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生生平简历

张恩荫先生生于1933年2月，籍贯陕西韩城。1951年参军，先后在总参机关任过参谋、秘书和政治干事，经历26年的军旅生涯后，于1977年退役，当年8月转业至圆明园管理处，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并主持管理处工作，1982年～1984年间被调离管理处两年多，后又被调回。圆明园管理处是经北京市建委批准，海淀区于1976年11月正式组建的，起初只是海淀区建设局下属的一个科级单位，1984年升格为处级单位后，张恩荫仍参与党政领导工作，担任管理处副主任，1993年退休离岗。先生在圆明园的正式任职时间虽然仅为十三四年，但他“咬定青山不放松”、“春蚕到死丝方尽”，对圆明园事业始终情有独钟，一直格外关注和热心参与，至2018年2月去世前仍对圆明园念兹在兹，可谓四十年如一日，不改初心，为圆明园遗址保护与整修、为圆明园文化研究与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不愧为是一位真正的“圆明园人”。

2．参与早期遗址保护

盛时圆明园是清代大型皇家宫苑，是最为杰出的东方文化艺术明珠，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美丽结晶，因为西方列强的野蛮抢劫和刻意纵火，加上其后的命运多舛，至新中国成立时，圆明园遗址已千疮百孔，沦为了一片废墟。1949年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并为此不懈努力，采取了诸多措施。圆明园管理处作为遗址的日常管理机构在圆明园遗址保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管理处早期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张恩荫先生也为保护遗址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他曾在文章中回忆道：“管理处成立之初，缺房少钱设备差，条件十分艰苦，正是这几十名职工，凭着满腔热情，在这片土地上进行着辛勤耕耘。我们既要养护园内已有的十多万株树木，又年年新植树在6000株以上。1977年，春季已植树一万余株，秋后我们又继续栽了2500多株落叶乔木。70×50厘米的树坑，定额是每人一天挖18个坑，结果平均每人一天完成30个，最多的居然一天挖了59个坑。而那时除了每月几十块钱工资之外是没有任何补贴和奖金的。就这样，我们先后绿化了70余处荒山空场，重点调整了长春园北半部的绿化，西洋楼大水法一带，还栽了花灌木、草坪和近千米的绿篱，明显提高了绿化美化效果。”

“我们主要靠自身力量，不但盖了30余间办公、生活和管理用房，并且修了3.6公里长的园路，大大地改善了遗址东半部的游览条件。我们还从圆明园的特点出发，年年利用十冬腊月绿化淡季，艰难地精心清理西洋楼遗址。硬是用铁锹、铁镐、一架吊链、几根撬杠和几辆手推车，先后清理并初步整理了方外观、观水法、大水法和远瀛观等5处古建基址。清运渣土3000多立方米，并将500多块几百公斤重的石构件，一寸一寸地挪归原位，大水法前的三个喷泉池，正是这样逐渐显露出旧貌的。观水法的五块石雕巨屏和两件汉白玉方塔，早在五六十年前被弃置于朗润园（北京大学校园内）。1977年10月，我们硬是由十几名职工绞动一架绞盘，将其一块一块地拉出百余米长的湖滨曲径，而后吊运回园内并归安于原位。百余年来圆明园的建筑残件一直在被运走和破坏，这是破天荒地第一次将失散遗物运回园内归位，实为圆明园残毁史的重大转折。从此也使西洋楼遗址一带‘树乱草杂地不平，游人稀少冷清清’的旧局面宣告终结。”

在工作中，张恩荫先生意识到，对圆明园历史文化和园林格局的深入认识是进行遗址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基于此，他开始自觉的钻研圆明园文化，和同事一起积极通过报纸呼吁加强遗址保护，并抽调人员从搜集史料、调查遗址现状入手，开展基础性研究和文化宣传工作。经过精心筹备，于1979年11月，在西洋楼遗址正式推出“圆明园园史展览”。“展览从内容确定，到制作复原模型，乃至修建200多平方米的简易展览室，都是由我们自己完成的。这样，一代名园的兴建史、残毁史、昔日状貌和遗址现状等基本轮廓，得以首次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对帮助群众了解圆明园、矢志振兴中华起了积极作用，也成为后来遗址整修的先声。”

