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新花园”的由来，系康熙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皇三子允祉的一篇“奏请指定建房地折”。内有：“窃于今年正月十八日，臣等奏请在畅春园周围建造房屋，皇父御赐北新花园迤东空地，令臣等建房。”这个“北新花园”在哪儿呢，是否就是后来的圆明园？笔者认为：这个北新花园，就是今日北京大学西门的蔚秀园。理由如下：

首先，康雍时期畅春园周边有三个花园，即康熙二十七年前建成的西花园、雍正初年建成的畅春园东花园、还有就是康熙三十八年以前建成的北新花园，也叫“北花园”、“北园”。目前见到“北园”的最早史料，是皇三子允祉老师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的实际主编）的《松鹤山房诗集》。陈梦雷（1650-1741），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康熙九年进士。回乡省亲时，被叛臣耿精忠所虏，迫入耿幕。后被人诬告，流放奉天尚阳堡。三十七年九月，康熙帝巡视盛京，陈献诗称旨，被召回京师。次年，入内苑，侍奉诚郡王允祉读书。故陈梦雷在诗文中屡次言及：“蒙恩再造，教习西苑。近又奉旨侍皇三子诚郡王读书禁廷”；“臣陈梦雷奉旨侍皇三子诚郡王读书北园”；“乙卯（按，即康熙三十八年）季夏侍皇三子诚郡王殿下北园读书”等等。其中“北园”，即畅春园北花园。具体位置，在他的《乙卯季夏侍皇三子诚郡王读书北园即事三首》诗中，形象地告诉了我们：

东平别馆纳熏风，扈跸停骖禁苑通。

池水遥分银汉碧，岩花近接上林红。

云晴月牗疑天外，幔卷红桥入镜中。

枚马承恩初载笔，惘然蓬岛梦偏同。

东平：即“东平献颂”之典。此为陈梦雷暗指自己因歌颂帝德而受宠得用。

别馆：原指帝王在京城主要宫殿以外备巡幸用的宫室。亦指离家在外的住所。

上林：即汉代上林苑，泛指帝王的园囿。此处借指畅春园。

红桥：紧邻今北京大学蔚秀园东北，海淀101中学前，时为南去白石桥，西去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东北去清河之要道。

枚马：汉代著名辞赋家枚乘、司马相如的并称。此处为陈梦雷自称。

根据上述诗文中的“禁廷”“北园”“禁苑通”“近接上林”“红桥入镜”等信息的综合分析，康熙中后期除了后来的蔚秀园外，别无他处。

其次，乾隆五十七年，曾有一道上谕：“诸王园居，惟彩霞园曾经皇祖驻跸，是以门外建盖东西相向朝房二座，自应仍存其旧。此外，诸王公主之园居，俱不准建盖朝房，以示限制。”乾隆帝的上谕该如何解释，笔者以为：乾隆帝在重申赐园与御园规制不一样的同时，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座后来成为赐园的彩霞园，原来是御园。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成，这座皇子赐园康熙皇帝曾经驻跸过。否则，一墙之隔，彩霞园南门与畅春园小东门（康熙帝寝宫清溪书屋即在附近）不过一箭之遥，康熙皇帝有什么必要不回自己的寝殿休息，而非要驻跸皇子的赐园呢？

所以，我们有理由说康熙时的“北新花园”，就是畅春园以北的彩霞园，即后来称之为蔚秀园。

北新花园定位后，康熙四十六年，七位皇子所建花园的大概位置也就确定了。“似觉窄狭”之处建园的皇四子、八子、九子、十子，其位置就应该在今北大校园的北部，也就是鸣鹤园、朗润园、镜春园，及乾隆帝十女固伦和孝公主的淑春园和和珅的十笏园。因为今天北大校园的南部，康熙时还有翰林居所“弘雅园”和“佟氏园”。如此，才能符合上述谕旨：“皇父御赐北新花园迤东空地，令臣等建房。”因而四、八、九、十阿哥建园的地点，绝不会如李文所言，在后来“圆明园东墙外的水磨村”。其他三、五、七阿哥，三皇子允祉的“熙春园”在水磨村东南，今清华大学的位置，那皇五子和皇七子的花园也应该就在附近。所以，康熙五十二年，步军统领隆科多在奏折中，亦提及“北花园”。

