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研究清代三山五园的专家学者，对于清代园居理政及以圆明园为核心的三山五园，是与紫禁城内外相维的政治中心，是一座园林紫禁城等观点，已基本形成共识。有清一代园居理政的统治方式，自顺治帝居南苑、西苑始，至光绪、慈禧亡于西苑止，前后延续了260余年。如此，便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清代的理政方式与两千年来的其他封建王朝，尤其是汉族统治者的理政方式都不一样？而这种园居理政的统治方式又为什么能延续这么久？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笔者以为，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者，其园居理政思想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中原汉文化的吸纳与创新，同时在客观上也适应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今天，疆域辽阔统一多民族的大中国，曾经历了历史上漫长的发展过程。夏商周时形成的诸夏（华夏）族，本是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大小氏族和部落的集合体。而春秋战国时期的齐、楚、燕、韩、赵、魏、秦各国，也是各自吞并与融合周边少数民族而形成的。在此基础上，秦统一了中国。但其后，北方的匈奴、鲜卑、突厥，及逐步形成的蒙古族；东北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及后来的满族；西南羌族等少数民族所形成的藏族；以及今天的新疆地区，并不在其统辖之内。所以，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就有两个突出的现象：即一是北方的少数民族之间，如鲜卑、契丹、突厥、回鹘、党项、蒙古、女真等族，不断的冲突、融合，时而壮大，时而消亡，“你方唱罢我登场”；二是强大后的北方游牧民族不断的进入中原，与以汉族为主的农耕民族发生激烈冲突，或建立疆域辽阔的王朝，如北魏、西夏、辽金。与此同时，没有一个中原王朝能够长久地控制长城以北的广袤地区，也没有一个北方的游牧民族能够长久地统治中原，尤其是长江以南的汉族聚集区。（按，元朝在世仅97年，在此不论）

而在十七世纪初叶，当早期的西方殖民势力已环绕中国的时候，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大中国的兴建和巩固，是中国历史刻不容缓的选择。而历史已经证明，能够承担这一历史责任的，只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因为在汉朝以后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糟粕，那就是“夷夏之防 ”。其核心内容是将要荒之地的四夷之人置之化外。力求“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从而保证“天下”秩序的稳定和华夏文明的优势。同时，强调夷夏之防的关键是要以夏变夷，而不能让诸夏沦为夷狄，如孟子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这种夷夏大防的观念，在《汉书·匈奴传》中阐述得最为明确，即历代圣王对四夷，均“禽兽蓄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蓄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所以，汉族统治者是不会主动接纳，疆域面积大于中原三四倍，但耕地甚少的化外之人的。

而北方的任一少数民族政权，要想征服和长期统治文明程度高于自己的，以汉族为主的中原民族。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大中国的观念，同时具备三大条件：一是能够慑服北方的各个民族，以达到北方区域的一统；二是武力征服中原之后，能够善于学习儒家的文化和制度，“以汉治汉”达到中原地区的稳定；三是能够始终保持自身的军事与政治实力，既能震慑中原尤其是江浙的汉民族，又能征服周边少数民族的反抗。这三点互为依存，缺一不可。不入主中原，则无法成为“正统”，不征服周边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就无法立足中原，而要做到上述的任何一项，都必须自身具备足够的实力。清朝入关后，经过顺、康、雍、乾四帝，历时一个半世纪的苦心经营，上述诸点满洲统治者终于做到了。

康熙帝曾总结说：“朕阅经史，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溯至汉、唐、宋，至明，历代俱被其害，而可宣威蒙古，并令归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雍正皇帝也明言：“中国之一统始于秦氏，而塞外之一统始于元代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但真正解决蒙古各部的“归心”问题，实际是在乾隆两次“西师”，征服蒙古枭雄准噶尔，彻底解决蒙古的精神家园——西藏问题之后。所以乾隆一朝的“十全武功”里，有七次都与蒙古和西藏有关：即两次平金川、两次平准、两次抗击廓尔喀以及回部之役。无怪乎乾隆帝在《南巡记》中总结其即位五十年来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曰“南巡”，二曰“西师”。（按，实际上还应该包括北狩）

