朝残余势力南下的考虑，明代都城的修建呈现出南移的趋势。先是，洪武元年（1368），大将军徐达率部攻陷北京后，将城墙由北向南收缩了五里，同时取消了东西两面迤北二门，于是城门由十一座变成了九座，城中的主干道也随之减少二条。随后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在城南营建中央各部衙署的同时，又将南城墙再向南推出二里许，但城门未变。百余年后，由于城内人口的增加，明廷决定修筑外城以扩展城市空间，还是先从城南动工，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筑重城包京城南面，转抱东西角楼，长止二十八里，为七门”。嘉靖三十二年（1533）明廷又决定修筑“京城外四面宜筑外城”，后“因经费 不敷，事遂寝”。最终也只建起了南外城，将北京城由一个“口”字形空间变成了“凸”字形空间。原有的内城有九门，新建的外城七门，共计十六门。对应这十六座城门，明代的北京便形成了十六条主干道。清人入关后，除了城门的名称略有改变外，其他一如明代。所以《大清会典》记载：“都城内外大街凡十有六。”这十六条大街南北纵横、经纬交错，构成了北京城市交通网络的干道，其重要性在于，它与城门相关联，是城内人出城和城外人进城的主要通道。
当然，除了对应城门的主干道“大街”而外，还有一些“大街”因处于商业中心或者政治文化中心的位置而提高了它的重要性。《析津志》中列举的“长街、千步廊、丁字街、十字街、钟楼街、半边街、棋盘街、五门街、三叉街”等，就属于此类。其中，棋盘街最为有名，所谓“棋盘街，即正阳门内大清门前街也，盖以方石砌成，故名。都城人烟凑密，惟此处宽爽”。至清代亦然。清人朱一新也有记载，内城“其街衢之大者，中曰棋盘街，南北曰崇文门街、宣武门街、大市街、王府街、地安门街、安定门街、德胜门街、南小街、北小街、锦什坊街。东西曰江米巷、长安街、丁字街、马市街、朝阳门街、东直门街、阜成门街、西直门街、鼓楼东大街、鼓楼西斜街”。外城“其街衢大者，南北曰正阳门街、永定门街、崇文门街、宣武门街、东便门街，东西曰南大街、南横街、打磨厂、西河沿”。不难看出，朱一新所列举的北京内外城的“街衢之大者“中，就包括那十六条对应城门的干道，而且它们直接以城门之名命名，其余则各有街名，它们虽非直达城门，却因具有枢纽的地位，同样也被称作大街。
此外，还有一些次要的街道，称作“街”或者“小街”。以称“街”者数量最多，称“小街”者则相对鲜见。例如《京师坊巷志稿》中有：“北小街”、“朝阳门北小街”、“东直门南小街”、“小太平街”等。它们构成“街”的最小级别。
这些“街”都有其相应的街制。自秦实行“车同轨”以来，古代的街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统一，但因城市大小不同、地理环境与条件各异，各城市的街制也自然有所差别。例如，南京城的主要街道宽度为九轨，相当于今天的22.824米。元代营建的北京城，“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根据王彬的估算，大街相当于今天的36.96米，小街相当于18.5米。其大街的街制远远宽于南京。关于这一点，从乾隆年间来华的英国使臣斯当东的记载中可以得到佐证。他说：“初进北京大门第一印象是它同欧洲城市相反，这里的街道有一百尺宽”，与他在欧洲经常看到的夹在高楼之间的窄巷形成鲜明的反差。而按照一英尺等于0.3048米计算，斯当东所说的街道约有30余米宽。与王彬的估算比较接近。关于北京街道之宽，咸丰年间来华的英国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他说，北京的“街道概貌总使我想起在天津所熟悉的一切”，但北京的街道“更宽”。可见，大街的宽阔已成为我国古代城市建筑的一大特色，并引起了欧洲人的关注。
