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中[①]

畅春园是公认的清代在北京西郊修建的第一座大型皇家园林，人们 现今都在使用的名称是——“畅春园”。但从历史记载歧异的角度予以细究，似乎还有讨论的空间。

―、康熙帝与“畅春园”

探究畅春园的名称，与它始建年代等学界仍有争论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依最一般的逻辑，畅春园乃康熙帝所建，只要看他是如何命名及使用此园名称的，上述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现在也能见到足够多的康熙 帝与畅春园名称的材料。

康熙帝《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许多御制诗的题名中就有“畅春园”字样：

《避暑畅春园雨后新月》（二集，卷四十三）

《畅春园众花盛开最为可观，惟绿牡丹清雅迥常，世所罕有，赋七言绝以记之》（二集，卷四十四）

《畅春园观稻，时七月十一日也》（二集，卷五十）

《忆畅春园牡丹》（二集，卷五十）

《畅春园西新园观花》（四集，卷三十二）

康熙帝也有在诗序中写及“畅春园”者：

《静坐读书自喻并序》，“朕在畅春园万几之暇，季冬寒甚，连日风雪，静坐读书，自限文韵，偶成二十韵自喻……”（三集，卷四十五）

上谕中有“畅春园”者：

“谕大学士伊桑阿、学士萨穆哈、石文柱：近日科道官无条奏者， 建言乃科道专职，只在不存私心耳。可传谕科道官，有条奏事赴畅春园 面奏。……”（二集，卷六）

“谕起居注官揆叙等：江南梅花正月即放，至五月始实。朕取至畅春园种之。……”（三集，卷十二）

在御制诗文集中，与畅春园名称有直接关系、最为著名的，是《畅春园记》（二集，卷三十三）：

“都城西直门外十二里曰海淀，淀有南有北。自万泉庄平地涌泉，奔流㶁㶁，汇于丹棱沜。……爰稽前朝戚畹武清侯李伟因兹形胜，构为别墅。当时韦曲之壮丽，历历可考。圮废之余，遗址周环十里，……爰诏内司少加规度，依高为阜，即卑成池，相体势之自然，取石甓夫固有。……其轩墀爽垲以听政事，曲房邃宇以贮简编，茅屋涂茨，略无藻饰。于焉架以桥梁，济以舟楫，间以篱落，周以缭垣，如是焉而已矣。既成，而以畅春为名，非必其特宜于春日也。夫三统之迭建，以子为天之春，丑为地之春，寅为人之春，而易文言称乾元统天，则四德皆元， 四时皆春也。先王体之以对时育物，使圆顶方趾之众各得其所，跂行喙息之属或若其生。光天之下，熙熙焉，皞皞焉，八风罔或不宣，六气罔或弗达，此其所以为畅春者也。……”

从以上简略的排比，可以看出康熙帝所用都是“畅春园”，依据 “名从主人”的原则，“畅春园”之名是可以确定下来的。

二、康熙朝其他的“畅春园”记载

除了最重要的康熙帝自己的记述外，也有极多的材料支持“畅春 园”。畅春园修建于康熙朝，依据史料重要性的原则，这里只选用第一手材料，即时人的记述。前辈学者已收集了不少有关畅春园的诗文，如张宝章先生在他的《畅春园记盛》中就有辑录。[②]

一是去过这御苑的皇子、大臣的记述。下面是作者及诗作题目：

允祉《扈从畅春园途中作》

允稹《畅春园芍药花开作》、《自畅春园人城途次口占》

允佑《畅春园夏日应制》

允礼《畅春园春日即事》、《冬日畅春园即景》

王鸿绪《赐游畅春园恭纪》

王鸿绪《闰三月二十一日，召大学士臣张玉书、臣陈廷敬、尚书臣王鸿绪，偕内直词臣游畅春园。列五席，度十二簋，复赐御馔八肴， 御点八金盘，宴毕谢恩。随命中官泛舟，引至各院看牡丹，历竹径、鱼塘，登湖中平台，仰瞻台上层楼。复移棹游玩，至午后方出，恭纪》