而这种“归心”，即归满洲统治者之心的背后，却首先是满洲统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传承与创新。然后经百余年以满汉文化为主要层面的冲突融合中，中国历史上的“夷狄”，即以满蒙藏回为主的少数民族，最终得到广大汉族精英和民众的认可，才形成我们今天统一多民族的大中国。下面以清帝园居理政的治国理念为中心作一概述。

一、政治方面：正大光明，勤政亲贤；天下一统，九洲清晏

在圆明园的四十景中，排在首位的是“正大光明”。此为圆明园正殿，殿额为雍正帝所题。“正”就是“政”。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汉书·董仲舒传》中亦载：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乾隆帝在《上元后日小宴廷臣即席得句》诗中对“正大光明”四字有一注释，即“乾清宫匾额为世祖御书，景山观德殿皇祖御书，圆明园殿额为皇考御书。余于热河之勤政殿，亦谨遵家法，敬书四字悬之殿中。圣训绳承，实我国家万年所当奉为法守也。”

出身“夷狄”的清朝统治者为使自己能够成为天下共主，能够得到广大汉族臣民的认可，而把“正大光明”作为为政的旗帜和世代相传的家法，即警醒自己亦布告天下。而要达到“奕叶肯堂奉永清”的目标，清朝统治者与前朝治国理政最大的不同就是勤政。而勤政本身，又是对传统儒家政治中，“无为而治”和“天下治乱系于宰相之说”的校正与批判。康熙皇帝曾言：“古人虽云无为而治，人主不过总其大纲，然一日二日万机，岂皆大纲乎？书中之言，多不可凭。”故不仅顺治帝曾诏谕群臣：朕“孜孜图治，夙兴夜寐，罔敢怠荒。”康熙帝亦谕诸皇子及满汉大臣曰：朕“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概括耶！”“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故朕每事必加详慎。”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亦几乎每日都是“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天下几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乾隆帝一方面说自己，是“寰中第一尊崇者，却是忧劳第一人。”一方面在诗中也强调：“问农频驻跸，咨采喜同堂。家法传勤政，孜孜敢暂忘。”并在《雨》诗中注释云：“敬天勤民宝，皇祖皇考所用，贻留至今。此诚四字家法也。”

清代历朝的统治者为什么要把“勤政亲贤”视为家法呢？原因很简单。即其入主中原后，面对有数千年文化传统，人口千百倍于己的汉民族，和周边凶悍复杂的各民族关系，以及不知来自何方的海外夷人，他们总有一种如坐火山的危机感。而要在中原站稳脚跟，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边疆，所以历代清帝心中都有一个大中国的观念。

毋庸讳言，中国历史上分裂战乱的一大根源，即强盛的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不断侵扰。而平定其乱，令其归心，首先是文化和民族上的认同。如努尔哈赤就曾宣称：“满洲蒙古，语言虽异，而衣食起居，无不相同，兄弟之国也。”并创建影响深远的满蒙联盟和满蒙联姻制度，将蒙古字制为国语，创立满文，颁行国中。皇太极即位后，极力继承乃父开创的满蒙联姻政策，其后妃中位于庶妃以上者九人，其中蒙古后妃即占六人，他的两位皇后，即孝端文皇后和孝庄文皇后，都是蒙古科尔沁之女。入关之后，在定鼎中原，统一大中国的过程中，清廷进一步怀柔蒙古诸部，使之防备朔方，变九边为内地。康熙帝认为：“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康熙帝的这种主张，不仅推翻了内中华而外夷狄的中外大防思想，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其后，雍正、乾隆二帝，又将这种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进一步丰富与完善。如雍正帝就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其后，乾隆帝亦继承其前辈的主张，提出：“朕统驭中外，一视同仁。如内扎萨克诸藩，恭顺诚服，朕皆抚若儿孙，每至必欢欣踊跃，与旧满洲、蒙古之执役无异，即新附之准夷、回部，年班来者，朕亦必联之以情，待之以礼，厚其饩赉而遣之，众亦莫不怀德感恩，几与内扎萨克相等。”

清帝这种大一统的观念，在皇家园林中多有反映。如位于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之北的“九州清晏”，是园中规模最大的建筑群之一，为帝后游息之所。

