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长辛店，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永定河西岸的卢沟桥畔，这里曾经是近代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发源地。1918年，李大钊在长辛店开办工人讲习所。1918年冬和1919年3月，毛泽东曾先后两次来到这里宣传革命。1922年4月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一次筹备会在长辛店召开，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序幕。历史并非偶然，长辛店成为近代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的摇篮，缘于这里以铁路工人为主体的工人阶层的成长与壮大。而长辛店工人阶层的培育，又缘于晚清卢汉铁路（又称京汉铁路或平汉铁路）的建成和自清代以来长辛店地处“通衢大道”的特殊交通地理位置。

长辛店，在清代官方文书和仕宦文人笔记中一般写作“长新店”或“常新店”，而很少写作“长辛店”。至光绪末年始有“长辛店”的写法。

长新店属顺天府宛平县，同时又受命于直隶总督。康熙二十七年（1688），顺天府设四路捕盗同知，其中长新店地方由西路同知负责巡察。而又因出京师广宁门、经卢沟桥、前往江南各省的官道经过长新店，因此长新店大街的巡察又由巡捕京营负责，具体则属于拱极城；而两边街道房屋之后的地方属于宛平县。类似长新店这种属地、管辖、巡察责任权交错的近畿地区，因巡察缉捕事宜归属不清，以至于互相推诿，很容易发生“盗匪潜踪”的案件。在雍正年间，直隶总督李卫就针对这一问题，向雍正帝提出要尽快厘清近畿地方管辖权的建议。其《请定经界疏》曰：

京师为畿甸重区，向有五城御史及巡捕京营，该管地方与州县互相交错，或地属州县而汛系京营，或汛辖外营而地为城属，即如长新店等处，街属城，房后属县，每逢雨水，道路泥泞，往来阻滞，而街非县管，呼应不灵。拱极城内数处管辖，保甲难稽。其他类此者，赌匪潜踪，彼此影射，命盗发觉，互相推诿，不一而足。……似此近畿要区，岂容因循贻误！虽屡有条奏，清查界址，添设巡检，终属犬牙相错，难收实效。至于旷野阡陌，更复茫无疆域。臣愚以为自圆明园南海淀以外，凡附京城地方，或议定以若干里为度，统归五城及京营管辖，将州县及外营所管间杂零星者，俱改正归并清楚，或向系州县外营管辖者，将附近五城所管错杂地方亦一并拨归州县外营，分晰界限，使内外文武各有责成，不相混淆，则匪类无所影射潜踪，其于巡查缉捕事宜，亦无牵制推诿，近京地方整肃，不无裨益，是否有当，伏祈圣鉴施行。谨奏。

作为直隶总督的李卫提出该建议后，雍正帝对京城八旗旗界、五城御史及步军统领衙门、京营各自管辖的界限进行重新厘清，这对于加强京城治安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巡察缉捕区域的交叉并没有消除。

嘉庆四年（1799）九月二十七日长新店发生一起盗劫大案，就暴露了长新店地方长期以来治安管辖不够严密的问题。盗案发生的当天夜晚，长新店汛兵五名，“是夜在汛者止有三名。而西路捕盗兵丁四名，是夜全未在彼巡缉”。“长新店系附京要地，人烟稠密，为商旅往来辐凑之区。该汛兵丁既少，胡季堂早应筹议添设，乃官兵止此数名，尚有全不到汛者，有到止过半者，营伍废弛，莫此为甚。拱极营游击范建举，近在该处，于被劫之次日，并未即时査办，并有离长新店三十余里之麦石口把总驰往面告被劫之事。范建举仍置若罔闻，转以护送吉林兵丁为词，前往良乡一带。彼时吉林兵丁尚未到境，该游击先期前往，冀图卸责，亦由胡季堂平日遇事因循，遂至营员毫无顾忌。西路同知孟生阜，久已患病，经朕早有闻知，面询胡季堂，尚奏其并无病症，今则卧床不起，较前尤甚。以近京紧要之区，留此久病委顿之员，恋栈贻误，皆胡季堂回护瞻徇所致。除将游击范建举、同知孟生阜革职解京，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外，胡季堂着交部严加议处”。

