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 -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提要】治镜阁是清漪园西北部水域中的一座圆形曼陀罗坛城式建筑，建于乾隆朝，毁于晚清时期，现仅存城墙夯土。晚清重建颐和园时，对该建筑进行过大量重建设计，留下了丰富的设计图纸及烫样资料，但并未实施。本文通过对大量治镜阁档案史料的深入解读分析，细致呈现出了不同史料中的治镜阁建筑形象，并指出了颐和园时期的治镜阁复建设计与原清漪园治镜阁建筑之间的重大区别，提出了治镜阁复原设计的基本原则，对正在开展的治镜阁复原设计具有参考意义。最后，主要展开对治镜阁建筑的文化内涵、价值、历史功能及其在清漪园总体规划中的意义作出了新的挖掘、阐释与探讨，特别是从清代皇家宗教文化的视角对该建筑的文化功能提出了新见。

在清代皇家园林颐和园西北部水域的中心，矗立着一座面积约4千平米的圆形岛屿，该岛孤悬湖心，碧水环绕，无舟楫可通。中心处，森然壁立着两重高大厚重的夯土墙残迹，显示出这里曾有过一座瑰伟的人工兴筑，这就是清漪园治镜阁遗址。

由于仅存残迹（图一、图二），欲呈现治镜阁建筑的本来面貌，须稽考相关文字、图像史料。目前可搜集到的对复原治镜阁建筑历史形象有参考价值的史料主要有以下几种，通过不同的史料可以分别了解治镜阁的不同方面，其详及分析如下。

(一）《日下旧闻考》。乾隆三十九年开始编撰，五十至五十二年成书的《日下旧闻考》，是关于清代北京历史、地理、宫殿、苑囿情况记载最为翔实的一部资料选辑，该书为乾隆皇帝钦命大学士于敏中等人领衔编撰，故称“钦定”，权威性很高。该书第八十四卷专列清漪园一卷，其中有关于治镜阁建筑虽然简约但最为直接和完整的文字记载：

畅观堂西北湖中圆城，为门四，其上为治镜阁。[臣等谨按]圆城四门，南额豳风图画，北曰篷岛烟霞，东曰秀引湖光，西曰清含泉韵。其中复为重城，四门额曰南华秋水，曰北苑春山，曰晖朗东瀛，曰爽凝西岭。阁制凡三层，下曰仰观俯察，中曰得沧州趣，上悬治镜阁额。[①]

通过这段记载，可知岛上建筑是由两个部分组成，即“圆城”和“治镜阁”，圆城有东、西、南、北四个门，圆城之内又有一重城，也有四门，都分别有四字题额；城之上的三层楼阁名治镜阁，一、二、三层分别悬挂“仰观俯察”、“得沧州趣”和“治镜阁”的匾额。可见当时的治镜阁并不是对整座岛上建筑的指称，而是专指城上的三层楼阁。而今天，治镜阁已经成为包括圆城（即下面两重城垣）在内的整个建筑的统称。

(二）乾隆御制诗。乾隆一生作诗成癖，所到之处常有咏记。乾隆诗的最大价值在于其纪实性，直接描述所到之处的景观建筑面貌、来历等史实，其作用有时能够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尽管乾隆留有关于治镜阁的诗咏八篇，但关于治镜阁的建筑面貌却不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有关的是“三层迥出奇”、“三层楼适可”[②]等诗句，只能说明阁为三层。

(三）《治镜阁陈设清册》。对清漪园内的大量建筑内陈设，自嘉庆五年（1800年）开始，按照静宜园、静明园等皇家园林的成例，内务府每年派司员查一次，每五年钦派总管内务府大臣清查一次，造册二份，详记建筑内各位置摆设的陈设物品及其完好情况，分别存清漪园本处和奉宸苑。陈设清册虽然是建筑内摆设物品的登记册，但通过详细描述摆设物品所在的位置，后人可以获得关于该建筑的名称、间数、层级、朝向、功能、各建筑间关系等许多重要信息，是研究该建筑历史面貌的珍贵资料。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完整的嘉庆十二年《清漪园陈设清册》中恰好有一份《治镜阁陈设清册》。为节省篇幅，笔者以下只节录对了解治镜阁建筑的面貌、结构和功能内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部分：

