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民

   摘要：中国皇家园林在整个中国园林体系中起源最早，地位最高，建构最为壮观，艺术价值也最高。任何艺术都有它的文化基础，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始游牧遗风、“仁学”思想、皇权观念、宗教信仰、行乐意识、隐逸情结诸文化因素论述它们对中国皇家园林艺术体系构建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皇家园林；文化基础；艺术价值

   我国的古典园林艺术，自商周至明清，经过数千年的不断探索与创作，在历史上呈现过许许多多的名园，总结出了一套相当完备的建筑艺术经验，构建了一个民族风格极为鲜明的园林建筑艺术体系。我国古典园林建筑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情景交融的优美境地，在世界园林建筑艺术中独放异彩。

   建筑风格与民族文化基础息息相关。中国古典园林大致可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和邑郊风景园林四大类，其中皇家园林在整个园林体系中起源最早、最为壮观，在园林中地位也最高。皇家园林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既有一以贯之的地方，也有不同时代的烙印。本文试图从传统文化与园林艺术的关系出发，揭示中国皇家园林艺术的文化基础，以期对中国皇家园林艺术以及整个古典园林艺术有更深的理解。

一、原始游牧遗风的影响

   中国皇家园林起源于何时尚不可考。据记载，最早的园林是供君主游猎的场地。夏代的第一任君主启就比较喜欢打猎，启的儿子太康带家属到洛水北岸打猎，接连几个月，结果连国家政权也被后羿夺走。《夏书•五子之歌》所载“太康尸位以逸豫，乃盘游无度，畋于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1]说的正是这件事。打猎原本是人类早期获得食物、维持生命的主要手段，但此时对最高统治者而言，打猎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消遣，一种野蛮和残酷的消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统治者都有打猎的喜好，就有必要准备一块适宜打猎的场地，

   这就有了最早的园林——囿，即有计划地在大自然中非常简单地围出一块气候宜人、有山有水有树有草有兽有鸟的用地，作为君主的专用猎场和休闲的去处。后来还在囿中筑起了固定的住行起居的设施，包括君主家属和随从的住房等，从而具备了离宫式园林的基本特征。从历史记载看，这种情形在商代已具雏形。《史记•殷本纪》载：帝纣“材力过人，手格猛兽”，于是“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盈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2]纣时疆域，“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3]。这种离宫别馆式的园林风格后来被广泛应用到君主的宫廷建筑大环境中，成了可居可游可观可行的大型皇家园林，从而开启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艺术的先河。

二、“仁学”思想的影响

   仁是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观念。“仁者爱人”，所以“仁”的核心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我国皇家园林建筑指导思想在周初有了一个较大的变化，即将以仁为核心的政治理念引入园林。较早记载我国修建皇家园林的是《诗经•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　鱼跃。”[4]这些诗句，反映出周文王经营的园林有“台”有“囿”有“沼”，即台、囿、沼三位一体的建筑特色。台用以“望氛，察灾祥，时观游，节劳佚”；囿用以养禽兽；沼用以养虫鱼。而这首诗所歌颂的是民众乐文王之有德，甚至泽及鸟兽昆虫的情形。正由于此，《说苑•修文篇》说：“积恩为爱，积爱为仁，积仁为灵，灵台之所以为灵，积仁也。”[5]也正因为周文王的仁政思想和政治行为得到了老百姓的赞同，修建灵台的工程进行得既快又好。周文王修灵台，也可作为施仁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劳民而不怨”，这是一种什么境界啊!老百姓或入园砍些柴草，打只兔子什么的，也不受处罚，这“方七十里”的“囿”，实际上是“与民共之”。[6]周文王的仁爱还推及鸟兽，以致园林内的鸟兽成群，人来不惊，成了一座原始的动物园。这时的囿，和夏商时代充满杀戮气息的囿已有天渊之别。