步军统领隆科多谨奏：为请增添畅春园守兵事。窃查得，看守畅春园大墙、西场子、西花园之绿旗兵堆子二十五处，北花园堆子四处，西花园前二所堆子四处，清茶房、鹰房、稻厂等处堆子五处，静明园守墙堆子七处，河道堆子十处，村内堆子九处。兹为阿哥等新建花园，因此添设堆子四处看守，共计坐堆子六十八处。

上述“堆子”即哨所。为阿哥等新建花园所添设的四处堆子之位置，就应该是在包括允禛等四人的河道和允祉等三人的村子周围。

对于北新花园就是后来蔚秀园的这一推论，还有皇四子允禛《雍邸集》中的《春园读书》诗，可为佐证。

一片芳菲上苑东，昼长人坐落花风。

蒙茸细草侵阶绿，浓艳夭桃映阁红。

这首诗虽是《雍邸集》诗中的第一首，但写作时间却不是允禛做皇子时的早期（按，《雍邸集》诗并不按时间顺序编排，下文详述），因为在《清世宗御制文集》后，有皇十三子允祥的《交辉园遗稿》。其中第四首为“奉和雍亲王春园读书元韵”，即：

紫燕穿帘西复东，一庭柳絮扬春风。

书开缃帙迎新绿，砚试端溪点落红。

诗目中写明系和“雍亲王”，而允禛受封亲王的时间是康熙四十八年三月，故他的《春园读书》诗，应写于该年或之后的某个春天。而相似“上苑东”的诗作，允禛继位后还有一首圆明园《暮秋》诗：

散步御园东，清溪跨玉虹。

一亭风冷淡，叠砌石玲珑。

另外，允禛的子孙们在圆明园诗作中亦有相似的描述。如乾隆帝的长春园《春正含经堂》诗：“书堂御园东，轩敞别一区。”嘉庆帝的《长春园泛舟即景》诗：“园接长春御苑东，天然胜概境相同。”道光帝的《诣绮春园问安恭纪》诗：“侍养东朝御苑东，绮春春景四时同。”上述诸帝以御苑为坐标，所咏诗中的位置，都丝毫不爽。所以，康熙年间允禛《雍邸集》中的“上苑东”，无疑就是畅春园迤东，除了今天北京大学的位置之外，是没有第二个地方的。

其次，据《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五年九月，皇八子允禩患伤寒病笃。时康熙帝自热河回京途中，“驻跸汤泉。因允禩卧病在畅春园路傍园内，降旨将允禩移回家中之处，著诸皇子议奏”。结果，皇九子“允禟愤怒云：八阿哥今如此病重，若移往家中，万一不测，谁即承当，激切拦阻”。但诸皇子以父皇为重，仍议云：允禩病“已甚笃，倘有不测”，其“见驻之处，乃皇父经由之御路，所关非细，理应移回。”这段记载，也明确地告诉我们，皇八子允禩的赐园就在“畅春园路傍园内”，也就是蔚秀园迤东，今北京大学校内。所以是康熙帝从汤泉回畅春园的“经由之御路，所关非细”。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即康熙四十六年，赏赐七位皇子建园的这个地理坐标——北新花园，初是御园，康熙朝晚期则改为赐园“彩霞园”。乾隆初年，彩霞园成为雍正六子弘昼的赐园，时称“和王园”。道光元年（1821）十二月，皇太极六世孙敬敏承袭肃亲王，成为该园新主人。十六年十一月，乾隆帝长子定亲王永璜之曾孙载铨承袭定郡王，入住该园，更名“含芳园”，俗称“定王园”。咸丰八年（1858），整修一新的原定王园，又赐予道光帝七子醇郡王奕譞，旋咸丰帝赐额“蔚秀”。自此，蔚秀园称谓沿用至今。

