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山五园看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下）

三 乾隆篇

（一）第一次金川之役

先是，雍正八年（1730），因四川瞻对土司屡屡抢劫驻防西藏的往来官兵，提标后营游击马良柱率兵讨平之。乾隆十年（1745）四月，瞻对土司复不时袭扰驻藏官兵，已是越嶲参将的马良柱，再次带兵剿之。乾隆帝在园（按，无特殊说明，在园即指在圆明园，下同）诏命：发兵进剿瞻对土司。拉开了首次金川之役的序幕。但清军的进剿颇不顺利。六月十五日，帝在园谕军机大臣：“发兵征剿，以惩凶恶，目前所请钱粮已至五十万之多矣！……乃川督办理此事，甚属迟缓。”“岂有为此一隅而虚糜数百万帑之理乎？”十一年六月，乾隆帝在园接川陕总督庆复奏报，清军“施放地雷，连烧大小战碉五十余座。逆酋班滚并泥日寨头目姜错太等，俱经烧毙碉内”。旋得旨：“惟班滚渠魁，断不可容其漏网。倘稍有疏虞，游魂未尽，则此番用兵，何能免收功不慎之讥耶！”

十二年三月，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侵占革布什咱、明正等土司，清廷复命川陕总督张广泗等带兵进剿。历时两年的金川之役正式开始。同年（1747）六月，乾隆帝在园批准了张广泗分兵七路，合击会剿的方案，但清军进兵受阻，多有败绩。十三年正月，因张广泗日久无功，帝在园命内大臣班第为钦差大臣，出督金川粮饷。旋以大学士讷亲为经略大臣，驰驿前往四川督办军务，起用岳钟琪、傅尔丹为统领听候调遣。但大金川防守严密，“攻一碉难于克一城”，故讷亲抵金川后，官军复败，军心摇动。乾隆帝为此竟夜焦思，“金川小丑，不料负固难于剿灭，遂至于此！”同年七月十七日，帝在园命大臣于八旗前锋护军中选少壮勇健者上千名，于京师“西山之麓设为石碉，简佽飞之士习之，未逾月而精其技者得二千人”。此即因金川番人“恃碉之险，攻久未克”，而创建的香山云梯兵，由经历过金川之役的副将马良柱等教练，亦是清朝香山“健锐营”的前身。三个月后的十月十七日，乾隆帝驻跸静宜园，于宝谛寺旁检阅新建的云梯兵演习。接着，帝命副都统兼户部侍郎兆惠驰往金川督办粮饷，替换班第为钦差大臣。并命协办大学士傅恒暂管川陕总督印务，待到军营时即授为经略，统领金川一切军务。同时，军机大臣亦遵旨议奏，征调包括新建香山云梯兵及东三省满洲兵等在内的各地满汉官兵，其总数已近十万人。

十四年正月，大金川首领莎罗奔几次遣人至傅恒所驻军营具禀乞降。乾隆帝奉皇太后慈谕，命军机大臣传谕傅恒，班师还朝。旋乾隆帝仿雍正帝平定青海后御制碑文例，撰《平定金川文》，勒石太学。

香山云梯兵随傅恒返京后，清廷即“合成功之旅立为健锐云梯营，并于寺之左右建屋居之，间亦依山为碉以肖刮耳勒歪（按，金川地名）之境”。同时，奉旨于静宜园东南设健锐营衙门，内有演武厅，为健锐云梯营肄武之地。

（二）西藏改制，政务统归驻藏大臣管辖

乾隆帝即位后不久，即对西藏地区展开全面治理，一是明确达赖喇嘛等的管理范围。三年（1738）五月十九日，乾隆在园接受了大学士、仍管川陕总督查郎阿议奏：四川巴塘、里塘地方不便给达赖喇嘛管辖，以作为控制西藏，及打箭炉、松潘等内地之保障。二是对忠于朝廷的西藏官员加以笼络。如贝勒颇罗鼐遵奉谕旨，甚属勤勉，加恩晋为西藏郡王。三是确定西藏高层遣使朝贡的制度。七年正月，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遣使来朝。帝在园谕曰：“从前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每年轮班遣使进呈方物，郡王颇罗鼐俱遣副使同来。……每年遣使，未免劳苦，定以隔一年遣使一次。”四是规定驻藏官兵每三年一换班。

乾隆十五年十月，驻藏都统傅清、侍郎拉布敦发觉西藏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有谋为不轨之意，即不待请旨而设计诛之。接着，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亲信罗卜藏扎什又带兵将拉布敦杀害，而傅清则力竭自刎。十一月十五日，帝在园得此噩讯，即命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统兵三千入藏，以绥辑地方，搜捕逆党。同时，诏谕侍郎那木扎勒即驰驿前往，与副都统班第“一同驻藏”办事。清廷驻藏帮办大臣自此始。旋谕：“将来藏地仍留驻官兵。塘汛文书往来，关系紧要，并噶隆事务，均应归驻藏大臣管理，呼应方灵。”十六年（1751）三月，乾隆帝在南巡途中谕准四川总督策楞等议定的《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该章程贯彻了清廷“务期达赖喇嘛得以专主，钦差有所操纵，噶隆不致擅权”的既定方针，核心内容是废除藏王体制。自此，西藏政务由噶厦管理，直接受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的辖制。“遇有紧要事务，禀知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遵其指示而行。”二十七年闰五月，帝在园谕曰：“驻藏大臣原为照料达赖喇嘛……倘关公事，应详报部院，虽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均不应干与。

（三）降服准噶尔，西北拓地两万里

乾隆三年正月，帝初幸圆明园，准噶尔使臣达什等至京，即向清廷转达噶尔丹策零有关与清方定界的条件。二月十二日，乾隆帝在正大光明殿面谕达什等人：“朕为中外共主，无分喀尔喀与厄鲁特，咸一体视之。……今噶尔丹策零请边界人居住如故，此事尚可俯允。若乞我卡伦内徙，殊未合理。”表明清廷寸土必争的立场。

