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是清朝所建的著名皇家园林，其前身是始建于乾隆时期的清漪园，光绪年间，为了给慈禧太后营造颐养之所，清廷在清漪园旧址上筹款重建，并改名颐和园。作为一座皇家园林，颐和园以其在山水布局、园林设计、楼阁建设等方面表现的成就，在中国园林史上彰显风范，引领风骚。而作为清朝历史上继圆明园之后，位于北京西郊的又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颐和园则见证了康乾盛世以来清王朝所历经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成为反映清朝兴盛衰亡的一个活舞台。正因为如此，从建园开始，颐和园就吸引了世人广泛的关注，人们从各个角度，对其展开记述和研究，为我们认识这座长期以来笼罩于神秘氛围中的皇家禁苑提供了丰富而精彩的成果。下面，试以颐和园史事类研究论文为中心，对有关研究成果和现状加以介绍，不当缺漏之处，敬祈方家补充指正。

一、 颐和园与近代海军

颐和园最先吸引人们关注的，是其兴建经费的来源、数额及其与近代海军的关系。1899年，梁启超在《瓜分危言》中说:“当海军初兴，未及两年，而颐和园之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此后名为海军捐者，实则皆颐和园工程捐也。吾尝游颐和园，见其门栅内外，皆大张海军衙门告示，同游之人，窃窃焉惊讶之，谓此内务府所管，与海军何与？而岂知其为经费之所从出也。”[①]1903年，邹容在其著名的《革命军》中斥责道：“乾隆之圆明园已化灰烬，不可凭借，如近日之崇楼杰阁，巍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铄，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无道，作阿房宫，天下后世尚称其不仁，于圆明园何如？于颐和园何如？我同胞不敢道其恶者，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开学堂则曰无钱矣，派学生则曰无钱矣，有丝毫利益于汉人之事，莫不曰无钱矣，无钱矣。……无端而修宫园，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作万寿，则有钱若干。同胞乎！盍思之。”[②]维新派、革命派的宣传干将，将矛头都对准颐和园，使得颐和园的建设经费问题，成为此后研究的一个持续重点和热点。从清末到当代，不断有人利用各种资料，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学者之间彼此交锋，颇为热烈。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即是否挪用了海军经费？挪用了多少经费？

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康有为、梁启超对这两个问题，曾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康有为认为，慈禧修建颐和园，约动用海军和铁路经费各三千万两。[③]梁启超对此也大致认同。[④]1902年，洪全福等人在《讨清檄文》中认为颐和园“初筑八百万”。[⑤]1924年，池仲佑在《海军大事记》认为“海军款二千余万尽输入颐和园之用”。[⑥]然而，这些观点大多基于猜测，缺乏材料支持，有的则是为政治斗争需要而加以夸大。

1948年8月，罗尔纲在上海《东南日报》发表《清海军经费移筑颐和园考》，该文基于此问题的研究“史家尚付缺如”的现状，引据池仲祐、梁启超、段祺瑞、王世龢、李鸿章、曾国荃等人的有关记述，认为“清廷以海军经费移筑颐和园一事，盖系当日一件遮掩不着之事实，而为时人所周知者”。认为“吾人今日虽无法考出其确数，然必在一千万两以上则可断言也。此项巨款，堂堂乎名为海军经费，然实则皆暗移为修颐和园之用。”[⑦]

但罗尔纲的观点随后受到吴相湘的质疑，他认为罗尔纲文中不少资料不足为据，并批评其忽视了《李文忠尺牍》、清实录等重要资料，因此“罗君论文内容多可疵议，实未能完全显露当时历史真相（且有不符史实处）。” 吴相湘认为，“颐和园大规模的修建工程是在甲午战后，工款的来源是公开买卖鸦片”。但他也不否认颐和园建设挪用了海军经费，只是认为“文献不足证”，“不能遽如罗文谓数近千万巨款已移作颐和园修筑之用了。”[⑧]

从吴相湘对罗尔纲的质疑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对颐和园建设挪用海军经费一事并无分歧，争议主要在于挪用的数额，而该问题也成为此后学者考察的重点。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1970年代日本代表团访华，周总理接见他们时，有人提到：‘听说你们国内普遍认为颐和园重修挪用海军军费二三千万两白银，而据我们的研究表明，只有四五百万。’此事引起总理的高度重视，国内学者遂开始相关研究。”[⑨]专家们多方挖掘资料，深入考察，提出了各具价值的观点和看法。

1983年，张利民通过梳理醇亲王和海军档案，指出“在修建颐和园工程中，究竟动用多少海军的经费，历来众说纷纭。最多者估为八千万两，最少者估为三百万两，而大多认为在二千万至三千万两之间。当今港台学者曾有人写文章推算为一千万两以上，亦有人估计为二百八十万两。以上说法，有些为当时人的传说和估计，有些为近人的推论，多寡相差竟近三十倍，令人难以置信。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缺乏第一手资料。我们曾希图以海军衙门档案来解决此案，但几经査询迄无着落，所发现的却是海军衙门奏请将其各项杂支用款不造册报户部核销的折片，说明这一秘密早已被毁踪灭迹了。”基于这种情况，他根据海军衙门的收支和工程估价测算，认为“海军的各种经费用于颐和园工程不会大于一千万两”“不少于六百余万两。”[⑩]

