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言皇帝的《明定国是》诏

戊戌变法正式开端的标志是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慈禧亲信荣禄私下活动,打算联络六部九卿共同上书请慈禧复出,御史李盛峰也在御史中串联,号召联名上奏请慈禧再度垂帘。后党逼光绪退位的举动,使得已亲政的光绪忍无可忍,他甚至通过庆亲王奕劻向慈禧捎话:“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光绪以其懦弱、畏怯的天性向慈禧要权,这几乎是他一生中破天荒之举,不料慈禧竟命奕劻传话:“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光绪立刻急切地付诸行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慈禧面告光绪帝:“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于是,光绪颁发了由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国是诏》,宣布讲求西学,变法自强,为清王朝的国策。由此开始百日维新。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6月11日至9月21日,短短的100多天中,光绪接连发布了100多道新政诏书,有时一日数令,倾泻而下,令人目不暇接。最多的一天(9月12日)竟颁布了11条维新谕旨。诏书内容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个领域。

这些变法诏令受到了维新派和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所谓“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但仅凭一个无实权的傀儡皇帝所颁发的雪片般的诏令,即想在短期内改变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社会,将之纳入近代化轨道,谈何容易!掌握中央和地方实权的大员,除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外,几乎没有人执行变法诏令,束之高阁还算好的,绝大多数是群起反对。变法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对当时社会形势略微有所了解者,对此都不会感到意外。但光绪不但大感意外,而且非常气愤。他像所有幼稚的年轻人一样,想当然地将他的对手简单化、绝对化,归结为是慈禧的后党捣乱。维新派看到他“有不顾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于是益放手办事”,实际上他早已丧失理智,不再考虑策略,一味色厉内荏、咄咄逼人地向后党开刀。集中表现为抛开现行体制另起炉灶。9月4日,光绪将礼部原六堂官全部罢黜。9月5日,超擢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为四品军机章京,此后“凡有章奏,皆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并免去李鸿章在总理衙门行走等。这种做法操之过急,过早地激化了矛盾,无疑是向慈禧发出挑衅,导致后党分子向他动手。

慈禧早有防备,光绪《明定国是》诏发布后第四天,慈禧即迫令光绪一天中连下三道上谕:第一,以“渐露揽权狂悖”的罪名,将《明定国是》诏的起草者、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开缺回籍;第二,打破太后归政以后不再接见官员的成例,规定新授任的二品以上官员,均须具折后再到太后面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须一体向太后具折谢恩;第三,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统领精锐的北洋三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

由于维新派的自身缺陷,变法注定要失败。

9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太后训政,并命逮捕康有为等人。康、梁逃往日本。谭嗣同等被捕牺牲。戊戌变法仅仅进行了103天,就告失败。

杨崇伊及其请求慈禧“训政”密折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跑到颐和园给慈禧太后上了一个500字左右的奏折,请求慈禧太后“训政”。引发了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六年庚辰进士,由庶常授编修。光绪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就任后第一疏即于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结果奉旨查禁。光绪廿二年(1896年)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逐回籍。文廷式是光绪宠爱的瑾妃和珍妃的老师。杨崇伊跟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是儿女

亲家。戊戌变法时,李鸿章被免去一切实际职务,待在北京贤良寺冷眼观世,对变法派很不以为然。这当然也影响了杨崇伊。

关于这份奏折的出笼,人们显然怀疑它是太后党的一个阴谋。据史载:杨崇伊在七月下旬和八月初,往返于津京之间,传达信息,协调步骤,疲于奔命,为训政之事可谓不遗余力。

策划太后训政的核心人物是直隶总督荣禄与庆亲王奕劻,参加者包括怀塔布、立山等亲贵大臣,以及部分台谏官员。这部分人,在这个特定时期被称为后党是毫不为过的,因为他们的现实政治目标就是请慈禧太后出面“训政”,来达到制止皇帝偏离轨道的新政。