五年正月十三日，乾隆帝在山高水长大幄次，赐准噶尔使臣哈柳等宴，并观览众技。旋户部尚书海望等与哈柳等议定双方贸易事宜，“亦如俄罗斯例，四年贸易一次，人数不得过二百”。廿九日，帝在园谕准：准噶尔可派三百人进藏熬茶，进出西藏均由清军看护。十一年三月，准噶尔使臣哈柳至京。乾隆帝在园得知噶尔丹策零已故，同意该使臣之请求，允许准噶尔新汗策妄多尔济遣人往西藏念经，以超度亡灵，并赐策妄多尔济玉如意一只。

十七年（1752）正月，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遣使臣图卜济尔哈朗至京，提出延请呼图克图赴藏熬茶、使臣往来不限人数等，被清廷拒绝。但上元节期间，乾隆帝于山高水长和正大光明殿，仍两次宴请准噶尔使臣等。同年十一月，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瓦齐率兵突入伊犁，杀死喇嘛达尔扎，自立为准噶尔台吉。十八年十一月，准噶尔杜尔伯特部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等因苦于准噶尔内乱，率所部三千余户至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驻地乌里雅苏台请降。乾隆帝命将车凌等移入卡内驻扎，并动用官项牛羊等接济来降者。十九年闰四月，帝在园授车凌为盟长，车凌乌巴什为副盟长，其所属人众遵旨编设旗分佐领。鉴于准噶尔内部争斗，人心离散，同年五月初四日，帝在园力排怯战之言，决定“机不可失，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抵伊犁”。旋乾隆帝允准被达瓦齐追剿的准噶尔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率众来降，并于避暑山庄召见阿睦尔撒纳，连日赐宴，封其为亲王，加官至定边左副将军。乾隆用意是欲借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为敌之机，令其为清北路军之前锋征剿达瓦齐，并收罗其离散的部众。同时，以班第为清定北将军对阿睦尔撒纳进行监视，倘其“稍露行迹，即以便宜行事”。

二十年（1755）四月，帝在园接班第奏报，带兵前往额尔齐斯之西喇托辉地方，已与阿睦尔撒纳会合。帝谕以大兵进剿应略分前后，一是阿睦尔撒纳领哨探兵在前，便于收服准噶尔人众，二是将军、副将军合并一起，转置阿睦尔撒纳于无用之地。并着萨喇勒使投诚之原策妄阿拉布坦羁押在伊犁的喀什噶尔大小和卓木（按，即布拉呢敦、霍集占兄弟，俗称大小和卓木。和卓木意即和卓兄弟），“派令前来入觐”。同年五月，帝在园接班第奏报，擒获雍正初年由青海叛投准噶尔的和硕特台吉罗卜藏丹津及车凌孟克之子巴朗等人，谕命解京受审。并于五月十九日，“诣畅春园问皇太后安”，告之“西师大捷，克定伊犁”。旋六月初八日，达瓦齐为回部伯克霍集斯诱擒。至此，准噶尔全境荡平。翌年正月，帝命同左都御史何国宗带同钦天监监副，及西洋人高慎思等前往准噶尔诸部测量，并绘舆图呈览。

（四）西北战事反复

为防范众多降清的准噶尔上层，乾隆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帝在园谕军机大臣曰：“准噶尔平定之后，朕意将四卫拉特封为四汗，俾各管其属。封车凌为杜尔伯特汗、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按，准噶尔汗暂未定），以达众建而分其势的目的。但野心勃勃的阿睦尔撒纳欲辖制四卫拉特，割据准噶尔，故极力纠合旧部。同年六月，帝在园接班第、萨喇勒等人密报，知阿睦尔撒纳欲反。于是，先温旨令阿即行回京入觐。接着又密谕班第等人：“与其俟伊结交煽惑，变迟而费大，何如及今乘机办理之为得也。”明确降旨，将其“即在军营正法”。同年九月，乾隆帝在木兰行围中获悉阿睦尔撒纳逃遁的消息，回銮至圆明园后又获悉班第、鄂容安俱已殉难。即命达勒当阿、哈达哈所率北路军会于西路进剿，授策楞为参赞大臣，暂署将军事。并谕将军扎拉丰阿、策楞不得“稍存招抚之见……致反复叛乱，无所底止”。同时，为准备进剿阿睦尔撒纳而传谕各该督抚，“务期多方购买（马驼），速为驰送，毋得因循推诿”。

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月，帝在园得报，阿睦尔撒纳已带兵进入伊犁，即允策楞奏报两路会剿之策，命达勒当阿统领两副将军，由珠勒都斯进发。五月初九日，帝在园获悉，阿睦尔撒纳等逃至离哈萨克汗阿布赉游牧三站之招摩多地方，即传谕达勒当阿直入哈萨克境内，“悉力搜捕，务期弋获。……哈萨克若不遵谕擒献，则是有心容隐，应即将哈萨克办理”。六月二十七日，喀尔喀和托辉特郡王青滚杂卜将班第密参阿睦尔撒纳反叛一事，私自泄露与阿，致使其逃脱。帝在园密谕达勒当阿等拿解青滚杂卜来京。七月十八日，帝在园复传谕达勒当阿等擒获阿睦尔撒纳之后善后事宜。旋帝自圆明园往清河，迎将军班第、参赞大臣鄂容安灵榇，亲自祭奠（按，原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勒临阵逃脱，命永远监禁）。八月初七日，帝在园命亲王成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即带兵前往和托辉特擒拿青滚杂卜。同年十一月，参赞大臣那木扎勒带索伦兵追捕青滚杂卜至与俄罗斯交界处，将其擒获，槛送京师。

