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张伯驹曾经收藏和经手过诸多有关曹雪芹及《红楼梦》的文物，如《楝亭图》《楝亭夜话图》、脂砚、正白旗曹雪芹故居、《海客琴樽图》、“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三多六桥本”《红楼梦》等，并与诸多红学家吴恩裕、周汝昌等多有交往。张伯驹对相关文物、学人、作品的记录、鉴赏、题咏不仅是文物史、文化史上的大事，也是红学史上的重要资料，为红学相关问题的考证、解答提供了必要前提。梳理张伯驹与红学事物、红学问题的相关经历、记述、题咏等资料，对于了解红学史、对于红学研究中资料的使用与辨析都具有重要意义。张伯驹的相关研究也应该引起学界的关注，并成为新的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在张伯驹先生的收藏和生活中，曾有意无意地与近现代红学产生了不少关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对曹雪芹家族文物的收藏，对曹雪芹相关文物的收藏，对《红楼梦》相关文物的收藏，对《红楼梦》的态度和与红学家的交往。

张伯驹曾收藏有关曹雪芹家族的文物《楝亭图》和《楝亭夜话图》。

张伯驹先生藏有曹寅《楝亭图》四卷，曹玺逝世后，曹寅请人绘画，并遍寻当时名家为之题跋。张伯驹《丛碧书画录》载:

纸本，图着色，墨笔。共十幅。盖曹完璧官江宁织造，曾于署中亭畔手植楝树一株。没后，子寅官苏州织造，再官江宁织造，楝树犹存，因为楝亭图咏，以追怀先德。于此图咏亦可探索《红楼梦》影射之人物。共四卷。

第一卷，一图黄瓒，二图张淑，三图为禹之鼎，并自题诗。卷后题咏者成德、顾贞观、潘江、吴暻、王方歧、唐孙华、陈恭尹、吴文源、方仲舒、顾彩、张渊懿、方嵩年、林子卿、袁瑝。

第二卷，四图沈宗敬，五图陆漻，张景伊题诗，六图戴本孝，并自题诗。卷后题咏者姜宸英、毛奇龄、张芳、杜浚、余怀、梁佩兰、秦松龄、严绳孙、金依尧、王丹林、顾图河、姚廷恺、吴农祥、费文伟、王霭。

第三卷，七图严绳孙，八图恽寿平，九图程义，并自题诗。卷后题咏者何炯、徐乾学、韩菼、徐秉义、尤侗、杨雍建、王鸿绪、宋荦、王士禛。

第四卷，十图禹之鼎，并自题诗。卷后题咏者，尤侗、徐林鸿、冯经世、田时发、邵陵、许孙蒥、潘炳义、石经。

张伯驹得《楝亭图》后，分别在四卷题跋，第二卷跋云:

小庭亦修洁，独坐看楝花……亭园已一梦，豪贵空曹家。

癸未，予避寇入秦，寓友人家。庭前有楝花一树，日坐其下，因忆所藏《谏亭图》，率成一章。中州张伯驹甲辰补书。

按，癸未系1943年，甲辰1944年，则张伯驹得《楝亭图》当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豪贵空曹家”句，可见张伯驹对曹氏家族的认知和对其命运的感慨。

《楝亭图》卷三张跋云:

人海长安岁月深，当年亦自许张金。

红楼一霎风流梦，蔓草荒烟何处寻。

雪芹后居海淀。予居海淀时，欲寻其故居，蔓草荒烟，不知在何处矣。

除张伯驹先生外，据当下文字记载，见此图较早者当有启功先生。张伯驹曾让启功抄录所有跋文。启功自少年学习书画，经亲戚朋友介绍，与北京书画界名人、收藏家颇有交往。

1946年，张伯驹从清朝庆亲王奕劻购得承泽园，改名展春园; 1954年，张伯驹将展春园售予北京大学，用作教职工宿舍。

1948年，高名凯( 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语言学家) 请张伯驹将他收藏的书画精品在燕京大学中文系二楼举办一个小型书画展。农历十月二日展览开幕，展览中即有《楝亭图》手卷和纳兰性德小照。

当时，在燕大读书的周汝昌前往参观，见纳兰小照四周绫边上题诗，张伯驹自题《贺新郎》，周依韵合了两首，后又赋诗二首，由同学孙铮送与张伯驹。

十月二十八日，周汝昌致胡适函中写道: “十月二日得见《楝亭图》，当时作了一词给藏主张先生，向他乞录题辞，为辑书材料。”