范建举为拱极营游击，是对长新店负有直接责任的“督缉之员”，“长新店系范建举专汛地方，自应从严参奏革职拿问”，但长新店汛地的设施长期以来也是破败不堪，“兵丁该班房屋久经坍塌，只有墩台，全无堆拨房屋”。另外，据当天应该值班汛地的兵丁李如纲、王必兴、李纯德供称，“我等于二十七日三更有广元号钱铺掌柜的来告铺中被盗，我等因长新店该班的房久经倒塌，只有墩台，全无堆拨房屋，向来总是各自赁房居住”。

二、通衢大道必经之地

长新店是京城通往江南通衝大道（官道）的咽喉之地。无论官绅士子，还是商贾走卒，往来京城与江南各省的陆路通道，一般都要走这条线路。在明清时期众多官宦文人的笔记、诗文中也留下了不少关于长新店的记述。

例如，康熙朝曾任吏部侍郎兼翰林掌院学士的浙江海盐人彭孙通，曾在长新店住宿的客店中见有一首署名“维扬女子”的题壁诗，因“甚凄惋可诵”，遂占一律，诗曰：“维扬丽色多才调，彤管凄凉寄所思。似向人间伤薄命，却来壁上写新诗。空江孤雁流哀夜，寒岭清猿迸泪时。我向此中肠欲断，天涯沦落尽堪悲。”又，清初著名诗人、浙江海宁人査慎行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离京南返，在长新店告别一路送行的孙恺似、王令诒、严宝仍、刘大山及其家兄。又，乾隆年间吏部尚书汪由敦在良乡迎驾乾隆帝回京后，途经长新店，“日已及暮，入广宁门漏下二鼓矣”。当日，撰《接驾宿常新店》诗曰：“卢沟西去压长虹，古堠严城落照红。十里惊尘行荦确，一宵孤枕梦惺忪。市嚣未散初灯夜，邻篴徐飘隔卷风。屈指频年几经宿，雪泥何处认飞鸿。”清代旗人作家文康在小说《儿女英雄传》第三回中也写到，张进宝主仆三人从庄园上起身，两个骡夫跟着，“顺着西南大路奔长新店而来。到了长新店，那天己是日落时分，华忠、刘住儿服侍公子吃了饭，收拾己毕，大家睡下，一宿晚景不提。”从仕宦文人的纪实性诗文乃至小说家映照现实的小说语言，都可以看出，长新店不仅是往来京城的通衢要道，而且是进出京城歇脚住宿的繁华小镇。

长新店也是明清时期皇帝巡幸江南或西巡五台山的御路官道的必经之地。康熙帝、乾隆帝巡幸畿甸或五台山时，出京和回京一般都是经卢沟桥走长新店这条通衢大道。由于长新店离京城很近，因此皇帝驻跸在此的机会并不多，但也不是没有。如果回京时，天黑前无法返回紫禁城，就会在长新店驻跸。例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九月，康熙帝奉孝庄皇太后巡幸五台山后返回京城时，于十月初八日驻跸长新店。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乾隆帝第四次南巡，出京时也是走卢沟桥、长新店。路过长新店时，乾隆帝还撰诗一首，诗曰：“村亘五里卢沟滨，庐舍比栉复次鱗。借问往来投店者，几不劳劳名利人。墟里盖藏真觉好，幸值去年登万宝。红联贴户竿竖灯，长新即此长安道。一二老人衣黄衣，欣于所遇顾赐之。向南日日数增倍，侍卫行赐将或遗。远惟有望近不厌，述圣名言可味思。”