1984年，邹兆琦通过进一步梳理有关档案资料，对颐和园挪用海军费的名目和数额都作出了更为详尽地探讨，他认为“一、海军衙门开办等经费近三百四十万两，基本上都用作三海工程、开办昆明湖水操学堂及颐和园宣布开工前后（即光绪十二、三、四年）的工程费。三海工程虽不是颐和园工程，但它的建筑费很难与万寿山工程截然划清，而且性质上也同样属于宫廷工程，我也合并估算在内。二、海军常年经费中颐和园工程费连同昆明湖水操学堂常年经费，估计在二百二十五万两至三百二十五万两之间。三、海防捐及海防新捐估计在三百五十万两以上，但其中有一百多万两，可能与户部指拨的开办等经费中的各省海防捐相重复，可以考虑扣除。四、‘万寿山集款’估计利息四十万两，出使经费借款大约有七十七万两未还。五、以海军名义借外债九十七、八万两，并每年支付利息。六、关东铁路因户部‘暂停支放’经费，被挪用筑路费约一百二十万两至二百万两。七、慈禧无偿占有天津制造局等制造之轮船、电灯、小铁路以及船坞等工、料费，估计约四十万两左右。八、海军衙门扣除‘平余’银两，总计约达八十万两。根据以上几项，估计挪用总数约为一千二百多万两至一千四百万两之多，可能还要大一些”。[11]这是当时有关这一问题较为详尽的研究成果。

1985年，廖宗麟在《学术研究》第3期刊发《建颐和园并未挪用“海军巨款”》一文，认为建颐和园并未挪用“海军巨款”。该文所指的“海军巨款”，特指1888年李鸿章等以海军建设名义为颐和园建设筹集，后存入汇丰和德华银行等处生息的260万两款项。其流向，吴相湘在1955年文中已作考察。廖文于此并无新意，其价值，在于提醒一般泛指的“海军经费”或“海军巨款”，实际上存在各种名目的差别。对此，1986年，姜鸣在《北洋海军经费初探》中就提出，“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其数目大约为750余万两，而“把260万两巨款划入海军经费挪款园工总额是不对的，除了‘海军经费’仅是借口外，这笔经费仅是利息用于园工，本金没有动用”。[12]

1989年，戚其章在《颐和园工程与北洋海军》中，对颐和园建设的具体开支及挪用款项的方式、数目进行了考察，他认为，“迄于甲午战争为止，清政府用于颐和园工程的经费为库平银一千一百多万两，其中挪用的海防经费约为库平银八百六十万两。”针对当时有人以海军经费并非无偿占用，而是挪用；“海军巨款”并未挪用，而是用来生息，进而认为慈禧挪用海军经费对北洋海军并无实质性影响的观点，戚其章也进行了反驳，认为海军经费的大量挪用，使北洋海军的发展错过了难得的机遇。[13]

1993年，针对海军衙门有关经费收支档案缺失的现实，王道成在《颐和园修建经费新探》中认为，“从目前情况看，要想从海军经费的收支弄清颐和园的修建经费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别的途径，求出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数字。却是能够做到的。”他根据所发现的清代主管皇家工程的专门机构“算房”关于颐和园许多工程的《做法钱粮底册》或《工料银两细册》，统计出颐和园建设共有56项工程，共用银三百一十六万六千六百九十九两八钱三分三厘。据此，他认为“颐和园的修建经费在五、六百万两之间是比较符合实际的”。[14]该文虽然在统计中出现缺失，但经过厘正，则可以反向为颐和园工程经费数目提供一个参照标准。

2012年，吴琛、张龙、王其亨通过进一步整理颐和园相关《做法钱粮底册》和《工料银两细册》，发现王道成开列的“56项”工程中有3项遗漏。他们随后利用与颐和园合作对全园古建筑进行数字化测绘的机会，准确获取了园内各单体的建筑面积。通过对相关清宫档案的系统梳理，对王文已列出和未开列的工程经费项目进行了经费估算，认为“颐和园重修工程未开列工程经费项目总造价应不少于3316657.401两白银，加上已开列的3720546.901两白银，颐和园重修工程总经费应不少于7037204.302两白银。”[15]

2013年，陈先松在《历史研究》发表《修建颐和园挪用“海防经费”史料解读》，认为既有研究在史料解读上存在误读问题，不少研究者混淆了海防经费、海防专款、海军衙门经费、海军经费之间的区别，“将海军衙门经费混同于海防经费，忽略海防专款挪用数额的辨析”，通过梳理辨析，他认为，“颐和园工程经费约为8145148两，出自海军衙门经费7375148两、总理衙门经费770000两。除本为颐和园工程而筹的‘海军巨款’息银321183两外，属于‘挪用’性质的海军衙门经费数额约7053965两，而‘挪用’的海防专款数额不会超过668265两。”[16]该文是截至目前为止，有关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名目、数额最新也最为具体的研究成果之一。

