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山五园看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上）

毋庸置疑，今天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先秦以后大江南北的诸多部落民族，就像许许多多个大小不一的雪球一样，在今日广袤的国土上不断地变迁离合，或扩大重组，或割裂分化，其族名、国名或前后承袭，或不断变化。并逐步发展为以中原为中心，以“中国”为正统，群雄逐鹿，你方唱罢我登场。迨历史进入清代，中国开始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最后阶段。

而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者，其治国理政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园居理政”。其中从康熙到咸丰朝，清帝的园居理政又主要是在以圆明园为核心的三山五园（康熙朝在畅春园）。近年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清代的圆明园是与京师大内并肩的统治中枢，是没有城垣的“园林紫禁城”。笔者在文章中也多次强调，清代的三山五园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荟萃之区，是世界园林建筑之集锦，是中外文化、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而且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中枢基地。

本文就此观点，拟以康雍乾三朝为例，对此百余年中的大一统过程进行系统的梳理，以期明了在中华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历史大潮中，清朝统治者是如何在“苑宫”理政的。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 康熙篇

（一）统一台湾，设官建制

清朝统一边疆地区的宏伟大业，是从统一台湾开始的。先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水师提督施琅率军攻克澎湖列岛；八月，施琅率军抵台湾鹿耳门，郑克塽率文武官员迎降。台湾统一后，清廷始调兵遣将，抗击侵入我黑龙江雅克萨、尼布楚之俄人，旋于二十八年七月，与俄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使东北边疆相对稳定了一个半世纪之久。

康熙二十六年七月，福建巡抚张仲举疏言：请在台湾郡县设立学校。因“ 与考人数无多，未便照内地之额。…… 俟人才渐盛，仍照直隶各省补足”。帝在园（指畅春园，下同）允之。三十二年（1693）六月，福建巡抚卞永誉奏报：“台湾府诸罗县所辖大武郡等社土官卓乃等，呈有邻近木武郡、赤口等六社生番，咸愿附籍输饷。”帝在园命“下所司知之”。旋五十五年五月，据台湾镇道详报，“南北生番四千七百余口，倾心向化，愿同熟番内附”。康熙帝谕曰：“生番远居界外，从未投顺，今慕义输诚，请入版籍，着地方官加意抚恤。倘有侵派扰害者，该督抚即行指名题参，从重治罪。”六十年五月，台湾朱一贵等人聚众反清，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调兵镇压，朱一贵等人被俘，旋被解送京师正法。同年十月，帝在园定台湾驻军及御史巡察之制。即“台湾地方水师营，着副将一员、兵二千名，陆路营，着副将一员、兵二千名驻扎。水师有事，陆路可以照应，陆路有事，水师亦可照应。其台湾总兵官，移于澎湖，亦着兵二千名驻扎，令其管辖，均有裨益。至驻扎之兵，不可令台湾人顶补，俱将内地人顶补。兵之妻子，无令带往，三年一换。每年自京派出御史一员，前往台湾巡查。此御史往来行走，彼处一切信息，可得速闻，凡有应条奏事宜，亦可条奏，而彼处之人，皆知畏惧。至地方事务，御史不必管理也。将此旨传示九卿”。寻调南澳总兵官蓝廷珍为福建澎湖总兵官。

（二）三次亲征，剿灭噶尔丹

康熙二十六年九月，也就是康熙帝首次驻跸畅春园之年，厄鲁特蒙古噶尔丹借口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杀其弟而起兵报复，清廷遣人谕和，噶尔丹不从。二十九年（1690）六月，康熙帝在园得知，噶尔丹请兵俄国，已带兵逼近汛界，即不顾大臣反对，明谕：“噶尔丹借端内犯，志不在小，不大惩之反为后害。”决定下诏亲征。同年七月，帝率军出古北口，开始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寻患病返京。八月，康熙帝兄抚远大将军福全率军与噶尔丹军大战于距京七百里的乌兰布通，噶尔丹蒙古军败退。