另外，乾隆二十年九月，帝在避暑山庄封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二十一年十月，帝在静宜园得兆惠奏报：“巴雅尔抢掠洪霍尔拜、扎哈沁等五百余户，杀伤人众，劫夺牲只。”已遣巴里坤办事大臣和起等带兵擒拿。旋尼玛、莽噶里克、扎那噶尔布（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之侄）等亦发动叛乱，和起不敌被害。准噶尔全境复陷于纷乱之中。乾隆帝急忙调兵遣将，并先后谕曰：“是叛贼一日不获，则伊犁一日不安，边陲之事，一日不靖。……准噶尔为西北边患，自有明迄今，垂四百余年”，“朕办理始意，亦惟欲按其四部分封四汗，众建而分其势，俾之各自为守，以奉中国号令，聊示羁縻而已。乃伊等愚蠢无知，不能承受太平之福，以致自干剿戮，实非朕之本怀”。

二十二年（1757）七月，帝在园得兆惠奏报：知巴雅尔已就擒，哈萨克拟贡马称臣，遣使入觐。乾隆欣喜，谕曰：“叛贼（阿睦尔撒纳）之所以虚张声势，煽惑诸厄鲁特及回子等众者，惟恃一哈萨克耳。兹阿布赉既已请降，约以阿睦尔撒纳如入其地，必擒缚以献。则叛贼失其所恃，技无所施，此一大关键也，朕心实为之庆慰。……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传，便为宣威绝域。兹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总之，阿睦尔撒纳一日不获，则边陲一日不宁，而阿布赉既降，则阿睦尔撒纳不患其不获，阿睦尔撒纳既获，则准噶尔全局可以从此奏功矣！”果不其然，当阿睦尔撒纳率数十人逃至阿尔察图，投奔阿布赉时，见阿布赉不容而后有清军追捕，只得渡额尔齐斯河逃亡俄国。旋乾隆帝得知此信后，即在园明发谕旨，强调向俄索要阿睦尔撒纳之原因，同时命理藩院尚书和兆惠分别派人与俄方交涉。后被告知阿睦尔撒纳在俄病亡，经乾隆派人前往恰克图验尸无误后，方了结此事。翌年正月，乾隆帝在园宣谕，“准噶尔全局，自可以告厥成功”。

（五）平息回部之乱

“回部”即新疆南部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聚集区，旧属蒙元察哈台后裔叶尔羌汗国统治。乾隆二十年，被准噶尔拘押于伊犁的回部首领大小和卓布拉呢敦与霍集占兄弟，归顺清廷。但不久，大小和卓又随阿睦尔撒纳叛清，杀害了前往招抚的清副都统阿敏道等人。二十二年五月，帝在园传谕成衮扎布，俟平定厄鲁特后再行剿灭大小和卓。二十三年正月，帝在园向回部各城宣谕霍集占等罪状，“竟敢戕害使臣，僭称巴图尔汗，情尤可恶。若不擒获正犯，则回众终不得安生。用是特发大兵，声罪致讨”。二月初三日，乾隆帝在园授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专任征剿回部，并指示机宜：“如回人果能恭顺归降，自当收恤，令其头目从军，余人仍居本地。其稍有抗拒者，即宜剿杀。”

同年五月，雅尔哈善率索伦、绿旗兵等万余人围攻库车回城。七月初六日，帝在园接报，知霍集占聚集各城兵马亲援库车，负伤后逃脱。即传谕将军兆惠：“遵照前旨，速赴回部，合军进剿。”旋帝将雅尔哈善革职，以那木扎勒为靖逆将军，“办理回部仍于兆惠是赖”。九月二十三日，乾隆帝在园传谕兆惠：俟叶尔羌、喀什噶尔平定后，“不必用回人为总管。仍循旧制，各城分设头目，统于驻扎伊犁之将军，再于库车派大臣一员管理”。清廷治理新疆的大致格局，至此已完全形成。十一月，帝在园获悉兆惠一军被霍集占率回众围困于叶尔羌城外黑水营，又急命富德为定边右副将军，阿里兖、爱隆阿等为参赞大臣，作速前往，“应援兆惠为要”。二十四年（1759）正月，黑水营围解。接着，在清军追剿下，霍集占与布拉呢敦逃往巴达克山汗国。同年闰六月，乾隆帝获悉此信后，在园多次指示兆惠、富德等人“长驱深入，务获逆酋”。旋乾隆帝在园得知，巴达克山素勒坦沙汗在清军追索下，将大小和卓霍集占与布拉呢敦杀害。十月二十三日，红旗捷报到京。乾隆帝在园谕曰：“前此大兵平定准噶尔，各部悉入版图，而东西布鲁特、左右哈萨克无不倾心向化。”今安集延与巴达克山诸部先后归诚，“捧檄自效，逆酋授首。从此边陲宁谧，各部落永庆安全”。于是在大肆封爵的同时，又晋封额敏和卓为郡王，霍集斯与玉素布赏郡王品级，鄂对为贝子。

至是，历经四载，拓地二万余里的准回之役，或曰“西征”，终告结束。而前溯康熙皇帝首次亲征噶尔丹，已历近七十年。故魏源在评价清廷经营西北与西藏的结果时说，此系“圣祖垦之，世宗耨之，高宗获之”。亦是一语破的。