除了海军经费外，2006年秦雷发表的《京师昆明湖水操学堂史论》，则考察了颐和园与近代海军关系所涉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昆明湖水操学堂。作者通过对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的梳理解读，对昆明湖水操学堂的创设背景、过程、实质、影响等都作了全面考察，认为“昆明湖水操学堂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建置的兴废及其毕业生仕途命运的浮沉皆与当时的历史大势相关联”，在中国早期海军史上留下了不容忽视的印记和影响。[17]该文史料扎实，考察全面，是探讨该问题的代表性文章。

二、 颐和园与戊戌变法

颐和园所历经和见证的事件，最重大的莫过于发生于晚清的戊戌变法了。1889年光绪亲政后，慈禧在形式上退居颐和园。然而对重大事项，仍掌握最终决定权。在紫禁城施政的光绪帝，仍然要频繁地前往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和请示。甲午战后，面对内外危局，光绪帝力图痛除积弊，励精图治。1898年6月11日，在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鼓动下，光绪发动了戊戌变法，自此至9月21日，光绪等人以西方为效法对象，废除八股，兴办学堂，创办报刊，发展工商，训练新军，裁撤冗员，启用新人，开放言论，对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制度进行了改革，然而改革开始百余日，便在慈禧为首的保守势力打击下宣告失败。在整个变法过程中，颐和园始终是这场改革的一个焦点所在，慈禧及保守势力在此来往会商，蓄势待发，维新力量则视其为反动堡垒，随之图谋策划一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18]的政变，使得颐和园成为戊戌变法中一个重要的政治舞台。

然而，和许多其他政治事变一样，戊戌变法虽然跌宕起伏，惊心动魄，但其内幕往往隐晦不清，语焉不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史料缺失，颐和园虽然是戊戌变法研究中一个无法或缺的关联词，但始终无法成为主题词。

1985年9月，杨天石在《光明日报》发表《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利用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发现的毕永年的《诡谋直纪》，通过与官方文告以及袁世凯、王照、李提摩太等人的记述相对照，披露了维新党人“围园杀后”的计划内容。1986年4月，他在《文汇报》再次发表《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根据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一通密札中称“戊戌密谋，鄙意谓必当隐讳”等内容，不但为揭秘“围园杀后”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而且也使维新党人为了政治需要，长期掩盖戊戌密谋真相的图谋也浮出水面。

此后，关于《诡谋直纪》的价值和真伪，便成为戊戌变法研究中讨论的热点。汤志钧在《关于戊戌变法的一项重要史料——毕永年的诡谋直纪》一文中，对其所发现的《诡谋直纪》的情况和价值进行了介绍和肯定，认为该件是毕永年在1898年9月12日至21日期间所记日记，“来源是有根据的，资料是可信的”，“多为一般史籍所未载，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戊戌变法史有着重要史料价值”。[19]2001年，房德邻在《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纪>的史料价值》一文中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诡谋直纪》并非毕永年日记，“内容可靠与否尚需推敲”，“至于日记所记康有为等密谋围园这一中心事件，也不可径直作为信史。”“从《诡谋直纪》的内容看，它可能写于戊戌政变后毕永年与康有为等发生分歧之时”，“就决定了《诡谋直纪》通篇对康有为持贬斥态度，全无好感，并将兵围颐和园的计划作为其草率行事的典型事例予以揭露”，因此，《诡谋直纪》中有关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情节，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2002年，汤志钧在《清史研究》发表《关于<诡谋直记>》回应，认为“房同志的结论是很有见地的”，但仍强调“《诡谋直记》来源有据，记有‘围园’的具体事迹，是具有史料价值的”。[21]2008年，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在《广东社会科学》发表《对毕永年<诡谋直纪>疑点的考察——兼论小田切与张之洞之关系及其进呈<诡谋直纪>的动机》，呼应了房德邻的观点，对《诡谋直纪》的真实程度再次质疑，他们通过笔迹核对等方式，认为《诡谋直记》实为毕永年为达到打击康有为的目的而编排的事后追述，不可一概视为信史。[22]