张伯驹见到周汝昌所赠诗词，颇有认可之意，将启功抄录的《楝亭图》四卷跋文送给周汝昌。周汝昌把这些题跋全部付录。这就是1953 年棠棣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新证》第一章第四节“珍秘材料一斑”中有关《楝亭图》内容并跋文的来源。

在张伯驹之前，《楝亭夜话图》的收藏者是叶恭绰。

叶恭绰( 1881—1968 ) ，字裕甫( 玉甫、玉虎、玉父) 、誉虎，号遐庵，晚年别署矩园，生于广东番禺书香门第，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后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历任政府要职，1927年，出任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

启功先生在叶恭绰处观赏到《楝亭夜话图》，并作有题跋云: “遐翁先生宝此有年，一再题识，俱关掌故，间出命题，谨志获观之幸。”并云:“近年见《楝亭图》四巨卷，及饮水词人致张见阳手札廿九通，顾梁汾等六家跋尾，诸贤交谊之笃，俱足为此卷本事注脚。”则启功之见《楝亭夜话图》当在其见《楝亭图》后不久，即在20 世纪40年代。

此《楝亭夜话图》亦归张伯驹。1962年5月，在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的运作下，吉林省委正式任命张伯驹为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 未设正职) ，张伯驹将自己的大量收藏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其中就包括《楝亭夜话图》。

1963年，经张伯驹先生斡旋，文化部著名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先生( 1962年10月，王世襄任文化部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副研究员) 答应将宋代古琴“松风清节”赠与吉林省博物馆。

1963年8月17日至12月2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由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和故宫博物院四家单位联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

1963年3月，王世襄致函张伯驹，询问“松风清节”古琴入藏吉林省博物馆情况，并替好友黄苗子先生( 著名画家，时任职于人民美术出版社。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展览由中国文联担任副秘书长阿英具体负责，黄苗子协助管理史科，丁聪负责装潢布置) 询问借展吉林博物馆藏“脂砚”“楝亭夜话图”参展事宜。22日，张伯驹复函云:“展览时，由馆中派人与《楝亭夜话图》一并送去。”

2016年12月16日，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西泠印社二〇一六秋季拍卖会”之“155”号系“张伯驹( 1897—1982) 《春游锁谈》等已刊和散佚著述原稿及往来信札”，其中有《脂砚斋名的由来》《从〈楝亭夜话图〉谈曹家与纳兰容若的关系》二文，并附1964年《文物》杂志编辑部致吉林省博物馆有关未能刊载张伯驹文章的信札一通一页。盖张伯驹曾作《脂砚斋名的由来》《从〈楝亭夜话图〉谈曹家与纳兰容若的关系》二文，投《文物》杂志，而因种种原因未能刊发。

20世纪80年代初，此二文分别发表。1981年，张伯驹《关于楝亭夜话图》一文刊发于《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1期，其中写道:

另一卷为《楝亭夜话图》，为番禺叶遐庵让于余者。纸本，墨笔。楝树丛竹，房舍文石，夜月苍凉，庭院岑寂，屋内置烛台，三人共话，为张纯修( 见阳) 笔。三人者曹寅、张见阳、施世伦也。事在康熙三十四年秋，曹在江南织造任，张见阳任庐州知府，施世伦任江宁知府，三人相聚于南京织造衙署书斋，秉烛夜话。卷后曹寅、张纯修、施世伦、王槩、王蓍、王方岐、姜兆熊、蒋耘渚、吴之騄、李继昌题诗。

张伯驹引曹寅题《楝亭夜话图》，分析道:

曹寅题诗内有: “忆昔宿卫明光宫，楞伽山人貌娇好。马曹狗监共嘲难，而今触绪伤怀抱。”后结句云: “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布袍廓落任安在，说向名场此一时。”盖为追念纳兰容若而作。此时容若逝世已十年矣。