三十年正月，为防备噶尔丹来犯，康熙帝在园整军备战，命都统瓦岱为定北将军；授都统郎谈为安北将军；命西安将军、川陕总督率所部会同宁夏镇兵，于宁夏备之。并在园传谕：帝拟于四月十二日亲往多伦诺尔（按，多伦诺尔，即元上都旧地，今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举行喀尔喀蒙古会盟阅兵仪式。旋五月上旬，康熙帝于原元朝上都七星潭畔，设御帐殿宴赏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车臣汗、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及扎萨克图汗等，仿照内蒙古科尔沁各部，将外蒙古喀尔喀亦编为六盟四十九旗，并依次予以颁赏封爵。自此，内外蒙古均实行了盟旗制度，接受清廷的直接管辖。临别时，康熙帝发表了著名的上谕：“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由于乌兰布通之战未能全歼噶尔丹，三十五年正月，康熙帝在园力排众议，明言：噶尔丹“恣行狂逞，侵掠我臣服之喀尔喀，恐渐致边民不得休息，故特遣各路大兵，分道并进，务期剿荡，为塞外生民除患”。旋康熙帝率兵再次亲征噶尔丹。四月上旬，帝率军行抵汛界。因东西两路清军未至，扈从大臣有以回师请者，帝怒曰：“此次进兵，曲尽筹画，我军既至此地，噶尔丹可擒可灭，何能懦怯退缩？”五月初七日，噶尔丹登北孟纳尔山，见“御营黄幄龙纛，军容极盛”，急命属下丢弃庐帐、甲械，连夜逃遁。旋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等率兵追杀，噶尔丹仅率残部数十骑逃窜。同年九月，康熙帝在园将准噶尔部降人一千五百余口编入上三旗满洲佐领之下。同时，哈密回部首领额贝杜拉达尔汉白克遣人进贡，归顺清廷。

三十六年（1697）二月初六日，康熙帝率军第三次亲征噶尔丹，三月廿六日抵达宁夏。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弹尽粮绝，自知无法逃脱，自尽于阿尔泰地方。六七年间，康熙帝为什么多次甘冒弓矢亲临行间，即使是草尽粮绝，亦“必啮雪穷追，断不回师”呢？用康熙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噶尔丹狡诈、“凶恶，一日不可姑留”。“率师亲征，除为剿灭噶尔丹外，亦因边外厄鲁特蒙古部落甚多，必须收服之，方为万年之计。”而“塞外情形，不可臆度，必身历其境乃有确见”。故“两岁之间三出沙漠，栉风沐雨，并日而餐，不毛不水之地，黄沙无人之境，可谓苦而不言苦，人皆避而朕不避，千辛万苦之中立此大功”。

康熙帝三次亲征西北的结果是，既剿灭了噶尔丹的势力，又团结了众蒙古，且青海各处厄鲁特部亦“咸愿服从圣化”，“一卒不发而收数十万众，实出望外”。同时，清廷亦明了西藏达赖喇嘛早已亡故，主事者第巴与噶尔丹沆瀣一气，康熙帝明知其欺骗朝廷，但以“彼甚心服，具疏认罪，朕因宥之”。康熙四十年（1701）九月，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遵旨将其劫走的噶尔丹之女钟齐海送至京师，钟齐海奉旨免死。同时，清廷授噶尔丹之子塞卜腾巴尔珠尔为一等侍卫，并先后以钟齐海婚配二等侍卫沙克都尔，以宗室女下嫁塞卜腾巴尔珠尔，以抚慰降清的噶尔丹部众。