以上关于《诡谋直纪》的讨论，虽然质疑其可信度，但并没有否认戊戌变法期间存在“围园”这一政变图谋，随之而起另一个问题就是，光绪帝有没有参与其中？1986年，杨天石在《历史教学》第12期发表《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的“戊戌密谋”》，认为“光绪是了解并同意康有为杀荣、围园、废后密谋的，并曾命令袁世凯实施。诚然，光绪是懦弱的。但是他和西太后长期矛盾，在他处于‘朕位几不保’的时候，突然勇敢起来，铤而走险，这也是不悖于常情的。”但他的观点，遭到房德邻的质疑，在《光绪皇帝与“戊戌密谋”无关》一文中，他认为杨文援引资料均得自传闻，不足为据。没有材料能证明光绪皇帝了解康有为“密谋”，光绪也绝不可能向袁世凯发布实施“围园、废后密谋”，因为杨文“显然是没有注意到慈禧己于初四日回宫这一重要史实。”[23]此外，关于袁世凯告密问题也成为学界讨论热点，以往的观点是，袁世凯假意承诺实施“围园”计划，但返回天津后，即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导致“围园”计划破产和戊戌变法的失败。1999年，戴逸在《清史研究》第1期发表《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他在呼应既有观点和史料的基础上，对袁世凯告密的真相、过程、影响作了细致梳理，他认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与闻和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当事机紧迫时，他又不敢做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冒险举动。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后尚未告密。八月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袁世凯的告密真相及他和维新派的关系即是如此。”以上围绕戊戌期间“围园”政变所展开的一系列人物、史料、事件的讨论和辨析，使得颐和园在其间的角色和影响日渐清晰丰满。

2002年，茅海建在《近代史研究》第4-6期刊发长篇系列论文《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该文在充分检讨回应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利用档案资料，对戊戌变法的时间、过程、原委等进行了详细地叙事性辨析和回溯。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长篇论文中，颐和园成为作者的一个叙事主题，是其回溯戊戌变法过程的重要窗口，通过介绍慈禧、光绪这两个保守、改革代表人物在颐和园的所作所为，以及两人在颐和园、紫禁城之间的往来方式、频度等，将颐和园在戊戌变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分析得淋漓尽致。如作者为确定戊戌变法前光绪如何实施事前请示制度，查阅了大量《起居注册》等各类档案，认为“自光绪二十年起，慈禧太后常住颐和园，而光绪帝常住宫中，两者之间的地理距离在15公里以上。从当时的交通来看，光绪帝的行程是乘轿出神武门，经西安门出西直门，在倚虹堂少坐，然后乘轿由石路至颐和园东宫门。回程恰好相反。单程的时间约3小时。慈禧太后则乘船从颐和园至广源闸西码头，至万寿寺拈香，在御座房少坐进膳后，再乘船至倚虹堂少坐，乘轿入西直门、西安门，直抵西苑仪鸾殿。回程也恰好相反。其单程的时间约在5小时以上。从《清代起居注册》来看，光绪帝经常去颐和园，慈禧太后也时常回西苑。两人同住一处的时间比分开的时间长得多。”如为确定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前往颐和园的次数，作者通过查阅档案，认为从四月下旬到七月下旬，光绪帝共去了10次颐和园，并发布了一系列谕旨，进而得出“百日维新的重大决策及高级官吏的人事任免，基本上是在光绪帝住园期间决定的”。通过细致的史料梳理分析，戊戌变法叙述中的“颐和园”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一个有着具体人、事、物、活动、结果，并随着政治时间轴的移动而发挥不同影响的“政治空间”，为人们认识颐和园在戊戌变法以及近代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精彩而详实的研究成果。

三、 颐和园的人事物迹

颐和园（清漪园）在建成后，就成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理政与生活之所，百余年间，历代帝后在此频兴土木，举办各种礼仪活动，留下了丰富的事例与史迹，为人们考察清代帝后生活、典章制度、文化变迁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因此，有关颐和园的人事物迹也是长期以来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作为颐和园里的主角，慈禧受到人们格外的关注，但长期以来，受制于资料的缺失，以及近代以来政治变换的影响，有关慈禧在颐和园的生活情况一直停留于野史、戏说的状况，或是道听途说，或是以讹传讹，尊奉者极尽阿谀之能事，如1896年《益闻录》以《皇太后游幸颐和园恭纪》为题，报道了慈禧“新正十有二日启鸾移幸颐和园”，奉承为“真与民同乐之上轨”。而敌视者如邹容，则在本文前引《革命军》中称颐和园“其间一瓦一铄，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虚妄不实，毁誉两端，可谓一段时期内关于慈禧颐和园生活介绍与评价的情状。

1984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人员李鹏年利用档案资料，以《一人庆寿，举国遭殃》为题，介绍了慈禧“六旬庆典”情况，该文虽然立意揭露批判慈禧“奢侈糜费、荒淫无道的罪恶行径”，但基本立足于宫中档案史料，客观介绍了慈禧“万寿庆典”中，包括颐和园在内的备办器物，宫廷内外修饰、陈设、点缀以及庆典期间举行庆贺筵宴、娱乐等各种活动和花费等。[24]同时期发表的《慈禧六旬庆典点景》也介绍了相关内容。[25]