但是，尽管大街构成了城市交通网络的干线，但却不如小巷那样更贴近人们的生活。因为，大街两旁往往是商业区、官衙聚集之处，如内城“九门八条大街之商店无不栉比鳞次”。而小巷则穿行于一排排院墙和民居之间。而对街巷的称呼，却是因地而异。明人谢肇淛有曰：“闽中方言，家中小巷谓之'弄'。”并称，“元经世大典谓之火衖，今京师讹为衚衕”。意为京城称巷为“衚衕”，乃源于元代的“火衖”。据此，一些学者认为“衚衕”一词源于蒙古语，至少是蒙古语的谐音。当然也有不同的解释。清人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中，则认为街巷的“衖”、“衕”的称呼为古人所创。他引证说：“明张萱《疑耀》：京师人呼为衚衕，世以为俗字，不知山海经已有之”。杨慎《丹铅总录》：今之巷道，名为胡洞，字书不载，或作衚衕。又作俉侗，皆无据也。南齐书：萧鸾弑其昭于西弄。注：弄：巷也。南方曰弄，北方曰俉侗，弄之反切为俉侗也，盖方言耳。”随后，他总结说：“今南方呼巷曰衖，北方呼巷曰衚衕。衚衕合音为衖，衖见《尔雅》，衕见《说文》，皆古训也。”
然无论其源于何种解释，“衚衕”是京城人对“巷”的称呼是毋庸置疑的。对此，清人吴长元则直接指出：“京师人呼巷为衚衕，衚衕又写作衖通。”可见，“衖”、“衖通”、“衚衕”即为“巷”也，指狭窄的街道，今天称“胡同”，但在明清时期则写作“衚衕”。
据记载，明清时期的北京是全国胡同最多的城市，《析津志》中称，元大都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这告诉我们，元代的“衖通”只有29条。而明人张爵于《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列举的近1200条街巷中，称“衚衕”者有464条，相对于元朝已多出15倍。进入清代，称衚衕者又较明增加一倍多，为1121条。这些衚衕多东西走向，宽度约在4-7米之间。
需要说明的是，北京的次级街巷虽以称衚衕为多，但并没有完全排斥“巷”的称呼，如明代有宝府巷、鞍子巷、火巷、豆腐巷、芝麻巷、粉子巷、禄米巷、铸锅巷、棺材巷、柳巷儿、宝鸡巷、扁担巷、果子巷等。清代仍不乏称“巷”的街道，如貂皮巷、三义巷、头甲巷、二甲巷、三甲巷、剪子巷、东江米巷、西江米巷、鲜鱼巷、方巾巷等。其中一些巷的名称一如明代，东西江米巷、豆腐巷等就属于这一类。此外还有称“井”、称“营”、称“夹道”者。总之，明清时期的北京，其街巷的序次如果按大小级次排列的话，当为大街、街、小街、衚衕、巷等。如果按照数量多寡排列的话，当依次为：衚衕、街、巷、大街、小街等。
二 京城街巷状况及其所表达的生存环境
街巷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城市的发展状况，人口的密度，以及城市社区的概貌。而街巷的状况同时也传递着时人生存环境的某些信息。
从建筑技术上看，我们不难发现，在北京城中，以中间高两侧低的鱼脊型道路最为普遍，而且，主要的街道还铺设了人行道，连京城附近的小城市通州“街道两边也有稍高的人行便道。”从街道的材质来看，主要有两种，一为使用石材铺设，一为土夯实地面，即为我们常说的土路。
明清时期，石材的街道以南京稍多，特别是南京的官街，乃为一条宽阔的石板大道，这与南京曾为明朝建都之地有关。除了南京之外，其他大城市的主要街道也使用石材，但对于所有的城市而言，能够以石材铺设的街道实在少得可怜，它通常只限于大城市中为数不多的几条干道，即便是都城门的一道边门入城的。在防御工事前面，炮楼的正下方，有一道巨大的城门，除了皇帝前往先农坛和天坛祭祀经过外，这道门从不开启。一条宽阔的石砌大路由这道门直通离此约四百码的皇宫正门。”他在自己书中的另一处还说到：“我们所经过的城门就是中国城的东便门，穿过高大的城门，我们发现自己来到一条看起来极为普通的街道上，街道两旁店铺林立；街道则铺砌着宽大的石板。”这里，英国人所说的“从不开启”的城门和“宽阔的石砌大路”，就是外城的正阳门大街，而穿过东便门所经过的“普通的街道”是东便门街。这两条街是北京少有的几条石砌的大街。正由于当时使用石材铺设的街道极为少见，所以时人夏仁虎有京城“街道除正阳门外绝不砌石”的议论，虽说并非准确，却说明了石材铺路的稀罕。
除北京外，其他城市的状况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明清时期的城市无论大小多以土质街巷为主，而且，这种以土质道路为主而结成城市交通网络的状况，一直延续到近代才得以逐步地改变。