作为往来京师的必经之地，清代对于南北长约五里的长新店大街的修治和维护也颇为重视。雍正七年（1729）谕：“平治道路，王道所先，是以《周礼》有野庐合方之职，自四畿达之天下，掌其修治，俾车马所至，咸荡平坦易，津梁辐辏，行李通达，无雨雪羁滞之累。迩年以来，广宁门外已修石道，通州运粮之处亦修整髙爽，往来行人颇为便利。今直隶至江南大道，车轮马迹，践压岁久，致通衢竟成沟堑，两旁之土高出如谷，一遇雨水，众流汇归，积游难退，行人每苦泥泞，或至守候时日。朕心深为轸念，但此通行大道，久成洼下，势难培筑增髙，而道旁高阜甚多。若于大道相近之处别开一道，工力似属易施，其间或有地形断续，应修建桥梁，或沟塍淤积，应疏浚水道，或所开之径有借用民田者，应补给价直并除钱粮，或绕行之路有远隔村庄旅舍者，应引归故道，使有顿宿。特遣大员于今年夏秋之交，自京师起程，由良乡至宿迁大道，一路踏勘，将作何别开新道，详悉议定估计工价，绘图呈览。钦此。遵旨察勘直隶、山东、江南三省道路，自宛平县长新店至景州刘智庙，应修道路长五万五百五十丈，修建桥梁四十八座。自刘智庙至郯城红花埠驿，应修道路长四万二千十有九丈，修建桥梁九十四座。自宿迁桃源至清河县王家营，应修道路长万一千八百十有二丈，修建桥梁二十座，并责令该州县于道旁补栽柳树，春秋亲往察勘。奉旨，工部即行文三省，动正项钱粮，乘此农隙之时，委官作速兴工，务于明春雨水前告竣，仍差官往勘，其修过桥梁道路交该地方官随时修整，并令新旧交代，永着为例。”由于道路修治的主要方式是垫土培髙、挑沟排水，因此历经数年的车轧马踏及雨水冲刷，这些道路又将再次“竟成沟堑”。尽管李卫在奏请中也提出所修过的桥梁道路应交各地方官“随时修整，并令新旧交代，永着为例”，但实际的效果并不理想，很少有地方官会主动且持续地维护辖区内的通衢大道。

雍正帝在世时，挑选易县太平峪为自己修建万年吉地，而从京师前往易州，也必须经过长新店。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甲午，雍正帝卒后，经直隶总督李卫疏言，于长新店“添设腰站一处”，以增强京师至易州的驿站功能。乾隆元年（1736）六月，直隶总督李卫又奏请乾隆帝，希望仿照卢沟桥街口，将长新店街道全部铺设为石板路，得到批准。“窃照易州恭建山陵重地，为万年巩固形胜，一路桥梁，前经题名动项建造，六七月之内倶可告竣，其应垫道路，现在料理，先为凿石垫沟，其平坦土地并搭盖木桥，预办料物，俟霜降后即为完备，惟长新店街道有五里之远，系南北往来总路，地势低洼，两边民居之后俱多山，为众水所归，一遇阴雨，即加以灰土垫平硪实，仍然跋涉难行，如用石渣拌灰和土筑成，车马践踏，不免碾碎，而街之左右两条土髙路窄，又非中道。臣再四筹划，惟有照依卢沟桥街口，铺盖厚石大版，一律坦平，约费三万余金，第工料采运颇繁，非可猝就。今接准部文奉移梓宫，吉期择定于十月十一日，尚有百余天，若无连阴雨水，犹可昼夜赶办完竣，即或料物不及全得，先立两傍牙石，安砌基址，临时加以灰土，填筑平稳，俟梓宫经过后，再为墁石铺盖，以作久远，往来要道，共乐荡平，则万国经由，永壮观瞻矣”。乾隆帝批示：“好！卿即委贤员作速办理，一面报部，一面动项趱修可也。”

乾隆九年（1744）七月，经直隶总督髙斌奏请，又修治了长新店至赵新店董公庵共计七里长的道路：“臣伏思进京通衢大道，自广宁门至大井及长新店街内，并琉璃河石桥，俱经修理，天下进京之人往来称便。今惟此数里行旅不便之道路，臣谨拟将如何修理之处详勘妥议，奏请圣训指示办理。