按: 织造一职，不过为皇帝内务府派出管理织造衣物执事差人，然为皇帝亲信，并采办外事，专折密奏。曹寅在任，广交东南遗民文士，来往唱和，藉以联络情感，消除其思明情绪。观《楝亭图》四卷，可见其当时交接人物之盛。纳兰容若为一代词人，贵介公子，风度濯濯，结情输义，海内知名之士，多倾心接纳，与曹寅气息相通，又幼同侍康熙，同年中举，其两人交情之深，可以想见。卷内寅题诗: “马曹狗监共嘲难”。为回忆同官侍卫时以自喻。“而今触绪伤怀抱”，寅所刊诗集改作“而今触痛伤枯槁”。结句“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布袍廓落任安在，说向名场此一时。”何以引用太史公与任安之事，或有所指。而刊集改作“纳兰小字几曾知，斑丝廓落谁同在，岑寂名场尔许时”，用意隐微，亦似有所讳。而容若生长华庑，其词何以悱恻缠绵，凄咽欲绝。意者，彼与故明文人遗士相交结，日久神合心契。又曾目击丁酉科场惨案，对其遭遇，寄有同情，遂于诗词中流露其感触情绪。且曹寅于康熙南巡有保全陈鹏年之事，容若亦有营救吴汉槎之举，此其文字之交，不以富贵贫贱、威武文弱而异者也。

张伯驹先生生于清末，极懂诗词，其虽不治曹学、红学，而分析到位、深中其理，其说今日看来，毫不过时。其“曹寅在任，广交东南遗民文士，来往唱和，藉以联络情感，消除其思明情绪。观《楝亭图》四卷，可见其当时交接人物之盛”等文字，似又颇见周汝昌氏观点影响。

张伯驹《丛碧书画录·楝亭夜话图》一文，云:

而容若与曹家交谊之厚，与《红楼梦》之关系，此图卷( 《楝亭夜话图》) 更为重要资料。

至《关于楝亭夜话图》一文刊发时，删去，盖前以《红楼梦》中隐纳兰家族元素，而后以时论《红楼梦》系曹氏家族事为是，故删除此句。然而，以李辰冬先生论《红楼梦》创作与元素来源，纳兰家族与曹雪芹、《红楼梦》并非无关，故此句之论固为不刊之论。

除曹雪芹家族文物外，张伯驹先生也直接、间接地关注和涉及曹雪芹相关生平与文物。

曹雪芹有一子，先曹雪芹而殇，曹雪芹悲伤而死，故曹雪芹之友人敦诚《挽曹雪芹》其一“肠回故垅孤儿泣”句作者自注云: “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至于曹雪芹是否有其他后代则不可知，惟传说曹雪芹另有后。周汝昌《文采风流曹雪芹》载因参加张伯驹先生八十寿诞( 1978 年)而识一老者，尚养中( 名可恭) 至周座，言“对曹雪芹的事，我知道一点”。其后尚先生曾到周家，云:

我是平南王尚可喜( 一作禧，上世河北人)的后代……幼时家中有一客人，虽非自家人，却是久住的亲戚关系，家人皆称之为“曹大哥”。旗人沉静寡言，自居一室，好读书，学识甚博。因家人谈及小说，自然要提《红楼梦》，因问曹大哥，此书究为何人何事而作? 他置而不答。多次皆然。最后一次被家人相迫，方才吐露，说: “我何以不愿谈这书的事? 因我即是雪芹的后代，但因是与一个丫环之所生，族中不肯承认，被摈于外，只得隐姓埋名，不欲与世人多言家事。书是写自家事的，世传诸说如纳兰等等，均非事实。”

此事虽与张伯驹没有直接干系，但到底与其有所关联，姑附记于此。

1971年4月4日，香山正白旗39号院西墙壁上发现了香山百姓传说的友人赠曹雪芹对联。“文化大革命”中，张伯驹先生受到冲击。1972年，周恩来得悉其情况后，指示聘张伯驹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75年，张伯驹携友人游览香山一带，足迹遍及与曹雪芹相关的香山正白旗、白家疃等地，并有诗记之。

1975年农历8月30日，著名文物鉴定家张伯驹偕友人参观正白旗39号院题壁诗。在看到房屋主人舒成勋拿出的外甥郭文杰拍摄于1963年4月5日的题壁诗照片后，张伯驹指出，从书体上看，正白旗39号题壁诗系乾隆时人所书。

返城以后，张伯驹还专门填了一首《浣溪沙》记载这次正白旗之行，词云:

秋气萧森黄叶村，疏亲远友处长贫，后人来为觅前尘。刻凤雕龙门尚在，望蟾卧兔砚犹存。疑真疑幻费评论。

词后，张伯驹先生注云:

乙卯八月晦日，往访西郊正白旗，传为曹雪芹故居。北屋四间，墙壁上发现书联、书扇面诗，更有玉兔砚一方。东室有雕刻之格扇。余非研究《红楼梦》者，只研究书画文物以考证历史。按，发现之书体诗格及所存兔砚，断为乾隆时代无疑。是日，同游者有萧鐘美、夏瞿禅、鐘敬文、周汝昌、周笃文、李今及室人潘素等。时西风渐紧，黄叶初飘。