土质结构的道路给城市居民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也对城市环境造成了相当大的污染。如到过北京的英国人对当时土质路面的高低不平有这样的记载，他说：“我们离开通州，半小时左右便来到通往北京的大路上，路的起点取道两座河堤之间，由于修葺不善，路面到处都坑坑洼洼的。”但是路面的不平还在其次，“一场连阴雨很快就使街道泥泞不堪了。为此，人们不得不找隆起的路面走，因为那里的地面尚未被车轮轧烂”。比起外国人来，中国文人的笔下更是毫无遮拦地描述说，北京是“天晴则沙深埋足，尘细扑面。阴雨则污泥满地，臭气熏天，如游没底之堑，如行积秽之沟，偶一翻车，即三薰三沐，莫蠲其臭”。
可见，土质街面不仅给往来的行人来带诸多的不便，而且给城市环境及人们的生存空间造成了污染。作为全国最为富庶繁华地区的北京，其街巷如此污秽未免是一大憾事，因而无论是长期居于京城的人们，还是外来的士子官僚、商人，对此都有极为深刻的感触，也留下了不少相关记载。
如晚明人有文记载曰：“燕市带面衣，骑黄马，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人马屎和沙土，雨过淖泞没鞍膝，百姓竞策骞驴，与官人肩相摩，则疾串避委巷不及，狂奔尽气，流汗至踵，此中况味如此。遥想江村夕阳，渔舟投浦，返照入林，沙明如雪，花下晒网罟，酒家白板青帘，掩映垂柳，老翁挈鱼提瓮出柴门。此时偕三五良友，散步沙上，绝胜长安骑马冲泥也。”清人则以竹枝词的形式记述出来。诸如，“黄沙如粉满街飞，城北城南认是非，大道通衢皆臭气，尘装甫卸即思归。”
上述记载，至少为人们复制了这样几种情形：其一，土质道路在刮风下雨天气给出行的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即“黄沙如粉满街飞”，“两鼻孔黑如烟突”，“雨过淖泞没鞍膝”等；其二，车、马、牛与人并行于城中的大街小巷，行人常有被冲撞的事情发生，所谓“百姓竞策骞驴，与官人肩相摩，则疾串避委巷不及”；其三，街面污秽，“人马屎和沙土”，在风雨天尤其“通衢皆臭气”。这说明当时北京街巷的公共环境存在严重的污染，而且自明入清没有大的改变。
对于街道污染以及毁坏状况的形成，清人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中分析了三条理由，他说：“旧日，道路不治，虽有御史任街道厅，工部任沟渠，具文而已。行人便溺多在路途，偶有风厉御史，亦往往一惩治之，但颓风足不可挽。”这是其一，为管理不力。又曰：“大栅栏之同仁堂生意最盛，然其门前为街人聚而便溺之所，主人不为忤，但清晨命人泛扫而已。盖惑于堪舆家言，谓其地为百鸟朝凤，最发旺云。”这是其二，迷信风水、堪舆。其三，“北京街市在未修马路以前，其通衢中央皆有甬道，宽不及二丈，高三四尺，阴雨泥滑，往往翻车，其势甚险。询之故老，云此本辇道，起初驾过必铺以黄土。原与地平，日久则居民炉灰亦均积焉，日久愈甚，至成高陇云。”即居民乱倒炉灰等垃圾对道路造成毁坏。
事实上，这种土质道路所带来的环境、交通等问题，在明清时期的城市中相当普遍，绝非北京而已。明人沈德符记载曰：“街道惟金陵最宽洁，其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觌面不识。若京师虽大不如南京，比之开封似稍胜之。但冬月冰凝，尚堪步履，甫至春深，晴暖埃浮，沟渠滓垢，不免挑浚。然每年应故事而已。”
三 京城街道的修治
对于街道的管理，明清两代均没有街道厅，隶工部管辖，“街道厅所以平治道涂者也”。清代除设有“街道厅专司（外城）五城街道”外，康熙年间又“议准内城街道交步军统领专管”，并“令给事中兼管街道”。而清代的街道厅“虽隶工部，然在都察院，钦点御史满、汉二员”。这表明街道厅的主要职责在于对街道的监督与维护。
针对街道的损坏及污秽的状况，统治者不断采取措施进行修治。如明中期成化年间，朝廷下令“皇城周围，东西长安街并京城内外大小街道沟渠，不许官民人等作践掘坑，及侵占淤塞”。“如街道低洼，桥梁损坏，即督地方火甲人等并立填修。”弘治十三年（1500），明令对破坏京城道路者给予处罚。规定对“掘成坑坎，淤塞沟渠，盖房侵占，或傍城行车，纵放牲口，损坏城脚，及大明门前御道棋盘街，并护门栅栏，正阳门外御桥南北、本门月城将军楼、观音堂、关王庙等处，作践损坏者俱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落”。至嘉靖十年（1531），又将京城的一条主要街道，大通桥至京仓的运路，令“巡城御史督兵马司修筑”，时间限定在“每年二月内”。万历年间，更是对南北两京的街道进行过全面的整饬，规定“凡五城兵马掌京城内外街道沟渠，各奉札付分坊管理。”这一其间还出现了一个勇于任事街道治理的官员。有记载曰：