此后，随着学术空气的活跃，研究视野的拓展以及相关史料的不断发掘整理，有关慈禧娱乐、爱好、器用等方面的成果不断涌现。徐莹的《慈禧与德和园演剧》介绍了慈禧为满足自己的癖好，如何在颐和园新建德和园大戏楼，强化升平署，并广招民间名伶和外班入内廷演戏的情况，认为当时“清宫演戏之盛景可与乾隆时期比肩”，“而慈禧太后对京剧的痴迷，大大扩大了京剧的受众群，社会各阶层对京剧的追捧，使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乱弹逐渐取代昆腔成长为红遍全国的京剧。”[26]章宏伟的《光绪朝清宫演戏的经济支出》，则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对光绪朝清宫演戏的经济支出进行了探讨，其中涉及到慈禧在颐和园听戏所花费用。[27]相关论文还有《慈禧太后时期颐和园中的戏曲演出与改变》[28]、《德和园戏台研究》[29]等。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颐和园内传统的宫廷生活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时代元素，政治上保守的慈禧，在生活上并不排斥西方的技术和器物。围绕颐和园内所藏慈禧油画的由来，中外学者展开研究，揭开了慈禧当年“摩登生活”的面纱。加拿大学者邝兆江的《慈禧写照的续笔：华士胡博》，介绍了油画绘制的作者、背景以及过程，他认为，慈禧聘人画像，并送往圣路易博览会展出，应该有“要让世人一瞻慈禧的风采，藉此消解外文报刊对慈禧的刻意恶诋”的用意。文章还附有油画作者华士·胡博为慈禧太后画像的有关札记和书信等。[30]荷兰学者米卡拉·梵·瑞克沃塞尔的《胡博•华士和一副画像的故事》，则详细介绍了油画作者本人和绘制的有关情况。[31]

林京的《慈禧与摄影》，利用故宫所藏照片，披露了慈禧晚年对西方摄影技术产生浓厚兴趣后，聘请技师，花费重金，拍摄其各种神态、装饰照片的情况，其中包括慈禧晚年在颐和园乐寿堂、仁寿殿、排云殿招待外国公使夫人时，与美国公使康格夫人等的合影。“从这些历史照片中，可窥见慈禧晚年生活之一斑。这一系列富有独特纪实效果的照片，不仅留下了慈禧晚年的真实形象，也在客观上起了介绍、传播、推广摄影术的作用，此后宫廷上下，朝野内外，无不争先效尤，此风久久不衰。”[32]蔡萌则从时代和文化背景，对慈禧的摄影爱好进行了更为深层的探讨。[33]

其实在当时，除了摄影之外，颐和园中还引进了近代的电灯、电话、汽车、钟表等，这些都有相关研究成果。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介绍。值得一提的是翟小菊的《有关颐和园内建铁路的史料解析》，该文通过对日记、档案和舆图照片等资料的梳理，认为“光绪年间在皇家园林中确实修建过铁路，但不是在颐和园，而是在西苑三海”，纠正了长期流传的颐和园内建有铁路的传闻。[34]

光绪在颐和园的活动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茅海建的《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考察了1898年光绪在慈禧太后的允许下，在颐和园接见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之弟亨利亲王时的礼仪改革，认为“此一觐见礼节中，站立受礼、握手、在御座右侧坐下、握手送之、亲临慰问、检阅兵队，这些在西方国家的外交礼节是极为平常之事，但在强调‘南面为君’的儒教国度中是骇人听闻的毁国举动。所有这些体现出来的正是光绪帝对外观念的变化。”[35]

在研究过程中，清漪园时期的人事物迹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刘潞的《<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初探——内容与时间考释》，通过解读故宫所藏巨幅长卷《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考察了乾隆时期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时期颐和园的筹备情况。为我们从视觉文化角度了解清朝前期典章礼仪提供了重要的图像信息。王鸿雁在《清漪园宗教建筑初探》中，认为清漪园建筑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宗教建筑占据着清漪园的显要位置”，作者通过对清漪园内宗教建筑的分布、存毁、沿革、内容、性质、特征及出现原因等的考察，认为这既是景观设计的需要，也反映了清朝的政治信仰和当时宗教政策的需要。[36]《耕织图》碑及景区也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王潮生认为“乾隆帝创建耕织图景区是清代极具特色的劝农、勤农象征的一大创举；是乾隆帝承继历代帝王重农思想的具体体现。”[37]刘潞则在分析耕织图景观与织染局迁建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康雍乾三朝绘制“耕织图”的各自原因及其宫廷文化的不同特点，认为“小小的一套《耕织图》，不仅折射了康雍乾三朝的政治，同时也体现了清宫文化上的特点。”[38]

于洪的《颐和园乾隆<西师诗>碑的意义和价值初探》和朱赛虹的《清代皇家苑囿藏书寻踪》，则通过对颐和园内的碑刻和藏书情况的考察，再现了康乾盛世时期所标榜的文治武功。“西师诗”碑位于清漪园万寿山前山五百罗汉堂前石碑东侧，是1758年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结束和平定南疆叛乱开始时所作，记述了“清代从康熙至乾隆三朝皇帝出兵征讨准噶尔全过程，时间跨度大约为七十年，是乾隆皇帝对西北战事的总结，是研究清代西北边疆和民族关系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39]《清代皇家苑囿藏书寻踪》则指出，“乾隆时期起，敕令将禁城之内的各个宫殿，禁城之外皇家苑囿、行宫、园林等处，陈设不同的书籍，以备皇帝随时随地观览”。作者利用清代档案，介绍了清漪园内各处书籍陈设情况。[40]

