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王维所倡导的禅意画出现以来，中国历代文人常有因禅语起意吟诗作画之喜好; 元代四家之时，是山水卷轴画发展的一个高峰，所出山水，清朗俊逸，疏阔清幽，颇合诗意。但一般的文人画家，也即止步于此，有官绅富贾，方起兴造园，叠石理水，将意境发挥于园林之中。而至于皇帝，如雅好文墨，乐仿古意，又兼有天下民力物力，他将文人情趣加以实现的途径，也自当有别众人。

乾隆皇帝是清代皇帝中最具文人情趣的，他对很多古画中的具体意象都有自己的见解，常以诗文识之; 同时又极好造园，对园林有着独到的偏好。他推崇元代画家倪瓒，对其《狮子林图卷》颇为青睐，不但广泛收集各朝同类题材画作，自己更是两度仿画，反复题咏。甚至在南巡时携带此画，冀图在苏州一寻画景。之后，乾隆在避暑山庄与圆明园两处皇家御园中，两度仿建狮子林，这其中的实现过程，既体现了他作为文人的爱好，更体现了其身为清代最高统治者的权威，而这种权威作用于建筑园林上，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乾隆皇帝对于文化的把控力。

乾隆雅好宋元山水是艺术史学界的一个共识，流传至今的宋元画作中，但凡被编入《石渠宝笈》者，其上必有乾隆皇帝之题诗及钤盖玺印，也成为这类书画的一个共性。各画题诗数量参差，反复展玩者——如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赵孟《鹊华秋色图》等题诗多达十余，而皇帝题诗极少避开画心，通常于留白处率性而作，此举多为现代收藏者所诟病。乾隆皇帝一直对元末四家的写意山水极其中意，其中又以倪瓒为最，倪瓒所作之《狮子林图》，除引首外，有御制诗41首，御制文一篇，应制文一篇，除题满画心外，前后均接出长卷。如此高频率的题诗，可见乾隆皇帝对于此图的珍爱，而细究其题诗内容，则完整反映了乾隆皇帝由画及诗，由诗及园，由园仿建的完整过程。

乾隆皇帝极喜“狮子林”之意象，粗略统计，其御制诗中有二十余首( 组，如狮子林八景、题文园十六景等，皆算为一组) 。而这里的“狮子林”并非同一事物，有倪瓒所作的《狮子林图》，有明清画家同样题材的“狮子林图”，有苏州城内的私人园林，有长春园中的园中园，也有避暑山庄的“文园”。这一系列意象的实现，体现了皇帝之为文人的特殊性，也体现了文人之为皇帝的强权。

从认识的时间顺序来讲，首先为乾隆皇帝所熟知的，就是元末画家倪瓒的一幅《狮子林图》。此图得于何处不得而知，但未见进献记录，推测应为清宫旧藏，除画家自己的题跋外，未见他人题写。该图为纸本水墨，横约100厘米，纵30厘米。画面描绘了一处清新恬淡的私家园林，松竹掩映之间，是一个以篱笆合围的小园，篱笆若隐若现，似有似无，中有房屋五处，皆为草堂泥墙。画左侧为山石，高处环抱一小屋，园中有虬松两架，园外有老梅一棵。整个画面简洁明快，并无细枝末节，尽显疏朗。

乾隆皇帝对于“狮子林”意象的最早认知，显然来源于此图。在乾隆皇帝《倪瓒狮子林图》一诗中，起首即为“借问狮子林，应在无何有”，后来他自己也解释到: “旧题云’借问狮子林，应在无何有’盖彼时不知即在苏城”。也就是说，皇帝在题写此诗时，并不知道狮子林的真实所在。题诗于图中并没有落款年月，但是根据御制诗的编词顺序，本诗收在初集卷二，乾隆己未年六七月间，也就是乾隆皇帝即位不久的乾隆四年。

在《题倪瓒狮子林图》一诗中，乾隆皇帝就表现出对于此图的极大赞赏，称其图“苍苍图树石，了了离尘垢”， 并认为倪瓒素具佛性，故而能出此佳品。此时的画作中，仅有倪瓒本人的题跋，其中写道: “余与赵君善长以意商榷，作狮子林图，真得荆关遗意，非王蒙辈所能梦见也。如海因公宜宝之。懒瓒记。癸丑十二月。”