乾隆十一年（1746）六月，江南道监察御史沈廷芳又奏请修治长新店至涿州共计一百余里的道路：“伏查雍正七年间世宗宪皇帝轸念由京师至江南道路，商旅繁多，日久低洼，雨水积聚，行人阻滞，特遣臣工前往査勘督率，不惜帑金，通行修筑，至今巩固，咸歌圣泽。惟长新店至涿州百里间为辇毂近地，十二省通衢往来，车马毂击肩摩，日以万计，践踏既久，路皆洼下，兼有两旁民地高于官道，一遇雨水，泥深潦积，宛若河渠，以致折辐陷蹄，行路之艰，实堪轸恤。仰请陛下饬直隶总督即令该地方官，各就境内照旧丈尺广袤，乘时悉心修治，低洼之处培土增髙，两旁设沟蓄水，补种柳株，其工资于藩库存公银内支给，每岁时加修整，务使一例平坦，则周道如砥，行旅人民益沐皇仁于靡既矣。”

乾隆帝批准沈廷芳所请，并将该项任务交由直隶总督那苏图具体办理。当年十二月初七日，经实地査勘，直隶总督那苏图汇报：“臣覆査宛、房、良、涿四州县为十三省车马通衢，一遇雨水淋漓，难免泥泞潦积，但自长新店至涿州交界，计程一百零五里，其间地形段落本有高低不一，即两旁民地屋宇，多有髙于大路之处，若一例开沟加垫，不特两旁民地房屋本高之所，中间官道难再加髙，以致低者愈滋积水，且合之土方硪价成规，即酌加高一二三尺，已约需银一万数千余两，殊为靡费，况原奏指明低洼之处培土增髙，则原系高垲段落毋庸加培，惟于低洼之处开沟引水、取土叠道，俾潦水有所归宿，低者既垫，则髙者自平。今査得宛平县至涿州大道一百五里内，间有今秋銮辂经临、已修平之处，此外共应修垫洼地五十一段，计长六千四百九十三丈，核算共三十六里七分，皆系夏月雨水积聚之区，今相度地势，分别加髙，自一尺至四尺不等，旁开小沟，取土叠道，共计土四万二千二百五十五方零，照永定河沙土用硪之例，计需土方银二千九百五十七两九钱零，硪价银一千一十四两一钱三分零。再査积水经由之地，必须添设桥梁，以便行旅，其积水或引入拒马、琉璃、牤牛诸河，或归旧存道沟及村庄水道入河，务使各有宣泄，计建大小木桥六座，约估银四百六十八两，以上共估需银四千四百四十两四分零，给发各该州县，俟春融，照估分段兴修，务期巩固，庶四州县低洼之所倶已培高，自不致有积水之虞，近京行旅皆出于坦途矣。” 乾隆十五年（1750）五月初三日，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报此次修垫工程完工。

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多次修治，经长新店通往江南的通衢大道得到了较好的整治和维护。嘉、道以后，国力衰退，加之时势转移，官方对长新店以南的官道修治则愈来愈少。直至清末卢汉铁路的修建，长新店的交通地位又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光绪二十四年（1898），卢汉铁路开工建设，光绪三十二年（1906）全线通车。卢汉铁路不仅在长新店设站，而且机车厂等设施亦大都设在了长新店。这对长新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老圃在《长辛店素描》中所言：“长辛店在平汉路未修筑以前，不过是个镇集，归宛平县所属，各省进京走旱路的人是必须经此的，也不过是个暂息之所。自平汉路修成，总机厂便设在此处，车、工、机，三个总段办公处也设于此，更有电力厂、修车厂、工务修理厂、造林厂、存车厂……因为铁路员之集中，便把一个极简陋极闭塞的长辛店繁盛起来了！”

