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长春园示意图

乾隆三十年正月，皇帝进行了第四次南巡，这次仍然携带倪瓒作品来到了狮子林: “乙酉春巡，携是卷游狮子林”，且将仿作、原作在园林之中展玩比对。但有趣的是，乾隆皇帝起意于御园之中仿建狮子林，并非在某次回銮之后。现在可寻的史料中，最早记载乾隆皇帝有明确修园准备的，是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苏州织造舒文的一份奏折，中称“奴才于三月初一日在泉林仰觐天颜，面奉谕旨，着将苏州狮子林亭座山石路径河池按五分一尺，连寺亦烫在内，照样不可遗漏，送京呈览”。这里所谓的“仰觐天颜”，是在乾隆三十六年，皇帝奉皇太后泰山拈香途中。而将苏州织造传至山东林泉，显然并非临时起意。

选择在这个时间建园，其实跟狮子林在整个长春园的位置紧密相关( 图1) 。长春园为乾隆时期在圆明园的东侧新营建的园林区域，其中心以含经堂为主体，周围环以仿建之作: 既有仿自西洋的水法，也有仿自江南的园林。其中，茜园、如园、鉴园等，皆单独成园。长春园的建造有两个比较集中的时期，乾隆十年至乾隆二十年间，建造了“玉玲珑馆”“茜园”“海岳开襟”“思永斋”等单独的院落。乾隆三十年后，不知是否受到第四次南巡的影响，长春园进一步扩建，映清斋于乾隆三十一年建成; 如园、鉴园于乾隆三十二年基本建成; 含经堂于乾隆三十四年基本建成; 次年，淳化轩建成。而东北一隅，在乾隆十二年时已经建成了“丛芳榭”及周围建筑，丛芳榭本为一独立水榭殿，在第二次扩建中，加入了东侧的“狮子林”建筑，与其他园区一样，选择江南地区的名园仿建，是乾隆皇帝的一贯兴趣。“长春园内如园仿江宁藩署之瞻园，即明中山王府西园; 狮子林仿苏州黄氏涉园; 小有天仿杭州汪氏园。乾隆二十二年南巡后造。”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因崇庆皇太后八十寿辰，乾隆皇帝奉母至泰山拈香，途次宣苏州织造舒文觐见，并吩咐其进献狮子林烫样，打算在长春园东北建造狮子林。舒文于三月二十日回到苏州， “回任即亲率各匠至狮子林，并寺内逐细丈量踏看，按依式样，遵照五分一尺督匠烫做，至二十六日，赶办完竣，细加校对，并无遗漏，亦无舛错，现专差赍送进京”。

烫样是用硬纸板及秫秸秆粘合烫制的建筑模型，类似于今天的沙盘。所谓“一尺五分”就是一尺算作五分，即1∶20的比例。以狮子林的规模来看，即使按照1∶20的比例缩小，烫样成品也颇有规模。而皇帝收到烫样后，在此基础上对建筑设计做了一定修改。如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六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内开九月初一日接得狮子林工程处知会白文一件”，“将改烫得狮子林戏本五间楼后照，依秀清村添盖高台房，并游廊、方亭内理装修烫样一座，交太监胡士杰呈览”。而且此烫样做得相当细致，不但外部加以描绘，“其内理板墙上画画之处，亦照秀清村高台房内理板墙。著如意馆绘画”。

现在就遗址实地勘测来看，狮子林占地1. 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100平方米。这座园中园在咸丰末年被烧毁之前，规模并未大改，根据道光八年十二月的修缮记录: “长春园狮子林殿宇、楼座房间共计八十三近( 进) ……游廊六十九间……亭子五座……大小船一百八十一只。”长春园狮子林用时一年左右，在三十七年基本完工，十月挂匾。根据内务府于乾隆四十年复查汇总，实净销工料银134013两5钱8分2厘。

长春园狮子林对于苏州狮子林的模仿，可谓细致入微，就连所挂匾额，都是发往苏州制造的，乾隆三十七年“交御笔白纸萝月春山扁(匾)文一张，对一副( 狮子林清閟阁) 御笔白纸万壑云深扁(匾) 文一张，对一副( 狮子林延景楼) 传旨，具发往苏州，将清閟阁扁( 匾) 对随意漆做一块，玉扁( 匾) 对一分，延景楼扁( 匾) 对随意漆做扁( 匾) 对一分”，“于九月十八日，将苏州送到漆扁( 匾) 对二分交太监胡士杰呈进，安挂原处讬”。