论述至此，雍亲王时的赐园和今天的圆明园有关系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自康熙四十六年七位皇子赐园之后，至康熙帝病逝，其间还有十四年。十皇子之后的其余皇子也逐渐长大成人，分府封爵。康熙四十八年封爵诸子时，十二子允祹和十四子允禵分别被封为贝子，有封爵就应该有赐园。也就是说，这十四年中最少还应该有一次赐园的分配与调整。虽然，雍正继位后，手足相残，档案尽失，目前我们找不到与此相关的具体史料，但允祹和允禵，是康熙晚年最信任的两个皇子，不可能没有赐园的。史载：康熙四十八年三月，二十四岁的允祹封为固山贝子后，“自是有巡幸，（允祹）辄从”。五十六年十一月，康熙帝身体不适时，即命允祹署理内务府总管事。翌年，为正白旗满蒙汉三旗都统；六十一年，改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十四阿哥允禵，初封时虽也为贝子，但他在康熙帝晚年的心目中确是与众不同。如四十七年十一月，上谕革去皇长子允褆王爵，“凡上三旗所分佐领，可尽撤回，给与允禵”。“其包衣佐领及浑托和人口均分，以一半给与允禵，一半给与弘玉。”五十七年，其在拜命抚远大将军之前，已破格晋封王爵。当年出征时，“用正黄旗纛，照依王纛式样”，骑马出天安门正门，诸王和二品以上文武官员，集体往德胜门送行，完全是太子的出征礼仪。但此二人事后均遭到雍正帝的残酷打压，故史料记载几乎为零。经过多方的搜索爬梳，笔者还是发现了一些极有价值的蛛丝马迹。

康熙六十年十一月，允禵第一次自西北前线返京时，皇九子“允禟费许多银子替他修理花园”。这说明康熙晚期允禵是有赐园的。那允禵的赐园在哪儿呢？近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的《清宫内务府奏销档》中有一份满文资料记载：雍正十二年（1734）十月，囚禁于畅春园恩佑寺以北的允禵派人报告，其侍女已怀孕七个月。结果，查证后，“因允禵所圈禁之处，与恩佑寺间隔甚近，故得将此女交付贝子弘春，带回其家中”。弘春为允禵长子，时刚由泰郡王降为贝子。而在此前的雍正九年，还发生过圈禁允禵处所的太监，因惧怕允禵殴打而翻墙逃跑的事件。我们知道，清时圈禁有罪的王公，往往都是软禁于家中，生活不受影响，只是没有自由。如果允禵曾被圈禁的地方是畅春园恩佑寺以北的原北花园，那这个北花园，很可能就是康熙晚年赐予允禵的赐园，也许彩霞园的园额也是康熙帝所赐。如果这个推断成立的话，那弘昼“和王园”的前身，就应该是允禵的“彩霞园”。所以，康熙五十二年，扬州盐商程庭的《停骖随笔》中，记有畅春园“苑后则列诸王池馆，花径相通”。

几折严潭拓宇奇，随园恰与补园宜。

门横碧岫林千叠，水界红桥月半规。

又《奉和四兄七夕前三日招集怡园叠蒨作随园落成元韵六首》，其中有：“藤阴一径小桥东，曲榭回廊面面通。”

这两首诗里面都有“桥”，一是明言“水界红桥”，二是指出园之方位“小桥东”。按清朝惯例，承继者在过继后，不仅会继承被继承者的爵位，还会继承包括府第、赐园等在内的一切财产。如果过继后的永珹也继承了允陶赐园的话，那他的“随园”，很有可能就是允祹在红桥迤东，原雍亲王的赐园。因为雍亲王的《春园读书》诗，与永瑢唱和永珹的诗，都表明他们的赐园均在畅春园以东的红桥附近。

如此分析，那皇四子雍亲王是什么时候受赐的新园，即后来的圆明园呢？笔者认为，在没有发现新的史料之前，还是以《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为主，即“康熙四十八年”。因为此书始作于乾隆三十九年，前后编纂十余年，时距康熙四十八年只有六十五年，时间并不太久。且由当朝大学士于敏中、英廉等领衔，参与者有户部尚书和珅、梁国治，礼部尚书德保，工部尚书刘墉，额驸福隆安等大小官员四十余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删繁补阙，援古证今，详为考核。履勘遗迹，订妄以存真，千古舆图，当以此本为准绳矣。”所以，《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圆明园始建之年的时间，还是不能轻易推翻的。