明间面南安红彩漆地平一座……地平上面南安紫檀嵌大理石宝座一张……上设紫檀嵌三块玉如意一柄……左边设绿皮鞘剑一口（紫檀架）右边设紫檀长方高几一件……两边安鸾翎宫扇一对……前面安紫檀边腿黑漆心书案一张上放宣窑清花宝月瓶一件……宝座后安紫檀镶大理石三屏照背一座……北墙上挂黑漆金花边香色漆心黑漆字横披匾一面前面横楣上挂紫檀边南漆心金字仰观俯察匾一面……明间中间安……两次间窗户台下安……东西间正面中间安青绿诸葛鼓二件（楠木架座）对面窗户台下安……两次间门上挂古铜春绸袷软帘二架对面门上挂石青绸帘刷二件北一间中安……楼梯门上挂石青绸帘刷二件

中层安红油地平一座……面南安黑漆三屏罗汉床一张上铺……两边安紫檀边腿菠萝漆心高香几一对……背后墙上挂……二檐横楣上挂御笔锦边红绢心壁子匾一面明间方窗下安……两边门上挂……两次间门上挂……北一间中间安黑彩漆椅式宝座一张……楼口南墙贴御笔字横披一张楼梯门上挂石青绸帘刷二件

上层面南安木贴金踏跺金龙龛一座内供木贴金神台一座上供铜胎无量寿佛一尊（随铜莲花座）莲花座上供铜胎无量寿佛一尊（随紫檀背光座）洋珐琅五宝五件……前面安红油供桌一张里层供木贴金八吉祥外层供洋瓷五供一份龛内满铺黄花毯一块……外檐上下门上挂毡竹帘各拾架

四角方亭门上挂青布帘刷四件南面西亭内设……东亭内设……北面东亭内

1. 印证和充实了《日下旧闻考》的记载，治镜阁建筑为三层，其中一、二层为地平、宝座、掌扇等宫廷陈设，三层为佛像法器等宗教陈设。

2. 主要陈设皆面南而设，因此该建筑以朝南为正向，故《日下旧闻考》中所记的“治镜阁”等各层匾额应悬挂在建筑南面。

3. 楼阁一层有明间、两次间及东西间，说明其治镜阁建筑至少是五个开间；按照描述顺序，楼梯口应设在阁内的最北间；二层比一层开间减少，楼梯口设在北间；三层则开间更为减少。这说明，三层楼阁的体量是呈往上收束减小的。

4. 城上还有四个方亭，分位于西南、东南、东北、西北四隅（笔者按：应指内城)。

5. 有宫门四座，与游廊相接，故有青布帘刷八件（笔者按：应指外城）。

(四）内务府《修缮黄册》。《修缮黄册》是清朝内务府记载皇家建筑修缮工程项目的内容、用银、用料情况用以最后销算的薄册，是建筑修缮的历史纪录，能够部分反映建筑的历史信息。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四十三年黄册载：“清漪园治镜阁二柱三楼牌楼四座内，……拆修满换中柱八根，挑换垂柱两根，……花板十三块，摺柱六十根，雀替五块，坠山花十四块，……添按戗木十六根……头停苦灰泥背各一层，调大脊，瓦九样绿色箭边中心黄色琉璃脊瓦料，……垛口十八座，各长二尺五寸，东门楼下檐砸坏飞檐椽六根，……”及乾隆四十六年《清漪园治镜阁拆修牌楼四座……销算银两总册》中载“治镜阁二柱三楼牌楼四座，内东一座被风刮倒……”可知，治镜阁前尚四座二柱三楼牌楼，分位于东、南、西、北四面；治镜阁屋顶的形式虽然不能准确确定，但从有“山花”、“大脊”的情况看，必有某种歇山式屋顶；琉璃瓦为黄色绿剪边。

(五）清代绘画。除了通过以上文字史料来构建岛上的形象外，还有几幅清代绘画作品可供更为具体的形貌。

1.《京畿水利图》，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绘者爱新觉罗•弘旿，康熙皇帝之孙，是乾隆至嘉庆时期著名的宗室书画家。该幅长卷描绘了乾隆年间北京地区的水系分布和水利设施，画面即从香山、玉泉山、昆明湖开始，其中治镜阁是昆明湖中重点描绘的景观。这是治镜阁建筑的第一次形象现身，描绘了两重城垣和楼阁基本形貌，但该画卷的描绘重点是京城水利系统的源流，景观建筑描绘多为写意手法。画中外层圆城有一券洞门，上有一座三楹两卷棚顶歇山建筑，城上为一圈游廊；内城上可见两座重檐歇山式建筑；治镜阁则为圆形攒尖式三层楼阁；建筑屋顶似为黄、绿色琉璃瓦（图三，彩色图版21)。