对于题跋，乾隆皇帝也颇为注意，后来还用其意作诗，称“倪瓒自题其画卷云，与赵君善长商榷作狮子林图，真得荆关遗意，非王蒙所梦见，如海因公宜宝之云。兹用其意”。此画为倪瓒晚年名作，与早年清润之风迥异，而其自身解释则是“得荆关遗意”。“荆关”在这里是荆浩和关仝两位五代时期的山水画家，其画作以山水气势见长。《佩文斋书画谱》说:“盖仝之所画，其脱略毫楮，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也。而深造古淡，如诗中渊明，琴中贺若，非碌碌之画工所能知。”至于倪瓒为何晚年画法有变，历来解释颇多，明代董其昌在其《画禅室随笔》中则有更为详尽的论述:

赵集贤画，为元人冠冕。独推重高彦敬，如后生事名宿。而倪迂题黄子久画云: 虽不能梦见房山，特有笔意，则高尚书之品，几与吴兴埒矣。高乃一生学米，有不及无过也。张伯雨题元镇画云: “无画史纵横习气”。

又顾谨中题倪画云: “初以董源为宗，及乎晚年，画益精诣，而书法漫矣。盖倪迂书绝工致，晚季乃失之。而聚精于画，一变古法，以天真幽淡为宗，要亦所谓渐老渐熟者。若不从北苑筑基，不容易到耳。纵横习气，即黄子久，未能断幽淡两言。则赵吴兴犹逊迂翁，其胸次自别也。”

简言之，倪瓒晚年画作，一改其“无画史纵横习气”之弊，返璞归真，用他自己的话说即: “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明张丑在《清河书画舫》写道: “倪元镇《师子林图》一卷，书法娟秀，跋语清真，所画柴门、梵殿、长廊、高阁、丛篁、嘉树、曲径、小山，以及老僧、古佛，无不种种绝伦。”

也就是说，这幅《狮子林图》无论从构图上、画法上还是作画对象上，都与倪瓒以往之作有所不同，而这突如其来的“荆关遗意”显然更得乾隆皇帝青睐。根据乾隆皇帝的审美习惯，虽然他对人物、静物和别致山水都有赞誉，但终其一生最为喜爱的，还是笔法雄浑的山水景致和意境悠远的宗教题材，这也为他后来的仿画埋下了伏笔。

此画作于明洪武六年，所以当乾隆皇帝看到这幅作品时，认为图中所画的狮子林，已经在几百年中淹没于历史长河了，他自己曾经对狮子林的过往进行过大略的考证，基本上是从倪瓒的跋文中得到的信息。记叙乾隆皇帝前四次南巡过程的《南巡盛典》中载: “狮子林在城东北隅，中多怪石，状如狻猊，故名。元至正二年，天如禅师之门人结屋以居其师，有峰有池，有桥有亭，有松有竹，僧寮宾馆，无不具备，敕赐寺额曰’菩提’，后为势家所占。倪瓒曾作图貌之，真迹传入内府，圣人按图每幸，宠以天章，一曲林亭遂与南国名山争胜。”

虽然对于狮子林之前的传承说法颇多，但《南巡盛典》之说，当是乾隆皇帝所首肯的版本。其所本应是元代名家欧阳玄所撰《师子林菩提正宗寺记》，文称: “姑苏城中，有林曰师子，有寺曰菩提正宗，天如禅师惟则之门人为其师创建者也。……至正二年壬午，师之门人相率出资，买地结屋，以居其师，而择胜于斯焉。因地之隆阜者，命之曰山，因山有石而崛起者，命之曰峰，曰含晖、曰吐月、曰立玉、曰昂霄者，皆峰也……他石或跂或蹲，状如狻猊者不一，林之名，亦以其多也。”

彼时之狮子林“林中坡陀而高，石峰离立，峰之奇怪，而居中最高，状类狮子，其布列于两旁者”，有含晖、吐月、立玉、昂霄诸峰。在废园之上做石磴为栖凤亭; 在洼地安石桥为小飞虹，禅作方丈室，立雪堂为法堂，卧云室为僧舍，还有指柏轩、问梅阁、冰壶井及玉鉴池。而倪瓒的《狮子林图》，大致可以确定此时狮子林的格局: 寺门设在假山南，进门可见玉鉴池，池北依次为指柏轩、卧云室、立雪堂。指柏轩西为问梅阁，阁西为冰壶井; 园北堆石为山，山中有茅屋为禅窝，禅窝北还有栖凤亭等旧屋。