至于康熙帝赐额“圆明”的时间，笔者亦不赞同张恩荫的“四十八年”说。因为就圆明园来说，如从康熙四十八年赐园，到五十八年四月，康熙帝“幸其花园进宴”，其间十年中，康熙帝没有一次幸其园。其后，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康熙帝“幸其花园进宴”。六十一年三月，又连续两次“幸其花园进宴”。故康熙帝的赐额时间，最早也是在康熙五十八年，很可能更晚。而康熙帝给允祉赐额“熙春”园的时间，是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就允祉与允禛两位皇子间比较，不论是康熙帝幸其在京花园（允祉熙春园十次；允禛圆明园四次加上北新花园迤东花园一次，共五次）还是避暑山庄花园（允祉狮子沟花园十次；允禛狮子林花园七次），以及赐额的时间，允禛均处下风。故雍正帝《圆明园记》中关于建园与赐额的时间上，均语焉不详，而且在其御制诗中，也没有一首涉及赐额“圆明”的诗颂。这些，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质疑。

如果说雍亲王的圆明园赐园，是康熙帝再次封爵诸子之后的调整结果，那这个赐园有多大呢？张恩荫先是认为，“康熙年间圆明园的规模已远远超出以后湖为中心的六百亩范围。至少，东西宽750米，南北长1100米，占地1200亩以上”。后又提出“ 据康熙五十八年（1719）允禛所赋《园景十二咏》诗看，当时修建的重点是在后湖周围，但经营范围东界已至福海西岸的深柳读书堂（即廓然大公）一带，北界至少已包括后湖直北的耕织轩（即水木明瑟）一带。占地面积约为一千亩左右”。前后的史料根据都是允禛所作的《雍邸集·园景十二咏》。对张恩荫的十二景考证，李大平表示，“大部分赞同”，但对莲花池“可能在曲院风荷或长春仙馆一带”存有异议，认为它应在“濂溪乐处，即旧莲花馆处”。这样，又“把康熙时期的圆明园由水木明瑟再进一步向北推进了100米”。同时，李文对雍正御制诗《四宜堂集》中的“四宜堂”位置，及其始建年代亦提出新的看法，即：“四宜堂”系“在勤政亲贤、保和太和一区”，“为康熙六十一年前潜邸时已经存在”。如此，则既否定了圆明园大规模扩建“于雍正三年之后, 同时也否定了普遍认为早期圆明园仅在后湖周围的说法。它说明此时的圆明园其规模框架由南到北已基本完成。这样的话, 圆明园在康熙末年, 已经由南从保合太和一区到濂溪乐处共900米以上, 东西从武陵春色至廓然大公有约800米。此时的圆明园即便不算福海一区, 它所覆盖的面积也有约72公顷( 合1000余亩)。这个面积甚至比康熙60公顷( 合900亩) 的畅春园还要大”。

张恩荫、李大平等在判定早期圆明园的具体位置及范围时，其依据主要就是《雍邸集·园景十二咏》。但这一史料可靠不可靠呢？笔者认为，它是非常不靠谱的。且不说学界就雍正继位后，有关康熙“遗诏”真假、大规模收缴康熙帝与百官的朱批奏折、编造谎言迫害手足兄弟、“康熙实录”不实等问题，至今仍诸说纷纭。就拿《清世宗御制诗文》来说，也同样是疑点颇多。