2.《五园图》，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佚名绘，现藏北京图书馆，纸本彩绘，该图细致描绘了清代五园三山（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主要建筑及外三营（火器营、精捷营、健锐营）营房的布局和面貌，建筑旁边皆有文字说明，应是作为舆图绘制和使用的，因此具有很强的纪实性。在该图中，治镜阁下两层圆城上都分别建有一圈游廊，各连四座歇山式建筑；中间楼阁为三层；建筑屋顶皆覆黄色琉璃瓦。

3.《西郊名胜图》，晚清佚名绘。该图与上图视角、内容与性质相似，但关于治镜阁建筑的部分有所差异，要相对粗糙一些。图中两层城垣似被画为六角形，两层城上皆有游廊，黄色琉璃瓦覆顶（图四，彩色图版22)。

4.《颐和园图》，晚清佚名绘。画中两层城台上皆有游廊；治镜阁三层，阁顶为类似故宫角楼的十字脊歇山式。

5.《颐和园全图》，晚清佚名绘。该图中的圆城为三重，外两重上皆有廊，各连四座二层门楼；治镜阁三层，屋顶为四方攒尖式，覆黄色琉璃瓦（图五）。

另外，笔者还看到过故宫等博物馆以及民间收藏者手中的几幅清代及民国初年的颐和园全景绘画，对岛上建筑的描绘基本大同小异。中国传统绘画具有写意的特点，反映建筑形象不一定非常忠实，另一方面，这几幅绘画作品大都产生于晚清时代，即建筑已经遭到破坏的时代，不能不考虑到时人的笔墨回忆和再现会有想象性误差，因此在运用这些图像资料时必须审慎。但即使是晚清甚至民初的颐和园全景绘画作品，也毕竟去当时未远，必有实物、图像、文字或口述资料的依据，其反映的建筑形象也基本相似，因此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六）“样式雷”图纸及“烫样”。“样式雷”是著名的清代宫廷中世袭的建筑设计世家，曾为皇家设计了大量的宫殿、园林、陵寝、衙署等建筑，其遗留的丰富的皇家建筑勘察、设计图纸和烫样是了解这些皇家建筑的珍贵资料。

1.《清漪园图》，是一份史料价值极高的样式雷图纸，从图上所绘内容分析，应是在颐和园的名称还未出现的1887年前后绘制。佐证其他档案记载，1887年1月，建在清漪园耕织图旧址上的昆明湖水操学堂建成开学，同时建在大报恩延寿寺基址上的排云殿举行上梁开工仪式，而图中水操学堂建筑已经落成，而大报恩延寿寺部分基址未动，因此可断为1887年前后无疑。图中的治镜阁绘为地盘图样，可见是对此时该建筑的遗址勘测，清楚地反映了该建筑的平面形式：治镜阁一层平面为十字套方形，四面各显五间，并前出廊与抱厦；夕卜城台下东、南、西、北四面各设一座码头，城上东、南、西、北四面各有一座三开间的宫门建筑，以一圈游廊相接；内重圆城上也建有一圈游廊，分别连接起东南、西南、东北、西北隅的四座三开间方形建筑，在游廊外的东、南、西、北面则建有四座牌楼。该图是颐和园刚开始兴建时做的清漪园治镜阁遗址的勘测图，是反映治镜阁建筑布局的珍贵历史资料，但该图也有粗疏之处，如关于两层圆城上游廊的间数，就有不对称、不细致的缺点（图六）。

2.《拟恢复治镜阁图样》，现藏北京图书馆。该图是光绪时期准备复建治镜阁的重新设计图样，像对许多其它园内建筑的改建一样，这次设计将原来的三层楼阁改为两层，屋顶的形式较为复杂，为类似故宫角楼的十字脊歇山式；外城墙东、南、西、北四面有四门，相应城上位置有四座宫门，为单檐歇山屋顶，覆黄色琉璃瓦绿剪边，每两座宫门之间以15间游廊相连；内城墙上四门设于东南、西南、东北、西北面，与外城四门呈45度角相对；内城上的四座方亭为四角攒尖庑殿式屋顶，牌楼为四柱三楼式；值得注意的是，内城上没有游廊（图七，彩色图版23)。

3.《光绪时期治镜阁烫样》，现存故宫博物院，为光绪时期重新设计的治镜阁样式模型，制作细致（图八，彩色图版24)。该烫样大量继承了原来的建筑设计，为后人了解治镜阁建筑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治镜阁一层四面各面显五开间，四周出廊，平面呈十字套方形；二层与一层一样，但四面又各出抱厦；三层为四角攒尖方亭形制（图九，彩色图版25);上层城台上牌楼、方亭已遗失，但字签尚存，四座亭子的正下方为内城的四座城门（图十）；值得注意的是内城上没有游廊，但也不排除是连同字签一起遗失，因为外城上游廊的字签是贴在屋顶上的（图一一，彩色图版26);外城上南、北、西、东四面各有三开间重檐歇山式城楼一座，各以15间游廊相连，游廊向内开16门；下层城台上均衡种树八棵（图一二，彩色图版27);从字签内容上看，这时的两重圆形城垣已经被称为“团城”，说明至少在光绪时期，“团城”的名称就已出现；嘉庆陈设册中提及的“宫门”此时被设计和称为“城楼”。