高士奇《侍从畅春园宴游恭纪》、《恭赋畅春园牡丹》

揆叙《畅春园外赐观烟火即事》

王士稹《三月十二日拜御史中丞赴畅春园谢恩作》

查慎行《清明前三日重直畅春园观桃花》

张英《乙亥四月二日蒙召赐宴畅春园，盖特旨也，漫成四首》、《乙亥六月二十日，奉召至畅春园，赐食于韵松轩，赐宴于渊鉴斋。宴毕敬观御书于佩文斋，赐御笔书扇于佩文斋，赐御笔书扇并红白千叶莲各一瓶。恭赋四章。同召者尚书臣廷敬、原任左都御史臣鸿绪、学 士臣藻、少詹事臣士奇、太常少卿杜讷、督捕理事官臣会恩、侍讲学士臣夔、庶子臣岳颁及长男侍讲学士臣廷瓒》

张廷瓒《乙亥四月二日奉召至畅春园，赐食于韵松轩，赐宴于渊鉴斋。宴毕敬观御书于佩文斋，赐御笔书扇并红白千叶莲各一瓶恭纪》

陈廷敬《四月二日召赴畅春园，赐食瑞景轩，泛舟于苑中》

…………

由以上可以看出，这些去过御苑之人所用的确是“畅春园”。上面 所引最后三例更具意义：若说张英、张廷瓒父子的记载（用词一致），还可能共商用词的话，那同时前来的陈廷敬的诗也是用“畅春园”，这确实可以明白无误地说明此御苑就叫“畅春园”。

二是当时其他的记述，如在历史研究中极具史料价值的《康熙起居注》。这里只引一条，即康熙帝第一次来此地：“康熙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庚午，是日，上移驻畅春园。”这是一些学者包括张宝章先生认为的，是“畅春园正式建成和命名的时间是康熙二十六年”[③]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而此后《康熙起居注》所用的词一律是“畅春园”。

再有就是图像资料。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万寿盛典初集》，这部书记录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十八日前后康熙帝六旬万寿活动期间的各种活动。其中有“图记”部分，用图像形式刻画了三月十七日康熙帝从畅春园到紫禁城神武门的沿途万民祝禧的场面。起首就是 “畅春园宫门”部分，其中明确写有“畅春园”三个字。

畅春园名称最重要的证据，应该是上述畅春园宫门的匾额所写的字了。乾隆朝《钦定日下旧闻考》中，根据《畅春园册》说：“畅春园宫门五楹，门外东西朝房各五楹，小河环绕宫门，东西两旁为角门，东西随墙门二，中为九经三事殿。殿后内朝房各五楹”。编纂人员对此所给出的按语是，“宫门悬畅春园额。殿内联曰，皇建有极，敛时敷锡，而康而色；乾元下济，亏盈益谦，勉始勉终。与九经三事额皆圣祖御书”。[④]

现在要问的是，康熙帝御书的匾额到底是什么？是“畅春园”三字吗？张恩荫先生认为，“宫门5间，悬康熙御书‘畅春园’匾。”[⑤]张宝章先生也认为，“畅春园大宫门五楹，坐北朝南，正中悬康熙御书‘畅春园’匾额。”[⑥]

事实是这样吗？ 

三、“畅春苑”的记载

如果说康熙帝所题写的是“畅春园”匾额，御制诗以及前来此园的大臣所写诗也是用“畅春园”字样，这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畅春园”之名应该确切无疑了。

然而，现在能够看到一些关于“畅春苑”的记载，这促使我们对此御苑的名字作深一步的思考。先从《清高宗御制诗集》看起。

乾隆帝还是皇孙时，曾来过畅春园。他在《题淡宁堂》（三集，卷二十五）诗中，明确说“予十二岁时，皇祖养育宫中，于畅春园赐住之处即名曰淡宁居。”他的诗作中有许多含有“畅春园”字样，如《诣畅春园问皇太后安》（二集，卷五十四）、《出畅春园观稻遂至泉宗庙》 (三集，卷七十五）。

值得注意的是，检索乾隆帝御制诗，他做过一首《畅春苑观澜榭作》（二集，卷六），同时还在《蕊珠院》（二集，卷六）诗中，有如下的记述：

“畅春苑湖中杰阁数楹，上摩清颢，下瞰澄波，皇祖题之曰：蕊珠院。朕奉皇太后驻跸是苑，每问安视膳于此。信乎清都之境，不老之庭也。因成长律，敬勒壁间。”