三、皇权至上观念的影响

   帝王作为人间的最高统治者，需要从多方面表明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借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种心理在园林建筑上的表现则是强调“宏大”的特征。荀子说：“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榭甚高，园囿甚广，臣使诸候，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此者也。”[7]其中“台榭甚高，园囿甚广”云云，正说明这个问题。正是在这种心理和特权的支使下，历代皇家园林建筑，以追求“宏大”为特征。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不到12年时间里，造离宫达五、六百处，在上林苑建造宫苑合一的阿房宫时动用民工70万人，建成后“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8]。隋炀帝的西苑“周二百里”。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是明清两代祭天的场所，遵照“敬天礼神”的思想原则设计，曾是北京规格最高、高度最高的建筑之一。圆明园既吸收江南风景与园林的精华，又根据北方的气候地理条件加以仿建，构成不同景区的壮观多姿的离宫型皇家园林。它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营建，周长10公里，占地五千多亩，虽然面积上远逊秦汉，但仍是当时世界上最壮观的皇家园林。它至高无上的规格也是不容他人超越的。清嘉庆年间直隶总督胡季堂弹劾和　的20条大罪中第13条大罪就是“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乌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9](P216)就这一条足可定死罪。皇家园林的门禁极严，除工作人员凭腰牌按指定门户出入外，连王公大臣不经传召也不准入内。乾隆皇帝的侄儿果郡王永　私入清漪园藻鉴堂游玩，案发后受到严厉惩处，“不必在内廷行走，仍罚俸十年”[9](P215)，实际上被取消了皇室内部的参政权利。

四、神仙信仰的影响

   秦汉时期，追求一种战国以来流行的求仙幻想长生不老的理念。人登极位，唯一难与百姓区别的是年龄不断增大，日复一日走向生命的终点。于是，延长生命，幻想长生不老成了最高统治者最大的需要，想求得仙药永远活在仙境中，成了皇帝最大的追求，并不惜付出最大的代价——从秦始皇到唐太宗无不如此。在这种荒诞思想的支配下，皇家园林在追求宏大广博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池三山”的建筑模式。据《史记》载：秦始皇听信方士“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10]的诱惑，派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出东海求不死之药。此外，还在咸阳“作长池，引渭水……筑土为蓬莱山”[11]，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人造仙境。汉武帝在求仙方面较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修建宏大的离宫建章宫时凿太液池，池中筑蓬莱、方丈、瀛洲三岛，俨然是一个摹拟的海上仙境[12]。秦汉时期开始的“一池三山”园林建筑模式，目的是祈天求仙，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享受。同时，这种“一池三山”的模式，也奠定了隋唐以后园林以山水为主体的基本格局。如隋炀帝在洛阳兴建的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仍筑三山，内造十六院，或泛轻舟画舫，习采菱之歌，或飞桥阁道，奏春游之曲。”[9](P55)如此建筑模式，可以看作是对秦汉“一池三山”园林建筑模式的变通。我国现存的《唐人宫苑图》中，层叠的山石、树木、楼阁清晰可见，幽境中严整的宫殿台阁、水榭朱栏，犹似仙境。诸如此类，无不说明神仙信仰对中国皇家园林建筑模式的影响。

五、纵情淫乐思想意识的影响

   “富贵思淫欲”是人之常情。各朝的帝王，越是末期的越贪求淫乐，以致亡国。这种纵情淫乐思想意识在皇家园林的修建中也有很强烈的反映。商纣王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气”；扩建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大聚乐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3]，以至民怨鼎沸。春秋时的吴王营姑苏台，“三年乃成，周旋诘曲，横亘五里，崇饬土木，殚耗人力，宫妓千人。上别立春宵宫，为长夜之饮，造千石之钟。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龙舟，舟中陈妓乐，日与西施为水嬉”[9](P54)。后来重蹈覆辙者，代不乏人。虽然这些纵情淫乐君王的园林建筑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但在造园的艺术性上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六、山水自然审美意识的影响

