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式雷图中的春熙院

（临摹自国家图书馆藏《圆明园东水道图》）

春熙院是清代圆明园五园之一，曾屡见于清乾隆嘉庆年间的文献档案之中，但关于它的位置长期以来却说法不一，未有定论。虽然样式雷图上标有春熙院的位置，人们却由于种种认识上的原因迄今未予以认同。由于春熙院问题关系到圆明园的研究，本文试从史料入手做一些探究。

一、春熙院与圆明园之关系

自清朝中后期以来，对于北京西郊园林流行着“五园三山”的提法‚在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多幅五园三山图。于是今人借用过来，以“三山五园”指称西郊园林。由于不了解清人所言五园为何物，遂将三山与其所在园林割裂开来，指三山为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五园为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和静宜园。为何要把三山与三山所在之园分隔开来，却无人深究。圆明园管理处的张恩荫先生从研究圆明园史料入手，指出了人们在五园三山问题上的错认，五园并不包括三山在内，而是专指圆明园管园大臣管辖的五座园林，即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熙春园和春熙院。

春熙院是圆明园鼎盛时期的一座附属御园，它的前身是淑春园。在目前能查到的文献中，淑春园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已经存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乾隆二十八年，奏准淑春园并北楼门外等处水田一顷二十三亩六分三厘，岁征租银三十九两一钱九分五厘有奇。”乾隆四十七年，淑春园改为春熙院。《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奉旨淑春园改为春熙院。”说明春熙院所在地为淑春园旧址。从档案中可知，这一年春熙院增添了许多陈设，应是淑春园改名后地位提高的结果。乾隆五十二年，经和珅等人所请，春熙院增添园户头目一名。从有关春熙院的奏折中我们还知道，春熙院有过多次修缮，修缮工程至少延续到嘉庆四年（1799）十二月。春熙院建成后，乾隆曾多次游幸，并有《题春熙院》诗。嘉庆七年，春熙院赐予庄敬固伦公主：“七年遵旨：春熙院着赏给庄敬固伦公主居住，其该院额设七品苑丞一员，八品苑副一员，笔帖式一员，库守四名，园户、园隶，匠役等二十八名，俱分拨各园当差。”查光绪二十五年（1899）《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庄敬固伦公主”写作“庄静固伦公主”，或因避讳慈安太后徽号，《清史稿》与之同。据《清史稿》，庄静固伦公主为仁宗第四女，嘉庆七年十一月下嫁玛尼巴达喇。她应是因出嫁而得到赐园的。

春熙院在何处？国家图书馆所藏样式雷《圆明园以东水道图》，给了我们一个线索。该图没有注明用途，但从河道绘制内容看，河道内画出了各个淤塞之处，并作了文字标注，显然应与河道清淤工程有关。由图上标有道光二年赐予惇亲王绵恺的近春园可知，该图的绘制年代不早于道光二年（1822），但该图所用底图仍包含了嘉庆年间的内容，如图中保留有含晖园名称，含晖园在嘉庆十六年（1811），以后改名为南园。图上有一个园名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春熙院”。在该图上，“春熙院”的字条贴在长春园北面的园子上。倘若春熙院确实在这里，那么以往关于北京大学校园北部是清代淑春园旧址的认识就是错误的了。当然，该图中的名称都是写在纸条上贴于图面的，不排除纸条脱落后重新粘贴错位的可能，因而还需再作分析。

二、春熙院不在未名湖区

由于缺乏史料，长期以来关于春熙院的位置有着不同的认识。1934年，燕京大学教授洪业先生在《燕京大学校刊》上发表《和珅及淑春园史料记》，指出和珅在海淀的赐园十笏园就是上文所记乾隆二十八年的淑春园，和珅死后，“亦尚以淑春园称”，并举嘉庆《万寿庆典汇总画样》、丰绅殷德的《延禧堂诗钞》和醇贤亲王奕耀的《九思堂诗集》为证。《万寿庆典汇总画样》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应是样式雷所绘。在此《画样》中，今北京大学未名湖区的确标明为“淑春园”。丰绅殷德《延禧堂诗钞》中的最后一首诗名为《淑春园牡丹守者剪数朵送至力疾赋此》，于是知淑春园与丰绅殷德家有关。醇贤亲王奕耀在《中秋后游舒春园四律》中写道：“是园乾隆年间归和相。籍没后入官。传闻禁园工作，每取材于兹，足证亭台之侈，之巨。后辗转为睿邸园寓，虽栋宇仅存，山水之秀美固自若也。”奕耀在海淀有赐园蔚秀园，园旁隔路相望就是睿王园，遂有游舒春园的诗作。他将和珅的这座园子称为，“舒春园”，与样式雷图所标“淑春园”音同而字异。洪业先生认为：“舒春园应作淑春园，以音讹也。”把它与乾隆时期的“淑春园”联系起来，看作是同一座园子。由于论证合乎逻辑，在缺乏更多史料的情况下，此说法遂为世人所认同，人们每说到燕园的历史，都会追溯到乾隆二十八年的淑春园。