乾隆帝在诗序中言：此地“前临巨湖，渟泓演漾，周围支汊纵横，旁达诸胜，仿佛浔阳九派。邹衍（战国时期齐国学者）谓裨海（小海意）周环为九州者九，大瀛海环其外。兹境信若造物施设耶。”如果说“九州”代表古代的中国，那圆明园景区“万方安和”中的“万方”，就是清帝心目中的四海与天下了。圆明园中的“万方安和”是一组水景区，于湖上筑室作“卍”字形，用其谐音，以象征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德被四海、万邦来朝。乾隆帝有诗曰：“作室轩而豁，当年志如何，万方归覆冒，一意愿安和。”这里的“万方归覆冒”，其中“覆”与“冒”都是覆盖的意思，即君临天下，八方归顺，四海万邦都能得到大清统治者的雨露恩泽，而清统治者对四海的最大心愿也是“一意愿安和”。

乾隆十九年(1754年)，避暑山庄丽正门改建，其匾额用满、蒙、汉、维、藏五种文字题写(今仍存)。乾隆三十八年，圆明园正觉寺建成，门外檐额亦为满、蒙、汉、藏四种文体(今仍存)。其目的都是“以昭国家一统同文之盛”。

二、军事方面：肄武习劳，木兰秋狝；精兵健锐，骑射为先

满洲统治者在认同汉文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不易的就是满洲传统的清语骑射。早在入关之前，勇力过人、箭不虚发的皇太极就已提出：“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晏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乎！”入关后，清廷将狩猎作为一种典制，订立“大狩扈从例”，每三年举行一次演武大典。顺治帝告诫满洲官兵，“虽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造精良。”

到康熙一朝，康熙帝在强调，“骑射乃我国家振兴要务”的同时，一方面利用南苑举行了132次围猎阅武活动；一方面又开辟坝上围场，形成了清代大规模的木兰秋狝大典。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以未行木兰秋狝而颇有悔意。他曾面谕弘历说：“予之不往避暑山庄及木兰行者，是予之过。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毋忘家法”。乾隆四十五年，七十岁的乾隆皇帝作诗曰：“鸿猷惟慎矣，武备可疏之？即练仍应阅，虽安不忘危。”并总结说：“弓矢为我朝家法。即位以来，每率侍卫等较射习劳，凡阅武，必亲御弓矢示众。”

嘉庆七年七月，嘉庆帝首次举行木兰秋狝，其发布上谕曰：“秋狝大典，为我朝家法相传，所以肄武习劳，怀柔藩部者，意至深远。”并作五言律诗，“习武尊家法，上兰秋狝开。……柔远八方暨，近光诸部来。”

除南苑阅兵与木兰秋狝外，清帝传承家法重视武功骑射等，在三山五园中亦表现的非常突出。如康熙皇帝就曾于畅春园大西门马厂，频繁地举行步射骑射演练。康熙五十二年，朝鲜使节人员还应邀参与畅春园附近的御前较射。乾隆时期，圆明园出入贤良门外，山高水长楼前；嘉道时期绮春园含辉楼南等地，均是阅视皇子、王公大臣及侍卫等人骑马射箭的地方。

最应该提及的是乾隆十三年始，在香山静宜园外建立的八旗健锐营（时称云梯兵，翌年一次金川战役后，扩建为健锐营），掌印大臣多为皇帝亲信的王公大臣，官兵四千有余。平时扈从清帝，保卫三山五园，有事则听从调遣，为八旗精锐。乾隆十五年，万寿山昆明湖建成，乾隆又仿汉武帝昆明湖操演水战，成立健锐营八旗水师。从天津、福建水师营中选拔教练把总十人，水手百一十人。健锐营自成立后，乾隆、嘉庆、道光三帝都十分重视，先后诣香山阅武楼检阅该营官兵达22次。另外，据有关专家统计，在其存在的160余年里（1748--1911），从中走出的正二品以上清军将领就有66人。真可谓清代八旗的“黄埔军校”。而香山致远斋，也就成为了清廷内外战争的指挥部之一。乾隆五十六年，乾隆帝作《致远斋有会》诗，内中有：