根据以上史料直接性的差异，对其了解历史上的治镜阁建筑的参考度可以分级：

1. 直接资料。《乾隆御制诗》、内务府《修缮黄册》、《治镜阁陈设清册》、样式雷《清漪园图》，史料最直接，价值最高。

2. 间接资料。《日下旧闻考》、样式雷《拟恢复治镜阁图样》、《光绪时期治镜阁烫样》以及其他本文未征引的光绪时期样式雷复原设计图纸、国家图书馆藏《五园图》，具有间接但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3. 参考资料。《京畿水利图》及其他多幅晚清、民国时期的颐和园全景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通过对以上各种史料的逐一分析和鉴别取舍，治镜阁建筑的基本面貌一方面在逐渐清晰起来的同时，一些之前研究存在和忽略的问题也显现出来，下面对部分重要建筑细节问题做些探讨和商榷，以求教方家。

1. 治镜阁的开间数量。《北京志•世界文化遗产志•颐和园志》及天津大学所做治镜阁复原方案都认为治镜阁一层开间数量为四面各显三间，但从上面对征引的《陈设册》、1887年前后样式雷图图纸，并参照光绪时期样式雷烫样看，应为四面各显五开间

2. 治镜阁的建筑形制。三层，平面为十字折角形，四周出廊或抱厦；在各种资料中，治镜阁顶有圆形攒尖、四方攒尖及歇山十字脊几种，光绪时期的样式雷拟复原图纸和烫样是歇山十字脊及四方攒尖式的代表，但两种图样都是复建设计，不足为确切的历史依据，只能作为参考；从内务府黄册中维修更换“山花”、“大脊”的记载可知，阁上必有歇山式顶，但也有指阁四面的抱厦部分而非阁顶的可能性。综合比较其在史料出现的频率及史料的参考度，笔者更倾向三层阁顶型制为歇山十字脊。笔者在一位美籍华人收藏家手中又看到一幅《清漪园图》，从分析纸张年代和所画建筑的情况，可以断定是乾嘉时代的清漪园图无疑，这也是笔者迄今所见到的第一幅清漪园全景图，该图中的治镜阁三层屋顶为歇山十字脊。

3. 内城上有无游廊。关于内城上有游廊最有力的证据是样式雷1887年图纸，参考晚清多幅反映治镜阁形象的绘画看，内城上也皆有游廊。

4. 两城之间地带。2004年1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志•世界文化遗产志•颐和园志》认为：“内城墙四面与外城墙相对建有四门……内外双城之间贯通湖水，内外城门之间用四座石桥相连。”此说有误，首先内外城墙的城门呈45度角对应，并不直接相对；其次内外城门之间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而是有一个高差，因此内外城门之间建桥连接和贯通湖水都是无法实现的，样式雷《光绪时期治镜阁烫样》反映的内外城之间情形虽未必是清漪园治镜阁的原始面貌，但应距离原始面貌不远，内外城之间可以确定是一个平面城台。

5.内外城交通方式。内外城门内部结构是什么样子？当年如何通过内外圈城门上内外城？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光绪时期样式雷重修治镜阁烫样在内外圈个城门上都贴有“门内道圈上城”的字签，但缺乏内部结构部分。研究成果中只有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张龙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济运疏名泉，延寿创刹宇——乾隆时期清漪园山水格局分析及建筑布局初探》对登城方式这样论述：外城“进入门洞左右两侧有扒道券拾级而上至45度方位有琉璃随墙门，出门至两圈城墙之间的院当”，内城“进门后两侧八字蹬道回转45度上城台，至二柱三楼牌楼”。笔者认为这两说尚可商榷：首先，如外城内侧设随墙门，必将大大降低城台高度，两城之间将成为一个环形夹道，这不仅与样式雷拟复建图纸和烫样等历史图像资料相矛盾（外城内侧廊下的台明不允许有设置琉璃随墙门的高度），也为据测绘而得的治镜阁遗址外层城高仅5米的实际难以容许；其次，如果外城内侧设有随墙门，那如何登上外城的宫门与游廊又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三，内城上城方式如果至二柱三楼牌楼，将使爬道出口裸露，造成雨雪倒灌，比较其它古代坛城建筑的交通方式，爬道的出口一般是在建筑之内或者加盖风雨亭的。