作为圆明园遗址保护起步阶段的重要参与者和历史记录者，张恩荫先生还梳理出了周恩来总理三次力保圆明园的史实脉络，并提醒人们尤为需要牢记。他指出，1951年，周总理即叮嘱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圆明园要保留，地不要拨用了。帝国主义把它烧毁，以后有条件，我们还可以做些恢复”。1953年，周总理又及时否定了中央党校拟在圆明园选址建房的方案，并对主持党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杨献珍说：“圆明园这地方，总有一天会整理出来供国人参观的。国耻勿忘，圆明园遗址是侵略者给我们留下的课堂”。正是由于周恩来总理的高瞻远瞩，以及彭真市长对保护圆明园遗址和遗物的多次关照，才使得圆明园遗址在首都建设用地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仍然能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植树绿化，初步改变了遗址满目荒凉的景象，成为后来开辟遗址公园的根本基础。

3．全身心投入圆明园研究

从1977至2017，张恩荫先生从事圆明园研究的时间跨越40年，担任过中国圆明园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宫史研究会会员、圆明园管理处学术顾问等兼职。他治学严谨，工作扎实，不厌其烦地踏勘遗址、一丝不苟地钻研史料、主动自觉地调研访谈、长年累月的学术积累，使其对圆明园的历史和现状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和把握，为圆明园学术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对圆明园的研究是多维、立体、系统、深入的，涉及历史、古建、园林、文物、艺术等多个领域，开启了跨学科研究圆明园的先河。著有《圆明大观话盛衰》、《圆明园变迁史探微》、《三山五园史略》、《圆明园百景图志》、《西方人眼中的圆明园》、《逝去的仙境——圆明园》（合著）等，另有未刊稿《圆明园三百年诗词辑录》，发表《略论圆明园盛期植物造景》、《试论圆明园废墟形成历史与遗址公园应有形象》等相关文章数十篇。代表作《圆明大观话盛衰》、《圆明园变迁史探微》、《圆明园百景图志》均可视为圆明园研究领域的奠基性作品。先生也因其丰硕学术成果而被公认为研究圆明园的首席专家、圆明园文化研究的领军者、“圆明园学”第一人。

张恩荫先生军人出身，学历仅为初中，但他凭着军人作风和坚强意志，硬是全靠自学，在勤奋刻苦的多年时间里，完成了基本的学术积累。即便先生于1993年退休之后，也基本上是退而不休，仍一如既往关注关心圆明园相关的一切事情，并耗费大量时间手抄了数十万字的圆明园各种史料。先生也尤为重视实地调查研究，不仅无数次踏勘圆明园遗址，用脚步丈量圆明园，而且特别注重对周边居民的访谈和相关口述史资料收集。张恩荫先生概况自己的治学心得为：首先要下死功夫，不仅要敢于啃大部头的权威史书，而且还应作必要的摘录，有了系统的史料积累，日后必有用场；二是不能人云亦云，对于一些关键性的史论，不管别人哪怕是权威者是如何说的，均应以史实为据，敢于去伪存真。

张恩荫先生著述颇丰，成果显著，其学术贡献可从如下几方面予以概述。

（一）殚精竭虑编著《圆明园百景图志》

《圆明园百景图志》凝结了张恩荫先生的大量心血，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该书从起稿到出版共历时12年。期间进行了8次全面校改，局部修改近50次。40余万字的文稿全部由先生撰写，他还亲自于90余幅平面图中标注景物名称。全书还附有各个历史时期的旧迹、平面图、烫样以及遗址现状、景观、遗物等图片451幅。该书共有注释2485条，参考书目有40余种，所依据的主要文献史料即有13种，包括清代档案史料、样式雷图档、清五帝御制诗文、清六朝实录、大清会典事例、日下旧闻考、国朝宫史、民国旧存档案、各类史料报刊杂抄等。“《圆明园百景图志》，是一部以‘史料’编纂为基础而写就的圆明园志书，实际上可以算作一部圆明园的编年史，其中包括圆明园的建设史。如各个景点中的每一幢建筑的营造、修缮、变迁，乃至建筑内部装修的状况，陈设状况，室内所悬绘画状况，室内外所挂的匾额、楹联，一些建筑所张挂的灯盏以及灯盏所用材料，一些庭院中的植物配置，摆放的花木等等。《圆明园百景图志》所查阅的史料，不仅有清代的官刊书籍，而且有民间笔记，还有近代研究者的论文，几乎囊括了所有可见的圆明园文献资料。”著名古建专家郭黛姮指出：“该书曾经（正式出版前）成为圆明园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重要参考文献，它更将成为研究圆明园的专家、学者必备的重要文献。”著名清史专家王道成评价该书是“圆明园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此外，尚需提及的是，除《圆明园百景图志》外，张恩荫先生还以编撰出了《圆明园志》初稿，该书稿同样具有多方面不容忽视的价值。