（三）两次安藏，绥众兴教

清廷与西藏的联系，早在入关前即已经开始了。崇德四年（1639）十月，皇太极为笼络、控制蒙古，修书达赖喇嘛，以延请高僧“宣扬佛教，利益众生”。七年十月，达赖、班禅使臣到达盛京（今辽宁沈阳），皇太极率诸王亲自迎之，“遇以优礼”。入关后，顺治九年十二月，五世达赖喇嘛至京，“谒上于南苑。上赐坐，赐宴”。翌年正月十一，“上御太和殿，赐达赖喇嘛等宴”。正月十六日，再宴“达赖喇嘛等于太和殿，赐金器、彩缎、鞍马等物有差”。旋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送金册、金印。明末清初，今青藏地区实际由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统治，实行政教并施、蒙藏联合的体制。由于顾实汗与清朝通好，顺治帝亦册封其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并“赐之金册金印”。此后，西藏上层不断遣使朝贡，与清廷往来不绝。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世达赖病逝，助达赖理事之人第巴桑结嘉措欲专藏事，秘不发丧。并暗中勾结噶尔丹，抗拒清廷。二十六年，噶尔丹乘喀尔喀蒙古两汗失和之机，分兵攻击喀尔喀，喀尔喀不敌纷纷逃往漠南蒙古。旋康熙帝敕谕达赖喇嘛（按，时五世达赖已亡）遣使谕和喀尔喀，并谕噶尔丹与喀尔喀各守地方，修兵罢战。但噶尔丹欲称霸漠北，追击喀尔喀迫近京师。康熙帝率大军亲征讨伐。

三十四年四月，第巴桑结嘉措假借达赖名义遣使奏请，无礼提出要清廷“ 勿革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汗号，并加恩赐敕印。其西海等处一带地方，所置戍兵请撤回”。帝在园谕大学士等曰：“第巴乃外藩人，何敢奏请撤我朝兵戍，此特为噶尔丹计耳。”

三十五年二月，康熙帝率兵再次亲征噶尔丹。同年八月，帝在园命理藩院主事保住等人赍敕赴藏，往谕达赖喇嘛、顾实汗之子达赖汗、五世班禅、第巴及策妄阿拉布坦。要曰：“朕抚御万邦，无分中外，一视同仁，尊崇佛教，以道法归一为要务。”并告知其清军已大败噶尔丹。

三十六年十二月，康熙帝于玉泉山西南阅兵，特邀顾实汗之子青海台吉扎什巴图尔观礼，旋又封其为和硕亲王。四十四年，第巴桑结嘉措以顾实汗之孙拉藏汗为敌，欲诛之不遂。拉藏汗带兵攻取拉萨，擒杀第巴。旋康熙帝封其为“翊法恭顺汗”。四十八年正月，青海诸台吉复与拉藏汗不睦，帝在园依议政大臣等议，遣侍郎赫寿进藏，“协同拉藏办理事务”。此为清廷特派专员驻藏之始。四十九年三月，帝在园接受拉藏汗等疏请，封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按，后伊喜嘉措被准噶尔掠去，清廷另封）。五十二年（1713）正月，帝在园依照“封达赖喇嘛之例，给以印册，封班禅胡图克图为班禅额尔德尼”。“班禅额尔德尼”封号自此始。翌年，帝又在园分别接受西藏达赖喇嘛、拉藏汗与班禅胡图克图遣人之进贡。西藏政局渐趋稳定。

先是，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带兵侵扰哈密。翌年四月，帝在园谓议政大臣曰：“若策妄阿拉布坦倾师而出，势有万余，不可不预备也。”旋派清军往援，准噶尔军败走。五十六年，策妄阿拉布坦遣宰桑都噶尔、参都克和大策凌敦多布等，以护送拉藏汗之子与噶尔丹丹衷夫妇（按，即策妄阿拉布坦的女婿女儿）回藏为名，率兵侵入西藏，杀死拉藏汗，掳其妻与子，并搜各庙重器劫往伊犁。