近年来，随着对治镜阁建筑文化内涵和景观价值的重视，复建该建筑的呼声日高，这为开展该建筑遗址的考古勘测和深入研究提供了良好机遇。笔者认为，制定治镜阁建筑的恢复方案关键应注意和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必须明确，复原设计的对象是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清漪园时期的治镜阁，而不是光绪时期重新设计在纸面上的治镜阁。应对历史档案资料进行判断、区分和综合研究，大量的治镜阁建筑资料是光绪时期准备重修治镜阁时的设计图，它们不曾实施，也不能忠实反映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清漪园治镜阁建筑原貌，且有相当多的矛盾之处，对复原设计工作最为重要的依据是清漪园时期的治镜阁建筑史料，光绪时期的复建设计中必然也有对清漪园治镜阁原状的继承，对这些资料必须经过认真分析取舍。

第二，各种资料中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是治镜阁的现存遗址。进行一项文物复原工程前，进行建筑遗址的全面考古勘察是必要的，从中可以获得最为真实、丰富的建筑历史信息。

第三，能否和如何处理建筑复建和遗址保护的关系，也需要遗址考古勘察提供不可或缺的可行性报告。

笔者希望，如果能通过对治镜阁复原的话题而进一步推动对该遗址的专业考古勘察和深入研究工作，无论对深化对治镜阁历史的认识，或是推动现遗址的科学保护或者建筑的准确复建都必然产生积极的意义！

四曼陀罗坛城建筑是乾隆时代汉式建筑技术与密宗佛教理念融汇结合的产物

治镜阁是一座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特定的历史背景的瑰丽建筑。如果将治镜阁平面图与古代佛教密宗唐卡中的曼陀罗图形相对照，其创作的依据即可一目了然：治镜阁是藏密曼陀罗的建筑形态，是藏密佛教宇宙观和理想世界的立体化、现实化和建筑化；治镜阁以汉式建筑的语汇形象地表达了藏传密宗佛教的理念，反映了乾隆时代西藏密宗佛教对统治者及皇家园林建筑规划设计的深刻影响，是乾隆时代汉式建筑技术与密宗佛教理念融汇结合的产物。

密宗起源于印度，是印度佛教的最后一个阶段，密宗却西藏地区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独特完整的西藏密宗体系。曼陀罗（或曼荼罗），来自梵语Mandaia，在古代印度意指国家的领土和祀神的祭坛，印度修密法时，为防止魔众侵入，而划圆形、方形之区域，或建立土坛，有时亦于其上画佛、菩萨像，事毕像废，称为曼陀罗，本意为“坛”、“坛场”、“坛城”或中围，并含有“圆轮众德”、“圆轮具足”、“发生诸佛”，聚集十方三世诸圣于一处之义。曼陀罗的本意是佛、菩萨所居的宫殿，其真正的含义是佛教宇宙观、世界观和佛家理想世界的具像模式。

每座曼陀罗都有自己的本尊，各种坛城形状相似，基本上是外圆内方，也有方形的；颜色各异，外呈圆形，其最外层为火焰，火焰以外为生物界，包括人类和各种动植物，表示一切生物都不能进入金刚驻锡之城，一律拒之于火焰外界；火焰之内为金刚杵，镇压一切邪魔。内城为方形城，四面有门，门口有梯，城楼矗立，内有16侍卫，每面4人，分别用红、白、黄、蓝四色象征北、南、西、东四方位；中为殿堂，内居金刚；殿堂顶层为圆形，内有小殿，内居金刚之传法师。各种不同内容的坛城，里面布置的佛像及装饰也不一样（图一三、一四，彩色图版28、29)。

曼陀罗艺术以其深奥的哲理和独特的表现形式在藏传佛教绘画、寺院佛塔建筑、宗教法器、佛事祭祀活动中被广泛采用，并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和种类，从整体上主要有绘画曼陀罗、立体建筑曼陀罗、立体法器曼陀罗，从材质上又有金、银、铜、铁、木、香泥、沙石、粉等多种材料。