（二）系统梳理圆明园的历史脉络

解放后直至文革期间，因为种种原因，圆明园不为公众所知，国人理解中的圆明园更多意义上是符号性的、象征性的，人们对圆明沧桑的历史变迁是一知半解的。在党和政府日渐重视遗址保护和园林整修的背景下，系统研究、梳理圆明园300多年的兴衰变迁显得尤为必要。早在1979年，先生带领团队所精心布置的园史陈列展就对圆明园的历史演变及其遭遇的多次劫难有过清晰的梳理。先生还以一己之力在学术界首次辑录出圆明园300多年以来的大事记，这些工作基本勾勒出了圆明园的历史脉络，从“纵”的时间视角对圆明园作了基础性考察。1993年，先生又出版了《圆明园变迁史探微》个人专著，该书从微观层面详细考察了圆明园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一些具体情况，是对圆明园历史变迁的认识深化。张恩荫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尽管不是最早的，但其研究成果的结构性、逻辑性和系统性则是有目共睹的。

（三）开创御园园居生活史研究

张恩荫先生苦心孤诣，依据对史料的搜集和钻研，对于皇家园居生活情况以及当时御园内外的人文生态进行了较系统、详实、生动的发掘和阐述，揭示了皇家园居生活的时间规律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圆明大观话盛衰》一书对发生在圆明园的山高水长武帐宴和元宵火戏、同乐园新正庆丰图、端午福海斗龙舟、中元节福海放河灯、芰荷香盛夏赏荷、清帝御园庆寿、皇家祭祖拜佛、清帝炼丹封神、皇子读书、冬季八旗冰嬉等都有专题论述，这些论述涉及居住生活于御园的皇帝、太后、嫔妃、皇子、公主、太监、宫女，以及得以进入御园的工匠、宫廷画师、西方传教士、王公大臣、外藩使节等。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到皇家御园生活的丰富多彩，能够对圆明园的园林文化、皇家宫廷文化和我国古典民俗文化有更多感性的认识，给读者呈现一个活生生的、立体的圆明园，进一步凸显圆明园的社会属性和人文内涵。

（四）开创圆明园政治文化研究

圆明园是清帝国堪与紫禁城比肩的国家政治中枢，一幕幕政治悲喜剧在此轮番上演，其兴衰荣辱都与清代政治密不可分，圆明园也因此具有了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在对圆明园所蕴含的政治文化的把握方面，张恩荫先生也有独到的建树。他依托清实录、清会典、清人笔记，以及御制诗文，梳理出了圆明园政务活动的主要内容及其政治文化的基本结构。包括部院值房及奏事制度、护军拱卫制度、君臣理政场所、对官员的考试制度、清帝宴赏外藩王公及外国来使，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火烧圆明园过程中清廷的应对举措等。通过研究，使圆明园在清代的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的确认，使人们对发生在圆明园的历史史实能有基本的了解，使人们对圆明园大劫难在清代政治史及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影响有更为深入的认识。由此我们知道，圆明园之所以能获得“万园之园”的美誉，不单单是因为它典雅优美的园林景观和无与伦比的造园艺术，也因为它在清帝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以及它后来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所具有的类似于耶路撒冷“哭墙”一般的象征意义。