在御题《狮子林八景》中，多次提到了建园的初衷，即对苏州狮子林的仿景，以及对江南风景的流连。除了建筑名称大多沿用外，在《虹桥》一诗中更有“片云帆影，何必更羡吴江”之句。但其实此诗一开篇，便提到了于长春园建狮子林的原因: “因教规写阊城趣，为便寻常御苑临。不可移来惟古树，遄由飞去是遐心。峰姿池影都无二，呼出艰逢懒瓒吟。”从诗中的最后一句话来看，御园狮子林虽然形式上是在抄仿苏州，但是深究其写仿对象，仍是倪瓒的画作，“园建狮林原慕彼，图藏清閟复题予”。

在御园狮子林中，皇帝特将山石之上的三间小室命名为“云林石室”，取倪瓒之号为之，且在题诗中反复强调: “遐想创作图，自诩荆关意……岂期属黄氏，又复御园至。今古实一瞬，苏燕非二地”; “峰顶一笠，清旷绝尘，元镇画往往如是，印证故在不即离间”。

有趣的是，区别于西方绘画的写实性，中国山水绘画的特色在于“写意”。就倪瓒此图来说，黑白的写意山水是无法作为建筑参考的。但乾隆皇帝每每强调其园林“此间竹石邱壑，皆肖其景为之，冠以旧名”。这应该与中国山水画的特点密切相关，元末明初， “留白”的表现方式已经运用得登峰造极，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就是代表之作，留白不仅是构图上的需要，更是心理上留给观画者的空间，而是否能将空白空间中填充上自己对于景物的理解，就要看观画者个人的文化造诣和审美旨趣了。倪瓒《狮子林图》中表达出来的“清新恬淡” “疏朗俊阔”之意，非常符合乾隆对于眼前园林的想象。

但遗憾的是，虽然乾隆皇帝一度对于长春园建造的狮子林表示满意，但不久之后，他似乎认为这并不能满足他个人对此意象的想象，也就是说，此处不能将皇帝认为的倪瓒画作之精髓加以体现。所以在两年之后，乾隆皇帝又于避暑山庄重仿此景。

乾隆皇帝首次题写《文园狮子林十六景》是在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可见此时文园初建成。乾隆皇帝何时起意要在承德修建狮子林，就目前史料不得而知，所以，除了上述推测可能外，也有一种情况是，在北京狮子林尚未完工之前，皇帝就已经想要在避暑山庄重仿此园了。在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太监胡士杰就传旨: “将粤海关监督德魁照旧年万寿贡呈进紫檀木亭式宝座一样，成做一座，算伊贡进得时，在热河新建狮子林安设。”可见此时避暑山庄仿建狮子林工程已经开始，皇帝对其内部陈设提出了具体要求，但尚未命名此园为“文园”。

在乾隆的写仿园林作品中，这种对同一园林进行二次写仿，且相隔时间如此之短的例子并不常见。而且相对于御园仿建，文园已经完全超出了写仿苏州的范围。乾隆皇帝自己也说: “避暑山庄清舒山馆之前度地复规仿之，其景一如御园之名，则又同御园之狮子林而非吴中之狮子林。”乾隆皇帝在《文园狮子林十六景》中，把两次仿建园林于苏州狮子林、倪瓒画《狮子林图》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归纳。首先他说，自己之所以两度仿画，以及后来的仿建，原因是“向爱倪瓒狮子林图，南巡时携卷再至其地摹迹题诗”。长春园东北隙地的狮子林，“其亭台、峰沼但能同吴中之狮子林而不能尽同遇翁之狮子林”。也就是说，长春园虽然按照苏州狮子林仿建，但是不知是周边风景不同，还是皇帝在此时的心境不同，都觉得于倪瓒的图画颇有参差，于是“于避暑山庄清舒山馆之前，度地复规仿之”。

新建的狮子林，“不同御园之狮子林，而非吴中之狮子林”，它“塞苑山水天然，因其势以位置并有，非御园所能同者”。但是不论外在如何不同，“若一经数典，则仍不外云林数尺卷中”，其中因袭的还是倪瓒之画意。至于这种分别，皇帝解释到: “所谓言同不可，何况云异，如此则二亦非多，一亦非少，不必更存分别。见懒道人画禅三昧或当如是尔。”此处再造狮子林，已经不是单纯的复制了，而是乾隆皇帝在苏州狮子林基础的再创造，对于两个园林不同之处的质疑，乾隆皇帝开玩笑说: “惟举倪迂画卷示之。”言下之意是，你只道文园与苏州狮子林不同，却不知时移世易，这两厢都是因了倪瓒图画的禅意。