三、颇具特色的商业

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清代的长新店尽管只是一处近京小镇，但却是人烟稠密、商业繁荣的兴盛之地。这一点，可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一月清政府査禁长新店铺户囤积杂粮与买空交易这一事件中略窥一二。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署西路同知黄碧海、宛平县知县蒋云师向直隶总督刘峨汇报了他们眼中长新店粮食铺户的违法行为。其一是囤积杂粮。在初次调査中，发现长新店永泰号郝宁山等十七家粮铺囤积杂粮共计15945余石。后来又续査出天和号段国卿等五家共囤积杂粮2380石，前后两次査出囤积杂粮的铺户共22家，共囤杂粮18325余石，除此之外，“别无囤匿”。其二，这些粮食铺户常年进行“买空卖空”的交易，即资金充裕的粮铺户主于每年六七月间“定虚价招买”，其间一般又有主管官仓的“斗级”等役吏充当中间人，“从中串合，写立批帖”，买空者一般每石先付定钱一千文，而卖空者“ 利其先得钱用，群相批卖”。等到秋天收成后，再按照时价清算，“若年岁十分丰稔，即按照批帖买粮交兑，如年岁中平，粱豆稍稀，即按时价将买空应赚之钱照数贴找”。黄、蒋二人还汇报，买空的锦成局李义等家共先给过买空制钱一万一千三百零五串，卖空的兴隆局文华等家共应照时价找出贴赚制钱八千零三十三串。在今天看来，这是典型的粮食期货交易现象，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新事物，而在时人眼里却成了违法行为。再说长新店作为交通咽喉之地，众多粮食铺户或以囤积或以买空卖空的形式，提供充足的高粱、黑豆等喂养马匹所不可或缺的杂粮，这对于来往京师大多依靠马匹驼只的官宦士子乃至商贾兵卒来说，无疑是个有力的物资保障。

户部尚书曹文埴和直隶总督刘峨闻知奏报后，认为长新店市镇粮食铺户所囤积杂粮虽然有一万多石，但“均系本年收成后甫经零星收买”，而且“未经出粜”“尚无居奇情事”，况且这些杂粮并非集中在一两个铺户中，而是“匀散于二十二铺户，亦与大肆囤积者有间”，因此不能以“囤积居奇”论罪。至于买空卖空，作为高级官员的刘峨和曹文埴也没有超出时人的眼光局限，认为“似此空中交易，不独中平年岁获利倍蓰，即丰收价平之年，粮尽入于买空之家，亦必深藏不市，昂值居奇，于民食大有关系。若不严行惩创，无以警戒奸利之徒”。鉴于此，曹、刘二人在向乾隆帝汇报的奏折中建议将买空卖空的粮食铺主李义、贾仁、郝宁山、张永寿、文华、张凌汉、远仲芳、张德秀、赵汉汝、萧一鸣、常观、孟文光、韩一鸿、郭三仁、张成琦、董三、郭继唐、郝进明、高世瑞、史载事、员士喜、石珆、赵凌云等人，连同长新店斗级米芝琴、王太元、刘忠、康来等人一同定罪，“均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并在长新店镇上“枷号一月示众”，同时作为官场役吏的四名斗级“并行革役”。而已经査明的“买空定钱及应贴赚钱一并勒限追出入官，俾知买空之不独无利，且致失本，自不敢复萌故智，则买空弊绝，而卖空之风亦可不禁而自戢矣”。乾隆帝同意刘峨与曹文埴二人的建议，将各铺户治罪，至于所追买空、卖空制钱一万九千三百余串，没有同意入官，而是“着赏拨普济堂、育婴堂、功德林、金台书院等处，以示惠恤”。

此外，从嘉庆四年发生的长新店盗劫大案，也能看出长新店当时的商业兴盛情景。

嘉庆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深夜，长新店大街东西两侧的钱铺、布铺共十三家被盗。此次盗劫是由内黄巨盗张标为首的一伙二三十人盗匪所为。这伙盗匪分别来自河南、直隶的不同地方，之所以选择长新店作为偷盗目标，就是看中了这里的“ 银钱铺户甚多”。据后来被拿获的盗犯永年县人李双喜供称：“（嘉庆四年）九月里，张标说他上过京，见长新店地方热闹，都是山西人开的铺子，很有银钱，叫小的们去偷窃。” 大名府元成县人康文泰亦供称：“本年九月初头，我合张标在（内黄县）楚旺镇赶集，有直隶威县人赵老慕，小名赵小小，他向在京城彰义门外赵家车店帮闲，常到长新店。做贼，就在长新店北头路西、他直隶同乡王姓饭铺住歇。又有山东莘县人张四，也常在长新店来往，那日都在楚旺镇上聚会喝酒，他们说起长新店街上热闹，银钱铺户甚多，张标起意，各自纠伙，分路往劫。” 正是看中了长新店铺户众多、“很有钱”的缘故，于是张标等人撮合了二十三人的盗劫团伙，约定在长新店会合，于九月二十七日晚盗劫。据铺户贾绘彩等供称：“伊等十三家各在该处开设钱店、布铺、烟铺， 有门径毗连者，有同住一院者，是夜三更时分同被贼劫去银，自四两及数百两不等，亦有仅只被劫衣被三四件，统计失银三千余两，并零星衣物数十件，各店事主并伙计九人被贼殴砍带伤。”