这两处“畅春苑”与其他大量的“畅春园”并存，这能将“畅春苑”解释为乾隆帝的误书吗？

更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其他到过此宫苑的人所书也是“畅春苑”，张宝章先生的书中就有一例：曹寅的诗《畅春苑张灯赐宴归舍恭纪》。 再如王士禛，前面征引过他所写的诗作《三月十二日拜御史中丞赴畅春园谢恩作》，但在他的著述中，却出现了大量的“畅春苑”字样：

“闻畅春苑移栽松，有大合抱者皆活。”（《居易录》卷一）

“上在畅春苑，每引见诸臣，常御澹宁居。止三楹不施雘，亦无花卉之观。其西即无逸殿，东宫读书处。”（《居易录》卷三）

“三月十八日，万寿节不受朝贺。诸王、内阁九卿三品以上皆赴畅春苑，四品以下官员仍集午门。”（《居易录》卷十七）

“（康熙三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特赐刑部尚书臣王士禛‘带经堂’御书扁额，令中官送大学士张英处，转颁臣寓。二十九日五鼓，赴畅春苑谢恩。”（《居易录》卷三十三）

宋荦的《西陂类稿》也有不少“畅春苑”的记载：

“康熙四十有七年闰三月，臣荦蒙圣恩予告归里。五月初十日赴畅春苑面辞，特赐御制五言诗一章以宠其行。”（卷二十五）

“臣荦于闰二月二十三日蒙恩予告。四月初四日赴畅春苑谢恩，并奏恳令子翰林院编修臣至暂假送归。奉旨准假。初十日赴畅春苑陛辞……十四日赴畅春苑旨旋传旨云：连日事忙，御制诗还未写就，着他多住几日。旨传见至五月初八日。内阁传旨：着于初九日赴畅春苑伺。 因于初九日启奏，奉旨：今日甚忙，还不及见他，着他明日再来，朕必当一见。随命侍卫五十领内侍捧出御馔，于澹宁居内赐食。传旨：尚书是将回去的人，着他多坐坐。初十日传旨，着于内阁启奏时一同进来竚立。启奏毕。内侍李玉领内侍捧出御馔，传旨：尚书是有年纪的人，着他先吃了饭等着。少顷，命李玉领臣于澹宁居，后登舟遍游苑内清远亭、桧轩、渊鉴、佩文、式古、无逸等斋，赐御制五言诗一章。”（卷二十五）

“康熙五十有二年，恭逢皇上六旬万寿。臣荦于二月十二日由臣本籍启行，命臣男筠随侍赴京，恭祝圣寿以展微忱。臣于三月初五日抵都门，初六日率臣男筠诣畅春苑宫门，恭疏叩请。”（卷二十五）

“皇太后同宫眷自畅春苑先还宫。”（卷二十五）

其他官员如查慎行在《敬业堂诗》中，记有：

“……二十一日赴畅春苑谢恩恭纪……”（卷二十九）

“……五月二十五日随驾发畅春苑，晚至汤山。……” (卷三十）

再如蓝鼎元：

“己卯冬召督永定河，至京师奏对畅春苑。荷温纶总理钱粮工料事务。……”（《鹿洲初集》卷七）

“……复有数万人赴京师畅春苑，跪疏谢恩，愿各减一龄益圣寿万万岁。……”（《鹿洲初集》卷七）

如果说，乾隆帝大量的诗作中只有两三处“畅春苑”乃为误书，这还可以理解的话，那多次前往御苑的宋荦始终如一书写作“畅春苑”，这又是为什么呢？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宋荦的记述中抄述有记载万寿庆节的盛况，其中说“蒙皇上赐席数千张，自畅春苑至禁城沿途摆设”。（《西陂类稿》 卷二十五）而这一句也见诸《万寿盛典初集》，文字则是“蒙皇上赐席数千张，自畅春园至禁城沿途摆设”。（卷二十一）这里面有着“畅春苑”与“畅春园”的不同。这似乎说明了某种意义上御苑的名字并不固定，“苑”与“园”两字的使用，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一个人可以始终用一个，也可能并不固定用某一个。如果是这样，“畅春园”与“畅春苑”两词也都出现在查慎行、王士禛等人诗文中，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御苑的名称