与绘画曼陀罗、法器曼陀罗等曼陀罗形式相比，治镜阁是曼陀罗坛城的立体化、建筑化。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对应联系，圆城外的一镜湖水象征着众生漂浮的茫茫大海，是包括人类和各种动植物的生物界或凡界之地；治镜阁内外城部分可以视为曼陀罗中隔绝凡界的圆形外圈部分，在曼陀罗构图中，这一部分一般分为3—4层，由外到里分别为将一切有情众生拒于外界的护法火焰墙、金刚手菩萨法力护持和镇压一切邪魔八大寒林的金刚杵墙，以及以莲花瓣组成的寓意慈悲观世音菩萨的普渡莲花墙；在内圈城墙与中心楼阁之外为膜拜区域，居住着佛的部属、眷属、门徒和陈列着各种给佛的供品；正中平面为十字套方形的治镜阁就是佛居住的连同四门的方形宫殿。治镜阁建筑把超越凡俗的佛的世界转变成凡人眼睛看得见的形象，把密宗的义理和修法，通过独特的、象征性的建筑艺术手法和布局宣示传布出来。

藏传密教在有清一代的帝国政治和宗教生活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受到历代皇帝的高度重视，尤以乾隆朝为盛。

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将其先父雍正的雍王府改造成为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并请来尼泊尔工匠和西藏工匠参加京城和宫中的藏传佛教建设。

乾隆十年（1745年），乾隆帝接受了藏传密教上师章嘉国师的密教灌顶仪式。此后，每月初四都要举行坛城修供；每年的四月初二至十日都要在圆明园西北角的清净地举行唪颂上乐王佛经的活动，绘画坛城。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派画工入藏，测量和绘制布达拉宫、桑耶寺等建筑图样，为在北京等处仿建做准备。

乾隆十五年（1750年），在紫禁城西北部，建成一座明三暗四层的具有汉藏建筑风格，也是宫中级别最高的藏传佛教佛堂雨花阁，每一层中都供奉有大量的密宗佛像和供器，其中最突出的是一层中之作了3座高达4米的带有紫檀木圆罩的珐琅制密集金刚、上乐金刚、大威德金刚三大坛城。

乾隆二十年（1755年），从西藏召来舞蹈教习在宫廷中表演西藏的宗教舞蹈。

乾隆一朝，紫禁城、各处皇家园囿及北京城郊兴建和布置了大量的藏传佛教的寺庙、佛堂。

乾隆大力尊崇藏传佛教，一方面是出于稳固边疆的政治需要，因为藏传佛教是西藏、蒙古地区的普遍信仰，对这两个清朝廷极力笼络怀柔的地区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清前期诸帝顺治、康熙、雍正，尤其是乾隆对藏传佛教浸淫研习很深，在其个人内在宗教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故推动了西藏密宗佛教在皇室和北京地区的空前昌盛。乾隆晚年曾自述道：“朕自乾隆八年以后，即诵习蒙古及西番字典，于今五十余年，几余究心探讨，深识真诠”[③]，可见对藏传佛教研习沉溺之深。治镜阁建筑正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三）治镜阁体现了清代以汉式建筑形式表现密宗佛教理念的经典范例

乾隆一朝，由于对藏传佛教的尊崇，在紫禁城内、各皇家园林以及京郊内外兴建和布置了大量的藏传佛教寺庙和佛堂，这些寺庙佛堂在建筑形式上基本可分为四类：一是完全的汉式建筑，只是在内部陈设上体现西藏密宗的内容，如紫禁城中的梵华楼、养心殿西暖阁后的佛堂等；二是藏式风格为主，兼有汉式风格的寺庙，如承德避暑山庄的普宁寺、普乐寺、须弥福寿之庙、清漪园中的四大部洲、香山静宜园中的昭庙等；三是汉式风格为主，兼有藏式风格，如紫禁城内的雨花阁、以雍亲王府改成的雍和宫等；四是完全为汉式建筑风格，但充分体现了藏传佛教的文化内涵，如清漪园中的治镜阁。

这四种建筑形式反映了藏传佛教建筑文化与中原汉式建筑文化交流融合的程度和历程，尤其是以治镜阁为代表第四种形式，与西藏地区的藏式曼陀罗建筑明显不同的是，它以城墙、门楼、游廊、亭子、牌楼和楼阁这些极为普通常见的汉式建筑语汇，丝毫不露痕迹地表达了曼陀罗这一极为复杂深邃的藏传密教的佛国世界图景，体现了传统汉式建筑巨大的表现能力，在设计理念和表现方式的完美结合上所达到的高度，堪称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罕见的经典作品。

对治镜阁在清漪园总体规划中的地位和功能，以往的研究主要认为：一是在总体规划上与昆明湖中的另外两座大岛龙王岛和藻鉴堂岛共同体现了汉代以来“一池三山”的皇家园林规划模式；二是在景观价值上成为昆明湖与玉泉山之间的联结纽带，并丰富了和拓展了昆明湖西部水域的景观内容；三是具有防卫功能，是护军兵丁的瞭望哨卡。下面将从一个新的宗教文化的视角探讨治镜阁在清漪园总体规划中的意义，并兼探讨和商榷治镜阁的历史功能。