壬子（万历四十年，1612）之初夏，有一工曹郎管街道厅，毅然任其事，特疏请旨，既得之，大书圣谕，揭之牌上，导以前行。凡房舍稍侵街巷者，悉行拆毁，怨声满耳。有一给事马过，拆房者掷砖，误中其颅，不胜忿，遂相奏讦工部，上疏诟之，至云公道世间惟瓦砾，黄门头上不曾饶。此给事故能作异同者，遂有人赞叹工郎以为风力，工郎益喜自奋，屡行建白，畅论时事，顿被正人之目矣。其时南中有一大老，本金陵人，为南少宗伯，久不北召，方引领大拜，偶署工部，值北有清街之举，慕艳其事，亦出榜清理街道。凡系开国以后兴造大小房屋，俱命撤之，即其密戚先达，毫不假借，远近公私骇怖失措。实行未竟，而以艰谢事矣。街道一役本两公职掌，一以无心举事，横博时誉，遂弄假成真。一以有意取名，为识者所窥，不免举故事失之。时局移人，即公务亦在楸枰中生活。
可见，在工部郎官大刀阔斧地整治下，街道已经较为改观，“凡房舍稍侵街巷者，悉行拆毁。”而且在其风力作风的感召下，随后又有工部尚书“慕艳其事，亦出榜清理街道。凡系开国以后，兴造大小房屋俱命撤之，即其密戚先达，毫不假借，远近公私骇怖失措。”可谓一次力度不小的街道政治，但最终“以艰谢事”。上述过程告诉我们，不论倡举整饬街道之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说明了街道治理的重要而且艰难，而由街巷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已引起有识之人的重视。
进入清代，环境的污染和路面的损坏使得街道的治理和修葺更为迫切。但对统治者而言，关注的重点却并非前者，而是将街巷的维护和对道路的修治摆在了首位。
顺治元年（1644），清朝入关伊始即规定：“凡直省桥梁道路令地方各官以时修理，若桥梁不坚完，道路不平坦者……交部分别议处。”同时规定京城街道注重保护，“若有作践、掘成坑坎。盖房侵占”，损坏正阳门前御道者，交刑部治罪，视同犯法。并且加强了街区的管理。雍正年间开始对街巷勘立界碑，十二年（1734）“定设木牌之令。乾隆二年（1737），议凡街区宽者建石碑，其狭巷仍立木牌”。但清代投入力量最大的还是对原有石路的修治。
在雍正朝以前，内城九门等干道虽有铺石，但多已损坏，“行走维艰”，一如土路。只有正阳门外一条御道尚为完整的石路。雍正二年（1724），清朝开始关注内城石路的修葺问题，命工部及步军统领详勘”九门石路损坏”和应修应补之处，准备动用内库银两以次修治。同时，针对街道的脏乱，下令皇城一带禁止当街污秽、晒晾皮衣等，并决定对朝阳门和广安门外的道路进行重点整修。所谓“广安门外大路低洼，大雨时行，则积水处车辆行李往来甚难，著步军统领支部库银修理石路”。“自朝阳门至通州京东大路曾发钱粮修垫土道，今复压坏，此道行人既多，且系京城大小官员支领俸米必由之路，著由朝阳门至通州大道皆铺墁石块，酌量可容二车，两旁土道，亦著修理平整”。
在财力、人力、物力诸多条件的限定下，清廷首先选择修葺朝阳门和广安门的道路，是基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的。广安门是北京外城的正西之门，是西南各省士民工商进出京城的一条要道。而位于京城东边的朝阳门，“为国东门孔道”，是众多官员、商人出入的交通干道，也是运河所载漕粮进入京城的必经之路。至雍正七年（1729），这两条道路的修葺已经告捷。据《世宗御制朝阳门至通州石道碑文》记载：“修治以后”自朝阳门至通州四十里……建修石路，计长五千五百八十八丈有奇，宽二丈，两旁土道各宽一丈五尺，长亦如之”。另据是年正月，雍正帝给工部的谕旨：“尔年以来，广宁（安）门外已修石道，其至通州运粮之路亦修整高洁，往来行人颇为便利。”
但经过修治的道路往往不过几年又复损坏，朝阳门大街就出现了这种状况。于是，雍正七年（1729）三月，雍正帝又谕内务府曰：“自朝阳门外至通州乃京师向东大路，向因雨水之时难于行走，动支钱粮修补铺垫，闻近年又复损坏，若修垫石路，酌量其宽广可容车二辆，两旁土路亦修筑平稳，于往来行旅大有裨益。著总管常明会同侍郎普泰详加验看。”这客观地反映了街道损坏之频繁与修治之任重道远。