上面说了“畅春苑”与“畅春园”的使用，是要看使用者的选择。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笔者以为，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康熙帝御书该宫苑匾额是“畅春”二字，而不是“畅春园”三字。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些去过畅春园的人就绝不会用“畅春苑”三字，这些人都是学富五车之人，不可能连三个字也会弄错。到这时再回过头重温康熙帝在《畅春园记》中所说“既成，而以畅春为名。……此其所以为畅春者也”，这里恰恰是给出了最为准确的答案：所书就是“畅春”二字。而《钦定日下旧闻考》中的“宫门悬畅春园额”，实际上语焉不详，并且确实误导了后人。

这里再补充一个“他者”的材料，就是前来清朝的朝鲜人，他们曾注意到了《一统志》的记述，转述道，“海淀明武侯李伟故园，周方十余里。康熙帝常驻驿于此，酌泉而甘，因其旧址赐名‘畅春’筑宫设籞，少加规度，且以遍览田畴，有御制记以志其胜。”[⑦]

康熙帝早就有了《畅春园记》，虽然我们难以对它的流布进行研究，但能肯定的是，亲眼见到他所书的人，亦即明确知道“畅春园” 的人不会太多。但畅春园的音，肯定大家都是知道的。

人们可能承因当时的习惯，顺着读音，将此宫苑的名字写成了“畅春苑”。因为中国历代帝王避暑、休闲、打猎等场地，一般称为苑囿。而清朝人关后，顺治帝将南海子建成清代第一座苑囿，即“南苑”。这是人们广为知道的。若这种猜测有道理的话，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很多人写作“畅春苑”了。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使用“苑”字很多，很常见。

康熙《宛平县志》卷一记载：“明武清侯李国戚园之方十里……今上辟而新之，为御苑。……”

再举一个到过畅春园的非官员的例子。盐商程庭，于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六旬万寿盛典时进京祝寿，亲自到御苑呈递贡物，留下了这样的文字：“畅春苑乃明季武清伯李皇亲园亭旧址，今上因之，置为御苑。苑周遭约十里许，垣高不及丈，苑内绿色低迷，红英烂漫。土阜平陀，不尚奇峰怪石也；轩楹雅素，不事藻绘雕工也。……”[⑧]

当然，康熙帝为何叫此地为“畅春园”而非“畅春苑”，是因承继李伟“清华园”旧名的用字吗？这可以再细究。

最后说一下，“畅春苑”与“畅春园”两词的使用情况。雍正帝的御制诗及《上谕内阁》、《上谕八旗》、雍正《会典》等用的都是“畅春园”，比较统一。

到了乾隆朝，前文所举乾隆帝御制诗中两处“畅春苑”，也被原封不动地搬进了《钦定日下旧闻考》，而值得注意的是，《钦定日下旧闻 考》一书，除了一处引用康熙时大学士王掞的一处所书碑记中的“畅春苑”外，其余所书写以及所引述的材料使用的都为“畅春园”。

乾隆朝编纂的一些书籍，总得说来，以“畅春园”的使用为主，但也会偶尔见到使用“畅春苑”者。

如《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十五，“希佛讷原任司胙官，曾孙长存，现任畅春苑总管。”

《词林典故》卷四：“（康熙三十三年）六月，御试词臣于畅春苑， 钦命万寿无疆赋。”卷六上，“圣祖驻跸畅春苑，则于澹宁居散馆。”

乾隆朝《大清会典》及《大清会典则例》，绝大多数用的是“畅春园”，只有两处是“畅春苑”。见《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五十八，“康熙五十三年……测得畅春苑北极高三十九度五十九分三十秒……”卷一百七十九：“康熙五十三年，畅春苑增设巡捕营兵百二十人”。

编纂于乾隆时期，成书于嘉庆元年的《钦定八旗通志》，使用的是“畅春园”，只有一处是“畅春苑”罗硕“（康熙）二十八年……五月转吏部尚书，三十年七月畅春苑奏事，出，得痰疾，遣御医调治，赐御用衣服、人参，并派侍卫护送至家，踰时卒。赐祭葬如例，谥敏 恪。” (卷一百五十八）

乾隆时期所修《国朝宫史》、《钦定南巡盛典》、《八旬万寿盛典》， 使用的都是“畅春园”。

嘉庆时期官书与私人记载基本上都统一为“畅春园”。以后亦然。到了民国编纂《清史稿》时，所用都是“畅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