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圆明园的研究已持续了近90年(1930年至今)，回溯这段历史，可充分领略建筑史学宗师的远见卓识，获得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的启迪，有助于后人完满实现他们的愿景，并由此促成建筑史学史、园林史和保护史的深入研究。

一、研究历程回顾

（一）、铺垫阶段：圆明园走入研究者的视野(1900—1930年)

1、文人的凭吊和感怀

圆明园自1860年遭焚掠之后，再未承担皇家离宫的功能，但清朝统治者仍视其为皇家禁地，因此较长一段时间内，仅有极少的人有幸参观圆明园的遗迹，便出现了一些文人所撰写的参观游记以及凭吊圆明园的诗词，其中较为经典的是王闿运《圆明园词》，这是其与徐树钧等于1871年游历圆明园遗迹后所写。

2、残毁考辩激发研究热情

1926年，文人陈文波的《圆明园残毁考》较为严谨地论述了圆明园惨遭焚掠的始末过程，详细描绘了其所见圆明园遗址的情况，并附有多幅现场照片，尽管研究深度有限，但这篇著作仍成为较长一段时间内熟悉和研究圆明园的首选资料，更重要的是它激起了众多学者、专家投身于圆明园的研究中，实为圆明园专项研究的发酵剂。

3、引导公众认知圆明园的资料汇编

时任外交部特派员的程演生先生在巴黎图书馆偶见80幅《圆明园图》，经多方协商，将图全部拍照带回国内，为后人探知圆明园原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1928年，他又将圆明园四十景图以及圆明园相关史料、著述，汇集编为《圆明园考》，成为第一本针对圆明园的资料汇编性图书。

除上述典型成果之外，1924年，金勋先生绘制完成的《圆明、长春、万春三园总平面图》，是圆明园罹难后，研究者绘制的第一幅三园总图，这也成为当时了解熟悉圆明园最全面、直观的图像资料。但是，这一阶段的相关成果多是研究者自发的个人行为，数量有限，且缺乏后续跟进，未能奠定以圆明园为对象的研究体系，因此，笔者将此时期作为圆明园研究史的铺垫阶段。

（二）、圆明园系统研究的起点：中国营造学社(1930—1949年)

毋庸置疑，中国营造学社奠定和开创了中国建筑学、建筑史学、遗产保护学的开端，堪称圆明园系统研究的真正起点。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相较铺垫阶段的自发性，突显出系统、科学、针对性强的特点。尤其是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先生敏锐地将圆明园作为皇家苑囿研究的首选个案，并特意嘱托刘敦桢先生为其撰文，为后续研究确立了档案文献与遗存实物、照片相结合的思路和方法，直至今日仍是众多研究者参照的重要指南。在围绕圆明园展开的系列研究中，多篇重要成果相继出版。

1、第一本系统的圆明园资料汇编——《圆明园遗物与文献》

20世纪30年代初，营造学社刚刚成立，便着手向社会广泛汇集圆明园遗物、文献及相关学术论著，积极翻译了如《乾隆西洋画师王致诚述圆明园事》等国外留存的文字记录，多次组织公开展览，并将成果及时汇编在《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第二卷第一册，形成了第一篇有关圆明园的资料汇编性成果——《圆明园遗物与文献》。

2、圆明园样式雷图档研究整理的先驱——金勋

早在1924年，出身于营造世家的满族后裔金勋先生，凭借对圆明园的长期关注和了解，依据文献图档以及遗址实物绘制完成《圆明、长春、万春三园总平面图》。1931年前后，在担任中国营造学社绘图员期间，他再次根据实测资料和样式雷相关图档，完成《圆明园复旧图》，此图成为营造学社梁思敬先生绘制圆明园透视鸟瞰图的重要参照。

1932年，金先生出任国立北平图书馆舆图组馆员，主要从事样式雷图档的整理编目和圆明园史料的汇集工作近2年，随后陆续发表了《北平图书馆藏样式雷制圆明园及其他各处烫样目录》《北平图书馆藏样式雷藏圆明园及内廷陵寝府第图籍总目》等文章，按景区或建筑的先后顺序，依次归纳统计图档数量，这一成果是国内首次对样式雷圆明园图档进行的个案统计。

1933年12月，北平市工务局对圆明园遗址进行清理和测绘，为厘清格局名称，曾向金先生咨询，并请营造学社代为审定，终绘制完成《实测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遗址形势图》。