（六）平准战役之善后

平准战役结束后，清廷为巩固和发展这片辽阔富庶的疆域，采取了一系列的开发措施。其一是大规模的移民、屯田。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廿七日，帝在园接到永贵等奏报：“（已）在乌鲁木齐、辟展、托克三、哈喇沙尔等处共派屯田兵三千六百名，垦地二万九千二百亩。”谕曰：以“现派兵数，尚觉其少”。旋谕军机大臣召兆惠来京，“为商办屯田事务……回部亦易于平定，惟明岁（伊犁）驻兵屯田最关紧要”。十月十一日，帝在园复谕：“现在派往乌鲁木齐等处屯田兵丁，已至一万数千，所垦地亩，亦必广阔。……如有情愿携带家口者，即行准其带往，伊等既有家口，则分地垦种，各安其业，而生聚畜牧，渐与内地村庄无异。”

二十四年（1759）二月，回部尚未平定时，乾隆即在园命办理屯田大臣定长，将绿营兵五千人，分发吐鲁番附近屯田开垦。同年三月，帝在园已开始与参赞大臣舒赫德讨论回部各城的粮赋问题。同时，亦在园规划平定回部后的清廷军政措置，即“将来回部即仍其旧制，而伊犁则必须官兵驻守，其兵粮即于回人所出租赋内支给，不劳内地转饷，方为妥协”。

二十五年五月初九日，就新疆屯田一事，乾隆帝复明发上谕：“朕规划此事，更有深意。国家生齿繁庶，即自乾隆元年至今二十五年之间，滋生民数，岁不下亿万，而提封止有此数，余利颇艰。……今乌鲁木齐、辟展各处，知屯政方兴，客民已源源前往贸易，茅檐土锉，各成聚落，将来阡陌日增，树艺日广，则甘肃等处无业贫民，前赴营生耕作，污莱辟而就食多，于国家牧民本图，大有裨益。”

二十九年六月，帝在园接伊犁将军明瑞奏报，前此伊犁屯田回人已达三千零二十户。并请允两年内再从各回城派遣回人两千名，赴伊犁屯田。允之。同年八月，复命传谕总督杨应琚，另招募内地贫民迁往新疆屯田，“则腹地资生即广，而边隅旷土逾开，实为一举两得”。寻杨应琚接连奏报，将安西、肃州、张掖、敦煌等地两千余户贫民，迁往乌鲁木齐等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同年四月，东北锡伯族一千余名官兵及其家眷三千余口，自盛京（按，今沈阳）启程，始往伊犁驻防屯田。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征程，锡伯族官兵及其家眷陆续抵达伊犁绥定地区，旋按牛录分别修房建屋、驻防屯田。这成为历史上锡伯族人民西迁戍边的一次伟大壮举。

其二是裁撤不必要的驻军，以节省之费用用于新疆等地驻军。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月初三日，帝在园谕曰：“新辟疆土，如伊犁一带，距内地窎远，一切事宜难以遥制。将来屯田驻兵，当令满洲将军等前往驻扎，专任其事，固非镇道绿营所能弹压，亦非总督管辖所能办理。”陕甘总督所辖，至乌鲁木齐而止。随着西北疆域的拓展，在派驻新的驻军时，清廷亦将一些原哨卡和驻军撤销，节省之经费用于新疆各处。如乾隆二十四年六月，以准噶尔平定，裁撤青海各卡防兵。二十五年八月，因甘肃已成内地，总督杨应琚奏报，综计裁减绿营各项，甘肃经费开销岁省银五十余万两。二十六年七月，帝在园谕准：“平定准噶尔回部后，陕甘等处裁撤绿营兵、台站”等项，“合计可节省银六十二万两有奇。所有伊犁、叶尔羌等处大臣等养廉、官兵盐菜银”等，均于此节省项下动拨。而同年正月，帝在园还得报：“叶尔羌、和田大臣官兵等共二千五百四十七人，所需盐菜银四万四千八百两有奇，口粮等项一万四千二百十七石有奇。……除支给口粮外，仍余一万六千五百二十石有奇，酌照实价，可补银缺。此外，若仍有余存，即可留为修造军装之用。”寻都统海明亦奏称：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两处官兵共二千二百余人，征收该地钱文、粮石除开销军需外，“仍余银一万零九百两有奇。二城所出，足敷公用，且有盈余，可以接济别城”。同年十一月，乾隆帝以办理新疆经费事宜宣谕中外，即新疆驻防等经费，“视未用兵以前，不但绝无所增，实可减用三分之二”。因“大功告成后，陕甘兵额减十分之一，所有裁缺马匹，减撤西宁卡伦、台站，哈密防兵，共节省银六十六万六千余两，以补新疆之用，仍余三十九万余两”。

其三，设官建制，田赋税收。早在平定回部之前，清廷即已考虑战后税收事宜。如乾隆二十三年四月，传谕靖逆将军雅尔哈善：“荡平回部后，即当定其贡赋，仍视准噶尔所取之数，毋得增减。或因伊等变乱之后，力不如前，酌量稍减尚可。”二十四年三月，帝在园接参赞大臣舒赫德奏报，关于办理回部各城粮赋事宜，即“查回人旧制，征收粮石系十分取一，载在经教”。同年七月，将军兆惠复奏陈喀什噶尔设官、定职、征粮、铸钱及驻兵分防等事宜五条，帝均允准。二十五年三月，帝再谕：“总之，新疆自应次第经理，不可懈弛，亦无庸急遽，惟各就本地情形，因利乘便，随时酌办，以规久远之计。若又大费内地财力，以为设官屯田之用，殊属无谓。”

先是，乾隆二十四年七月，清廷定阿克苏伯克品级，此为任命回部伯克为清朝官员之始。接着，同年九月，乾隆帝又密谕兆惠，停止回人伯克的世袭制度，伯克等“应如各省大臣之例，遇缺补授，或缘事革退，则开缺令补”。同年十一月，帝命兆惠等人议奏天山南北两路设官事宜，谕曰：“今准噶尔、回部荡平，屯田、驻兵自伊犁以达叶尔羌，向日之边陲又成内地，则文武员弁均应依次移补，方与舆地官制，俱为合宜。”二十八年（1763）正月，帝在园复谕军机大臣曰：回部“各城阿奇木，则总办事务之员，与内地督抚相似，宜开列应行补授人员具奏，候朕特简”。并在园授侍郎纳世通为参赞大臣，驻扎喀什噶尔，总理回疆事务。