既然，正白旗39号老屋西墙上的题壁诗书体断为乾隆年代无疑，则题壁诗的“丙寅”落款就是乾隆的丙寅年，即乾隆十一年( 1746年) 。

张伯驹先生对正白旗39号院题壁诗书写年代的鉴定，为本院与曹雪芹故居关系的考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伯驹先生对题壁诗年代的考订，又为“芹溪处士”款书箱盖背后书写的“为芳卿编织纹样所拟诀语稿本”等五行书目书写于乾隆时代、与题壁诗书法出于一人所证明，而其客观的态度，也为后世曹雪芹文物、曹雪芹生平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

张伯驹又有《减字木兰花和瞿禅同游西山，並访曹雪芹故居》一词，题目径称正白旗39号为“曹雪芹故居”，词云:

西来秋气，雁影霜痕黄叶裏。情意酸辛，梦觅红楼吊恨人。

碧天如浣，衰草连天天更远。南望湖山，销也无金去也难。

“情意酸辛，梦觅红楼吊恨人。”可见“有情人”隔代之心意相通之处。

按，香山地区百姓早年传说，曹雪芹死后，葬于正白旗东侧“义地”地藏沟。张伯驹也有词咏及———实际也咏及正白旗故居， 《浣溪沙》其二云:

象鼻山西有小村，荒凉矮屋掩柴门。旧时居处出传闻。

天外飞霞思血泪，风前落木想神魂，伤心来悼可怜人。

村在象鼻山之西。曹雪芹居处虽出于传闻，而思及雪芹之身世，对影顾影，殊可怜也。

按，象鼻山，即寿安山东山，正白旗老营房与新营房交界处为地藏沟，因沟口旧有地藏王菩萨庙而得名; 翻山，至东麓，即为金山象鼻子沟———金山，在明代为皇族集中葬地，景泰皇帝葬于此处，有娘娘府、四王府、董四墓( 东四墓之音讹) 等地，清代为健锐营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圆明园护军营厢红旗驻军所在地。

“象鼻山西有小村，荒凉矮屋掩柴门。旧时居处出传闻。”所指即地藏沟西侧之正白旗39号院。据传，曹雪芹正白旗故居位于地藏沟口靠近河的地方，门前有大槐树，后面是正白旗的档房; 友人赠曹雪芹对联: “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 疏亲慢友，因财绝义世间多。”——学界得知，是在1963年。

除正白旗39号题壁诗、“题芹溪处士”款书箱盖后“五行书目”、《南鹞北鸢考工志》曹霑自“序”双钩外，曹雪芹书法绝少现世。而张伯驹先生曾见曹雪芹题《海客琴樽图》。吴恩裕《空空道人所书八字篆文》云:

得魏宜之君藏“云山翰墨冰雪聪明”八字篆文，谓为雪芹所书。按，篆文并不工，但信手写来，亦自有致。下署“空空道人”，有“松月山房”阴文小印一方，刻技尚佳，色淡朱。“翰”字稍损，“明”字月边下首有描处。

见之者，邓之诚先生谓纸确为乾隆纸……1963年2月，晤张伯驹先生，谓“空空道人”四字与其昔年所见雪芹题《海客琴樽图》之字，“都是那个路子”云。

张伯驹《春游琐谈》第一集“曹雪芹故居与脂砚斋”条，后发表于《团结报》1963 年5月15日版，云:

友人陶北溟告余，其同乡庄炎字庄汉，藏有《海客琴樽图》卷，系乾隆时……金某奉使中国，乞某画家作此卷，遍征当时士大夫题咏，无虑数十家，中有可著重者二人: 为曹雪芹、顾太清( 满洲女词人，奕绘之侧室，名春，字子春，号太清)题诗。

按吴恩裕先生所言，张伯驹曾目验此图卷。

不惟庄汉藏有《海客琴樽图》卷，陶北溟还曾告诉吴恩裕: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在武昌看见过曹雪芹画的扇面《海客琴樽图》，上面还有他自题的一首绝句。”