3、圆明园研究的开山之作——刘敦桢《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

刘敦桢先生于1933年完成了《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一文，后又增补续文。这篇论文开创了圆明园研究的先河，提出了依据档案文献来鉴别样式雷图样的方法，也揭开了圆明园图档研究的序幕。

在中国营造学社的感召下，社会各界发起了汇集圆明园遗物文献和开展相关深入研究的热潮。在此期间，除《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外，《史料旬刊》刊载了故宫博物院发现的《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案卷》，金梁先生从沈阳故宫藏图中发现并拍摄了长春园西洋楼铜版图20幅等。

1933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三、四号合刊出版了《圆明园》专号，这是其10年创办过程中仅有的3次专号之一，内容与《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相近，涉及文献、图档、翻译西人有关著述等。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昙花一现(1949—1976年)

新中国成立至圆明园管理处成立之前，限于种种原因，众多学者只能自发地从事圆明园研究工作，尽管著作较少，但仍拓展了一些研究方向，并且继承了营造学社的研究宗旨，吸引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如新中国成立初期(1953年)，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王威撰写的《圆明园》连载于《光明日报》，后又经增补完善并编著出版。作者在介绍圆明园遗址景物的同时，以期唤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除此之外，刘文瀚撰写的《圆明园兴亡史》将研究方向扩展到圆明园变迁的梳理。

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时期古典园林专家周维权先生和教育家、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先生首次针对圆明园的园林艺术进行详细阐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侯仁之先生也在《历史的一个侧影——海淀园林的兴替》中论述了圆明园在海淀园林变迁中的地位，由此足见圆明园研究在不同领域所具有的巨大魅力。

（四）百花齐放时期(1976年—20世纪90年代)

1、圆明园管理处带动下的研究

1976年，圆明园管理处成立，在承担专门管理圆明园职责的同时，立即组织员工进行园史整理、现状调查和清理以及保护等工作，圆明园也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仅4年后，1980年，中国建筑学会历史学术委员会便在北京召开“纪念圆明园罹劫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发起并通过了“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国内众多知名人士、学者踊跃参与，短短2个月的时间，参加人数达1 583人，宋庆龄、沈雁冰也在签名者之列。

2、中国圆明园学会的整理研究

1980年，中国圆明园学会正式成立，作为引导、组织、协调社会各界力量的学术团体，自成立之初便充分发挥了研究圆明园的平台作用，始终坚持组织召开高水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邀约和征集了大量相关学术成果，并快速发表在连载刊物《圆明园》上，供研究者交流共享。

学会不仅长期关注圆明园文献史料的整理、学术研究和遗址保护以及相关园林研究等在内的专题文章，更以推动社会各界对圆明园的关注和研究热情为宗旨，何重义、曾昭奋先生完成的《圆明园园林艺术》、《一代名园圆明园》以及张恩荫先生撰写的《圆明园变迁史探微》等重要著作便是在中国圆明园学会的协助下完成的重要成果。

可以说，在中国圆明园学会的引领下，这一时期圆明园研究进入快速、有序的发展阶段。

3、高校初始参与研究

1979年，清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教研组依据馆藏样式雷图档、文献以及实测数据，对圆明园的部分景区进行复原规划设计，为遗址的保护利用提出建议，并汇集出版了《圆明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这标志着高校成为新的圆明园研究力量。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时任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讲师的白日新先生将自己历经16年绘制的《圆明园复原图》公开发表，成为继梁思敬先生《圆明园鸟瞰图》后第2幅考证严谨的圆明园全景复原图，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直观形象的资料。

4、社会各界的研究

圆明园管理处与圆明园学会的成立，如同高效催化剂，迅速燃起了相关研究机构和广大研究者的热情，大量学术成果不断呈现，圆明园的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盛况，研究内容更加广泛，不仅延续遗物文献的整理研究，同时增加了园林艺术、营建变迁、遗址保护、遗址价值、遗物追踪、反思侵略等主题。并且题材多样，如诗歌、散文、小说、学术论著等。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形成较系统的阶段性资料汇编成果《圆明园资料集》，为圆明园研究史的后续发展道路夯实了基础。

