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把上传语告下称为胪,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殿试以后由皇帝在金銮殿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的典礼仪式,叫作传胪。传胪就是唱名的意思,也叫金殿传胪。传胪唱名制度始于宋朝,明人彭大翼撰《山堂肆考》,语及宋时传胪盛况:“进士在集英殿唱第日,皇帝临轩,宰相进一甲三名卷子,读毕,拆视姓名,则曰某人,由是阁门承之以传于阶下,卫士凡六七人,皆齐声传其名而呼之,谓之传胪。”宋杨万里诗中也有“殿上胪传第一声,殿前拭目万人惊”之句。金殿传胪,是士子最大的荣耀。宋以后,传胪大典成为盛大隆重的礼仪活动,尤以清朝的金殿传胪最为完备。清代传胪定例在太和殿举行,但也有例外,京西皇家园林的圆明园就有举办传胪大典的特例,其中一次发生在咸丰十年,缕述如下。
清代传胪大典例在太和殿举行
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北京故宫内规模最大的一个殿。初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名奉天殿,嘉靖时改名皇极殿,清顺治二年(1645年)始称太和殿。太和殿是清代帝王举行即位、节日庆典或朝会等重要庆典活动的场所。按照制度规定,传胪大典,例在太和殿举行。
清初传胪大典的举办并无定期,主要是由于当时殿试试期变化较大,因此传胪日也随之变化,但一般定在殿试后三五日内举行。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规定,四月二十一日殿试,二十五日传胪,传胪之日期遂成定制。其后,间有因临时变故而随时酌定日期的特殊情况,均随殿试试期而行。据《钦定科场条例》载,传胪大典前有周密的准备工作程序。定制:礼部先期札请饮天监选择吉时报部,并缮写礼节上奏皇帝。得旨,通行各衙门。于是礼部示知贡士,并行护军统领衙门,于传胪日五鼓开东长安门,行兵部、步军统领开正阳门;通知王以下文武百官朝服齐集;委派礼部司官四员,会同鸿胪寺官,届时负责带领贡士;预行工部,备办贡士所戴三枝九叶顶冠;札请顺天府,伤大兴、宛平二县办理应备之伞仗仪从,及送状元赴顺天府筵宴及归第事。
传胪大典的礼节仪式,清朝正式颁有《状元传胪出榜仪注)《大清会典》中也有详细规定。当天清晨,銮仪卫设卤簿法驾于太和殿前,乐部和声署设中和韶乐于檐下,设丹陛大乐于太和门内。礼部、鸿胪寺官设黄案,一于太和殿内东楹,一于丹陛上正中。丹陛下设云盘,午门外设龙亭、御仗、鼓吹。王公大臣侍班,百官朝服侍立。贡士穿朝服戴三枝九叶顶冠,按名次奇偶序立东西丹墀之末。
礼部堂官诣乾清门奏请皇帝具礼服乘舆,导引入太和殿升座。中和韶乐奏降平之章,銮仪卫官赞鸣鞭,于是阶下鸣鞭三。“其声缭绕于空中,响彻云霄,音长而韵,如鸾鸣凤啸,入耳清脆可听。”丹陛大乐奏庆平之章,读卷执事官行三跪九叩礼。大学士进殿捧东案黄榜,出授礼部尚书,陈丹陛正中黄案上。丹陛大乐作,鸿胪寺官引导新进士就位,按次第排立。宣制官宣制日:“某年月日策试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之后传胪官唱第一甲第一名某人,鸿胪寺官导引状元出班,就御道左跪,第二名某人,导引榜眼出班,就御道右稍后跪,第三名某人,导引探花出班,就御道左又稍后跪。每名连唱三次,唱名声音极为缓慢,唱时依次传唱至丹陛下,传唱与传胪之义由此而来。
二甲与三甲仅唱名一次,不引出班。唱名结束,新科进士与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官员行三跪九叩礼,中和韶乐奏显平之章。礼成,皇帝乘舆还宫。
传胪是士子荣耀的象征。严我斯是康熙三年(1664年)的状元,他在《甲辰传胪日纪恩诗》中写道:“旭日罘罳霁色开,鸿胪声彻殿头来。香飘御案初承诏,酒赐天厨正举杯。绿仗气盈虚凤吹,康街蹀躞吞龙媒。自惭拜献无长策,敢忘经生旧草莱。”
居园理政与京西园林
以帝王为权力中心的王朝,其政治核心地带往往随皇帝的变换而产生变化。如果说,紫禁城内的皇宫早已打上帝王和政治权力的印记,那么,由康熙至咸丰朝,三山五园的政治地位亦因皇帝的久居而随即确立。换言之,三山五园成为紫禁城外京城的又一政治核心地带。比如,康熙帝在畅春园内处理的政事种类多样,包括引见臣僚、任命官员、庶吉士散馆、阅试武举骑射、赐宴蒙古王公大臣、接见外国使节,等等。随着圆明园替代畅春园成为西郊政治文化的又一中心,清帝在圆明园处理的政务活动愈加增多,但原则上,重要的典礼,比如元旦(正月初一)、冬至、万寿(皇帝生日)三大节,各种祭祀活动皇帝要亲祭,还要先期回宫“斋戒”,一些重要的政务活动,如仲春经筵、孟冬颁朔、殿试传胪等仍保留在紫禁城内举行。
这一点,在乾隆四十三年《御制夏日养心殿诗》里说的很清楚:“视朝虽常例(皇帝夏天居圆明园,每日召见臣工,办理庶政,遇有祭祀或其他典礼则回紫禁城,事毕再到园。这句是指太和殿常朝),有如爱礼羊(《论语》: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的典故)。避热而弗行,是即怠之方。怠则吾岂敢,长年益自蘉。都城烟火多,紫禁围红墙。固皆足致炎,未若园居良。园居且为愧,暂热赓何伤?熏风来殿阁,亦自生微凉。近政抚兰亭,即景玩词芳。”清代皇帝都不愿夏天住在紫禁城内,但为了完成诸种礼仪,清帝还是要勉为其难,离开凉爽的西郊皇家园林,驾归紫禁城。