（五）首倡利用御制诗文研究圆明园

张恩荫先生是较早认知到御制诗文对于圆明园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的学者，他并且身体力行到这一研究中，取得了多方面的突破性成果。他认为御制诗文是了解圆明园盛时情况，及可资整修遗址参考的珍贵史料。1985年下半年，先生染病，身体状况很差，严重乏力，只能在家里休病假并去医院作理疗。但他仍坚持每天清晨从京西三里河的家里乘公交于8点前赶到京城东北隅的柏林寺查阅《清六朝御制诗文集》。根据自己的统计，先生指出，清五帝的圆明园诗文，累计有近5000篇，共写了560处建筑和风景点，大多数诗文写的是一亭一斋，其中四分之三的景点，写有多次专题御制诗，有40个景点，分别写诗在20次以上，最多的达59次。雍正皇帝写有圆明园景物诗50篇，乾隆皇帝共有御园景物诗文近2300篇，嘉庆皇帝有御园景物诗近1900篇，道光皇帝执政的前14年即有御园景物诗300篇，咸丰皇帝共有御园景物诗70篇。鉴于御制诗文的独特价值，先生有针对性的制定了《清五帝御制诗文圆明园景名表》、《圆明园部分景点（群）树木、花卉、泉瀑、叠石分布》、《圆明园御制诗文辑要》等专题资料。

（六）开启利用样式雷图档研究圆明园的先河

张恩荫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接触样式雷图档。1989年10月，特别是1990年10月至12月间，他用30天的时间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逐张翻阅了有关圆明园的全部藏图，共105包，2200余张，而这其中属于圆明园的各种图样共有1700余幅。1989年至1998年5月间，先生还先后在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档案馆、清华大学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查阅了一批散见的圆明园样式雷图档。先生认为，样式雷图档的价值之一，就在于能对其他常用图籍的可信程度，作出较为客观的判定；从样式雷图档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圆明三园20余处风景群的园林布局变迁情况；样式雷图档及其相关研究成果对于遗址保护、整修及开展学术研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影响。以样式雷图为依据，先生组织人员绘制了圆明园百余景的盛时平面图，这些分景平面图在文保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先生还根据样式雷图档对三山五园区域的一些历史园林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梳理了这些园林的格局与变迁。

（七）三山五园研究的奠基者之一

在清朝鼎盛时期，北京西北近郊一带皇家园林荟萃，有“三山五园”之称。在三山五园研究方面，张恩荫先生可谓是重要的奠基者，其《三山五园史略》视为这方面代表作。先生曾提出“皇家园林数北京，北京园林最海淀”的说法，对三山五园的地位和区位给予了明确的界定。按照一般说法：三山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指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畅春园、圆明园。张恩荫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对三山五园的定义自成一家，也极具合理性。他认为：三山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是指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春熙院、熙春园。他指出：“三山五园已由原来的既有指称又是泛誉，演变成为对昔日海淀一带皇家园林的泛称了”。这对于我们避免狭隘的认识三山五园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先生还对三山五园以及区域范围内的泉宗庙、圣化寺相关的御制诗文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研究，对三山五园的历史变迁和园林格局进行了比较有深度的揭示。

此外，对于圆明园遗址的多元价值，张恩荫先生有独到深入的观察和把握。他认为，圆明园遗址不同于一般文物古迹，而是一处闻名于世的大型历史园林遗址。圆明园的造园艺术成就实为我国古典园林的集大成之作，蕴含着非常丰厚的中华文化积淀，堪称世界级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他鲜明提出：“圆明园的沧桑史，既有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与骄傲，更有近代我们民族的屈辱与无奈，也有着当代华夏振兴的慰藉与艰辛。” 他积极呼吁以史为鉴，反思历史，从过往历史中汲取教训，铭记圆明园遗址的教科书意义，发挥圆明园的警世钟作用和政治情感价值。