静宜园中此斋久，初得即以致远名。

尔时正讨金川虏，园外驻兹健锐营。

平伊犁及靖回部，无不获力子弟兵。

金川先降后以剿，始之终之致远成。

台湾蛮寇夸据险，曾未两月歼鲲鲸。

缅甸赦罪请封至，安南广平亲诣京。

八旗健锐营先后参与平定四川大小金川、新疆大小和卓之乱；反击缅甸犯滇、廓尔喀侵藏之战；剿灭台湾林爽文、川楚白莲教等农民大起义；以及抗击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斗。可以说，八旗健锐营为了大清王朝，也为多民族统一的大中国作出了贡献。

三、外交方面：交通天下，觐见年班；尊崇黄教，笼络外藩

“南不封王，北不断亲”，是有清一代的家法和传统政策。尤其是笼络蒙古诸部的“北不断亲”，更是自努尔哈赤始便已成规模。如努尔哈赤时，即同科尔沁联姻十次；皇太极在位时，又同科尔沁联姻十八次。故魏源在《国朝绥服蒙古记》中写道：“科尔沁从龙佐命，世为肺腑，与国休戚。……故世祖当早创初，冲龄践阼，中外帖然，繄蒙古外戚扈戴之力。自天命至乾隆初，额驸尚主者八，有大征伐，辄属櫜前驱，劳在王室，非直亲懿而已。”清入关后，始于顺治五年，至乾隆时典制完备的“年班”制度，则把清廷与周边少数民族首领之间，联系的更为紧密。时蒙古各王公首领及回部伯克、四川土司、蒙藏喇嘛等，各按人数多寡编定若干班次，每年年节时轮流入京朝觐。清廷除供给路费、廪饩及赏赉外，例与内地王公等一体朝会宴飨，并于除夕到元宵节前后在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等处赐宴数次，典礼极为隆重。所以，康熙帝不无得意地说道：“柔远能迩之道，汉人全不理会。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

在认同蒙古民族和蒙古文化的同时，自努尔哈赤始，历代清朝统治者对藏族和喇嘛教就非常重视。如《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乙卯年（1615）四月，始建佛寺及玉皇诸庙于城东之阜。雍正御制惠远庙碑文中云：皇太极崇德七年（1642），“班禅额乐（尔）德尼、达赖喇嘛知东土有圣人，遣使通款，路涉万里，时经数载，始达盛京。逮世祖章皇帝时，遂亲至京师朝觐，备蒙恩眷。”康熙帝曾言：“佛教之兴，其来已久，使人迁善去恶，阴翊德化，不可忽也。”雍正亦认为：清廷“广布黄教，宣讲经典，使番夷僧俗崇法慕义，亿万斯年，永跻仁寿之域，则以佐助王化，实有裨益。”在清朝统治者们看来，藏传佛教与蒙藏民族的关系非同一般。要实现中原的稳定，就必须确保蒙古地区的安宁；而要确保蒙古的安宁，就必须利用藏传佛教。乾隆皇帝为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

为此，清前期统治者对于达赖、班禅倾心归向清廷极为重视，礼遇超常。如顺治九年(1652)十二月十五日，顺治帝于南苑接见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并赐座赐宴，旋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三十日，康熙帝在畅春园册封班禅五世罗桑益喜为“班禅额尔德尼”，照封达赖喇嘛例，给以印信。从此确达赖与班禅转世，均须清廷册封。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六世班禅罗桑巴丹益西获准抵达承德避暑山庄，为乾隆皇帝祝寿。清廷为此“吉祥之事”隆重接待，除赏赐大量金银、玉石、珐琅、绸缎，及频繁宴赏外，还先后为其兴建承德须弥福寿庙，在京师修缮黄寺和圆明园清净地，于香山静宜园兴建宗镜大昭庙。并派皇子专程陪伴其游览圆明园、清漪园及紫禁城、西苑等地，可谓风光无限。

直到清末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六日，也就是光绪皇帝病逝的前14天，他仍不忘家法，在西苑紫光阁赐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初九日，奉皇太后复接见之。初十日，加封达赖喇嘛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并赏廪饩银一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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