其四，封爵入觐，控驭有方。清廷在平定准噶尔和回部的过程中，对其部落首领的政策主要是恩威并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同时，对于那些虽降服但并不放心的大首领，往往会将他们请到京师居住，封官加爵并加以“看护”。如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因回部伯克霍集斯精明能干“回酋无出其右者”，故乾隆帝在园密谕兆惠等人，密切体察霍集斯，相机处置。平定后照达瓦齐之例安置于京师。旋加封霍集斯、玉素布为贝勒，鄂对为贝子。再如二十五年，与大小和卓同宗之图尔都降清后留京，其妹入选宫中名“贵人”，三十三年累晋为“容妃”。此即传说中的“香妃”。

二十四年十一月，兆惠上奏安排回部各城伯克轮班入觐，即贝勒霍集斯等人于凯旋时带来京师，其余分为三班，以来年为始，次第入觐。清廷于是利用年班和少数民族首领来京朝觐的机会，对其恩宠有加，如史料记载：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帝在园御正大光明殿赐哈密等王爵；三月御同乐园赐哈密郡王等茶果，翌日如之。

而对不忠于朝廷或有谋反企图的边疆部落首领，清廷则严惩不贷。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月，以喀什噶尔伊什罕伯克阿布都喇伊木通书霍罕谋反，帝在园下旨，即行拿问，“凡将内地事务漏泄与外藩者，其罪即同反叛”。旋案件审实，阿布都喇伊木凌迟枭示，其子俱斩，妻女等入官。又如三十年六月，帝在园命协办大学士、尚书阿里衮驰驿前往库伦查办喀尔喀王桑寨多尔济私与俄罗斯贸易事。后查实，谕命将桑寨多尔济革去王爵，解京闲住。同案大臣丑达斩决，额尔经额斩候，索琳革去副都统。

其五，划定疆界，绘一统图。先是乾隆二十一年，帝命同左都御史何国宗带同钦天监监副等人前往准噶尔诸部测量绘图。二十四年五月，帝在园复命钦天监监正明安图、监副西洋人傅作霖带同西洋人高慎思等人驰驿，前往回部“绘画舆图”。旋二十五年十二月，《乾隆内府皇舆图》告成，在康熙朝制成的《皇舆全览图》的内容上添画了天山南北路舆图。二十九年十一月，帝命重修《大清一统志》，并谕准：“西域新疆拓地二万余里。除新设安西一府，及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设有道府州县，提督总兵等官，应即附入甘肃省内。其伊犁、叶尔羌、和田等处，现有总管将军及办事大臣驻扎者，……另纂在甘肃之后。至哈萨克、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部，俱照外藩属国之例编辑。”

（七）迎接土尔扈特回归

土尔扈特为厄鲁特蒙古四大部联盟之一，由于内部纷争，在清入关前的1630 年前后，即越过哈萨克草原，迁移至伏尔加河下游牧地。因其“重佛教，敬达赖喇嘛”，故清朝入关后，与清廷一直保持着联系，“表贡不绝”。乾隆三十六年（1771）三月，帝在东巡途中获悉，土尔扈特部不堪俄人欺辱，东返清朝。即明谕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扎布、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允许（其）入界，并抚慰安置之”。其后，帝在园多次诏谕车布登扎布等人，对自愿归来者“妥善安置”，不必理睬俄国之追索。同年六月十八日，帝在园命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驰往迎接渥巴锡等土尔扈特大小台吉，赴避暑山庄朝觐。但左右畏事者多有拦阻，乾隆帝在园决断曰：“此等厄鲁特，实于俄罗斯安居不得，而乞求前来，屡蒙朕恩者，无需再度怀疑矣。”并命理藩院致书俄国萨纳特衙门，大皇帝已收抚安置来归土尔扈特蒙古，俄罗斯若借词索取，则断然不可（翌年八月，俄罗斯萨纳特衙门致函理藩院要人，诏谕：渥巴锡等人断无给还之理，“不必查给”）。同年七月十九日，帝自圆明园奉皇太后再次起銮赴承德时，接舒赫德奏报：土尔扈特“窘困之状，非同一般者，竟达极点”。即命调拨银两，“不论孽生羊只，或者贸易羊只，凭其所得，尽量购买”，派人送往救济。九月初八日，帝在木兰围场伊绵峪接见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行抱见礼，设宴赏赐。旋封渥巴锡为卓里克图汗，其他归来的首领亦赐予亲王、郡王等，并分别安置牧场，指地安居。

（八）第二次金川之役

先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六月，因金川土司相互仇杀，帝在园命四川总督阿尔泰等前往查办。旋大小金川土司联姻后，愈发仗势逞强，构衅杀掠。三十六年七月，帝在园命军机大臣传谕阿尔泰：朕意先办小金川，擒其凶渠，则“可使金川闻风畏惧，禀受教约，敛迹归巢，自为一举两得”。随即调四川满洲兵一千名，及绿营兵等共五千兵前往。三十七年正月，帝在园谕副将军温福等，擒获小金川僧格桑后即诛之，“至该处番众，则照黔省古州之例，改作屯兵，令其耕作自食，不必官为给饷养赡。仍移设同知一员驻辖之，久则渐与内地编氓无异，自可永除后患”。并设镇驻兵，打通内地与藏区之间的联系。接着，又在园反复诏谕温福，平定金川不得塞责了事。总之，“僧格桑（小金川首领）、索诺木（大金川首领）内，苟其兔脱一人，亦不可谓之完事”。同年十二月，清军攻克底木达官寨，小金川全境平，僧格桑逃往大金川。寻乾隆帝降旨，授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升额为副将军，分兵三路进剿大金川。