先生“但开风气不为师”，“圆明园学”的话语体系、研究范式，以及基本常识的确立，他都是最先投入其中，具有开创之功的。正是凭借持之以恒的努力，先生义无反顾地扛起了开风气之先的大旗。他所常用的一些基本表述，诸如盛时圆明三园有园林风景群百余处，建筑面积达20万平方米，悬挂历代清帝御题匾额的有800多个建筑景观，共悬挂内外匾额1200余面等都成为大多数学者从事相关研究的语言背景。再如他所提出的御园、圆明三园、园居、百景、松竹柳荷御园四大景观植物等名词概念也被广泛认可。即使某些我们认为已成为常识的问题，先生也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考证，让人耳目一新。如他的《“九洲清晏”景（殿）名辨》、《<日下旧闻考>圆明园文词校正》等文章就很有依据，很见功力。可以说，先生已成为清代皇家园林研究领域的考据专家。

4．德艺双馨与精神遗产

2006年5月，我到圆明园管理处工作，一开始主要承担文物保护和文化研究方面任务。入职之初，对圆明园知之甚少，不免有些茫然，读完先生的一些著述，我逐渐对圆明园萌生了兴趣，同时暗暗下定决心要在圆明园研究方面做个明白人。先生尽管那时已退休，但学术顾问的身份仍促使他经常到单位开会或参与相关工作，在其后的近十年间我多次得到先生的具体指导。我也曾多次陪同不顾年迈劳苦的先生接受媒体访问，带领记者在遗址现场考察。近水楼台，使我对先生的人品、学问有了近距离的观察。2008至2010年间，因《圆明园百景图志》的编辑出版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与先生打交道的次数也更为频繁，其间对先生的为人处世有了更为细致的了解。

先生甘于清贫，面积有限的住所位于海淀北四环外志新村，家里堆满了各种圆明园资料，尽管显得凌乱，但是只要查找某种资料，先生总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找到。就在这狭小的居所内，先生无数次的接待过来访的媒体记者、专家学者以及对圆明园感兴趣的各方面人士，各种问题的讨论与争论，各类资料信息与学术资讯在这里交融汇集，俨然成为一个温馨的学术空间。

我不会忘记，先生曾鼓励我敢于发声，敢于在圆明园研究方面有所积累和建树，学术大家的真诚鼓励对于尚未登堂入室的我来说，是那么的及时。我不会忘记，几年前，先生曾让家人打电话给我，想与我聊聊，遗憾的是当见面时，他因间歇性神志不清而不认识我的场景。我很感恩，在我职业生涯的第一站，能有先生这样的学术前辈给予我宝贵无私的指导。我很内疚，在工作和生活中对先生关心的远远不够，不仅探望的次数少，而且也没有尽可能多的聆听他晚年的学术心声。聊以自慰的是，先生一生所体现的崇高风范和远见卓识，我还是稍有感悟的，我知道这些也是可贵的精神遗产。

（一）求真务实的学人风范

在圆明园研究方面，先生可谓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者。他甘于清贫，甘于寂寞，板凳甘坐十年冷，广泛、深入、系统的掌握资料。他曾不辞辛苦地走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北京市档案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机构搜集、查找、摘抄大量圆明园相关档案文献资料。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先生对于这些资源并没有敝帚自珍或是囤积居奇，而是积极分享与其他学人。他曾说：“我收集来的资料，不是为了收藏，是希望能充分利用起来，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圆明园。”画家张宝成即是根据张恩荫提供的数据资料才绘制出圆明园数十景的复原图。

先生治学实事求是，勇于认识并纠正自己以往不甚科学的观点，如关于圆明园的始建年代，他最初是采用康熙四十八年的说法，依据是《日下旧闻考》，后来随着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他开始认同并推广康熙四十六年即康熙前往圆明园观赏牡丹的时间。先生在1986年撰写的《圆明园简史》一文中，认为：“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即公元一七〇九年。”但他在稍后写成的《圆明园兴建史的几个问题》中，作了一项重要的补充和修正，说：“《日下旧闻考》称圆明园康熙四十八年所建，犹为康熙赐额之岁，其实际始建时间还要早于这年。为了避免混乱，因此，圆明园的始建时间当以《日下旧闻考》所载为准。”2005年，先生在《略论圆明园的早期形象》一文中，认定：“圆明园始建不会晚于康熙四十六年”，“圆明园实际上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时已经初具规模，比《日下旧闻考》所说至少要早两年”。他还根据《清圣祖实录》中“胤禛恭请上幸花园进宴”的记载，得出“圆明园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也应从康熙四十六年即1707年算起”的结论。

