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人民大学何瑜教授主编的《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一书，现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下两册，共计116万字，可谓长编巨制。该书的出版，是一件泽惠学界的事情。

翻阅该书，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值得充分肯定：

第一，学术价值高。众所周知，北京是具有数百年建都史的古城，特别是明清两代，历经28帝、 500余年的经营，不但具有整齐划一的城市格局，建有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群，而且开辟了为数众多的精美皇家园林。故此，北京不但具有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更有其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历史与文化特点，值得重视与研究。北京西北郊区的三山五园可以说是皇家园林的代表之作。北京的学者借助地理和史料研究上的便利，不但具有研究三山五园的特殊条件，而且肩负着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畅春园、圆明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和万寿山清漪园，这三山五园虽各有不同，但它们却又是一个互为依存、互为映衬的整体。目前学界尚无将三山五园作为整体对象加以系统研究的成果，诸如已有的圆明园大事记或大事年表等，少者几千字，多者也不过三四万字，内容稍嫌单薄，份量不够，难以满足人们对于三山五园基本状况的认知要求。何瑜教授主编的这套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北京西北郊区三山五园发展的历史梗概，对三山五园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几无遗漏，是北京相关学者长期以来深入研究三山五园达到一定程度的阶段性成果，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二，体例清晰明确。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体裁之一，其基本特点是 “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不仅以时为序，体例清晰，而且内容丰富多彩。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几认为，编年体的优长之处在于，“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清代史学家姚仲实在《史学研究法》一书中说：“史之为法大端有二：一曰体 （即指体裁）；二曰例 （即指体例、类例）。必明乎体，乃能辨类；必审乎例，乃能属辞。二者如鸟有两翼，车有两轮，未可缺一也。”这主要因为大型史书的编纂，多成于众人之手，故于编纂之初，必须先确定其体例、体裁以及凡例、则例等，供编纂过程中公同遵循，此即史家所谓发凡而起例。

该书在总体设计上，以帝王活动为经，以三山五园为纬，举凡清帝幸园、回宫、南巡、北狩，园林建设与管理，以及帝后在园林的起居生活诸方面的史实，均予记录。同时，该书又规定了“政自园出，因园记事”的编纂原则，举凡与三山五园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外交往、民族关系等，也皆择其重要者予以记录。故书虽成于众人之手，涉及时间长达二百余年，但却能够做到前后体例统一，主线脉络清楚。史事选编，举凡大事、要事，无遗无漏，且不因编者兴致随意剪裁取舍，因此全无左枝右蔓、旁错歧出之误；文字撰述，不悬揣，杜游移，内容精炼简约，为人们编织勾勒出清代三山五园多维度、多层面、立体丰满的长卷。

第三，史料来源广泛。举凡清实录、圣训、起居注、会典、方略、内务府则例等官书档案，以及地方志、时人文集、诗集等等，多有涉猎采撷。编纂过程中，据史直书，采摭宏富，善构精收，词当意确，并不加编者褒贬议论，足为客观信史。

第四，借鉴同类史书编纂的优长之处。在具体内容的编辑方面，采取年经事纬的纪事方法，以日系事。对于某些不可或缺而又不能确定其具体日期的重要史实，则分列于本月或本年之下。这样既保证了主体内容的规范精炼，少有疑似之词、疑似之事，又确保了重要史实的无缺漏，从而使得该史事编年更加科学精当。

第五，装帧考究。封面设计素雅大气，版面文字疏朗，读来有轻松愉悦之感。

当然，据个人感觉，该书仍稍有遗憾之处，尚可进一步完善。

其一，该书或许是受限于紧紧围绕其以帝王活动为经、以三山五园为纬的编纂体例，清帝幸园、回宫、理政、处理外交事宜、任免三山五园职官、内务府则例及园林管理等内容较为翔实全面，但有关三山五园的园林建设、典籍文物收藏等史实的记载，则显然较为薄弱。另外，三山五园有狭义与广义之分，该书如以广义的三山五园为选材范围，则更为全面。

其二，该书史料收集还可进一步完善。例如，道光三十年 （1850年）十一月初十日，军机大臣、大学士祁寯藻拟定的《军机处章程九条》规定： “军机册档二份，一存方略馆，一存圆明园”，如军机章京在宫内值班，则由圆明园八旗值宿官兵 “小心守护”，这一史事应收录其内。这一章程虽名为军机处章程，但其内容涉及圆明园，即军机的册档，分为二份，其中一存清宫内的方略馆，

另一份则存放圆明园，由此可见圆明园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以及清帝宫中理政与园居理政的相关仪制等。

其三，该书文字简炼，固然是一大优点，但对普通读者来说，如过于简约，反而不利于阅读，部分内容可加丰富，以满足更多读者知识上的需求，也可考虑编写三山五园史料长编。

 *本文原刊于《历史档案》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