如果陶北溟没有记错，则《海客琴樽图》有画卷( 曹雪芹题) 、扇面( 曹雪芹画、题) 两种。然史树青先生于1982年5月29日《团结报》上发表的《海客琴樽图卷小考》一文指出，咸丰年间，朝鲜人李钟愚使华、安徽歙县人张启篷( 字仲远)为之绘《海客琴樽图》，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 ，则陶北溟见曹雪芹绘、题《海客琴樽图》当为误记。胡文彬先生《〈海客琴樽图卷小考〉补正》(《团结报》1982年7月10日) 引李尚迪《恩诵堂集》卷七《张仲远耀孙嘱题〈比屋连吟〉〈海客琴樽〉二图》《喜逢雅集有短章——梅曾亮与〈海客琴樽图记〉》一文引《梅曾亮〈海客琴樽图记〉》，知李钟愚即李尚迪，张仲远作《海客琴樽图》是在道光二十六年( 1846)。

在史树青、胡文彬的潜意识里， 《海客琴樽图》只有一张，既然是道光年间张仲远使人绘《海客琴樽图》，则乾隆时期的曹雪芹就不可能绘、题《海客琴樽图》。实际上，这种逻辑过分简单了。

按，海客指航海者。唐人骆宾王《饯郑安阳入蜀》云: “海客乘槎渡，仙童驭竹回。”《宋史·方技传下·僧志言》载: “海客遇风且没，见僧操絚引舶而济。”日本人、朝鲜人、冲绳人皆渡海而来中华，在中土人士看来，其人皆为海客。又，琴樽者，亦作“琴尊” “琴罇” ( 琴、酒樽都是文士悠闲生活的用具) 。南朝齐谢朓《和宋记室省中》云: “无叹阻琴樽，相从伊水侧。”唐陈子昂《群公集毕氏林亭》: “默语谁相识，琴罇寄此窗。”“海客”“琴樽”连用，不过写海外文人优雅生活状态而已，如国人之“行乐图”种种。

也即道咸时人可作《海客琴樽图》，未必乾隆时人不可作《海客琴樽图》，史树青、胡文彬之论曹雪芹未有《海客琴樽图》似不能成立。

又，陶北溟、张伯驹皆是民国著名的收藏家、鉴赏家，二人目见曹雪芹题《海客琴樽图》，除非有极其准确的证据证明其伪，似不可以“误记”论之——曹雪芹题《海客琴樽图》，经过流传，顾太清题之，亦复正常——而曹雪芹题《海客琴樽图》笔迹复可与魏宜之藏空空道人书“云山翰墨冰雪聪明”笔迹相比，似可证明《红楼梦》之“空空道人”与曹雪芹自谓“空空道人”皆有特殊用意。

除了收藏、目鉴过曹雪芹家族、曹雪芹文物外，张伯驹先生还曾见过有关《红楼梦》的相关文物，一为“庚辰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为“脂砚”，一为“三多六桥”本《红楼梦》。

“庚辰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红楼梦》传播史上最重要的一种。

该本各册卷首标明“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第五至八册封面书名下注: “庚辰秋月定本”，“庚辰秋定本”。该本存七十八回本，即一至八十回，中缺第六十四及六十七两回，第六十八回脱去六百余字。十回一册，共八册，每半叶十行，行三十字。该本有不同于甲戌本的2000多条批语。

1933年，该本的收藏者徐星曙将“庚辰本”借给研究《红楼梦》的胡适。胡适用自己所藏“甲戌本”进行过部分校勘，1月22日，撰《跋乾隆庚辰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钞本》。

1948年冬，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北平，局势越发迷离。周汝昌的同学周培章邀其一同入城，到王姓同学家( 大族) 探访消息，二人步行进城，周汝昌借住于东四牌楼七条的王宅。1949年1月19日，陶洙访周汝昌于王宅。

陶洙(1878—1961) ，字心如，江苏武进人，工山水、花卉，俊逸秀雅，是近代藏书家，出身京师刊印古籍世家。陶洙称，他有《红楼梦》庚辰本的晒蓝版。1949 年3月11日，陶心如托张伯驹将自存庚辰本《石头记》转交周汝昌。后经张伯驹介绍，此本归燕京大学。

《燕京学报》在第37 期发表了周汝昌《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文章开头便说:

乙丑之春，庚辰本石头记归燕大图书馆，深庆秘籍之得所。余于是书尝事检索，爰为草此，用以代跋。

“乙丑”即1949年。1952年，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并迁入位于海淀的燕京大学，此书遂归北京大学图书馆。

早期的《红楼梦》抄本上，多有“脂砚斋”等人的批语。这些批语暗示，脂砚斋等人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关系紧密，似乎深知曹雪芹、《红楼梦》的某些底里。

1963年元旦，张伯驹友人“戴亮吉君持以示余，因为吉林省博物馆以重值收之”。

据说，此砚属清末著名收藏家、金石学家、曾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川汉和粤汉铁路督办的端方，边款有“素卿脂砚，王穉登题”字样。

