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源】中国经营报2018.04.16第E02版 先锋话题

康熙皇帝修畅春园的初心，是在山水上佳的京城西北郊，有一处休闲疗养、乐享天伦的私密园林，而它最终有别于一般私家园林的根本特点，还在其御园的政治属性。

 园居而不废政事，此乃康熙帝力行不怠的作风，他曾总结：“朕听政三十年，夙兴夜寐，有奏即答，或有紧要事，辄秉烛裁决。”  

随着皇帝驻留畅春园之时日一年多于一年，园居理政由权宜渐转为常态。自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始，玄烨在畅春园内的听政地点定为澹宁居。以帝王为绝对核心的专制王朝，其内廷决策场所往往随皇帝行止而不时发生变化。康熙一朝，畅春园成了紫禁城外的又一处权力中枢所在。   

皇城西北“副中心”   

康熙帝在畅春园处理的政事种类繁多，包括臣僚觐见、任命官员、庶吉士散馆（结业考试）、阅试武举骑射、赐宴蒙古王公大臣、接见外国使节等等。   

翰林等官员轮值南书房，是康熙朝政治的特色之一。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该制度形成，轮值的翰林除了帮助皇帝处理章奏外，还相与吟诗唱和，是玄烨忙里偷闲、放松休息的好助手。好学上进的皇帝平日跟才识丰赡的汉人翰林们切磋交流，不仅增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还能进一步笼络、控制汉臣。畅春园内建有南书房值庐，皇帝驻跸时，原在紫禁城内当班的南书房词臣，按照惯例也随从入值。   

畅春园远在西郊，朝臣赴园办理事务，往往天还没亮就要出门，晓出暮归，备极辛苦。如历仕康雍乾三朝的官员甘汝来所述：   

“黯淡星光玉漏迟， 忽夜出便门西。远灯明灭依荒寺，春水澄鲜淡绿溪。月到树头惊犬吠，梦回马上听莺啼。最怜曙色依微里，麦垄才过又柳堤。”   

大半辈子生活在康熙朝的著名文人查慎行也说过：“三月十八日，晓出西便门，至畅春园天始明。”为了公务方便，畅春园周围开始修建一些小型园林，作为官员们临时休息的场所，也有不少官员在西郊一带赁屋居住，无形中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康熙帝在畅春园处理的繁复政务之中，又以民族事务以及对外事务为重。为加强满蒙关系，他多次于畅春园赐宴外藩蒙古，并逐渐形成定例，赐宴场所有含淳堂、万寿亭、万树红霞、九经三事殿等处。畅春园也每每成为接见外国来使之地，如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在畅春园的九经三事殿，康熙帝接见了葡萄牙使臣斐拉理、罗马教王使臣嘉乐等。除各国使臣外，来华传教士如白晋、张诚、李明、马国贤等，同样得到允许出入畅春园，为畅春园的历史平添了些许国际色彩。   

畅春园在清廷政务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政治地位也不断提高。自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起，皇子允祉报告皇父的奏折中，畅春园与京城并列。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修订历法，畅春园和观象台同为测验地。制定历法以北极高度、黄（道）赤（道）距度的数据最为紧要，而这些数据，康熙帝均令于畅春园内逐日测量。    

“文化天子”买人心    

对酷爱传统文化的康熙皇帝来说，畅春园既是读书学习，修身养性之所，亦为其推行“崇儒重道、稽古右文（总结古代经验，弘扬文化教育）、满汉一体”文化政策的殿堂。借助园林营造的自然生态空间，康熙帝试图将个人文化修养的提升与清王朝的文化建设紧密关联，力求营造传承和发扬传统的人文环境，进而实现“教化天下”的大目标。   

康熙帝与诸皇子均读书畅春园中，园内成为一处比较集中的皇家藏书处，佩文斋、渊鉴斋、讨源书屋、清溪书屋等处，均有大量藏书。畅春园也是康熙帝的修书处，他在位期间园内编修了数部大型书籍。如蒙养斋原为皇子们读书的地方，后来康熙帝命一批从全国征召来的著名学者，如方苞、魏廷珍、何国宗、梅 成、明安图等，集中在此处编纂书籍，蒙养斋变成了临时性的修书机构。   

在畅春园内，康熙帝就编修律吕（中国古典音乐）、历法、算法三书的具体问题，与学者们充分讨论交流。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律历渊源》一书全部完成，共一百卷，由《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律吕正义》三部分组成，康熙帝很满意，只可惜未来得及颁发序文，他就驾崩了，该书直到雍正朝才正式刊印。   

此外，《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则分别修成于畅春园内的佩文斋、渊鉴斋。以佩文斋冠名的官修书籍还包括《佩文斋咏物诗选》《佩文斋广群芳谱》《佩文斋书画谱》等。据康熙帝文学近臣高士奇记述，他还曾在畅春园中编辑“方略”，即记录本朝军政大事尤其是平定叛乱军事行动的档案汇编。   

康熙帝比较尊重并敢于提拔使用汉族上层知识分子，畅春园还是康熙帝赏赐汉臣的重要场所。游览畅春园是对汉臣至高的奖赏，如高士奇59岁时告老还乡，康熙让他遍游畅春园，赐给他酒和亲笔书写的“莱衣昼锦”四字，以表彰其衣锦荣归。   

园内赐宴，是赏赐的另一种方式。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曾当过玄烨的老师及《康熙字典》总裁官的陈廷敬五十八岁，奉召赴畅春园，赐食瑞景轩。赐御书，是又一种恩赏。康熙帝常在佩文斋做书画，赏赐给汉臣。   

畅春园内各式各样的赏赐活动，不仅表明了康熙帝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文化态度，也体现出皇帝与汉臣之间的情感交流。如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过程中出力甚多的大臣李光地，在呈送给康熙帝的奏折中，对蒙恩赐见畅春园便感激涕零：“此月（指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初二日，蒙于畅春园赐见，龙颜霁悦，天语温和，亲观臣病患所在，殆非臣下所克承当。”   

此乃玄烨巧妙利用风景佳胜的畅春园，加强与朝臣，尤其是声望及地位较高的汉臣之间的近距离互动，并以之为示范，昭告天下：   

满洲天子与汉人大臣和睦相处，协力同心。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研究员。专治清代学术思想史、历史文献学及皇家园林文化，撰有《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主编《海外三山五园研究译丛》《畅春园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