与此同时，参与研究的人员从专业学者扩展到高校教师，涉及领域从建筑、园林、文学延伸到史学、宗教、国际关系甚至气象学等。此外，人们的视野也从单一的针对圆明园历史面貌转向探讨如何保护圆明园遗址。恰在此时，修复的问题被引入公众的视野，成为直至今天，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持续争论的话题，这也成为圆明园研究的独特之处。

（五）、百家争鸣(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研究重点集中于遗址是否修复与如何修复的问题，参与者延伸到普通大众，足见圆明园在社会精神层面，尤其在爱国主义主题中所具有的无法磨灭的影响。争论以“废墟派”与“复建派”两大对立阵营为主体，相关探讨较多且已公开发表，在此不再展开，但这一独特的现象国内唯有圆明园一例。

进入21世纪，圆明园研究的方向更加广泛，内容更加深入。张恩荫先生的《圆明园百景图志》，无疑是圆明园研究史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给研究者和关注者提供了一本介绍详细，图文并茂的圆明园百科书。而对圆明园园林艺术、变迁历程以及保护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主要集中在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始终秉承营造学社研究理念的高校。不仅培养了大批研究力量，并且在研究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凸显了高校在专项研究领域的独特价值。

1、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相关研究

2000年伊始，郭黛姮先生作为带头人，指导学生围绕圆明园的造园艺术、建筑形制、山水格局、更迭变迁以及遗址保护等方面展开专题研究，形成一系列学术成果，典型著作如《乾隆御品圆明园》《远逝的辉煌——圆明园建筑园林研究与保护》《圆明园记忆遗产——样式房图档研究》等。自2009年起，郭先生进一步尝试与专业技术公司合作，借助虚拟现实及增强现实技术再现圆明园原貌，为圆明园的研究、保护与展示利用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其阶段成果已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2、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系统研究

天津大学依托古建筑测绘成果，长期致力于皇家园林研究，王其亨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从类型学、现象学、解释学、文化学、生态学、史学等全新的角度揭示清代皇家园林，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完成了数十篇硕博士论文，发表近百篇学术论文，均获得学术界的肯定，成为园林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作为皇家园林集大成之作，圆明园始终是各专项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些成果也进一步揭示了圆明园深刻的历史价值。

2000年至今，王先生连续承担了围绕样式雷世家和图档展开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圆明园作为园林作品中留存图档最多、伴随样式雷家族兴衰的最重要佐证，成为这些项目不可或缺的重要个案。对此进行专项研究，现已完成的图档梳理工作，弥补了大量圆明园格局变迁的空白。

3、考古工作的进展

2000年，随着《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的正式批复，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工作走向正轨，考古工作自然成为各项工作的前提。《圆明园长春园宫门区遗址发掘报告》《圆明园长春园含经堂遗址发掘报告》的陆续出版，使考古成果成为圆明园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自1997年以来，法国华夏建筑研究学会与国内相关研究机构共同组织了“中法历史园林的保护与利用研讨会”，并就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提出深入的研究和设计。这一尝试，打破了国内研究者自说自话的窘迫局面，尤其对于园林遗址的保护而言，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才能减少不必要的弯路，毕竟对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圆明园遗址，采取任何措施都没有重来的可能。2011年，圆明园管理处牵头，整理出版了一批亲历1860年劫掠事件的外国人的日记，从亲历者的视角呈现了1860年前后与圆明园相关的详情细节。

二、圆明园研究史的特点

纵观圆明园研究史，既具有专题研究史的共性，即经历了开端、发展、高潮和稳定延续的过程，又呈现别具一格的特性，比如牵涉领域广、视野宽、跨国界以及贯穿民族情感等。

（一）、跌宕起伏的研究过程

圆明园的研究史呈现出由浅入深、由点及面再至点，不断提升深入的过程。研究内容从史料文献和实物的收集整理，延伸到对汇集成果的研究，进而用于揭示圆明园的历史格局，满足社会对圆明园的初步认知需求。此后，着重圆明园历史变迁格局、造园艺术以及园林文化的研究，使人进一步了解圆明园真正的历史价值。第3阶段则走向对圆明园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探讨，即在积累前述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圆明园遗址现状，探索如何将圆明园的价值和圆明园遗址的价值全面展现在公众面前，实现圆明园的终极价值，最终在各研究方向逐渐深入细化。

（二）、丰硕的成果

回顾圆明园研究的发展历程，其研究成果可谓类型多样，数量巨大，涉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电影(2部)、绘画、专著、模型、汇编、报刊、硕博士论文等，其中，著作60余部，硕博士论文20余篇，期刊论文百余篇，报刊专题数百余篇，散文、诗歌不计其数。