根据已有研究，相对于长春园，文园狮子林主要做出了如下改造。

1. 取消了长春园狮子林与西南角从芳榭两园相邻的格局，西南角换由开阔的水面代之。

2. 西南部引导区南部院墙由直线变成向外扩张的曲线。

3. 池区西岸由直线变为向东突出的自然曲线。

4. 由于客观地形条件，取消了长春园狮子林池区清閟阁与小香幢之间的水斗。

5. 小香幢的位置向北后退。

6. 在五折桥之后增设了一道带有过河亭的围墙，完全将园林一分为二。

7. 山区东侧院墙的不规则曲线向外扩张，院墙曲线更加饱满。

8. 山区内部又被明显分为假山石林与主坡高地两部分。

9. 山区水系相对长春园狮子林更加丰富自然，与山石建筑的结合更加紧密。

总结起来，除了对于地势的适应外，文园对于前者的改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尽量取消人工痕迹，去直取弯，显得更加自然逼真; 二是扩展山势，将园林与整体环境合二为一。文园建于避暑山庄，其山原地势与苏州迥异，前者在草原山峦之间，后者则是粉墙黛瓦的城市。因此，此处的狮子林虽然在叠石理水上宛若姑苏，但自有一番塞外风景。乾隆皇帝也说道: “爱此原看鸥命侣，胜他还有鹿游群。水称武列山雄塞，宜着溪园济以文。”这种文人情趣和列山雄塞的搭配，一般的文人是难以想象的，而这种搭配，可能才是皇帝所理解的“荆关之意”。因此他也说: “倪氏狮林存茂苑，传真小筑御湖濆，既成一矣因成二，了是合兮不是分。”

文园的山区景观明显比长春园狮子林更为丰富，西侧由水系将假山、建筑串联在一起。东侧则设有两座丘陵，与西南、西北二处假山遥相呼应，营造出北、东、南三面环山的效果，西侧隔有院墙，又通过过河亭及漏窗将西侧池区景色引入园内。

相比姑苏狮子林，承德的文园从意境和造园上，更接近前文中提到的钱维城《狮子林图卷》，也就是更贴合乾隆皇帝对狮子林这一意象本身的想象。他自己也说: “谓他城市山林尔，逊此庄园漠塞兮”，注称: “吴中狮子林在姑苏城内，虽有城市山林之意，然究不若塞苑山水天然，因其势而位置之，又非吴中所能及也。”

从乾隆的题诗看，他对文园造景时对园外山石的借景颇为得意，在《假山》和《占峰亭》中他说: “塞外富真山，何来斯有假。”塞外山色雄奇，于文园园中即可观望，而近景中的叠石，仿佛只是背景处山石的延伸。“塞山雄浑其固然，峰岭恒持亘数里”，“窈窕致径曲，刻峭成峰雅”，“倪乎抑黄乎，妙处都与写”不管是倪瓒还是黄公望，所画山势也不出于此了。对于南北建筑的此种组合，可谓前无古人，除身处国家权力中心的皇帝，其他人也很难有能力去完成这一事业。乾隆皇帝无疑很欣赏自己这一创举，他在文园十六景题诗中多次写道: “吴工堆塑图，名画了非殊。有一宁无二，仿燕仍忆苏。究安能必彼，欣雅足清吾。欲问云林子，可知塞外乎?”; “忽闻隔嶂鹿呦呦，欲傲金阊未有此。”连当时作画的倪瓒都无法企及的境界，被皇帝信手拈来，文人画作，也不过尔尔。

不过有一点看起来却很矛盾，即不管是长春园还是避暑山庄，皇帝都表示所构建的园景，不如苏州旧园，他在诗中写道: “略看似矣彼新构，祗觉输于此古林。”注称: “避暑山庄与御园均仿狮子林，而数典实自吴

阊，是同是异，尚觉旧逾于新耳。”其实这也很好解释，虽然乾隆皇帝对自己承德的园林作品十分得意，但是作为一个文人而言，总是觉得旧时遗迹终非仿古可比，这就是另一番怀古幽思了。

为了让这一意象更符合自己心中的“狮子林”，乾隆皇帝亲笔两次摹画，他自称因为原作要收藏内府，临摹藏于苏州、避暑山庄便于观看。其实皇帝若要临摹古画，宫廷内技艺高超之画师并不在少数。他之所以选择两次亲笔，多出于自己对“狮子林”的表达意愿。于是从这个认知层面上，他又回到了一个文人身份。

从赏画到仿画，从赏园到创园，乾隆皇帝的审美和文化创作，既有对文人传统的继承，又极富帝王特点。他对书画鉴赏、诗词绘画、造园理水都有自己的一套见解，并且能够付诸实践。以三园的叠石为例，狮子林以“狮子”名者，毕竟因其山石嶙峋，颇具清幽，所以三处园林虽然细节上多有不同，但都遵从了西水东山的基本结构。