据说按西太后最初的意思是,要造成一个朝臣齐请训政的声势,因时间仓促及朝臣和言官们并不愿同杨联名上奏,结果成为杨崇伊一人独上奏折。西太后归政后,身边已无奏事机构。杨让奕劻带着奉折直接赴颐和园上奏。

杨崇伊上奏经过,(徐)凌霄一士随笔中记载甚详,内云:“御史杨崇伊之以危词耸后听政也,具折后谒庆亲王奕劻,蕲代奏。奕劻有难色,崇伊曰:此折王爷已见之矣,如日后闹出大乱子来,王爷不能诿为不知也。奕劻乃诺之,至颐和园见后,面奏崇伊有折言事。后犹作暇豫之状曰:闲着也是闲着,拿过来看看吧。既阅而色变,立召见诸

大臣。”

除了上请太后“训政”折,杨崇伊在袁世凯叛变告密事件上也起了重要作用。

史载:就在杨崇伊请太后“训政”折呈上的同一天,谭嗣同带着光绪的“密诏”,深夜访袁世凯,嘱他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袁世凯闻言大惊,推辞敷衍,不肯答应。

但也没有在北京告密,有人提出袁世凯写的《戊戌日记》存在几个疑点。第一,包围颐和园,杀西太后,这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件,袁世凯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应该在第二天,即初四日在北京告密,守旧党庆亲王奕劻、刚毅都是西太后心腹,也是袁世凯的朋友。如果袁决心告密,他可以初四日在北京找到北京的大臣告密。他却是初五日返回津,见到荣禄本想要告密,忽然有客人来,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第二天再说。实际上他还在犹豫。又过了一天,八月初六日上午荣禄来访,袁世凯和盘托出围园杀太后之谋,按理荣禄应立即行动,驰京报信,两个人

“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商量的是什么?听袁世凯之言,似乎在商量如何保全光绪,当时处在危险中的是慈禧而非光绪,他们不为处在危险境地的慈禧担忧,却在筹商保护光绪的办法。荣禄同样变成一个糊涂蛋,听到这样紧急的消息,并不马上向北京报告,却在那里瞎操心光绪的安全,白白又耽搁了一整天,这岂不蹊跷?

袁世凯的亲信张一麐在《心太平室集》卷八所记。袁初五日返津,隔一天后,御史杨崇伊来到天津,向荣禄报告训政的消息,并所记袁告密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知政变消息,且“令卫兵夹道罗列”,这三点很值得注意。由于袁世凯刚从北京回津,受光绪帝封为侍郎,荣禄也心存疑虑,故而见袁时“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一定吓坏了,害怕康有为供出初三夜谭嗣同访袁于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之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密谋,和盘托出,故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的举动。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西太后训政的消息之后,怕受连累被惩罚,被动告密。如果袁是积极主动告密,那就不会有“卫兵夹道罗列”,不会有“杨崇伊在座”,也不会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因此,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张一麐是有作证资格的。他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随袁工作,为袁亲信,所说必在北洋幕中所闻,或是袁世凯亲口所说。但所记告密真相与袁世凯《戊戌日记》不同,《戊戌日记》实为袁世凯后来所记,当有所讳饰。

从张所记来看,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是在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这是他的保命之计。这告密消息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守旧派才知道兵变围园的密谋。八月初九日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上谕)。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扩大,继续搜捕,并不经审讯于八月十三日处决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状,有“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道谕旨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已反馈到了北京。

杨崇伊可以说在戊戌政变中是立了头功的,西太后也曾认杨“是于国家有功之人”,而待之以董元醇第二。而杨也曾以首功自居,风光无限。照常理而言,杨崇伊发难于先,告变于前,他个人能揣摸慈禧的心理,抓住时机,应该可以从此青云直上。却不料慈禧亲政后他并没有大富大贵。也许他的人品实在连慈禧也看不上。

杨不仅没有飞黄腾达,反而潦倒不堪,光绪卅四年(1908年)八月,以浙江后补道丁忧回籍守制,寄寓扬州,竟持枪纠众抢夺妓女,被江苏布政使瑞参劾,驱逐回常熟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0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