张龙、王其亨的《样式雷与颐和园》，则介绍了颐和园建筑能够问世的幕后关键人物——样式雷家族，该家族是清朝历史上的建筑世家，曾承担宫殿、园林、坛庙、陵寝、府邸等皇家建筑以及帝后万寿庆典的点景工程设计。作者利用各地所藏档案资料，对样式雷家族在清漪园（颐和园）始建、辉煌、衰败、焚毁到重生的全过程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考察。[41]为世人了解颐和园建筑提供了又一把重要的钥匙。

在颐和园历史变迁过程中，庄士敦是值得一提的人物。作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他极力主张逊清皇室移居颐和园，并被溥仪任命为颐和园办事大臣，在他的鼓动下，溥仪首次离开北京城，首次游访了颐和园。对此，曲直在《庄士敦与颐和园》中进行了详细的介绍。[42]

秦雷等人所撰《国宝大迁移中的颐和园文物调查》，则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抗战期间颐和园所藏珍贵文物迁移、回归的情况，通过该文，我们得以了解颐和园“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根据建筑内外陈设需要自然聚集起来的传世精品”的有关情况，文章介绍“颐和园的可移动文物主要分类有瓷器、玉器、青铜器、书画、古籍、钟表、法琅、家具、丝织品及杂项类等，种类十分丰富”，这些文物来源“主要有宫苑拨聚、大臣进献、内务府造办处制作或采办、外国使节礼品等，相当一部分是慈禧太后几次在颐和园举办生日庆典时王公大臣们进献的寿礼，时代有自商、周、宋、元及明代以来的传世文物，都体现了当时最高水平的社会生产工艺、皇家习俗好尚与日常生活内容”，“这些文物并不以单体价值或数量多少取胜，而是以在总体上能够支撑和反映清代皇家园林的历史面貌和最高统治者的生活氛围为突出价值。”正如作者所评价的，颐和园文物是“中国皇家园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颐和园的沧桑命运相伴，园藏文物阅尽世变，其增减损益正可折射出近代中国的兴衰历程，对研究中国皇家园林文化具有重要历史意义”。[43]

此外，还有诸多从多角度、深层次考察乐寿堂、佛香阁、治镜阁、须弥灵境、转轮藏建筑、谐趣园、龙王庙、蚕神庙、买卖街等以及园内瓷器、钟表、家具所涉史事、观念、制度的论著，论出有据，分析入理，精彩纷呈。

四、 颐和园的历史变迁

颐和园之所以吸引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不仅在于它是清朝的皇家园林，也不仅它关联着清代的许多重要史事人物，还在于颐和园及其周边地区的建设发展的历史，包含着中国文化丰富的信息，映射了中国历史千百年来的发展，是我们考察中国园林、北京历史地理乃至中国社会变化的重要窗口。因此，近年来，社会各界运用多种资料和手段，对颐和园及其周边自然、人文环境的变迁都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关于颐和园及其周边的自然环境。1959年，侯仁之在《前线》第16期发表《昆明湖的变迁》，从水利史的角度，介绍了金元以来，昆明湖（瓮山泊）及其周边水系的改造和演变。2014年，吴文涛在《昆明湖水系变迁及其对北京城市发展的意义》中，对该问题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考察和介绍，认为昆明湖水系的改造及形成，为北京城提供了活水源头，奠定了北京城市水系的格局，“从辽金时期开始，这里就以周边丰富的水源和优美的自然环境逐渐成为封建王朝的离宫别苑，明清以后更由于成熟的园林体系、开阔别致的居住空间、达官贵人聚集的氛围和气场，成为京城政治文化的副中心。”[44]2015年，张冬冬在《清漪园建园前的原初环境考》中，为研究清漪园在建设时是如何相地造园，对其周边的原初自然环境情况进行了考察，他通过梳理元代以来多种历史文献有关西湖（昆明湖）的记载，并结合现代地形勘测和近年昆明湖清淤中的有关考古发现，认为“清漪园建园前，在自然与人工水利疏导的双重作用下，西湖水域中心已明显由元代盛期的西北湖域逐渐转向东南。于此同时，西湖周边的人文景观也逐步由西湖一玉泉山联署转向西湖一瓮山联署。”[45]