   中国审美意识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对于山水自然的审美嗜好。其时士人追求一种清逸的山林之乐，即所谓“山水有清音”。他们探求自然山水美的根源与本质特征，创作山水诗画，从而促进了园林再现自然山水美的审美需求和园林建筑风格的显著转变。

   魏晋南北朝庄园经济发达，私家园林兴盛。私家园林注重选择自然风景优美、富有自然野趣的环境建别墅型园林，从而使园林建筑艺术走上提炼、概括自然山水美的园林建设新阶段。谢灵运庄园建设模式，可作为这方面的代表。他在《山居赋》中自叙其庄园建设模式时说：“面南岭，建经台，倚北阜，筑讲坛，傍危峰，立禅室，临浚流，列僧房。对百年之高木，纳万代之芬芳。”[13]正由于此，谢灵运庄园被《宋书》作者誉之为“尽幽居之美”。六朝的皇家园林受此影响，也崇尚自然，追求“林泉之趣”、“田园之乐”、讲究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造园风格，《世说新语》有则记载说：晋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14]按，据《洛阳图经》：华林园，曹魏时建的著名皇家园林，在洛阳。晋简文帝入华林园，即有庄子与惠子游濠梁鱼乐的审美情趣，并说入华林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则魏晋皇家园林崇尚自然美，追求林泉之趣的艺术风格于此也可见一斑。这对于后来所建的大量离宫别馆也追求再现自然的山水审美理念以很大的影响。

七、佛寺、道观建筑思想的影响

   佛道教的园林建筑风格对我国的园林艺术有重大影响。佛寺道观往往选择地理环境优美或险要的地方，以象征自己的超凡脱俗。慧远是晋代的高僧，据《高僧传》本传：慧远在庐山建东林寺，“创造精舍，洞尽山美，　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叠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室内别置禅林，森树湮凝，石径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15]这种为人们所幻想，所追求的神仙生活境界，慧远则变成了现实。又如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多才多艺的皇帝。他崇尚道教，自称为“道君皇帝”。除书画以外，宋徽宗对园林艺术的发展也有很大的贡献。宋徽宗于政和年间命太监在汴京宫城东北角寿山建皇家园林“艮岳”。他把道家对自然美的认识与追求，自觉地移入园林创作之中，一水一石一草一木，都经过精心设计，巧妙装点，以十分灵活、多样的手法创造出一种新的皇家园林风格。它主要通过纤巧轻雅的风格创造秀美的意境，与秦汉时期追求宏大壮丽的美学意识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皇家园林建筑艺术是深深地根植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清代的承德避暑山庄著名的七十二景成功地利用自然环境，动静交呈，聚散得体，因山构室，顺势开路，理水导流，泉、瀑、潭、河、池、湖组成不同水景，绿树芳草环绕的亭轩堂舍与远山近水的自然环境浑然一体，成功地将自然美与艺术美融而为一。圆明园基本上是在平地上挖池造园的水景园。雍正以后，乾隆多次下江南，命造园匠师尽收江南风景及园林精华，根据北方气候地理条件在圆明园中移天缩地，精心加以仿作，著名的有四十景。园中景与景之间既自成体系，又互借陪衬。由于它们继承了我国造园艺术的精髓并加以再创造，而成为代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最高成就的作品。

参考文献：

[1]十三经注疏•尚书(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司马迁.史记(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9.19.

[3]古本竹书纪年辑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0.

[4]高享.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93—394.

[5]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476.

[6]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卷二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0.2674.

[7]诸子集成•荀子集解(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54.141.

[8]杜牧.杜牧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

[9]京华园林丛话[M].北京：北京科技出版社，1996.

[10]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4.247.

[11]张家骥.中国园林艺术大辞典[Z].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98.

[12]前汉书(卷二十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487.

[13]《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Z].北京：中华书局，1954.2606.

[14]诸子集成•世说新语(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54.29.

[15]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Z].北京：中华书局.1981.124.

（见载于《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第25卷。）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