五十七年二月，康熙帝在园接到拉藏汗被害之前的求援信后，即命总督额伦特和侍卫色楞等率兵援藏。结果，清军大败，额伦特阵亡，色楞被俘死。同年十月，帝在园调兵遣将，命发京城八旗兵至甘肃等地，驻扎备战；提升巡抚年羹尧为四川总督，肩负督兵重任。同时任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领兵援藏。康熙帝认为：“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遂决意出军。”旋帝亲往堂子行祭告礼，并于太和殿颁授大将军敕印。五十八年四月，胤禵遵旨驻兵西宁，以为清军之大本营。十二月，帝在园与议政大臣、九卿等共议进藏兵力安排，及增加护送达赖入藏之兵。五十九年正月，康熙帝在园力排诸臣不必进兵之议，明言：“此时不进兵安藏，贼寇无所忌惮，或煽惑沿边诸番部，将作何处置耶？故特谕尔等，安藏大兵，决宜前进。”旋另封噶桑嘉措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按，因仓央嘉措已被清廷废黜，伊喜嘉措又为准噶尔所废，故将噶桑嘉措定为六世达赖）。同年八月，清定西将军噶尔弼率南路军，出四川，先入西藏；平逆将军延信率北路军，出青海，护送六世达赖亦进入西藏。结果，准噶尔策凌敦多布等进退受敌，大败而逃，还伊犁者不及半。

六十年（1721）二月，康熙帝在园从胤禵疏言，西藏“驻防尤属紧要”。故先后命延信、噶尔弼带定西将军印统兵驻藏，共有八旗、绿营、蒙古兵四千余人。此为清廷在西藏驻兵之始。同时，封第巴阿尔布巴、第巴康济鼐为贝子，第巴隆布奈为辅国公，管理前藏；颇罗鼐为扎萨克一等台吉，管理后藏。四人皆授噶布伦，协助达赖喇嘛掌理全藏事务。从此，西藏官员均由清廷任命（按，噶布伦：西藏官名，奉达赖喇嘛之命，掌理全藏政务，其议事衙门称为噶厦）。同年九月，康熙帝从蒙古王、贝勒、贝子等请，以西藏平定，在园亲作碑文，勒石建之于布达拉大昭寺，“俾中外知达赖喇嘛等三朝恭顺之诚，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举，所以除逆抚顺，绥众兴教云尔”。

康熙帝的两次安藏之举，先后完成了清廷对达赖、班禅的册封，以及派驻大臣、任命官员、派兵驻守等一系列举措。加强了清廷对西藏的管控，为雍、乾二帝进一步治理西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雍正篇

（一）平定青海，宁谧藏地

雍正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也是圆明园的缔造者。他在位十三年，“孜孜以勤慎自勉”。自雍正三年（1725）八月始，其在圆明园避喧听政，年均210 余天。其中雍正十一年355天，他便有282天生活在圆明园里。雍正一朝是康乾盛世承上启下的关键一代，许多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变革，以及一系列军事、外交等举措，都是在圆明园发生和发布的。

雍正即位不久，顾实汗之孙青海和硕特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勾结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反清叛乱，雍正帝即命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和四川提督岳钟琪率军征讨。旋罗卜藏丹津溃败，仅率二百余人北投准噶尔，部属十余万人归降清廷。二年六月，雍正帝以平定青海，勒石立碑。三年十一月，帝在园（按，指圆明园，下同）谕准川陕总督岳钟琪所请，“画定内地疆界，给与达赖喇嘛地方晓谕番人之事”。并命贝子康济鼐总理全藏事务，贝子阿尔布巴协理。五年正月，以西藏地方首领之间扞格不睦，帝遣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赴藏斡旋，此二人旋成为清廷首届驻藏大臣。同年六月，阿尔布巴勾结噶伦台吉扎勒鼐等人欲夺藏政，杀贝勒康济鼐以叛。西藏噶伦扎萨克台吉颇罗鼐闻讯起兵痛击，在平叛清军抵藏之前将阿尔布巴等人拿获。六年（1728）七月，帝在园得悉，诏谕奖赏。接着，谕内阁：“已将阿尔布巴等，及逆党正法西藏。歼此渠魁，黄教可兴，番众可辑。颇罗鼐深知大义……甚属可嘉，着封为贝子，以奖义勇，以昭国宪。”旋封颇罗鼐固山贝子，总管西藏事务。同时，鉴于阿尔布巴之乱，清廷将理塘（今四川理塘县）、巴塘（今四川巴塘县）等地划归四川，将中甸（今云南香格里拉市）等划归云南，进一步明确了西藏地方的辖区范围。由于颇罗鼐忠于朝廷，雍正九年，雍正帝又晋其为多罗贝勒，办理卫藏噶隆事务。西藏政局稳定。