（二）合理整修遗址的中肯见解

在关于圆明园是保留遗址废墟、是进行适度整修，还是重建圆明园的大争辩中，先生不人云亦云，也不轻易发声，而是在悉心研究和审慎思辨的基础上，进行相对理性的探讨，可谓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作为圆明园人，先生并没有因为圆明园遗址保护仅是起步于一片废墟而妄自菲薄，他对圆明园及其价值的判断是积极乐观的。在宋庆龄、沈雁冰、习仲勋、张爱萍、荣毅仁等1583人于1980年秋发起《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签名倡议活动中，先生列名其中，因此不管是从自身在管理处的本职工作，还是从倡议签名活动，都可以看出先生是整修派的支持者。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忽视废墟派或重建派的观点及其蕴含的有益元素。

先生认为，鉴于圆明园遗址的特殊价值，其保护与整修应该由国家和北京市的文物、园林、古建、规划等部门以及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共同参与，并且还要有较高一层的领导机构实施重大决策和协调工作。圆明园是否应该修复大量园林建筑，可以从长计议，而只保留废墟的观点，则明显与整修遗址公园这一既定发展方向相悖，应进一步提高遗址的整修利用水平，应切实把各方面的思想统一到《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所确立的原则上来。他强调，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就必须适当的清整与展示能体现盛时基本风貌的园林建筑基址，清整展示的原则应该是“博物馆式的”，具体说，第一，清整与展示应有一定的数量，并着力展示遗迹较多和有独特园林意境者；第二，展示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第三，绝不能破坏遗迹并要有利于“永续保护”；第四，展示的目的和形式，不能背离遗址公园“存史、游憩、教育、借鉴”这样一些基本功能；第五，清整与展示要有选择、有步骤地实施，不能遍地开花，不能急于求成，在条件尚未成熟时，宁可少发掘和不发掘，也要竭力避免盲目发掘与展示对遗迹可能造成的无谓损坏。

先生曾认真梳理出圆明园遗址三十年的整修史，对遗址保护历程、取得的成绩，以及经验教训有独到的观察。对遗址保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常常唏嘘不已，也痛心疾首于某些不尊重历史原状的贸然修复之举。尽管如此，关于多年来遗址整修工作的意义，先生认为：“圆明园遗址整修水平尚待充实提高，但它却是圆明园百年残毁史的重大转折，是名园复苏的历史性开端，也揭开了首都园林发展史新的一页，成为中华文明复兴的象征。”

（三）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无限热爱

圆明园是中国传统文化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立体画卷，是中华文明集大成的结晶。圆明园不可磨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弥足珍贵的历史馈赠，值得我们予以继承和弘扬。张恩荫先生对圆明园无限热爱，将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于他所钟爱的圆明园事业。这一方面是圆明园的文化魅力使然，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圆明园是近代中华民族兴衰的缩影，在他的认知上，爱园与爱国是统一的。他对圆明园的感情起初可能是基于爱国主义的朴素感情，但随着认识的深入，这种感情也是越来越理性的，圆明园景观的秀美、艺术的精湛、文化的博大、地位的重要、命运的多舛，以及其历史象征意义和当今时代价值的丰富都是先生所珍视和力求揭示、宣扬的。

先生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对于侵略者的暴行极为痛恨。他认为，对英法入侵者的抗击，不管是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人民，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天经地义的，不能把广大人民的反抗说是政府鼓动的。入侵者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是非法和无效的。历史不容忘记，无论多么伟大的国家，多伟大的民族，也要时时居安思危。妄自尊大，固步自封，闭关锁国，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历史的经验值得千秋永鉴！

行胜于言，先生并未停留于对盛时圆明的缅怀追思和对沧桑遗址的抱残守缺，而是身体力行、踌躇满志地投入到圆明园遗址保护、园林建设、学术研究、价值阐发、文化传播等工作中。尤其是退休后，他利用自身优势踊跃接受媒体采访，为圆明园代言，为营造遗址保护的社会环境而坚韧努力。他同时积极推动、参与圆明园与外界的学术交流，利用中国圆明园学会、清宫史研究会等学术平台，使圆明园文化得以在更大的背景下和更广的范围内弘扬。