科举,是清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考试制度。清代的科举正式考试,分为三级,分别是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院试由学政主持举行,考中者称秀才。乡试在北京、南京和各省省城举行,考中者称为举人。会试在京城由礼部举办,考中者称贡士。贡士在同年四月参加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原则上,殿试和之后的传胪都在紫禁城中举行,但也有例外。比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殿试均在圆明园举行,而咸丰十年(1860年)传胪大典也例外在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举办。
咸丰十年圆明园传胪大典
咸丰十年(1860年)这一年的科举考试,是于常规科举考试之外因皇家开恩而举行的考试,称为恩科。恩科首开于宋代,主要是针对屡试不第又有些才能的考生,允许他们在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以示皇恩浩荡,不过宋代的恩科并不经常举行。元代科举制度时断时续,更无恩科。明代沿用宋代恩科制度,但开科不多。到清代,恩科制度化,是皇家遇到喜庆之事(如皇帝娶妻、册封太子、过大寿等事)时,特别加开的考试。比如,1904年举行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便是因当年慈禧太后过七十大寿所开的恩科。
这一年,正值咸丰皇帝三旬万寿,早在咸丰九年正月,皇帝就下达谕旨:“兹于咸丰十年.届朕三旬万寿,允宜特开庆榜,嘉惠士林。著于本年八月,举行恩科乡试。明年三月,举行恩科会试。以副朕简拔人材至意。”按照皇帝的命令,乡试和会试次第举行,到咸丰十年四月,在保和殿举行了殿试,190名贡士参加了考试。正常情况下,殿试之后,金殿传胪将于太和殿举行。但这一年的传胪却出现了意外情况。
据史料记载,四月二十四日,咸丰帝在圆明园勤政殿召见殿试阅卷大臣,钦定新进士甲第。二十七日,由读卷大臣带领引见。二十八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行传胪大典,赐一甲钟骏声等三人进士及第,二甲黎培敬等八十二人进士出身,三甲崇谦等九十八人同进士出身。颁金榜,一切礼仪均照太和殿办理。为何传胪大典改在圆明园举行?
翁同龢父子的日记为揭开这一历史之谜提供了线索。翁心存(1791一1862)在清廷为官近四十年,大部分时间在京城活动。他是道光二年(1822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任广东、江西学政.累迁大理寺少卿。后历任吏部尚书、国史馆总裁、户部尚书等职。咸丰八年授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同治元年(1862年)入直弘德殿,授穆宗侍读,为两宫皇太后倚重。卒赠太保,谧号“文端”。翁心存撰日记二十七册,记事起于道光五年(1825年),止于同治元年(1862年),其中有记载清帝在圆明园进行的政务活动。翁心存之子翁同龢,官至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同治帝和光绪帝的两代帝师,亦撰有日记。
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冒雨下园。寅正三刻,上御正大光明殿传胪,百官蟒袍补褂,作乐鸣赞如朝仪,三品以下在二宫门外行礼,新进士在桥北,一甲三人宣至贤良门阶下行礼,金榜由殿前授礼部堂官,一甲三人送至东长安门张挂。自本月初六起圣躬欠安,自廿二日起令各部院照常带领引见,入城升殿恐致劳顿,遂改于回明园胪唱,前此所无也”。翁同龢指出,咸丰帝之所以改在圆明园传胪,是因为身体不适。翁心存日记证实了圆明园金殿传胪的真实性,并进一步提示,皇帝确实在进入四月就身体欠安,而殿试后传胪的安排,在四月二十二日的时候已经告知全体官员,并要求按太和殿应有礼仪进行准备。
那么,咸丰帝的身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咸丰帝确实生来身体较弱,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文宗体弱,骑术亦娴,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野兽之际,坠马伤股,经上骊院正骨医治之,故终身行路不甚便。”加之作为晚清君主,政务繁多,内忧外患,他郁闷烦躁,焦虑不堪,迷恋酒色,据《晚清宫廷生活见闻》记载,他“旦旦戕伐,身体久虚,遇坛庙大祀,常因腿软恐登降失仪,遣奕䜣恭代。加以军务棘手,外患交乘,遂患吐血之症”。腿脚不便,身体虚弱,不便西郊与紫禁城之间往来行走,这是传胪大典改在圆明园举行的原因。
传胪大典在四月热热闹闹地在圆明园举行完毕,这成为圆明园历史上荣耀的一页,但这也是清帝在圆明园中举行的最后一次传胪大典。同年八月二十二日,英法联军直犯圆明园,窜至圆明园大宫门。九月初五、初六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 本文选自《三山五园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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