与此同时，对史料文献和遗物的汇集整理工作贯穿始终，无论是营造学社时期的《圆明园遗物与文献》，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舒牧、申伟、贺乃贤等汇编的《圆明园资料集》以及2008年圆明园学会编著的《圆明园档案文献目录》等，都莫不如此。

（三）、杰出的研究者

圆明园研究者几乎遍及各阶层，所涉及领域包括建筑、园林、考古、文学、史学、雕塑、工程、材料、化学、地质、水文、环境、植物、生物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研究领域，其中研究主力首推建筑和园林专业，这也恰与营造学社划分圆明园的研究类型吻合。

在众多研究者中，各领域的杰出代表都曾给予圆明园高度的关注，如中国建筑史的创始人梁思成、刘敦桢先生，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敦煌学家、中外交通史专家向达先生，古典园林研究泰斗周维权先生，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古建专家罗哲文先生，园林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孟兆祯先生，中国圆明园学会成立后涌现出的何重义、曾昭奋先生，建筑考古学倡导者杨鸿勋先生，梁思成先生的学生郭黛姮先生以及秉承营造学社研究风范的王其亨先生等，这些杰出的学者以圆明园作为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发表和阐述自己的观点，更以此作为终生研究的方向，为圆明园研究贡献出毕生精力。

三、问题与思考

（一）、多学科、多领域的密切合作有待加强

尽管多学科、多领域参与是圆明园研究史的特色之一，但长期形成的条块分割和专业壁垒严重限制了圆明园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对于当前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工作而言，急需多专业参与，但如何实现各专业之间的无缝合作，是直至今天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

（二）、研究深度尚需提升

事实上，由于遗存实物有限，档案文献匮乏，对于造园艺术的挖掘很难呈现圆明园的万千变化，对于百余处圆明园景区而言，目前仅刊载了十余处景区的深入研究成果，后续深入研究工作仍任重道远。

此外，圆明三园的格局变迁始终模糊不清。自金勋先生绘制《圆明、长春、万春三园总平面图》至今，众多学者投身相关研究，完成众多成果，但由于缺乏格局更迭的细节详情，圆明园格局仍未能完全廓清。而作为圆明三园重要组成的长春园、绮春园，分别承载了乾隆和嘉庆两代皇帝不同的造园构思，但至今未见详细考证并描绘其格局更迭的图像成果，这也是很大的缺憾。

再者，对圆明园遗址保护的研究，尽管方式和做法多样，但限于园林遗址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不能按照单一的操作方式执行，因此，保护工作需结合遗址现状提出针对性的措施。

（三）、搭建全生命周期圆明园研究数据管理平台

梳理圆明园的研究史，不难发现，在各个阶段都出现了整理圆明园相关研究资料的汇编性成果，典型如《圆明园资料集》、《圆明园》第7集刊载的《圆明园档案文献目录》等，但是，目前这些成果从内容、形式到管理方式等各方面，都无法满足相关研究和利用的需求。例如，大量已数字化的档案文献成果分散于各研究机构，检索利用难度大，如果依托圆明园管理处搭建圆明园研究档案文献数据库，全面共享相关数字化成果，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丰富信息资源，更将成为研讨、交流的平台，真正实现“学术天下公器”的学术宗旨。

对于三山五园而言，圆明园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底蕴毋庸置疑，而今天，作为北京乃至全国最大规模的皇家园林遗址，圆明园遗址面临的保护问题也最具特性，因此，对于圆明园的研究，无论是从历史、文化、科技、建筑、园林艺术等角度，还是对遗址考古、保护、展示以及山形水系乃至生态环境而言，都应是今后持续不变的研究方向。

限于时间和精力，笔者尚未逐一采访相关研究者，因此，本文仅是阶段性成果，文中部分观点为笔者推断性结论，有待进一步核实，还请各位前辈不吝指正。

〔作者简介〕

张凤梧：1979年生，男，天津人，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皇家园林，遗产保护和样式雷图档(天津 300072)

阴帅可：1977年生，男，河北丰润人，博士，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设计(武汉 430070)

* 本文选自《风景园林历史》。

* 感谢作者授权，转发请联系作者。

* 感谢张晓莲老师授权使用照片，转发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