苏州狮子林因近取材，所用为太湖石。此石的特点就是瘦透崎岖，极富造型感。乾隆皇帝也认为: “狮林以石胜，相传为瓒自位置者，兹令吴下高手堆塑，小景曲折尽肖驿此，展拓成林，奚啻武贲之于中郎。”在长春园造林时，则没有像宋末“文人皇帝”一样，耗费人力从南方向北方运石，而是就地取材，于北京房山地区采取北太湖石，并加以雕凿。乾隆皇帝自己在形容御园狮子林磴道时就说“房山石似洞庭，刻峭一例岭嵤。”乾隆四十五年《奏销档》中也记载，在狮子林添修的过程中“太湖石山凿做窟窿，别凿刷洗”。而且从现在圆明园遗址遗存的叠山来看，其用材基本以北方产北太湖石和黄石为主。

乾隆皇帝认为: “南方石玲珑，北方山石博大雄浑。玲珑类巧士，雄壮似强将。风气使之然，人有择所尚。”他强调物尽其用，提出“造物生材宁可舛”，不必舍近求远，应各取石料特点而加以发扬，以免园林形制千篇一律。乾隆四十年御制《玲峰歌》中便称: “将谓湖石洞庭产，谁知北地多无限。万钟奇石大房山，有奇必偶斯作伴。……物遇其时当自显，兹峰有过无不及……取自崇冈历平野，原非不胫实车转，岂其出于不测渊，岂毁桥梁凿城闉?”这既是为节约建筑成本，也体现了他的设计理念。

文园是仿长春园狮子林而建，但用石之法却与其截然不同。就避暑山庄整体而言，在建造中，大量使用了遍山可采的青石、混湖石，山庄的叠山风格更加浑厚拙朴，达到了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的效果。其中文园一墙分二院，西院用块钝而棱锐的青石叠山; 东院却选用房山石叠山，洞顶用青石或鸡骨石覆盖。青石与黄石是所谓“遍山可采”的顽劣之石，这些石块大而整齐，石质坚硬，色调青灰、杂黄褐色皆有，与房山的北太湖石亦有不同。叠山垒石的方式，也与苏州、北京差别很大，但是堆叠成形之后，却更能彰显雄浑苍劲之美。

这些技术上的问题，深入而微，而乾隆皇帝均有自己的见解。这并不是说他对整个园林和绘画的理解就停留在了实用层面，而无论是画中、诗中还是园中的“狮子林”，都被他引入了一个禅意的范围。在解释三园建造的差异时，他经常引用的一个概念就是“是一是二，若即若离”。在乾隆四十五年《再题文园狮子林十六景》序中，“今岁吴中狮子林，一三三一了难寻，兹来重忆昨年句，笑我未忘分别心”。“一三三一”是《五灯会元》中的一个典故，有人问禅师“无忆、无念、莫妄三句”，“此三句是一是三”，禅师答曰: “无忆名戒，无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所以它代指的是佛教中的“实相”问题， “实相”曰法性，曰真如，是指称万有本体之语。在此句中的“三”无疑是苏州、长春园、文园三处狮子林，而一则是“狮子林”这一意象。狮子林一切意象的表现，被乾隆皇帝形容成了一种“水到渠成”: “由来水到便成渠，斯语堪诠画与书”。而意象表达的各种方式，也被皇帝统称为“无相相中真实相”。

乾隆皇帝在狮子林立意方面的深入浅出，极似一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但是他对意象上的操作，又充满了帝王才有的控制力。古往今来，有文人志趣的皇帝并不少见，词坛开宗后主李煜，书画名家钦、徽二宗，唐玄宗李隆基可赋诗，明宣宗朱瞻基能作画。这些皇帝确实对文化有着浓烈的兴趣，有些人的书画词赋水平也远高于乾隆皇帝，但是他们对整个国家的文化控制力，都不可与乾隆同日而语。乾隆皇帝要把握的是整个国家的认知观念，而对于园林的再创造便是一个侧面的体现。

所以同样痴迷诗词书画，徽、钦二宗落得亡国下场，而在乾隆皇帝的统治下，中国则迎来了最后一个君主集权的巅峰。有趣的是，在乾隆第四次南巡回京后——也就是乾隆三十年，皇家园林迎来仿建的第二个高峰。与此同时，文字狱开始回潮; 乾隆三十七年，皇帝开始下诏令各州府搜集图书，并整理《永乐大典》，起意编纂《四库全书》; 乾隆四十年，皇帝令编写《贰臣传》; 次年，下诏编写《殉节忠录》……比起对于整个文化思想界的控制，乾隆皇帝按照自己的意志，修改仿建文人故园，便似乎只是一个小品了。

* 本文选自《清史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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