乾隆三十八年（1773）六月，帝在避暑山庄得知，清军木果木大营溃败，将军温福阵亡，官兵、军火损失惨重。即降旨选派京师健锐营、火器营（驻地均在三山五园地区）各一千人，黑龙江、吉林兵各一千人，连日分拨启程，以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为参赞大臣统领前往。随后又续调满汉官兵及各省绿营兵等，共计七万四千九百余名，并命阿桂为定边将军，俟京兵到齐后再筹进剿。旋清军分西、南两路同时出击大小金川，十一月攻克美诺官寨，并再次收复小金川。

四十年正月，乾隆帝在园作《将军阿桂奏报攻克康萨尔山梁碉寨木城诗以志事》，内有：

三日歼贼二百余，遂夺山梁高万仞。

石碉凡十木城四，近碉寨卡全收尽。

事半功倍岂期然，为山九仞惧尤甚。

伫俟红旗报大捷，竭诚惟吁天助顺。

同年五月，帝在园收到阿桂、明亮两路捷报后，明谕：“此时务期扫穴擒渠，所有逆酋兄弟，及济恶之头人，虽降亦断不可恕。但彼即称来降，即可诱而擒之，以蒇斯役。”旋清军攻克勒乌围官寨，红旗报捷至乾隆行围大营。帝“嘉悦之外，几欲垂泪”。接着，上谕两金川善后事宜：在两金川故地设镇安营，令兵丁屯种戍守；驻防成都满兵移驻打箭炉，添设将军镇守；其余土司归将军、总督一体管辖，在内则属之理藩院；各土司照新疆年班之例，轮流入觐。四十一年（1776）二月，大金川土司索诺木带同家人和各大头人等赴清营乞降。至此，历时四载有余的金川之役落幕。清军虽胜，但损失尤重。

四十八年十一月，帝在园接军机大臣阿桂等议奏，应准成都将军特成额奏，促浸（大金川）地方亦应照攒拉（小金川）一体改为屯练，令懋功协都司与绥靖营游击管辖。至地方钱粮、命盗等案件，统归美诺同知办理。帝从之。至是，大小金川地区全部改土归流。

（九）六世班禅在三山五园

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受乾隆帝恩准，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自后藏启程，准备翌年夏天至避暑山庄，参加乾隆帝的七旬万寿庆典。四十五年七月，额尔德尼一行抵达避暑山庄，进献祝寿礼品并受到乾隆帝的设宴款待。同年九月初二日，额尔德尼一行抵京，驻锡五世达赖曾住过的西黄寺。九月初四日，皇六子永瑢在京照料额尔德尼一行，先至畅春园恩佑寺等庙宇叩献哈达，接着游览长春园含经堂等地，经谐奇趣看到大水法，额尔德尼“极为赞赏”，并乘“瀛海飞龙”船，泛舟福海。当日，乾隆帝自避暑山庄赐予额尔德尼大哈达、音乐钟等，班禅“叩谢天恩”，深表感激。初五日，额尔德尼等前往圆明园舍卫城及长春园之法慧寺拈香，返回清净地时又观赏谐奇趣，复“赞叹不已”。初六日，额尔德尼等瞻拜九州清晏、韶景轩、长春仙馆等景区，旋出西南门到永宁寺等地拈香。上述三日，额尔德尼与其近侍喇嘛二十二人就住在圆明园西部月地云居（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亦总称清净地）新建的法源楼内，其余众多僧俗随行人等，则在藻园门外搭帐房居住，其饮食、藏茶、戏曲欣赏等，均由清廷提供。

九月十一日，皇六子永瑢等照料额尔德尼一行至南苑德寿寺、永慕寺等地礼佛，后返回西黄寺。九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永瑢等复照料额尔德尼等人至紫禁城宁寿宫、雍和宫柏林寺、北海永安寺、大西天（十四日住大西天以西某楼，十五日返回西黄寺）、阐福寺、中海万善殿等处瞻拜、礼佛。十六日，额尔德尼一行自高梁桥乘船，沿长河至昆明湖凤凰墩，在此换“昆明喜龙”大船，至大报恩延寿寺泊岸下船。瞻拜山南所有庙宇毕，遵旨住清漪园世福楼。其居住万寿山时与圆明园清净地一样，均有筵宴、演戏之娱。

九月十九日，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等一行于香山静宜园昭庙始开光念经。同日，乾隆帝自避暑山庄回抵香山，额尔德尼于昭庙迎驾。乾隆有诗曰：

昭庙缘何建，神僧来自遐。

因教仿西卫，并以示中华。

六度期群度，三车演妙车。

雪山和震旦，一例普庥嘉。

乾隆自注曰：既建须弥福寿之庙于热河，复建昭庙于香山之静宜园。以班禅远来祝釐之诚可嘉，且以示我中华之兴黄教也。昭庙开光讽经，三日而毕。其间，清廷连续宴赏额尔德尼一行众僧。九月廿一日，额尔德尼等人还瞻拜了碧云寺圆证妙果诸殿。

十月初三日，乾隆帝御保和殿，赐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等宴，赏赉彩缎等物有差。十月廿五日，太监厄碌里传旨：“十月二十七日，宁寿宫念经，赏班禅额尔德尼、呼图克图等饭食。”但不幸二十六日，额尔德尼即感不适。廿九日，乾隆帝亲临西黄寺看望班禅病况，并命御医前来诊治，断为天花。十一月初二日，六世班禅圆寂于京师西黄寺。