乾隆帝即位以后，仍然十分重视修葺京城的街道。乾隆三年（1738）下令将京师朝阳、广安二门的铺石之路交地方官三年一次查勘，如有圮塌报部修理。时有参领王廷臣奏曰：京城”南之崇文、宣武，北之安定、德胜，东之东直，西之阜成等门，尚未修有石路，每遇阴雨泥泞，行走维艰，请增修石路以惠行旅。再外城广渠门至广宁门，东西十余里，系商货丛集之要路，亦应增修联络”。这项建议很快得乾隆帝的允准，令常明办理京师街道。由此，北京城门附近的主要干道大都改成石砌。乾隆十七年（1752），又下令对干道中尚未铺石的路面平治修垫。“议准广宁、朝阳、左安、右安、永定等五门土道，遇有应行修垫者，由巡城御史勘报都察院堂官，敷明咨部兴修”。
清乾隆二十二年，雍正年间重点修治的朝阳门和广安门外的石路再度损坏，由于这两条路是东西方向进京的交通要道，所以乾隆帝命令大修。在修治的过程中，乾隆帝十分关注工程质量，他反复强调要“毋狭材。帑节是重糜帑也，狭材是重废材也”。修成后，朝阳门石路长“六千六百四十四丈有奇，支户部金二十八万四千九百有奇”。广安门石路“因旧址修筑者一千九百八十四丈有奇，又新增筑者四百七十七丈有奇，凡支帑金十三万八千一百有奇”。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廷又颁谕旨令再修德胜门至清河道路。并说“近来朝阳、广宁等门缮修石道，官民均为便利。
由统治者对交通道路的关注，可以感受到时人在城市交通建设与环境改造上已产生观念的变化。而经过清雍乾两朝对京城主要干道的修筑，京城形成了对应内外城门俱为石路的交通网络系统。为了加强对石路的保护，乾隆三十四年（1769）规定，京城各门内外石道保固三年后，每届三年，工部派员查勘一次，若有坍塌之处，即行奏明修补。
清朝统治者如此重视京城街道的整修，从其多次所发上谕来看，在于”以肃观瞻”，“以便行人”。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儒家政治思想作用的结果，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平治道路，王者所先，是以周礼有野庐合方之职。自四畿达之天下，掌其修治，俾车马所至咸荡平坦易”。客观上，清廷的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这就是铺石道路的增加，而石路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质道路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然而，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街道的完全改观已是清代晚期的事情。
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对传统城市的渗入，道路的修建越发为时人所关注，大修铁路的现象在已沦为租借的商阜城市尤为突出。由道路的整修，可窥晚清城市重酝酿的一些社会转型的因素。于此同时，清政府在加强对北京街巷的管理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北京街道的整洁与卫生。据《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记载，京城至少在光绪末年已经成立了清道管理组织，制定了《清道章程》和《清道执行细则》等法规。当时，内城的清道组织有13所，外城有10所，分隶各区执行清道事务，并根据各区地面广狭不同，清道夫的分配名额也不同。其内城的清道夫总额有780人，外城额设700名，20人为一班，每班以夫头领之。清道夫除了负责打扫清洁城市路面之外，还要负责泼洒土道，平垫路面，疏浚沟渠，拉运秽土等有关道路的事宜”。
.jpg)
位访客，京ICP备0502070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