关于颐和园及其周边的景观环境的形成及变化。2014-2015年，夏成钢在《中国园林》发表系列文章，他以瓮山（万寿山）西侧的大承天护圣寺（功德寺）为重点，对元代以来颐和园及周边景观环境的变化进行了全面而具体的考察，通过梳理元明清三代该处山水格局在风水理念、景观设计、寺院布局、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演变过程。认为“玉泉山-万寿山之间的湖水，经历了由东向西的移动过程，其间人的活动起到巨大作用”，“从空间环境来看，元代护圣寺为区域内绝对的景观中心……明代则失去了这种绝对性，仅为地标式风景点……到清代，功德寺彻底失去了湖景的中心地位，转为溪—田交缠的水乡景观。”“从护圣寺到功德寺的演变，体现着人对自然的认识理解，也可以看到北京西北郊自然演化的一个片段，给我们留下一个标本，对未来提供参照。”[46]该系列文章为我们了解颐和园周边景观的形成提供了较为开阔的视野。

在清漪园修建以前，瓮山地区还存在好山园，在《破解好山园之谜》中，张宝章对此前认为该园是元代所修，后成为明代魏忠贤私园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好山园的修建年代，很可能是在康熙中期，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至四十六年(1707年)之间”，该园“很可能是康熙皇长子直郡王允禔的赐园。”[47]樊志斌对此则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该园“建造应不早于康熙七年”，“其主人应为康熙皇帝皇二十子、雍正四年奉贝子的胤祎。乾隆十四年冬，为营建清漪园、扩展瓮山泊时，好山园因位于瓮山泊东岸（约位于今耶律楚材墓东文昌院位置）即将要挖掘的地带上而被拆毁。”[48]胡忠良的《谈谈“瓮山铡草”》，则通过档案资料，介绍了清漪园建成之前瓮山地区“圈禁铡草”制度的实施情况，该制度是“清统治者用来处罚在宫内犯了罪失之太监”，实行于康熙年间，“其制历经三朝，前后达六十年左右”，清漪园建成后，原瓮山厩禁圈迁至吴甸，随后出现了“吴甸圈禁铡草”之制。[49]

2008年，王其亨、张龙、张凤梧等人针对“长期以来，西郊皇家园林研究多集中于园林艺术（诸如堆山、理水、建筑、植物、借景、对景等），而忽略了其历史功能研究”的不足，对清朝在西郊所建“三山五园”所承担的不同历史功能进行了考察，他们利用样式雷家族所绘制的颐和园东宫门外大他坦地盘画样等资料，认为“清漪园主要功能则是城市的调节水库，兼做演武和为皇太后礼佛祈寿之用”，而颐和园的重修，特别是“大他坦这类勤杂服务用房在颐和园东宫门外大规模的出现”，表明其“承担了问政和居住的综合功能，替代了圆明园成为西郊园林的核心，完成了圆明园与颐和园历史功能的转换，随着晚清重要政治变革‘戊戌变法’在园中的发生，颐和园成为了晚清名符其实的政治中心。”[50]该文结论虽然并不新颖，但论证方法却具有新意和说服力。2007年，张龙、刘瑗在《营造》第4辑发表《颐和园清外部公所的保护与利用》，通过对东宫门外清外部公所建筑的考察，再次强调了颐和园在晚清政治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张龙、祝玮、谷媛所撰的《咸丰十年清漪园劫后余存建筑考》，则考察了清漪园在清王朝由盛转衰，内忧外患接踵背景下所遭受的浩劫。1860年，英法联军焚掠了西郊园林，清漪园于时罹难，然而，损失的程度如何，一直没有准确统计。该文利用清漪园、颐和园相关清宫档案和重修工程图档，以及大量清漪园被焚后的老照片，对劫后余存的清漪园建筑名目、数量提出了新的看法。[51]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科技进步，人们对颐和园许多方面的认识获得了以往所不能获取的细节。上世纪九十年代，颐和园昆明湖进行全面清淤，自然、人文学科多位专家乘此机会，对湖底淤泥进行了取样分析，并成立“从昆明湖底沉积物探讨北京西山地区气候变化和环境变迁”课题组，“采用现代化手段，对昆明湖的沉积相、环境磁学、粘土矿物、化学元素、石英砂表面形貌、软体动物、介形虫、饱粉、硅藻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共获取16.5万个数据”，在分析第3号探孔15号或16号的沉积物样品时，发现介形虫、炭屑、硅藻等数据异常，通过分析，这正是颐和园遭受劫难的考古证据——漫天的灰烬落入湖区，导致湖水严重污染，生活在水中的介形虫、硅藻因此而急减或灭绝所致。[52]

清朝灭亡后，颐和园这座昔日的皇家禁苑开始逐步对外开放，1941年，上海《政治月刊》12卷2期曾刊发《颐和园清代史迹考》，作者对颐和园内“颐和园外銮驾库”、“銮舆卫衙门”、“内外奏事处”、“敬事房”等建筑、功能等进行了初步考察。2004年，高换婷在《溥仪“小朝廷”时期颐和园的对外开放》中，更为具体介绍了民国初年颐和园从皇室居住地开放为公园后，颐和园的管理、卫生、警卫、收入等情况，使我们对颐和园如何实现时代性转变的过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53]齐峰的《从<万寿山过会图>看清代末年香会的“官方化”倾向》，则通过对首都博物馆藏清末民俗画《万寿山过会图》的分析研究，并与文献记载的香会、内八档、皇会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对照，考察了在清朝末年政局动荡和北京地区民间香会的繁盛背景下，清朝统治者如何通过对北京地区香会、皇会的认可和扶植来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54]此外，还有不少研究者关注三山五园周边村落的演变情况[55]，为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了解颐和园的历史变迁提供了研究参考。