然而这一说法也有着难以回避的问题，即淑春园在乾隆四十七年改为春熙院，成为圆明五园之一。和珅有关春熙院修缮的奏折至少延续到嘉庆元年，总管内务府关于春熙院修缮工程的奏折至少延续到嘉庆四年十二月。淑春园改为春熙院的时期，正是和快速升迁的时候。乾隆四十六年，和珅兼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四十八年，充国史馆正总裁。四十九年，“调和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管户部”。乾隆五十一年，为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管户部兼吏部。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高宗第十女固伦和孝公主下嫁和珅子丰绅殷德。和珅在海淀的园子或因其本人受宠于乾隆而得，或因固伦和孝公主而得，时间当不出于此范围。而此时的春熙院仍为圆明园诸园之一，因此从时间上看，和珅在此时段内不可能拥有春熙院，也不可能将其称为十笏园或淑春园。

我们还可以从园林景观上看出两园之不同。春熙院门内有一座三孔石桥，《锡麟为查验九洲清晏工程钱呈稿》：“春熙院南门内三孔板桥一座，挑换承重、铺板，拆安挂檐板、地伏，栏杆找补油饰。”又：“南门西边三孔板桥一座”这两处所载当为同一座桥，即位于南门内西边的石板桥。但和珅的园子位于海淀台地的西北部边缘，园子的南部为海淀台地，地势高亢，其正门即南门，位于今天北大六院的东侧，北大电话室西侧的老槐树正处在大门之内，进门后为临风带月楼，都在台地之上，门内没有设置三孔板桥的地方。又，该园之内及其周围可供种稻的面积并不多，似难以安插123亩稻田，而淑春园内及其周围则有大面积的低地可供种稻。

由乾隆四十七年改淑春园为春熙院，到嘉庆七年赐予庄敬固伦公主，时间过去了二十年，春熙院之名已经固定下来，该园在赐予庄敬固伦公主时也未有恢复原名的记载。将御园下赐而不改名称，并非孤例，道光年间熙春园在赐予两位皇子时，只将园子的一部分改了名字，另一部分仍保持原名。庄敬固伦公主死于嘉庆十六年五月，其夫玛尼巴达喇卒于道光十二年。在道光十二年前。或至少至嘉庆十六年止，春熙院应再未予他人，不应改回淑春园旧名。

由乾隆四十七年改淑春园为春熙院，到嘉庆七年赐予庄敬固伦公主，时间过去了二十年，春熙院之名已经固定下来，该园在赐予庄敬固伦公主时也未有恢复原名的记载。将御园下赐而不改名称，并非孤例，道光年间熙春园在赐予两位皇子时，只将园子的一部分改了名字，另一部分仍保持原名。庄静固伦公主死于嘉庆十六年五月，其夫玛尼巴达喇卒于道光十二年。在道光十二年前。或至少至嘉庆十六年止，春熙院应再未予他人，不应改回淑春园旧名。

和珅在海淀的园子何以会与作为春熙院前身的淑春园相混淆？原因在于园名相似。和旧园址在样式雷的图上被写作“淑春园”，这自然会使人产生联想，把二者看作是同一个园子。但当我们从时间上来排比时就会发现，二者不是同时的园子，不能因为名称相同而相混淆。而且，嘉道年间的淑春园与乾隆年间的淑春园名虽相同，却未必是同一个园子。赐园借用皇帝御园建设时所废旧名亦非孤例，朗润园之前的春和园即与绮春园前身的春和园之名相合，即应是对旧园弃名的利用。所以园名相同并不等于园子也相同，和珅之后的淑春园也完全可以利用御园弃名，称之为淑春园。

