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起于宋，其中由二程、朱熹一派学者所阐发的理学通常称为程朱理学，自元明以来，一直被尊为官方哲学。在清代，程朱理学虽被统治者奉为圭臬，但是在乾嘉汉学风行之时，许多士子诵读程朱的著述往往只是为了通过科举考试。直到道光年间，程朱理学才开始复兴，其突出的标志是，道光二十年（1840）唐鉴赴京任太常寺卿，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等纷纷从其问学，从而在京师形成了一个以唐鉴为核心，讲求程朱理学的群体。咸丰年间，以唐鉴为首的理学士人，更屡屡上疏，向咸丰帝建言献策，互相举荐，以图扩大理学的影响。然而终咸丰一朝，由于身处危机中心的咸丰帝对理学士人“救时”的能力一直存在疑虑，这批理学士人始终未获大用。及至同治元年（1862），倭仁一载数迁，吴廷栋、李棠阶也于同年内召入京，多位理学名儒同登显要，呈现出程朱理学盛极一时的局面。

一、以倭仁为中心的京师理学群体

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去世，其子载淳即位。不久，发生宫廷政变，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䜣封议政王，改号同治。伴随中枢权力格局的重大变化，宗奉理学者的政治地位也得到明显提高，“最高统治阶层与宗理学者的互动不断改变着宗理学者的政治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改变着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在地方，以曾国藩为首的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势力迅速扩张，很多地方都由湘人出任督抚。在朝堂，一直被咸丰帝认为“迂拘”的倭仁也在同治改元后吉星高照，先是擢升工部尚书，随即出任同治帝师，掌翰林院，授协办大学士，之后又管理户部，授文渊阁大学士，身兼“首辅、师傅、翰林学院、户部总理”等“清要之席”。

倭仁（1804—1871），字艮峰，号艮斋，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河南开封驻防。道光九年（1829）成进士，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道光二十年（1840）从唐鉴问学，从此弃王学而改宗程朱，成为以唐鉴为中心的京师理学群体的重要成员。道光二十六年（1846），唐鉴致仕还乡后，倭仁在京师理学群体中的地位逐渐升显，终成“道光以来一儒宗”。

同治年间，与倭仁同被朝廷重用的理学名儒还有吴廷栋、李棠阶等。吴廷栋与倭仁订交于道光二十年（1840）同从唐鉴问学之时，其人为学笃守程朱，对倭仁理学宗向转变的影响不亚于唐鉴。同治二年（1863），吴廷栋升任大理寺、刑部右侍郎，署户部左侍郎。李棠阶与倭仁为河南同乡，为学不讲究门户，有一定王学倾向。二人曾于道光十三年（1833）共创“正学会”，定期“会课”，持续时间达十年之久。同治改元后，李棠阶出任大理寺卿，连擢礼部侍郎、左都御史，署户部尚书，入值军机，参与机要。

倭仁、吴廷栋、李棠阶三人同时立朝辅政，“海内翕然望治，称为三大贤”。在他们周围，还围绕着很多慕名问道的翰林、御史，在一起讲学论政。比如，于荫霖同治初年官翰林时，即从倭仁“受省身克己之学”，“一以朱子为宗”。同治元年进士游百川，会试出自倭仁门下，从此成为倭仁的门生，其学问颇得倭仁赏识，倭仁遗折即为游百川所拟。可以说，以倭仁为中心的京师理学群体“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影响了一批正统派官僚士大夫，在他们中间形成了讲义理、砥名节、议朝政的风气，对于矫正自嘉道以来在官场上盛行的萎靡不振、颓堕腐败之风不无积极作用”，与以曾国藩为中心的湖湘理学群体共同推动了理学的复兴乃至“同治中兴”。

二、弘德殿众师傅的理学背景

既然理学士人对“正君心”如此重视，同治帝即位时年方六岁，帝师的选择即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此事，这些理学士大夫极为关注，并在朝野上下不断运作，誓要把这一要职抢到手。最后，清廷经过反复权衡，任命祁寯藻、翁心存、倭仁、李鸿藻等担任同治帝师，在弘德殿授读。其中，尚汉学的祁寯藻以及主汉宋调和的翁心存资格最老，但是不久翁心存病逝，祁寯藻因病致仕，推崇理学的倭仁成为众师傅之首，同在弘德殿授读的李鸿藻，以及后来增补为帝师的徐桐、翁同龢也均在不同程度上讲求理学。