雍正十二年七月，因准噶尔遣使请和，帝在园命果亲王允礼偕章嘉呼图克图赴川，送避居康区泰宁的七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按，因阿尔布巴事件，雍正命迁七世达赖暂时避居泰宁惠远庙）。

（二）雍正帝再征准噶尔

平定青海后，清廷并没有忘记西北准噶尔势力。自雍正四年始，雍正帝便秘密运筹帷幄，调兵运饷，“北路军需交与怡贤亲王等办理；西路军需交与大将军岳钟琪办理”。五年正月，雍正帝任命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为驻藏大臣，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其后，即着手解决准噶尔问题。雍正帝认为：“谆（准）噶尔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疑二。此二处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忧戚系焉。”所以，是年冬策妄阿拉布坦卒，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任后，清廷即加紧了对讨伐准噶尔的各项事宜的安排。

雍正七年（1729）二月，命诸王、内阁九卿、八旗大臣详议征讨准噶尔事。也就是在此时，改变清廷政治格局的军机处（按，时称军机房）在圆明园诞生。六月初十日，雍正帝在园接到川陕总督岳钟琪奏报，谕曰：“准噶尔世济凶顽，心怀叵测，将来必为蒙古之巨患，贻国家之隐忧。是用发兵声罪致讨，上承先志，下靖边陲，师出有名，事非得已……仰恳上天皇考鉴照不得已之情，垂慈默佑，早奏肤功而已。”

结果，清军作战不利，两路人马均遭败绩。雍正帝在愤懑焦虑的同时，依旧在园节次指挥，备办粮草，调兵遣将，并下诏、写诗，鼓舞士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雍正帝在园谕大学士等：此次准噶尔军乘我不备，抢掠牧场，伤我兵弁，朕与大将军岳钟琪实难辞疏忽之过。“凡我将士，务去从前骄矜之心，而鼓将来勇敢之气，候朕徐徐筹画，必有荡寇万全之胜策，俾将士等欢欣鼓舞，奏凯歌而膺爵赏也。”同年四月，雍正帝在园作截句诗四首，其中两首曰：

天禄崇儒方偃武，长杨罢猎岂佳兵。

无端戌火明西塞，劳我星旗向远征。

月照天山玉帐高，风吹霜气透征袍。

年来倦听嘉禾颂，一饭宁忘汗马劳。

在诗前小序中，雍正帝这样写道：

国家为准噶尔跳梁，不得已有用兵之举。自己酉以来，将帅士伍枕戈负盾，野宿风餐，三载于兹矣。朕每一厪念，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因避居便殿，停御宴会，日与廷臣筹计军需。惟冀上苍默佑，师旅早旋，论功颁赏，朕怀始释。

十年（1732）六月初七日，雍正帝在园传谕：“准贼一日不灭，官兵边民一日不得休息。军兴以来，念官兵为国效力野宿露处，深为轸念。夙夜焦劳，寝食靡宁。不听音乐，不事游观，即遇年节之期，除大礼之外，并未与廷臣宴集一次。尔等当互相劝勉，振作锐气，勉图报效。”同年八月十八日，雍正帝在园得报：八月五日，额驸策凌率军与准噶尔军血战于额尔德尼昭（光显寺），结果准军大败，死伤万余，物资损失殆尽，“尸遍山谷，河流尽赤”。雍正帝大喜过望，封策凌超勇亲王，授定边左副将军，同时严惩贻误军机之绥远将军马尔赛等人。

考虑到连年用兵，清政府人力物力消耗过大，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帝在园命王公大臣会议与准噶尔议和事宜。同时，鉴于总理藏政的贝勒颇罗鼐实心效力，“藏中晏然无事，班禅额尔德尼年迈有疾，应令达赖喇嘛回藏”。于是，命果亲王允礼前往泰宁慧远寺，与达赖喇嘛相见，并命都统鼐格、副都统福寿等率兵护送达赖回藏，以安定地方。同时，因额尔德尼昭一战的惨败，噶尔丹策零亦不得不同意与清廷划界议和。这样，清廷西北用兵虽未成功，但也严重地削弱了准噶尔的势力，使其一时不能再干预喀尔喀、青海和西藏的事务。雍正帝在喀尔喀西北设立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辖制阿尔泰山东边的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营造了科布多城，使喀尔喀蒙古更加依赖清政府，为清廷最终解决西北准噶尔的割据问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帝卒于圆明园九州清晏寝宫。统一大中国的重任又落在了乾隆皇帝的肩上。