班禅额尔德尼病逝后，其遗体于西黄寺停放六日，供王公大臣及各族各界信徒人等公祭，然后做防腐处理，并移至乾隆帝御赐的七千两黄金制成的金塔内。翌年二月，六世班禅的灵塔由理藩院尚书博清额及额尔德尼兄仲巴呼图克图等侍从人员护送，自京师返藏。

（十）保卫西藏，抗击廓尔喀入侵

乾隆五十三年（1788）六月，因已逝之六世班禅兄弟不和，与藏地毗邻之廓尔喀乘机入藏抢掠，侵占济咙、聂拉木，及后藏协噶尔等处。乾隆帝闻报即命将军鄂辉、提督成德带兵进剿，务必使其慑服请降。但驻藏大臣庆麟软弱无能，欲与廓尔喀谈判讲和。同年十月，帝在园命舒濂为驻藏大臣，迅即由伊犁启程赴藏，至藏即掌管钦差大臣官防，将庆麟革爵降为头等侍卫。并谕：“此后凡补放噶布伦、戴绷、第巴，及交界地方加兵防守、训练巡查等事，皆须由驻藏大臣经理。”十二月，复由侍郎巴忠接管驻藏大臣印信。五十四年六月，鄂辉等奏：廓尔喀畏罪输诚，藏内蒇事。第一次廓尔喀之役结束。

乾隆五十五年（1790）八月，帝在园庆祝八十寿辰期间，以八世达赖喇嘛年轻，鲜有主见，驻藏大臣普福又不能勤慎办事，故命保泰往代之。并诏谕：“达赖喇嘛系朕所立，诸事如此废弛，实不能仰体朕心，藏中之事朕若置之不管亦无不可，但前藏僧俗蒙古人等俱致离心，不特国体攸关，即达赖喇嘛亦复何益？”遂复令噶勒丹锡哷禅师至藏，帮同达赖喇嘛办事。

五十六年六月，廓尔喀再次入侵藏地，占据聂拉木。原来，上次廓尔喀之役，清军收复宗喀、聂拉木、济咙时，并未与廓尔喀接仗，而是在钦差大臣巴忠的默许下，西藏噶布伦丹津班珠尔与廓尔喀头人私下议和，许银赎地了事，以此欺骗朝廷。后连续两年，藏中并未如约送银，故廓尔喀头人带兵索银，不仅强占聂拉木，而且将丹津班珠尔及教习汉兵王刚等十余人掠往廓尔喀。旋廓尔喀分兵侵入后藏，大肆抢掠扎什伦布寺，将册封班禅金册、班禅金塔镶嵌的珍宝等诸多寺藏宝物抢劫一空。乾隆帝在避暑山庄闻讯后，先是谕四川总督鄂辉拣选绿营兵五千，前往妥办。回京后九月二十五日，帝在园传谕两广总督福康安迅即来京，准备前往督办西藏军务。十一月初二日，授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大臣，带兵前往征剿廓尔喀。大军分路出发，后方军台粮站四川到昌都令署四川总督孙士毅督办，昌都至前后藏令驻藏大臣和琳督办，后藏到廓尔喀前线令参赞大臣慧龄督办。

五十七年正月二十日，帝在园谕准两淮盐商捐银二百万两，以济军需。嗣后又允准长芦、山东、浙江、广东各地盐商捐输一百三十万两。与此同时，将军福康安率军驰抵前藏，海兰察所带巴图鲁侍卫、乌什哈达所带索伦达呼尔官兵亦陆续抵藏。旋清军收复聂拉木，进抵后藏。四月十九日，帝在园命福康安与海兰察合为一路，从济咙大举进剿，并防贼匪后路抄袭。同年五月，清军相继攻克廓尔喀所据擦木要隘和济咙官寨，收复藏地，边境廓清。接着，福康安率军深入廓尔喀境内七百里，与敌多次激战，双方损失惨重。七月初八日，廓尔喀再次乞降，其王喇特纳巴都尔接奉福康安檄谕，表示遵照所列条款，交出沙玛尔巴（六世班禅胞弟，曾唆使廓尔喀抢掠扎什伦布寺）遗骸及其眷属，送还抢掠扎什伦布寺之珍宝法器等，呈缴前次私立的两份合同。并遣办事大头目赍表文及各类贡品进京朝贡，以示恭顺忱悃。大将军福康安奉旨允准。第二次廓尔喀之役结束。

同年九月初十日，帝在静宜园命福康安晓谕西藏萨迦红教：“约束徒众，安静梵诵，方可永安乐利，并交驻藏大臣严切约束。不准仍前越界滋事，免与黄教争竞。”旋乾隆帝撰《喇嘛说》，系统阐述其对喇嘛教之观点，即（1）“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按，指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2）近世西藏“其风日下，所生之呼毕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余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毕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3）“我朝虽护卫黄教，正合于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而惑众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

嘉庆元年，太上皇在圆明园作《题狮子林十六景·小香幢》一诗，于注释中再次说明对西藏黄教的治理政策。即“盖蒙古倾心信佛，兴黄教即所以安蒙古，关系甚大。自国初以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转世袭封，相沿已久，用寓绥怀藩部之意。然非若元代之崇奉喇嘛，殴之者截手，詈之者断舌，甚至怙势恣肆，气焰熏炙。为害四方，其弊不可枚举。……乃近来风气日下，各喇嘛所举转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兄弟，叔侄递相传授，几与封爵之世袭无异。若不为之剔除积弊，必致黄教不能振兴，蒙古或至轻视，别生事端，甚为可虑。是以前年平定廓尔喀后，特命制金奔巴瓶，颁发藏地，供养佛前。遇有呼必勒罕转世时，令各举数人，书名置所供瓶内，会同驻藏大臣，公同签掣定之。其各蒙古之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藏中之例，贮名于雍和宫佛前之金奔巴瓶内，令理藩院堂官会同签掣。庶几杜私弊而息纷竞，为一定不移之制”。