五方佛观念是密宗佛教理论体系中一个标志性的核心内容，即以毗卢遮那佛（又名大日如来）为密教的最高神和中心之佛，统帅着东方为阿閦佛，南方为宝生佛，西方为阿弥陀佛（又名无量寿佛、无量光佛），北方为不空成就佛组成的佛国神系，各佛居不同方位的佛国中，各有自己的菩萨、明妃、护法等眷属，并各具不同的神格和功能，如阿閦佛属金刚部，具有威猛破坏的特点；宝生佛属宝部，具有财富神的特性；阿弥陀佛属莲华部，是佛教中的寿神。五方五佛也是藏传佛教理想的宇宙图景。

在长期的传布过程中，特别是由于清宫的主观需求，五方佛理论也在发生嬗变，突出的一点便是主寿的阿弥陀佛的地位日益突出，根据清宫档案记载，至少从康熙时期开始，逢帝后万寿节必集中大量喇嘛唪《无量寿经》，为帝后祈求世寿绵长，祛病消疾。到了乾隆时期，这种风气达到极盛，《无量寿经》的唪颂已成定制：中正殿后殿每天念《无量寿经》，中正殿前殿、慈宁花园、正觉寺、恩佑寺、圆明园清净地等地均有诵此经的活动，遇有万寿节等吉庆日，此经的唪诵更是必不可少；乾隆帝一次造无量寿佛多达千尊的记载屡见不鲜，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为母亲的七十大寿一次献铜无量寿佛九百尊，擦擦无量寿佛九千尊；紫禁城内以及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清漪园、静宜园等皇家园林均有大量的无量寿佛的供奉。这反映出五方五佛观念的盛行及乾隆以后对西天极乐世界和长寿延年的祈求已经成为皇家宗教文化的重要主题。

(二）治镜阁体现了以五方五佛观念设计清漪园总体布局的规划思想

现代人与古人设计建造园林在理念上的主要差别是什么？毫无疑问，应该是依据的观念和知识体系不同，尽管现代人能够理解、欣赏和借鉴古人的某些造园思想，但一些已经断裂和死去了的古代知识和思想在古人造园时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现代人如果不能深入地了了解和把握古人的世界观、宇宙观、宗教观等根本性观念，而只是停留在对古人某些造园技术和手段的津津乐道上的话，那是很容易偏离古人的初衷意图的。笔者以为，对治镜阁在清漪园总体规划布局中的意义，以往的研究还终隔一层，没有触及到古人的灵魂深处。

根据联系前面征引的《治镜阁陈设清册》中治镜阁三层的供奉主尊为无量寿佛的记载，笔者认为，处于园内最西部的治镜阁在清漪园设计者的规划本意中正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主尊——无量寿佛的道场。正是因为这种宗教意图，治镜阁在建筑形制上呈现为密宗曼陀罗（坛城）的构图，从而实现了该建筑“形”（外观）与“义”（内涵）的统一；同时，也正因为清漪园是乾隆帝以为母祝寿为目的而建的一座园林，五方佛神系中主寿的无量寿佛的道场才建得如此特异突出，瑰丽奇伟。进一步，笔者认为：对清漪园这座一次性建成的皇家园林，乾隆帝在总体规划上是遵循了五方五佛的佛教世界观，即是以理想中的佛国大世界的蓝图来规划构建这个为母祝寿的园林的理想化小宇宙、小世界的，五方五佛的佛教世界观是清漪园规划的总体观念，而在这一规划框架中，代表西方无量寿佛的治镜阁占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这正体现了乾隆营建清漪园主要是为母祝寿的中心意图。

治镜阁当年做什么用即历史功能是什么？因为其高大坚固的城堡印象和孤悬边缘的地理位置等原因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长期以来有“关押犯过太监的水牢”和“护军瞭望的哨卡”等说法。笔者认为：

第一，根据前引《嘉庆十二年份治镜阁陈设清册》的记载，阁内一、二层为宝座、掌扇、文玩等宫廷陈设，三层为佛堂，从陈设内容看，这样的庄严禁地只能是供帝王专用的。

第二，治镜阁上悬挂的匾额可以约略透露乾隆帝对该建筑的使用意向。阁一层匾额为“仰观俯察”，出自《易•系辞上》中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之句；王羲之《兰亭序》中也有“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之句。该匾内容有明察天文地理，人间万物的含义，符合帝王的身份，同时也有视野开阔，享受观听乐趣的含义，符合通过游园放松身心的目的，也与帝王身份相关。