三、春熙院不在朗润三园

由于春熙院在未名湖区的看法存在诸多疑点，于是又有研究者提出朗润园、镜春园和鸣鹤园的前身是春熙院的观点，认为春熙院在嘉庆至道光年间被分割成为这三座赐园。此观点的主要论据有二：一是乾隆三十八年淑春园与圆明园、绮春园、熙春园一起疏浚河道。由于绮春园和熙春园同属于万泉河水系，因此此次疏浚应该是围绕万泉河水系展开的。朗润园、镜春园和鸣鹤园位于万泉河南岸，与绮春园隔河相望，也在万泉河水系之内，因而同时疏浚是在情理之中。如果春熙院在长春园北，为什么长春园不在疏浚之列？第二个证据是道光三十年样式雷所绘《绮春园宫门内外》图，图中在朗润园处标注有“春熙院”字样‚只是字的写法稍有歧异。

第一条证据实际上是一条辅助证据，源于乾隆三十八年永等率领司员查核工程一案：“原办监督郎中福英、员外郎姚良，库掌阿尔邦阿承办挑圆明园、绮春园、熙春园、淑春园河道、桥闸，并搭拆浮桥、土坝等项工程……今率领郎中万保覆行查核，该工所用一切物料、工价均属相符。”但由此得出春熙院在万泉河南岸的结论，却值得商榷。我们知道，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雍正即位后又有扩建，至乾隆三十八年已有数十年的时间，河道已需要疏浚。熙春园始建于康熙年间，在乾隆三十二年或稍早一点归入圆明园，它的大修工程一直延续到乾隆三十六年。绮春园也是由早期的园林继承而来，它原是大学士傅恒的赐园，乾隆三十四年归入圆明园。对这两座园子来说，疏浚河道正是园林改造工程的组成部分，它们既已归圆明园管理，当然会和圆明园一起统一进行疏浚。淑春园何时始建，尚不得而知，至少在乾隆二十八年时已经存在，从它对长春园布局的影响看，它的始建年代或早于长春园，至乾隆三十八年也到了应该清理水道的时候。圆明园所属园林的河道疏浚并非依今人所认识的水系来进行，圆明园也并不由万泉河供水。河道的疏浚是根据淤塞情况进行的，长春园始建于乾隆十年，加上建筑过程的延续时间，到此次清淤工程之时，相隔时间不是很长，自无疏浚之必要。

第二个证据应是错认。细审国家图书馆所藏道光三十年《绮春园宫门内外》图，在绮春园宫门外西南方今朗润园处，的确标有园名，但其名称不是“春熙院”，而是“春和元”。“春和元”何以被读为春熙院？或许与字迹潦草有关。图中“和”字书写较草，形似“西”，“元”字显然是同音假借的不规范写法，既是同音，就既可以读成“园”，也可以读成“院”，于是使人联想到春熙院。

此处之春和园显然不是绮春园前身的春和园，它后来改赐给道光帝六子奕訢居住，名朗润园，园名一直沿用至今。作为朗润园前身的春和园，其主人有三种可能：其一，据金勋《成府村志》，朗润园的前身是乾隆皇帝第十七子庆王永璘的赐园。关于永璘《清史稿·庆僖亲王永传》记：“庆僖亲王永璘，高宗第十七子。乾隆五十四年，封贝勒。嘉庆四年正月，仁宗亲政，封惠郡王，寻改封庆郡王。三月，和珅诛，没其宅赐永璘。……二十五年三月，永璘疾笃，上亲临视，命进封亲王。寻薨，谥曰僖。”永璘在嘉庆四年改封庆郡王，并得到和珅的宅第，春和园若为其赐园，也应在此时。若春和园的前身是春熙院，就不可能在嘉庆七年再赐予庄敬固伦公主。而且春熙院在赐予庄敬固伦公主时，并没有被分割赐予他人的记载。因此春和园与春熙院不可能是同一座园子。