（三）改土归流，新辟苗疆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即由朝廷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地方官，并通过他们对其属下进行管理，以达到对边疆地区的统治目的。但随着清廷定鼎中原，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因此，打破诸多各自为政的土司王国，削弱土司势力，变土官为流官，便成为历史的大趋势。清代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是从雍正四年开始的。

雍正四年三月，管云贵总督事务鄂尔泰奏称：四川东川府虽改土三十余载，风俗仍旧，“若得东川改隶云南，先怀以德，继畏以威，然后徐议改流，不二三年间或可一举大定”。帝在园朱批：当严戒土官土目，“恪守法度，倘敢怙恶不悛，罔知敛戢。应作何惩治，尔当悉心筹画万全，勿少轻易”。同年六月，帝接鄂尔泰、岳钟琪奏折，朱批：土司地区设流官，其官职声势足以弹压，方于地方有益。其职分卑微者当改设，以重其职守。旋岳钟琪奏请将重庆府同知移驻黔江，就近约束酉阳、石耶二土司；将雅州、天全二司原设流官经历改为州同，泸州九姓司原设吏目改为州同，各颁关防一颗。帝从之。同年四月，帝在园接何世璂奏折，朱批：要何听从鄂尔泰指挥，“不可另立主见，掣肘以失机宜”。并强调改流一事当“竭力为之”，不可“虎头蛇尾”。同年十月，实授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六年十一月，任命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

七年（1729）九月，帝在园谕曰：“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

清初在西南五省中，除土司统治之外，还有一些流官管不到，亦不归土司管辖的“化外生苗”。这些生苗既未编户，也不纳粮，“自古未归王化，其人愚悍性成，罔知法度”。但这些地区往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开辟归流，对西南地区的发展多有阻碍。故鄂尔泰提出：“欲靖地方，须先安苗倮；欲安苗倮，须先制土司。”即把新辟苗疆作为改土归流的一部分，得到雍正帝的首肯。

七年三月，为教化苗民，帝在园提出：要“使自古未服王化之地，均得沾被朝廷之声教”。十二年十月，署理湖南巡抚钟保以“永顺地方自设府分县以来，人文日盛，请于永顺府城内建立考棚，设教授一员，所属永顺、龙山、保靖、桑植等四县，各设训导一员。府学进取文武童生各十二名，县学各进取八名”。雍正帝在园“允之”。这样，原土司地区的土民亦能与汉民一起读书考试，为西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开发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十年（1732）九月，贵州九股苗起事，围攻清台拱大营。帝在园调湖南、广西兵进剿，旋台拱大营围解。十一年六月，贵州提督哈元生奏报，九股苗悉平。帝在园谕内阁：“从前云贵、广西等处不法土司，除首恶惩治外，其余人等则令安插内地，给以房屋地亩，俾得存养，不致失所。……令该督抚悉心稽查，若有从前办理不善之处，即行更改。”同年十二月廿八日，帝复谕内阁：“苗疆地方紧要，……嗣后苗疆道厅缺出，着该督抚于属员内捡选才具胜任之员，令其速赴该地驻扎署理。”