首先，雍正帝的御制诗并不是按时间排序的。以《雍邸集》为例，其中有明确时间的诗，和从诗中可考定出具体时间的诗，选以下十一首，按该集顺序排列

卷21《热河园中避暑》写于康熙五十一年夏秋之际。

卷22《禁苑秋霁应制》写于“康熙庚辰（三十九年）秋七月十九日”。

卷23《瞻仰盛京宫阙念祖宗创业艰难恭赋二十韵》写于康熙六十年夏。

卷23《癸未岁随驾南巡渡扬子江恭纪》写于康熙四十二年二月。

卷24《万寿颂三章》写于康熙五十二年三月。

卷24《早起寄都中诸弟》写于康熙四十九年秋。

卷24《恭谒五台过龙泉关偶题》写于康熙四十一年二月。

卷25《闰中秋》写于康熙五十七年秋。

卷26《初夏扈跸热河》写于康熙六十一年四月中旬。

卷26《 皇父御极之六十年岁次辛丑元日群臣上寿恭颂》写于康熙六十年正月。

卷26《冬日潞河视仓》写于康熙六十一年十月。

其余《耕图二十三首》《织图二十三首》《群仙册一十八首》全部放在了27 卷。

不言自明，以这种排序混乱的诗集，仅因《园景十二咏》“同《皇父御极之六十年》一起编在第六卷中（实为26卷）”，就简单地认为：这组诗是写于康熙五十八年。（其实，康熙帝御极六十年，是康熙六十年，而不是五十八年）实在是太草率了。细心品读雍正帝的《清世宗御制文集》，我们还会发现其中很多蹊跷之处。如380 余首雍邸诗，既没有封爵赐园的记载，也没有康熙帝赐额“圆明”的诗颂，包括继位前后的全部诗作中，都没有一首以“圆明园”为题的诗。同时，上述专家仅用《园景十二咏》诗，就确定早期圆明园的范围和具体景观，也同样是不科学的。何况其中有很多牵强附会的东西，甚至于“张冠李戴”。如其中以“竹子院”为“天然图画”的依据是，雍正七年闰七月二十七日（锓作）传旨：“着将’五福堂’锓金字彩漆匾一面挂在竹子院。钦此。”而据《日下旧闻考》：乾隆皇帝称，天然图画中的“五福堂”，其“堂名皇祖所赐也”。于是李文由“五福堂”所在推知“竹子院”，即后来的“天然图画”。其实是大错而特错了。因细读乾隆六十年的御制诗《五福五代堂识望》中，乾隆帝自注曰：“皇祖御书‘五福堂’，以赐皇考，恭悬潜邸，即今雍和宫之后室也”。“皇考践位后，于圆明园中复摹奎章，悬之是处。”也就是说，康熙御赐的《五福堂》匾，是雍正做皇子时赐的，原挂在雍和宫，雍正继位后又仿制了一副，挂在了竹子院。李文误以为圆明园竹子院里的《五福堂》匾，原是雍正为皇子时所赐，故成为依据。其实根本不成立。

又如“金鱼池”。乾隆帝《坦坦荡荡》诗序言中曰，“凿池为鱼乐国。池周舍下，锦鳞数千头。”但雍亲王诗中的《金鱼池》，则是“甃地成卍字，注水蓄文鱼”。两个金鱼池在形状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又怎么能说二者就是一个地方呢？

其实，在圆明园中仅以匾额称谓来确定景观位置，是极易出错的。因为匾额称谓在御园中不仅多有重复，而且经常是调整移动的。如“涵虚朗鉴”一名，原在福海西岸澄虚榭，后移至湖东雷峰夕照轩宇内；而乾隆八年复遵旨将“涵虚朗鉴”匾挂在接秀山房“云锦墅”内。汇芳书院内倬云楼的“竹深荷静”匾，原是挂在长春园里的；濂溪乐处景内的“临泉亭”匾，原是挂在“万方安和”景区的；四宜书屋内的“啸竹轩”匾，原来也是挂在长春园的；天宇空明内的“怡情邱壑”匾，原是挂在“坦坦荡荡”的；绮春园内的“清夏斋”原额为“凤麟洲”，后成为绮春园东湖中主殿的名称；原挂在福海西岸的“顺木天”匾，乾隆二十三年改为紫碧山房东南的八方亭匾。等等，不一而足。

所以，笔者认为：仅以雍亲王《园景十二咏》诗来找寻康熙时的圆明园，这个大方向错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不以之为线索，而用乾隆御制诗中，乾隆帝回忆康熙时圆明园的内容为依据，便可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笔者从乾隆帝吟咏圆明园的数千首诗中，找出了与圆明园始建年代有关的诗句，其中所咏的景区范围只有三处，即“九州清晏”“镂月开云”和“天然图画”。如：

《乔松叹》：“清晖阁之前，九株撑偃仰，年将与我齐，从幼看枝放。”

《清晖阁四景·松云楼》诗自注云：“九州清晏之西为清晖阁，此阁盖康熙年皇考建圆明园时所造，阁前向有乔松九株。”

《镂月开云》：“犹忆垂髫日，承恩此最初。”自注曰：“予十二岁时，皇考以花时恭请皇祖幸是园，于此地降旨，许孙臣扈侍左右云。”

《朗吟阁》：“画阁云楣圣藻书，题名犹在我生初。”自注：“阁名犹皇考潜邸时所题也。”

《五福堂对玉兰花二十韵》诗中自注曰：“圆明园经营于康熙辛卯岁，盖与予同年也。此玉兰及清晖阁之松，皆彼时所种。”