其二，为仪亲王。根据洪业先生引用过的“嘉庆万寿庆典汇总画样”（全名为“自高亮桥至圆明园大红桥止万寿庆典地盘画样”），在鸣鹤园处标明为“仪亲王花园”。又据道光年间样式雷所绘《圆明园周围水道图》，今天称为朗润园、鸣鹤园、镜春园的三个园子被画在一起，标注为“仪亲王园”。《清史稿·仪慎亲王永璇传》：“仪慎亲王永璇，高宗第八子。乾隆四十四年，封仪郡王。嘉庆四年正月，进封亲王，总理吏部。”永璇得此赐园或在封仪郡王时，或在进封亲王时，此时春熙院尚为御园，两者在时间上显然不合。或以为永璇得此赐园在庄敬固伦公主之后，此亦不合道理，永璇进封亲王在先，何以赐园反在庄敬固伦公主之后？这样的解释只能使问题变得更难解决。亦或以为，永璇与庄敬固伦公主同时得此赐园，那么永璇为何要在进封亲王后多年才得赐园，为何内务府档案中只提“春熙院着赏给庄敬固伦公主居住”，而只字不提仪亲王永璇？这也是不合情理的事。

其三，永璘和永璇都在嘉庆四年得到各自的赐园，而两座赐园的前身是同一座园子，此时被分割后分赐二人。若如此，所分割的是春熙院呢，还是别的园子？如果是春熙院，则与文献记载不合，因为春熙院一直存在到嘉庆七年。如果是嘉庆四年先将春熙院的大部分赐予永璇和永璘，而留下一小部分仍用旧名，数年后再赐予庄敬固伦公主，那么春熙院的苑丞等御园管理人员就不可能等到嘉庆七年才一并裁撤。总之，将春熙院址加于此地后，处处表现出矛盾，难释其沿革过程。

四、淑春园在长春园北

样式雷图上所标春熙院位置符合文献中有关春熙院的记载。上文所引乾隆二十八年奏文中提到：“圆明园所交淑春园并北楼门外等处水田一顷二十三亩六分三厘”，其中的“北楼门”指圆明园北门。从样式雷所绘图中可以看到，圆明园以北，清河以南的区域分布有大片稻田，淑春园和北楼门外的一顷二十三亩水田应在其地。由于这些水田在同一区域，相距不远或彼此相连，所以文中用了一个“并”字。它们不可能是位于圆明园南北两边、相距甚远的两个地方，因为只有相连或相近的区域才便于放在一起进行管理和统计。这样的记述在《大清会典事例》中并非孤例，例如：“畅春园所交菱角泡并万泉庄随河两岸水田”，指的是畅春园南面的菱角泡子和流入菱角泡子的万泉河两岸，是相连的两个地点。又：“圣化寺东门外并巴沟村等处水田”，巴沟村位于圣化寺东北角，东门外水田与巴沟村水田相邻。所以，“淑春园并北楼门外”也应指的是相连或相近的两个区域。

当我们确认北大校园北部不可能是春熙院后，环顾圆明园周边，只有长春园北墙外的这座园子规模较大，符合春熙院的体量。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由于它的存在，长春园的北墙没有能与圆明园北墙相平直，而是向南有所退缩。这说明，它的始建年代或许还早于长春园。而且除了此园之外，圆明园周边的其他园子都已有据可查，再没有可以作为春熙院址的合适园子了，因此样式雷图所标春熙院位置应是可信的。

春熙院的位置重新确定之后，就有了“圆明五园”分布的另一种格局，“圆明五园”都处在万泉河以北，清河以南的区域之内，上游便于引水，下游便于排水，很好地利用了当地的水利条件，它们的分布也比原来所认为的更加紧凑。

庄敬固伦公主身后，春熙院似乎再未赐予他人。在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道光年间样式雷所绘《圆明园周边水道图》上，春熙院处已标为“营署”，说明该院在庄敬固伦公主之后已改换了用途。虽然，春熙院只在海淀园林鼎盛时期一度作为御园存在，但搞清它曾经作为御园的历史，对于我们恢复“圆明五园”的本来面貌，正确统计海淀园林的面积，分析园林区的环境演化，以及对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和圆明园周边地区的规划建设，设仍具有积极意义。我们仍应将其作为清代皇家园林遗址来对待，做好发掘和保护工作。

本文选自《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作者：岳升阳 王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