张伯驹( 署名“丛碧”) 《脂砚斋所藏薛素素脂砚》叙“脂砚”情况云:

珊瑚红漆盒，制作精致。清乾隆尺宽一寸九分，高二寸二分。盒底小楷书款: “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盒上盖内刻细暗花纹，薛素素像凭阑立帷前，笔极纤雅。右上篆“红颜素心”四字，左下“杜陵内史”小方印，为仇十洲之女仇珠所画者。砚质甚细，微有胭脂晕及鱼脑纹，宽一寸五分许高一寸九分许。砚周边镌柳枝旧脂犹存。背刻王稚登行草书五绝云: “调研浮清影，咀毫玉露滋，芳心在一点，余润拂兰芝。后题素卿脂砚王稚登题。”按，万历癸酉，百谷年三十九岁。砚下边刻隶书小字“脂研斋所珍之研其永保”十字。依此始知脂砚斋命名之所由。

1963年春节，张伯驹回北京过节。2月10日，红学家吴恩裕到访北京后海南沿张宅，张伯驹先生取“脂砚”共赏。20日，张伯驹去信周汝昌。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云:

张伯驹先生在收得脂砚的当年二月二十日，曾有来信提出: “我意此砚发现，似足证明脂砚斋非雪芹之叔。”

张伯驹回到长春后，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也目验了这块砚台。1963年3月22日，张伯驹复王世襄函中写道:

脂砚已交吉林省博物馆( 属馆有) ，展览时，由馆中派人与《楝亭夜话图》一并送去。

1963年8月，脂砚在故宫文华殿举办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上展出。1973年，周汝昌在《文物》第2期刊发了《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其中就专章介绍这方脂砚。

总体而言，在当时目见此砚的文物专家、学人并无人怀疑此砚的真实性。张伯驹代吉林省博物馆收藏此砚，并因各行业专家目鉴、传播此砚情况，为研究《红楼梦》早期抄本脂砚斋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四、关于《红楼梦》传播及其他的相关文字

( 一) “三多六桥本”《红楼梦》

“三多六桥本”《红楼梦》是红学史上的一桩奇案，而此案与张伯驹有相应的关系。

1973年，北京昆曲研习社社员张琦翔(1922—1982，抗战时期在北大文学院随许雨香习曲，工巾生，尤擅场面) 到访张伯驹处，偶然谈及“三多六桥本” 《红楼梦》，张伯驹随后将此消息告知周汝昌。

周汝昌《张伯驹和潘素》回忆云: “有一年的重阳节，他来信特将‘三六桥本’石头记珍本的消息与情况写示于我，因此还各赋《风入松》新词叠韵倡和。”词云:

风入松（张伯驹）

艳传爱食口脂红，白首梦非空。( 史湘云后嫁宝玉) 无端嫁得金龟婿， ( 探春嫁外藩) 判天堂、地狱迷踪。( 宝玉曾入狱) 更惜凤巢拆散，西施不洁尘蒙。( 王熙凤被休弃)

此生缘断破惊风，再世愿相逢。( 薛宝钗以难产死) 落花玉碎香犹在， ( 妙玉流落风尘) 剩招来、魂返青松。( 总括红楼梦) 多少未干血泪，后人难为弹穷( 指后之红学者) 。

正是在张伯驹的介绍下，周汝昌、胡文彬、周雷等才得以访问曾经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当事人张琦翔先生，了解这一在《红楼梦》传播史上的重要文本。1975年7月1日，胡文彬、周雷采访张琦翔，曾作调查报告，对此事来龙去脉记载颇详，云:

三六桥藏本《石头记》的传说，来源于张琦翔同志。一九七三年冬，周汝昌同志根据张伯驹先生提供的线索，曾向张琦翔同志作过调查，得到了“第一手的翔实资料”，收入《红楼梦新证》增订本中( 936—938 页) 。一九七五年六、七月间，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在张琦翔同志和张伯驹先生的帮助下，获得了更为详尽、确切的第一手资料。

张谈话内容如下:

一九四二年末和一九四三年初，北大举行读书会，我在会上讲了《红楼梦》。我当时正在看《红楼梦》和《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在会上做的就是关于《红楼梦》的报告。内容有: 《红楼梦》的背景、时代、地点、作者、版本等。当时读书会的顾问是日本籍教授( 哲学系的) 儿玉达童。我报告完了，散会后，儿玉达童找我个别谈话。我们是在讲台边上谈的，有时他还在黑板上写些字。他说:在我们日本有一个三六桥本的《石头记》，有后三十回，我看过后三十回，内容有:

湘云和宝玉结了婚。( 儿玉的汉语不太好，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写粉笔字，帮助说明。讲到这里，他写了“结缡”两个字。)

宝钗死于难产。( 写了“难产”两字，又写了“分娩”两字。)

探春远嫁给外藩。( 写了嫁“外藩”，“远嫁，杏元和番”。)

妙玉堕落于风尘。( 写了“风尘”两字。风尘在日文中，是妓院的意思。)

王熙凤被休弃。( 写“休弃”两字)

宝玉后来入狱。( 写“狴犴”两字。)

小红和贾芸结婚了。( 用线连起来，引到“结缡”上。) 他们还去探监，看宝玉。

黛玉的结局没有谈到。

……

三六桥，我当时还以为是地名，后来同俞平伯谈起来，他说三六桥就是三多，我才知道是人名……孙楷第曾到三多家里去过，亲自听三多说，他有一个后三十回的本子。但三多只是说说，并没有从书架上拿出来给孙看……

儿玉达童是一九四○、四一年左右来中国的，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日本去了。他从三多那里看到这个本子，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到四二年之间……

我在读书会上的报告，整理成文字稿，加了一段杂记，写到三六桥本的情况。稿子送给校刊编辑部，杂记被删掉了，其余的登在《北大文学》一九四三年第一期( 夏天) 上。其中只提到一句话:据儿玉达童说，他看到过三六桥藏的《石头记》……

孙楷第是亲自听三六桥讲的，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里记了这个本子……

按，三多本《红楼梦》将湘云、宝玉结合，明显受到了《红楼梦》第三十一回的“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中湘云、宝玉各有金麒麟和“双星”意( 白首双星指隔银河对望的牛郎、织女二星，非指白头到老) 的影响，误解了《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湘云判词“展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红楼梦》十二支”《乐中悲》“厮配得才貌仙郎……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的意思，当是《红楼梦》早期续书的一种。

不过，张伯驹将三多本的消息传递给红学界，到底是使学界了解了《红楼梦》传播史上一个重要续书版本，意义不可谓小。

《红毹纪梦诗注》第一部《余自七岁起所观昆乱演员及各地方戏演剧》第五二条载:

演出红楼饰雪芹，将钗作弁亦风神。

一生忠厚兼谦抑，赢得梨园号圣人。

其诗咏著名京剧小生姜妙香( 1890—1972 年)谦逊美德，然涉及《红楼梦》的传播与改编，故附于此，诗注云:

姜妙香早岁为青衣，后改小生，陪梅兰芳演戏，兰芳排演《红楼》剧，妙香饰宝玉，亦能表现其娇憨气。

张伯驹另有一《红影和瘦愚咏红楼梦影剧》云:

天亦浑浑者，呼天莫可由。人间怨偶，有几凤鸾俦。海茫茫，填不尽，心惨切，意绸缪。借影幕，说前身，凝恨炯双眸。

恩情生死共，弄巧拙人谋。泪红脂砚，写来至尾从头。算西风、扫尽旧村黄叶，只馀一梦诉温柔。

该词作于1964年，与著名文学翻译家周瘦鹃观越剧电影《红楼梦》( 1962年，徐玉兰、王文娟主演) 后和词。“弄巧拙人谋”当指王熙凤调包计，可见其观点受周汝昌《红楼梦》后四十回高鹗续作影响甚深。

张伯驹与周汝昌相识于燕京大学，机缘是张伯驹在燕京大学中文系举办的个人书画收藏展，周汝昌和张伯驹题纳兰性德小像词，其后，二人交往颇多。张伯驹题纳兰像《贺新郎》云:

坛坫君牛耳。镇风流、插貂勋戚，簪花科第。善怨工愁缠绵甚，芳草荃兰意。徐司寇、堪称知己。应是前生王逸少，对江山、漫洒新亭泪。看玉骨，横秋水。

词如饮水能醒醉。怪才人、偏多薄命，天胡相忌。有限好春无限恨，此恨何时能已。又今日、侯生壮悔。留取楝亭图卷在，几伤心、旧梦红楼里。怜同病，应须记。

丁亥三月于丛碧。“丁亥”指1947年。“留取楝亭图卷在”指曹寅《楝亭图》上有纳兰性德题跋，“几伤心、旧梦红楼里”当指纳兰词善愁，在桑榆墅多作愁词，非如周汝昌所谓，张伯驹认同社会上广泛流传的《红楼梦》系纳兰性德家事说。