（四）干事创业的胸怀与情怀

张恩荫先生胸怀宽广，具有大历史的眼光，既善于立足圆明园看圆明园，也勇于跳出圆明园看圆明园，注重从宏观的视野、从圆明园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高度来观察审视。他说：“圆明园事业注定就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如果没有咬住青山不放松的那股精神，就可能会一事难成。……要全面提高遗址公园的整修水平，以无愧于我们民族的这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并对得起后人。”“在圆明园工作的人一定要意识到：在管理处工作当然应该而且必须完成任务，但质而言之我们是在干一件大事业。特别是作为处一级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有高度的责任意识，不仅要把自己负责的事作为任务完成，而且要发自内心地当作一件事业来干。我认为单纯性的完成任务与当作事业干，实际上是有很大不同的。”先生曾多次语重心长地提醒圆明园管理处干部职工要妥善处理好四种关系，包括：要处理好完成工作任务与干一番事业的关系；要处理好尊重专家学者与提高自身专业知识和历史文化素养的关系；要处理好遗址整体保护与科学整修的关系；要处理好积极推进与扎实稳步的关系。

事业需要传承，人才至为关键。先生总是不遗余力的提携后辈，积极为圆明园举荐人才，为圆明园引进人才而兴奋，为他欣赏的人离开圆明园而惋惜。他曾多次提及，圆明园管理处一定要有自己的专家，一定要有懂业务的专家型领导，在与各界专家学者的沟通中圆明园管理处也一定要有基本的话语权，要能积极对外发声。他谆谆告诫：“干圆明园事业很让人羡慕，但也常常招来非议，容易吃力不讨好。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虚心向专家学者求教，认真对待各方面的意见和批评，改进工作，不产生怨气，更要有意识地努力提高我们自身对圆明园的认知和历史文化知识，以适应工作要求。要尊重和亲近专家学者，同时也要在管理处内部营造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氛围，并下大力气培养我们自己的专业人才。……只要能持之一恒，就能抓出良好成果来。从一定的意义上讲，这实在是我们干好遗址专管事业的关键所在，不然就可能在遗址保护与整修中产生主观随意性，或者是对某一方的意见唯命是从，而面对多种意见时又莫衷一是。”

5．圆明园不会忘记

张恩荫先生为人谦和，处世坦荡，淡泊名利，与世无争，深受单位同事和专家学者的由衷尊敬。听闻先生逝世后，大家无不为之伤感，既感伤于一位敦厚长者的离去，也惋惜于圆明园文化事业的重大损失。先生一生对于圆明园的朴素期望，无非是希望圆明园遗址保护得更好、园林整修建设的更好、文化研究和传播的更好，圆明园人更有事业心和成就感。为此，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对关于圆明园的一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有时候也难免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可以告慰先生的是，随着国家的发展进步，尤其是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这一工作统筹概念的提出和建设事业的推进，圆明园各方面工作也在与时俱进，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大幅提高，圆明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日渐提升，而且我们仍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圆明园会越来越好。这些成绩的取得当然是建立在以先生为代表的前辈们不懈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而稍微遗憾的是，在先生晚年的最后几年，因先生身体状况不理想，记忆和思路不时紊乱，就不得不住进郊区的老年公寓调养，这使大家与他见面的次数大为减少，而他对圆明园的发展进步也所知不多了。

在一篇追忆著名古建专家、社会活动家汪之力先生的文章中，张恩荫先生写道：“先生今虽仙逝，他对圆明园遗址保护和整修利用的不朽功绩，必将永存！”这句话对于我们缅怀他本人来说，同样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相对于社会发展的生生不息，人生的短暂，不免让人喟叹。但是那些勇于抓住历史机遇，不辱时代使命，用一生做好一件事的人，即使是平凡人，其功业不尽然就一定是白云苍狗。圆明园曾经被野蛮摧毁，但圆明园文化不朽，张恩荫先生虽已远走，但他的名字与圆明园三个字紧密相随，同样会不朽。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先生的学术贡献和真知灼见一定会在更长的历史时段被确认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