二层匾额为“得沧洲趣”（《日下旧闻考》误为“沧州”）。沧洲，指滨水的地方，古称是隐者所居。《文选•南齐谢朓•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中有“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之句，意为获得隐居水滨的乐趣。此额偏重帝王休闲的成分。

三层额为“治镜阁”，更是包含强烈的政治色彩。乾隆共留下8首题咏治镜阁的诗歌，几乎每首都要喋喋阐发治镜阁命名的意图，其中，乾隆五十年的《题治镜阁》中的表达相对最为完整。其诗曰：“湖中峙城阁，向题曰治镜。是盖有二义，申之以斯咏。一曰镜古治，善政与恶政。一曰镜今治，敬胜及怠胜。敬则其政善，民安而俗正。怠则其政恶，君骄而臣佞……”[④]治为治理，镜为明察，治镜阁四面环水，波光可鉴，每当登临，乾隆正可提醒自己要时刻以史为鉴，明察政事，治国安民切勿懈怠和骄傲。

从乾隆为治镜阁题写的匾额看，该建筑在具体使用意向上几乎不见宗教功能，而是具有鲜明的帝王个人政治自警和忙里偷闲的游览休闲意味。

第三，清漪园的管理和防卫有其定制。依据专门记载清朝皇家园林护卫与管理制度沿革的《清会典事例》：清廷设总管园务大臣总理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三园；员外郎专管一园事务；苑丞、苑副、催长分管各处殿座、河道，轮流值宿，催长以下有催副，下辖马甲、园丁、园户（负责园内花木疏理等）、匠役、庙户、闸军（负责河道清理）、水手（负责船只划运）等；清漪园大小船只均由内务府太监经管。乾隆十八清漪园开始设防，由八旗护军职掌，共设门汛六处，由一名副参领或署参领率60名护军负责；皇帝来园时则以参领三人、副参领、署参领九人，护军240人沿途清跸。[⑤]从乾隆朝到光绪朝，苑丞、苑副、催长、催副、马甲、园丁、园户、匠役、庙户、闸军、水手的数量或有增减，但设置和职能基本沿袭未变。很明显，护军驻防的规定区域是清漪园的六处门区，皇帝来园时则增加军力清理警卫沿途，并无园内驻防的规定，这也是紫禁城、圆明园等皇家宫苑护卫驻防制度的通例。

从事理上分析，护军在治镜阁上驻防瞭望，不仅与该建筑陈设和匾额所体现的使用功能与文化内涵不相符合，从军事实用角度出发，由于该建筑孤悬水中央，兵丁的轮值和通报也是很不方便的。因此，笔者认为，认定治镜阁建筑在使用上有军事防卫功能尚需确凿的史料依据，关押太监更是无稽之谈。

当本文完成不久，笔者得到了一个至少对我来说颇具有震撼力的消息：治镜阁未毁前的历史照片在国外浮现了！其拍摄者可能是当年英法联军而的随军摄影记者。无疑，这是最具价值的治镜阁史料之一！当刚刚从旅居国外的朋友处得知这一信息时，我还以为这一发现会使本文的写作和相关问题的探讨失去了一大部分的意义，因为历史老照片是一种最简单有力、最不易发生理解歧义的史料，足以使一些长期纷争的话题平息。然而，当另一位圈内的朋友让我亲眼看到这幅老照片的电子版时，我感到，一方面，这幅照片的确可以丰富和纠正以往史料和研究包括笔者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这幅照片还不足以澄清和终结围绕治镜阁建筑历史面貌的一切问题和论争：照片中治镜阁建筑已经相当残破，三层的楼阁只剩下两层，可以明确的下层城台上的游廊也毫无存留，其内部的交通方式当然也无从反映；同时，我感到欣慰的是，该照片在不少方面证实了笔者研究结论和提出问题的合理性。因此，对治镜阁史料的搜集和研究仍然深入开展的空间。

[①] 《日下旧闻考》卷八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②] 《治镜阁八韵》，《治镜阁》，孙文起、刘若晏、翟小菊、姚天新编《乾隆皇帝咏万寿山风景诗》第447页，北京出版社，1992年。

[③]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辑《西藏研究丛刊之九•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七册，354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④] 《题治镜阁》，孙文起、刘若晏、翟小菊、姚天新编《乾隆皇帝咏万寿山风景诗》，448页，北京出版社，1992。

[⑤] 《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九五》，中华书局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