《五福堂对玉兰花叠去岁诗韵》诗中自注：“上年，五福堂对玉兰花诗，以五福之义状花，有’一曰寿实花之身，种时与我同庚真’之句。盖谓圆明园经营于康熙辛卯，玉兰即彼时所种，实与予同庚也。”

乾隆帝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上述的御制诗及其自注，如果没有刻意隐瞒和作假的话，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应该说是可以确立的。至于其时的大致范围，只是后来圆明园后湖的东南一角，面积绝不会超过150亩。

对于早期圆明园面积超越千亩的说法，张恩荫的观点是：“按皇家规制，赐园规模绝不能超过畅春园。笔者认为，此判断有一定道理，但仍应以史料为准。”张先生“为准”的史料是什么呢？除上述《雍邸集》中的“园景十二咏”外，主要是雍正帝《圆明园记》中所载，“亭台丘壑，悉仍旧观。惟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俾侍直诸臣有视事之所”。意为雍正年间并无大兴土木，这与后来的李文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即“这个旧观指的是康熙年间旧观，这也说明康熙年间圆明园规模已经形成。再次，是昭梿的《啸亭杂录》的反证，即‘宪皇在位十三载，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它说明雍正的确没有大规模的扩建。” 但李文也清楚“从四皇子的角度来看，圆明园的形制气势乃为帝王苑囿所有，在严格的封建礼制下，这绝非是雍亲王藩邸所敢僭越的”。所以，李文先是提出：“圆明园是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 为嫡母孝惠皇太后在畅春园北面营建的一座大型的离宫御苑。它起初对内臣称为‘淡泊为德行宫’, 后改为或扩建为‘镜峰’。它就是康熙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奏折中康熙所说畅春园‘北新( 建) 花园’。至康熙五十六年孝惠皇太后去世后, 康熙才转赐给雍亲王居住。因此, 才有雍亲王写于五十八年前后的雍邸园景十二咏；才有于六十一年康熙在牡丹台见弘历一幕；才有雍正的‘藩邸所居, 赐园也’之说。”后又更正前说，认为孝惠皇太后的淡泊为德行宫，在“西花园、圣化寺一区”。但仍坚持北新花园就是“圆明园的前身”。

这就出现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康熙四十八年，雍亲王的圆明园是在什么基础上建成的，是孝惠皇太后的旧园，还是明朝废园抑或是一片荒地。

笔者的观点是：同治十年（1871），徐树钧的《圆明园词序》中“园地多权珰别业。或传，崇祯末诸奄皆以珍宝窟宅于兹。”和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圆明园“为明代侯废园”，康熙间重新修葺。这两则史料，虽均为“传闻”或“闻故老云”，但此“明代故园说”，我们却不能置之不理。道理很简单：因为今天的三山五园地区，景色秀美，水泉茂盛，且气候宜人，早在辽金时期，即已成为皇家的游憩娱乐之所。到明朝中叶，“西山一带形势稍胜者，非赐墓、敕寺，则赐第、赐地。环城百里之间，王侯、妃主、勋戚、中贵护坟香火等地，尺寸殆尽”。其时，明朝武清侯李伟的“清华园”，米万钟的“勺园”，仅是诸多私家园林中的佼佼者。所以，乾隆时戴璐所著的《藤阴杂记》一书，就记载了军机章京申甫寓居今北京大学的佟氏园时，曾在草棘中发现明代董其昌题写的“瑞园”石刻。陈梦雷在《水村十二景》引言中曾提到：其所居处（按，即今清华校园东部大礼堂一带）“旧有监司建楼，其地俗呼一间楼。后入于贵戚，而台榭增设矣”。更有甚者，顺治时因诸王贝勒等纷纷“缮造高大宅第”，“私引灌田”，以至玉泉山之水“泉流尽竭”。至于张恩荫所云：“圆明园自康熙朝始建，至咸丰十年被毁，在这一百五十余年间的史料中，未发现任何有关它是明代故园的记载。”之所以如此，与这片皇家园林的主人，清朝统治者非常忌讳前朝权珰（按，珰指宦官）与他人之坟冢，而不愿或不屑提起罢了。清初的统治者深知，“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乾隆帝于《国朝宫史》中明言：“明亡，不亡于流贼，而亡于宦官。”以至康熙帝视太监“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认为他们“原属阴类，其心性与常人不同”。而坟冢一事，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康熙四十六年允祉奏折上的一句话即可明了，即所选建园之处，“系皇父游逛之路，地亦清静，无一坟冢”。所以笔者认为，上述徐树钧和崇彝的“传闻”，还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扑风捉影。