李鸿藻“性至孝，为学守程朱，务实践，不苟言笑，持躬勤约，有若寒素，与倭仁最善，以道义相切劘”。咸丰十一年（1861）充任皇太子载淳师傅。载淳即位后，擢为侍讲。

徐桐“崇宋儒说，守旧，恶西学如仇”。在学术上，宗理学而黜汉学，主张调和程朱陆王之说，著有《〈大学衍义〉体要》等。同治四年（1865）初，增补为帝师。

翁同龢学术驳杂，汉学、理学、今文经学等学派对他都有一定影响，但在其日记中记载最多的是与理学人物的交往，如倭仁、李鸿藻、徐桐等。在众多理学人物中，对翁影响最大的是倭仁。倭仁与翁同龢之父翁心存同为同治帝师，又是翁同龢房师“吕文节师乙未房师”，是翁同龢的前辈。在倭仁的影响下，翁同龢接连读了《理学正宗》、《续理学正宗》等表彰程朱理学的学术著作，并公开表示：“当时帘前被慈命，蒙养工夫重心性。进讲惟闻谟训辞，退朝还主程朱敬。”

弘德殿众师傅共事时间比较长，一般来说，“春冬日必未刻，夏秋日必午刻乃散”，私下来往也比较频繁。同治五年（1866），李鸿藻嗣母姚太夫人去世，笃守理学的李鸿藻欲依礼制守孝三年，可两宫太后要求他以“圣学”为重，谕令他守孝百日后即赴弘德殿授读。于是，李鸿藻就请弘德殿同值诸人联名会奏，代为求情。虽仍不得允准，但最终李鸿藻还是得以养疾为名，行守制之实。总的说来，李鸿藻、徐桐、翁同龢等作为后辈，在治学为政等很多方面都受到倭仁的影响，在一些大事上往往唯倭仁马首是瞻，例如在同文馆之争中态度就相当一致。

三、同文馆之争背后的保守主义阵营

同治六年（1867）发生的同文馆之争，是近代中国反映中西文化冲突的典型事件。同文馆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最初主要培养外语人才。同治五年（1866）底，恭亲王奕䜣奏请在同文馆增开天文、算学馆，招考具有举人、贡生资格，或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从而在朝野上下引发一场大的论争。论争虽然主要在倭仁和奕䜣之间展开，然而在倭仁背后，是一大批理学士人的声援与支持。

在同文馆之争中，倭仁最著名的议论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学习西学，无异于诱人追求“奇技淫巧”，“上亏国体，下失人心”，最终将导致“以夷变夏”的严重后果。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存亡续绝问题的忧虑，倭仁的议论立足于“夷夏之辨”和“义利之辨”，突出表现出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想。

在论辩期间，倭仁与徐桐、翁同龢经常聚在一起商讨对策。其时，李鸿藻虽然以养病的名义在家守制，也时常参加聚会，出谋划策。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同治六年三月二十日，“荫轩三日未入值，与艮峰相国至报房，并至其家商略文字。……访兰生，点定数语”。二十一日，“甫出东华门，倭相邀余同至荫轩处，知今日递折，有旨一道，令随时采访精于算法之人。又有旨，倭仁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与商辞折。出城，访兰生长谈”。二十二日，“还做兵部朝房，与倭相议论，辞折未允也”。二十三日，“出偕倭、徐坐报房商前事”。二十四日，“遇艮翁于途，因邀至家，谈许久，知今日仍不准，与邸（恭亲王奕䜣）语几至拂衣而起。有顷兰荪来邀，艮翁在座，商酌无善策”。可见，当同文馆之争发生之时，站在前台的倭仁充当的是代言人的角色，表达的是一个群体对儒家传统价值体系的维护。

由于这场论争是在清政府决定推行洋务政策的背景下展开的，故以倭仁称病请假，清廷开去倭仁除大学士兼帝师以外的一切差使结束。然而，以倭仁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观点却在士大夫之间引起广泛的共鸣，时人对此评论说：“倭仁以大学士为帝师，负重望，反对尤力。虽忤旨，而一时清议极推服之。”从某种意义上说，光绪朝的“清流”也许正可以从中找到些许源头。

程朱理学虽然在同治朝盛极一时，然而，随着李棠阶、倭仁、吴廷栋等理学名儒相继辞世，至光绪朝，程朱理学后继乏人，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日渐衰落。虽有李鸿藻、徐桐等理学余绪仍在京标榜理学，然其号召力与倭仁、吴廷栋、李棠阶立朝时已不能同日而语。在学术上，李鸿藻、徐桐等均无学理创新。李鸿藻没有学术著述，徐桐虽著有《〈大学衍义〉体要》，但在时人看来，其德行与学问均远下于倭仁。在政治上，李鸿藻、徐桐等盲目排外，结党清流，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其顽固守旧更远甚于同文馆论争之时。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理学士人在京交游，终于在光绪朝难以为继。

* 本文选自《兰台世界》20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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