五、 小结

多年来，通过研究者的不断努力，颐和园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根据“中国知网”所收录数据统计，截至2016年9月，以颐和园为主题发表的论文约有3275篇，以颐和园为篇名发表的论文约有827篇。[56]这些论文，涉及历史、建筑、园艺、旅游、考古、地理、档案及博物馆、文学、人物传记、摄影、文化等各领域，既有微观考察，也有宏观概述，既含长期讨论的热点，也有新近开拓的课题，涵盖颐和园的方方面面。为了对有关研究现状和总体态势有更为直观地把握，现将“中国知网”所收录论文（分“按主题发表”和“按篇名发表”两种检索结果）情况按年度列图表如下：

因年份跨度较大，为便于显示，上图将21世纪前各年度数据以年代为单位显示（其中20世纪40年代因“中国期刊网”无相关数据，故暂缺），从2000年起按年份为单位显示

从上列数据来看，颐和园研究起步虽然较早，但最初发表成果并不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才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而从九十年代开始，则在论文发表数量上取得了跨越式突破。

在推动颐和园研究取得繁荣的诸多要素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档案资料的挖掘整理及利用。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是研究者探索历史面目、梳理历史线索的基本依据，史学研究的突破往往都是从史料获取和运用上的突破开始的。回顾颐和园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早期研究出现的问题，以及此后研究取得的进展，都和不同时期研究者所掌握档案史料的多寡有着重要联系，当代之所以能比早期研究者对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数目作出更为精确的估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在于当代学者掌握了更多的史料。因此，长期以来，学界都十分重视发掘整理颐和园档案资料并加以利用。据耿刘同《颐和园园史查档工作总结报告》介绍，“上个世纪70年代初，由于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的数字出现多种版本，便组织了颐和园查档工作”，“发现了当时鲜为人知的皇家园林的历史沿革、经费来源和帝后活动情况”，“为后来的颐和园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57]2014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颐和园管理处合作，编辑出版了大型档案文献汇编《清宫颐和园档案》，该书利用一档馆所藏清宫档案，围绕颐和园的修建管理及园内皇家活动等，辑录自雍正六年（1728年）至民国五年（1916年）档案约3000余件，是颐和园档案整理出版的又一重要成果。此外，历史学、档案学、建筑学、考古学等各学科学者也都陆续挖掘、辑录出各类资料，为颐和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线索，促进了研究的繁荣。

第二，研究者的交流和合作。

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通过科学探索，尽可能还原历史全貌，并厘清其内在的各种关联和变化。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多变性，要求史学研究需要多学科学者的通力合作，才可能实现综合考察的目的。反映在颐和园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学者的交流合作，对颐和园研究中很多问题的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在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问题的考察中，学者们面对相关档案缺失的现实，各辟蹊径，相互呼应，有从各种收支账目中统计的，有从建筑经费反推的，众人的集思广益，让昔日的疑点日渐清晰；如在颐和园与戊戌变法关系问题讨论中，学者通过对《诡谋直纪》等史料的不同解读和讨论，披露了“围园”计划，厘清了光绪、袁世凯、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如在考察颐和园及周边景观是如何形成时，有研究清漪园建园原初环境的，有探讨元代大承天护圣寺的，还有考察周边水系环境的，再现了颐和园及其周边景观形成的历史脉络。独木不林，积沙成塔，多年来学者们的相互切磋，通力合作，促成了颐和园研究的繁荣。

第三，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研究视野的拓展。

历史本身是一个过去式，但历史研究却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为了获取日渐湮没的历史信息，解决新时期人们对历史的疑惑，多年来，史学研究者不断拓宽研究视野，丰富完善研究方法，以增强对历史的认识和了解。在颐和园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对颐和园的研究，无论是观察角度、讨论问题以及所运用史料，都较为单一。而在随后的研究中，学者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则在不断拓展和丰富，他们运用多种理论方法，对颐和园展开了立体综合的考察，不但注重颐和园的建筑布局和技术，也关注建筑里的器物和群体；不但关注山水园林的表象，还关注其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不但关注颐和园及景观，还关注园林所关涉的政治体制及历史事变……学者们运用统计学、考古学、心理学及政治史、经济史、建筑史、图像史、戏剧史、生态史等多种方法和角度所展开的研究，不但丰富了颐和园的研究成果，也使得其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充分的解读与诠释。

总体来看，颐和园研究各方面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相信随着越来越多档案资料的整理面世，通过研究者的创新努力、不断发掘，颐和园这座古老的皇家园林一定会不断展现其历史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