最近，重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圆明园》史料，发现内中的第二份档案《允禄等传谕都虞司为监修圆明园工程简选司员》折，内载：“职曾奏请由各司员内简官监修圆明园外花园，后堤住房、堆子房，守备、千总住房等处。奉旨：尔酌情由各司院干练官员内简选。”原档时间是雍正二年六月初一日。这可以看作是雍正继位后，开始大规模扩建圆明园时的重要人事安排。关键是这个“圆明园外花园”，所指何处？无疑，“外花园”是相对“内花园”而言，而且“外花园”与“内花园”是相连的。可我们找不到当时雍亲王赐园的周边，有什么“外花园”。合理的解释是，时人将雍正帝的原赐园圆明园，视为或称为“内花园”，而把它周边（主要是西北两方）的废园称为“外花园”。如果真有这样一个或几个“外花园”的话，那雍正在《圆明园记》中所云“圆明园在畅春园之北, 朕藩邸所居赐园也”，乾隆帝在《圆明园后记》中言“昔我皇考因皇祖之赐园，修而葺之”，以及鄂尔泰等在《御制圆明园图咏诗注》中讲的“我世祖宪皇帝葺圣祖仁皇帝赐园以为豫游临御之所”，三人强调的均是“赐园”而非“赐地建园”。如此，雍正帝所讲的“时逾三载……始命所司，酌量修葺。亭台丘壑，悉仍旧观”，也就顺理成章，很容易理解了。

但必须说明的是，与康熙帝畅春园系在显亲王花园（即原明武清侯清华园）的基础上修建的一样，康熙时雍亲王的赐园圆明园，以及所谓“外花园”等，恐怕不是明代旧园，就是清初哪几位王爷的废园，但绝不会如李文所推论的那样，是康熙帝为孝惠皇太后修建的花园。

李文所探究的孝惠皇太后宫，即“淡泊为德”与“镜峰”究竟在哪儿呢？其实，史料已经明示，就在畅春园的西花园。

细读《内务府总管董殿邦奏报选择膳茶房地址折》，“窃照本月初三日，奉佛保书信传旨：西花园地方潮湿，皇太后原居淡泊威德之宫仍著恭修，将炕烘干，所铺毡子若有次者，著更换之。钦此钦遵。除修宫烘炕外，昔日走正门之时，皇太后之膳茶房在含淳堂二门外两侧之厢房内，清茶房在含淳堂东面配殿内。……查得，现御膳房南面有原内管领之饽饽房三间，小房十余间。将该房修葺，以为皇太后之膳茶房。该房南墙原有外开旧门一扇，现已关闭。将此门仍照旧敞开，以为皇太后膳茶之人行走，其房后通往御膳房之处，砌墙堵之。再以淡泊威德后之积芳处为清茶房。谨此奏闻。”

此折说得非常明白，皇太后居住的淡泊为德宫就在西花园。故上谕明言“淡泊为德之宫”，奏折中也明确是“修宫烘炕”，同时皇太后宫所必备的膳茶房与清茶房的位置，也表述得非常清楚。除上述奏折外，还有一些史料也都明确指出康熙时的皇太后宫就在畅春园。如王掞等纂《万寿盛典初集》载：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康熙帝主持的两次“千叟宴”之后，二十八日复由皇太后主持，召集“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七十岁以上年老妇人，至畅春园皇太后宫门前东西向列坐”，参与盛宴。《石渠宝笈三编》中亦记有：康熙帝“偶阅此地，风土清嘉，水泉澄澈”，“爰因旧观，制崇俭朴，听政稽古，各有堂室，时奉慈闱康悦于此”。道光时来华的朝鲜人徐有素也写道：“畅春园，明武平侯李伟之别墅，康熙帝置别馆，号曰畅春苑，奉太后往处焉。”另外，自康熙三十年始至四十九年，清廷于上元节赐朝正外藩等宴的“含淳堂”，也是在西花园。但当时的表述是“畅春园内含淳堂”，因为圣化寺也有三楹正殿“含淳堂”，用“畅春园内”，则表示区别罢了，此与圣化寺无关。因为当时不仅西花园、圣化寺均归畅春园专管大臣管理，而且称谓亦都是以畅春园为主的，如康熙帝即有《畅春园西新园观花》诗，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内务府总管赫奕等奏于畅春园建大殿费用片》亦有“再，将（西花园）含淳堂改为祭堂，刨炕，地铺砖”，以及“畅春园圣化寺” “畅春园西花园”等等。