降服廓尔喀后，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一月，帝谕军机大臣等：当趁大军击败廓尔喀，达赖喇嘛恭顺感戴之天赐良机，“将藏中积习湔除，一切事权俱归驻藏大臣管理，俾经久无弊，永靖边隅，方为妥善”。接着，五十八年正月十九日，军机大臣等议覆钦差大学士、管两广总督福康安等奏“酌筹藏内善后章程”十五款。帝在园朱批“依议”。《藏内善后章程》的制定，标志着清中央政府对西藏治权的全面确立，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化，其历史意义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

（十一）乾隆朝的治台政策

乾隆即位之初，台湾即连续遭遇风灾、干旱、地震等情，帝在下诏裁减番饷丁银的同时，亦谕命闽台官员：“ 台湾被灾人民，深可悯恻，可加意抚绥，从优赈恤，务令得所。”同时，强调“台湾地隔重洋，一方孤寄，实为数省藩篱，最为紧要”。并为此而制定了一系列“为防台而治台”的政策。如乾隆九年（1744）三月，帝在园明谕“禁止台湾武员置产”。同年八月，上谕“念台民远隔海洋，应加薄赋之恩。……其已照同安下则征收者，亦不必再议加赋”。十一年四月，帝在园谕准巡视台湾给事中六十七等奏：“内地民人有祖父母、父母在台，子孙欲来侍奉，或子孙在台，祖父母、父母、妻子，内地无依，欲来就养者，准其给照来台，入甲安插。”

三十二年七月，闽浙总督苏昌等奏称：“台湾一郡，远隔重洋，为全闽紧要门户，所属四县，皆定为海疆要缺。……如有人地相宜，准其不拘繁简，通融拣调，内地海疆不得援以为例。”帝在园“从之”。四十八年十二月，上谕：“台湾为海外重地，民番杂处，最关紧要。向例该处总兵、道、府，俱系三年更换，即调回内地。该员等因瓜期不远，未免心存玩忽，以致诸务废弛。……嗣后，台湾总兵、道、府各员，俱着改为五年任满”，轮年更调。“于海疆重地，自有裨益。”

五十一年（1786）十二月，帝得知台湾彰化“林爽文等，纠众骚扰，杀害官长，攻陷城池”，即谕军机大臣等，此“尤为罪大恶极，不可不痛加歼戮，以示惩创”。但乾隆帝当时并不知台湾事态有多严重。翌年正月，他在园接阅闽浙总督常青奏折，还以为全台根本，尚不致有他虞。“俟各路官兵到齐，约会日期，同时并力夹攻，自无难一举蒇事，剿捕净尽。”但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率军入台后，见义军声势浩大，皆畏葸不前，接连败绩。

五十二年三月，帝在园命将黄仕简、任承恩解职拿问。接着，命常青为将军，蓝元枚为水师提督，总兵柴大纪署陆路提督，并增调内地官兵三千人赴台征剿。但常青面对台湾天地会起义的攻势，依旧是一筹莫展。同年八月，乾隆明发上谕，授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为将军、钦差大臣，更换常青督办军务，内大臣海兰察为参赞大臣，护军统领舒亮、普尔普为领队大臣，各带侍卫京兵若干，及湖广、贵州、四川等地清军，驰驿赴台。十一月初，福康安等带兵入台后，先是解救嘉义城。接着，攻破林爽文退守的大里杙，并于翌年正月擒获林爽文，剿灭了北路的天地会。

乾隆帝得知林爽文被俘之信，是在五十三年的二月初一日，故当年圆明园的上元灯词中，其有诗云：

台湾耆定逮班师，休养群黎命妥为。

今夕春台赏烟火，那能南望免遐思。

并自注曰：“台湾自逆匪滋事以来，良民逃避失业，深堪悯恻。去岁已节次降旨，将五十二三年台湾全郡，并嘉义县五十四年地丁钱粮，概予豁免。……擒拿（林爽文）不难克期蒇事，而被难群黎正当加意休养，一面命地方大吏妥为安辑，以副轸念。”

五十三年（1788）二月，福康安又带兵剿灭了以庄大田为首的台湾南路起义军。至此，历时一年三个月的台湾天地会起义，终被镇压。

平定台湾一役，在乾隆帝心目中是与“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同等重要的“大政”。故平台后，乾隆立即谕军机大臣等，“大功告蒇，一切善后事宜，最关紧要。……令福康安同徐嗣曾悉心筹酌，将改建城垣、清厘地界、添设官弁等事，妥协经理”。接着，整顿台湾文武吏治、重定巡查台湾条例、熟番募补屯丁、重新颁布台湾移民政策，以及引见台湾义民和生番，令其与年班部众共入筵宴等举措，相继出台。此不赘述。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海内外诸多国家和各民族首领纷纷来京祝釐。帝在圆明园同乐园多次宴赏宾客，其中除了王公大臣和各国使臣外，还有蒙古诸部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回部郡王伯克、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人。君臣同饮，“恩意交浃，洵为史册所罕觏”。元宵节前，乾隆帝在园作《节前御园赐宴席中得句》诗一首，内有：

异数特宣首介近，分班各赐手卮亲。

一家中外真和浃，俶祉胥蒙大造仁。

至此，在耄耋之年的乾隆帝眼中，大清王朝的一统盛世似乎已经实现了。

结 语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通过上述对康雍乾三朝百余年史迹的梳理可知，尽管有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有那么多的对抗和博弈，但透过历史的风云，透过清代三山五园这个窗口，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了，那些冲突背后的不可阻挡的民族融合和那条疆域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

* 本文选自《燕史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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