十一年五月，帝在园接湖广总督迈柱奏，容美宣慰土司田旻如凌虐土民。奉旨：“此官一日不除，众土民一日不得安枕。”允准其改土归流。十三年二月，改流后的苗疆，因地方官“需索奸淫”“横派夫役”，广大苗民不堪忍受揭竿而起。云贵广西总督尹继善调滇兵救援。闰四月，诸苗占清平、陷余庆、围八寨，雍正帝在园闻讯，急诏湖广、广西兵赴援。五月，帝于园中再命果亲王允礼、宝亲王弘历等十三人俱办理苗疆事务。以张照、德希寿为抚绥苗疆大臣，以哈元生为扬威将军，进剿诸苗。八月初三日，帝在园谕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等：“从来经理苗疆之意，原因苗性凶顽，久为地方居民之害，是以计议剿抚，为乂安百姓之计。……今逆苗突入内地，勾引熟苗，肆行抢掠，良民遭其荼毒，以安民之心而成害民之举，朕与经理之大臣，安能辞其过耶？……此时当竭力抚绥，勿惮烦劳，勿惜公帑，期登灾黎于衽席。若再稽查不力，董率无方，以救灾恤困之资，或饱污吏贪官之腹，不令穷民得沾实惠。经朕访闻，必将大小官员，在该省即时正法以示众。”二十天后，雍正帝卒于圆明园九州清晏。

乾隆帝即位后，针对总理苗疆军务大臣张照的“放弃苗疆”论，谕曰：张照“此语尤为乖谬，此时断无弃置之理”。并命张广泗为经略，哈元生以下诸将皆听其节制调遣。同年十二月，张广泗率三路官兵进剿，苗民起义失败。

从雍正四年至九年间，清廷改土归流涉及面之广、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据有关专家统计，雍正朝共革除土司220家。其中，贵州15家、云南17家、广西10家、四川69家、湖广109家。还不包括在土司归流中被一并革除的土司属下土目等人。改流以后，清廷在上述五省共设流官治所152处，计云南36处、贵州31处、广西20处、四川23处、湖广42处。其中流官中府州厅县以上者93处，计府（包括直隶州）14处、州10处、厅（同知、通判）42处、县（包括卫所）27处。州县以下（州同、州判、县丞、巡检等）59处。涉及苗族、侗族、布依族、彝族、纳西族、白族、藏族、羌族等十五六个少数民族。

（四）雍正时期的台湾治理

雍正五年（1727）二月，清廷“加福建兴泉道巡海道衔，移驻厦门；改台厦道为台湾道，添设台湾府通判一员，驻澎湖，裁澎湖巡检一员。从福建总督高其倬请也”。九年二月，清廷“移福建台湾淡水同知驻竹堑，添设台湾猫雾、鹿仔港、竹堑、八里坌大社四处巡检各一员，从福建总督刘世明请也”。九年十月，因台湾淡水地方辽阔，兵力不足，帝在园谕准：“添设淡水汛守备一员、带武洛汛把总一员、新东势汛外委一员，兵一百六十名，驻扎山猪毛口。”十一年（1733）六月，帝在园谕准：添设“台湾镇标左营、台湾协左营千总各一员”，及“台湾镇标左营、台湾协左营右营、淡水营把总各一员”。接着，因台湾远隔重洋，民番杂处，帝在园又谕准：于台湾“府治增置城守营，设参将一员、守备二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兵一千名，防守府库仓狱，并分驻镇标南北两路各汛”。并将南路“驻扎山猪毛口守备，改为下淡水营都司佥书，再添设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兵五百名”。将北路原设参将，改为“副将，再添设都司一员、守备一员、千总四员、把总八员、兵一千二百八十名，分中左右三营，以都司为中军，守备为左、右二营，分驻诸罗县治”，及斗六门等汛。十三年三月，帝在园再谕准福建总督郝玉麟之奏，增强台湾府城守御，于城东南“添设一营，拨镇标守备一员，带兵三百名驻防；小南门添设一营，拨水师千总一员，带兵一百五十名驻防。各植茨竹，以为联络”。同时，随着台湾移民的不断增加和台湾生番的日趋向化，台湾教育亦日见起色。如史载，雍正十一年九月，帝在园谕准：“添设福建台湾府学及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四县学，训导各一员。”十三年五月，礼部议覆：“台湾乡试士子，向系另编字号，额中举人一名。今台属五学，人文日盛，请于闽省解额外，将台字号再加中一名，以示鼓励。”帝在园“从之”。

* 本文选自《燕史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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