至于李文中反复言及的，《康熙起居注》中记载的有关康熙帝请安时，或用“诣”，或用“于”的问题，其实也没什么悬疑之处。史官记载的区别，就是凡康熙帝去皇太后宫请安，不管在紫禁城还是在御园，均用“诣”；凡在御园皇太后宫以外的畅春园各处，则用“于”。其与距离远近和专程与否没有任何关系。如在畅春园的问安记录：

康熙三十二至三十五年，有“上诣皇太后宫问安”。

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十二日，始有“上诣淡泊为德问安”。

康熙四十一至五十一年，有“上诣淡泊为德行宫问安”。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初十日，始见“上诣谦尊堂问安”。九月廿日记，“上至畅春园，诣谦尊堂问安。”

康熙五十三至五十六年，有“上诣镜峰问安”。

康熙五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则记“上于闲邪存诚问皇太后安。”正月十五日记，“上诣镜峰问安”。正月十六日记，“上于九经三事问皇太后安”。正月十七日记，“上诣镜峰问安”。闰三月十四日记，“上自汤泉回銮，诣镜峰问安。”

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初八日、初十日记，“上于露华楼问皇太后安”。正月十四日记，“上于闲邪存诚问皇太后安”。正月十六日记，“上于九经三事问皇太后安”。正月十七日记，“上诣镜峰问安”。三月初二日记，“上于雅玩斋问皇太后安”。三月初五日、四月初一日记，“上诣镜峰问安”。十月廿一日、廿二日记，“上于闲邪存诚请皇太后安”。

其后，皇太后身体不适，返回紫禁城。十月廿九日记，“上由西直门进神武门，诣宁寿宫请安”。十一月十六日记，上“从神武门诣宁寿宫问安”。

由此可知，上述的“淡泊为德”“谦尊堂”“镜峰”，均在畅春园西花园的“皇太后宫”内。而“闲邪存诚”“九经三事”“露华楼”“雅玩斋”等处，则虽在畅春园里但不在“皇太后宫”内。至于为什么最后两年（按，孝惠皇太后于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病故），太后常不在自己宫内接受请安，这恐怕是与孝惠皇太后的性格和前述的上谕，“西花园（太后宫）地方潮湿”，老太太需要换个地方有关。

李文《圆明园营建始因探究的新思路》中，写道：康熙二十六年孝庄去世后, 在康熙帝的心目中，“当今最尊者、惟皇太后一人”，并认为：“由于孝惠皇太后的淡泊为德行宫和皇太子的西花园在时间上重叠，又因两者之地位仅次于康熙，不论在紫禁城里，还是在西苑都各有自己的宫殿群，所以两人不可凑合共用西花园。所以，太后的淡泊为德行宫不应在西花园里”，而“在圣化寺一区”。这其实是种误解。有清一代的后宫制度中，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皇太后可以辅政，甚至垂帘听政；可以在皇后与妃嫔，甚至皇太子的择定上对皇上施加影响；当朝皇帝要对皇太后“上尊号”，并时常拜见听取教诲等等。但“母仪天下”的实质，终究是为“君临天下”服务的。所以，在高度发展的封建中央集权体制下，皇太后与皇帝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具体而言，康熙时的孝惠皇太后宫不可能有畅春园，或超过畅春园的规模。例如在避暑山庄内，康熙帝命人修建的太后宫“松鹤清越”，即是紧邻宫殿区的两个四合院。乾隆帝继位后，给孝宪皇太后修建的“松鹤斋”行宫，也只是“西傍正宫”的一座七进院落。规模十分有限。迄道光时，孝和皇太后也仅是占绮春园东部的半个园子，中间有界墙相隔。所以尊贵如皇太后者，其所居之宫之园的待遇规格，也均是有章可循的。

* 本文选自《清史研究》2020年7月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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