1953年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影响极大，学人赞誉甚多，张伯驹亦有《潇湘夜雨题红楼梦新证》赞之，云:

丝藕萦心，砚冰滴泪，脂红写尽酸辛。可怜儿女此天真。生死误、多情种子，身世似亡国词人。江南梦，楝花落处，已是残春。

千年哀史，曲终不见，弦断犹闻。有庾郎才笔，犹为传神。辞绝妙、还猜幼妇，文捭阖、更起新军。看坛坫、声华藉甚，鹰隼出风尘。

“生死误、多情种子，身世似亡国词人”，一写曹雪芹家世，曾经由辉煌到落魄的遭遇，恰如南唐后主李煜; “江南梦，楝花落处，已是残春”，则写曹雪芹时代曹家已经辉煌不再。

“千年哀史，曲终不见，弦断犹闻”，写《红楼梦》非曹雪芹全笔; “有庾郎才笔，犹为传神”写《红楼梦》文学技法之高妙; “辞绝妙、还猜幼妇，文捭阖、更起新军。看坛坫、声华藉甚，鹰隼出风尘”，称赞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独树旗帜，正在上升之时也。

张伯驹夫人潘素善画，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200 周年，周汝昌因曹雪芹友人敦诚《寄怀曹雪芹霑》“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羹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句，请潘素绘《黄叶村著书图》，张伯驹先生作《风入松·题＜ 黄叶村著书图＞》，云:

斜阳衰草暮云昏，黄叶旧时村。东风已了繁华事，忍回头、紫陌红尘。砚水滴残心血，笔花幻出灵魂。

非烟似霰总无痕，知己几钗颦。是真是假都疑梦，借后身、来说前身。剩有未干眼泪，痴迷多少情人。

“砚水滴残心血，笔花幻出灵魂”写曹雪芹西山著书之不易与投入，“是真是假都疑梦，借后身、来说前身”写《红楼梦》中曹家元素，“剩有未干眼泪，痴迷多少情人”则写以周汝昌为代表的一干红学家之研究《红楼梦》并曹家事。

另，1963年，除烦请潘素作《黄叶村著书图》，周汝昌亦曾请徐邦达作此素材画作，张伯驹先生有《风入松和邦达答玉言属画＜ 黄叶村著书图＞》。

1979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旦宅绘图挂历《红楼梦图咏月历》( 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编辑) ，挂历共收图12张( 长52厘米，宽37. 5厘米) ，吴世昌( 正月射谜、五月扑蝶) 、姚雪垠( 二月放鸢、七月窥窗) 、茅盾( 三月读曲、四月葬花、十一月补裘、十二月赠梅) 、周汝昌( 六月拾麟、九月攒金) 、张伯驹( 八月咏菊、十月描园) 等为之题诗。

张伯驹先生所题二诗，《张伯驹集》似未见收录，云:

咏菊

黄花满地可消愁，翠管金笺试共讴。

只是西风非解事，一场春梦不宜秋。

是画绘《红楼梦》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张诗咏之。

描园

描来画笔大观园，楼阁参差抵外藩。

幻影艳情吹唇气，门前狮子亦无言。

惜春作画是历来《红楼梦》绘画常见题材，见于《红楼梦》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潇湘子雅谬补余香》。惟此处张伯驹先生之题“描园”之“描”字可思。书中宝钗道:

这些楼台房舍，是必要用界划的。一点不留神，栏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门窗也倒竖过来，阶矶也离了缝，甚至于桌子挤到墙里去，花盆放在帘子上来，岂不倒成了一张笑话儿了。

原先盖这园子，就有一张细致图样，虽是匠人描的，那地步方向是不错的。你和太太要了出来，也比着那纸大小，和凤丫头要一块重绢，叫相公矾了，叫他照着这图样删补着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

也即是说，《红楼梦》中惜春作大观园图，需要界画楼台、增减景观、添写人物，张伯驹先生做“描画”，正是从书中所谓“照着这图样删补着立了稿子”而言的。即此，可见张伯驹对《红楼梦》细节的熟悉和关照。

自1947年前后收得《楝亭图》，一直到1982年逝世，张伯驹先生与曹雪芹、《红楼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理清楚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了解红学史上诸多文物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红学的反思与进步; 同时，也有助于了解张伯驹对近现代红学不同阶段做出的巨大贡献，有助于了解他与近现代诸多文化名人的交游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