关于盗劫财物的细节，据深州人张二供称：“那夜，见有八九十人都在长新店街外沙岗子地方，为首的是刘二疤、马二疤、马六疤，……二更时走到长新店街上，刘二疤们一伙往南行劫，田三领着小的，合着孙三、连文，还有刘第老、李洛广、李秃子、王七疤、张九疤九个人合为一处往北，先打劫不识姓名字号钱铺内十四块银子，哦噔绸、褐衫、马褂数件，……后又打劫一个纸铺，得了八块银子、一包衣服、十五千大钱。又到一个粮食铺去打劫，因铺外喊嚷，就不敢动手。其余铺家是他们打劫的，小的们先后回到沙岗子上查看银子，共有三千多两。” 从张二所供来看，他们主要盗劫的是钱铺，此外所劫掠的对象还有布铺、烟铺。其中所提及的“哦噔绸”，还是一种从俄罗斯贸易而来的布料。据《清实录》记载，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新疆境内商人常在俄罗斯地方贸易往来，“将俄罗斯之布勒噶尔哦噔绸等物换来”。《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四回中亦提及这种布料制成的马褂：“正在吵不清，内中有个十八九岁的小爷，穿一件土黄布主腰儿，套一件青哦噔绸马褂子，搭包系在马褂子上头，挽着大壮的辫子。”长新店不仅有恒升、信成等十余家钱铺，而且有售卖“哦噔绸”这种从俄罗斯贸易而来的进口布料，足见当时长新店金融、贸易之兴盛。

除此之外，由于“商贾辐凑”，茶坊酒肆在长新店也不在少数，以至于咸丰二年（1852）有税务衙门巡役因长新店二十余家酒铺存烧酒五万余斛而对酒铺进行勒索。据控告巡役非法勒索的酒铺店主田大等供称：“在宛平县属长新店地方开设酒铺，向来各铺存酒不过数百斛，均系村民零买。上年十一月间，因时值岁暮，又有修道工程，村民买酒较多，遂向各处烧锅买得烧酒七八千斛及二三千斛不等，以备陆续售卖，伊等所开酒铺地方，离卢沟桥税局尚隔数里，无从报税，亦未见有存酒不准过千斛之告示。十二月二十四日，忽被税务衙门巡役李六、刘三等査起，伊等二十家酒铺烧酒共五万余斛，并将伊等押送崇文门审讯，声言烧酒一斛罚银三分，另外索银三分，共索银三千余两，伊等不允给银，即被拏送等语。”偌大一个长新店竟然有二十余家酒铺，而且所存烧酒达五万余斛，亦足见长新店市镇的繁华及其消费能力。

四、结语

综上，清代的长新店地处京师通往江南各省的陆路通道的咽喉之地，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交通地位，在继承明代的基础上，长新店依靠五里之长的长新店大街发展成为一个人烟稠密”“商铺云集”的近畿小镇。其商业经济发展有以下几个特色：一是茶馆酒肆众多。这主要是由于官宦士子但凡走旱路进京，就会经过长新店，而这里距离京师尚有大半天的路程，因此无论出京还是进京，往往将这里作为暂时歇脚之处；二是粮店、布店云集。粮食、布匹属于日常生活必需品消费，尽管长新店有五里长街，但常住人口并不多，按说粮食、布匹消费不会很大，之所以如此，也主要是因为流动人口的消费带动，在相当程度上，途经此地的官宦士子乃至商贾走卒，才是长新店物资消费的主体，而且这些消费群体的资金充裕，消费能力强；三是金融业的发展，即银钱铺户众多，这同样是官宦商贾等流动群体的消费带动的结果。

* 本文选自《北京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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