然而时至清初，狮子林早已多次易手，屡经兴废，钱泳的《履园丛话》中说狮子林“明时尚属寺中，国初鞠为民居，荒废已久”。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载: “闻十余年前，狮子林尚在，而所谓十二景者，亦半可指数。今已转授民家，陆氏纵织作畜牧其中，而佛像、峰石、老梅、奇树之类无一存者，嗟夫。”

乾隆皇帝钟爱狮子林，并非因为见到了狮子林的实在景致，其兴趣发端，只是因倪瓒的画作和“狮子林”这一意象本身的想象。乾隆皇帝一直认为，满洲立国与文殊师利颇有渊源，其本人也常以文殊菩萨自诩。如一幅乾隆佛装像中，乾隆皇帝着红色袈裟居中，左为普贤菩萨，右为地藏菩萨。头上天空正中绘诸佛菩萨及黄教祖师25 位。乾隆座下写有对主尊进行礼赞的四句泥金藏文偈颂，翻译如下: “睿智文殊人之主，化现圣尊法之王。金刚座上跏趺定，任运天成善福缘。”文殊菩萨的坐骑为狮子吼，因此“狮子”这一形象，也独得皇帝钟爱。

而狮子林名称的由来，同样有一个极富禅机的故事。关于此事，元代画家朱德润与狮子林的营建者惟则禅师有这样一则对话，朱德润云: “因观其林木蔽翳，苍石巉立，所谓师子峰者，突然乎其中，乃谂诸师曰: 昔达摩传言‘法中龙象’，《智度论》解曰，水中龙力大，陆行中象力大。兹林曰师子，岂非以其威猛，可以摄伏群邪者乎?”也就是说，此园之所以名曰“狮子”，是否取其山石形似? 惟则禅师则答曰: “非也。石形偶似，非假摄伏而为。若以威相，则文殊固有精进勇猛之喻矣。”之后，二人讨论了狮子吼所以破诸障之因，朱德润总结道: “世意纷嚣，不以形色，则不能摄诸敬信，而吾师以师子名其林者，姑以遇世纷而自得于不言者乎?矧师之真实，可以破诸妄，平淡可以消诸欲。若以静默不二，则虽有形有声，犹不能悸，况乎无声无形，而托诸狻猊，以警群动者乎? 虽然，观于林者，虽师石异质，一念在师，石皆师也; 一念在石，师亦石也。”这种“是一是二，如及若离”的世界观，颇合乾隆皇帝的心思。所以在其首次题诗时，全篇便以“声彻大千界，如是狮子吼”立意。

乾隆皇帝对“狮子林”的兴趣，并不独钟于园林，而起意于绘画，所以后来即便见到了苏州狮子林，他也一直对相关题材的绘画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对明代徐贲的《狮子林十二景册》和杜琼的《师林图》也做出了判断和指正。乾隆四十九年南巡时，皇帝得到了徐贲《画狮林十二景》。“后有姚广孝跋，称徐贲为如海作，益可为证”。册中并有陆深跋，“元僧惟则好聚奇石，类狻猊，故取佛语名庵。或云惟则得法于本中峰，本时住天目之狮子岩，盖以识授受之原也。”乾隆皇帝细考册中跋语，得出了“如海为元僧惟则第三辈弟子，狮林实创自惟则后人，率以狮林属之倪迂，盖误矣”的结论，并认为“徐贲画册列景分绘为十二帧，倪瓒则系通景长卷，皆为僧如海作清供者”。对于杜琼的长卷《师林图》，乾隆皇帝对照笔法景致，也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在《师林图》上题到: “杜琼跋谓拟徐贲《狮林十二》，改作小帧，而布景笔法全似云林，又不言贲为临瓒，或贲曾见倪卷窃其意，以分段见奇，究不能掩其夺胎之迹，琼复合而为一，仍不离本来面目，即谓杜临倪亦无不可，因再识之。”也就是说，杜琼是用倪瓒《狮子林图》中的元素重新组成了《师林图》，这也是后来研究者对三图关系的基本推断。

正如前文所述，狮子林在明清之际屡经兴废，至康熙四十二年南巡时，皇帝为此寺题写匾额，但未驻跸，当时情况史料甚少。直到乾隆初年，狮子林才得到大规模的修缮， “明时尚属寺中，国初鞠为民居，荒废已久。乾隆廿七年，纯皇帝南巡，始开辟薙草，筑卫墙垣。其中有狮子峰、含晖峰、吐月峰、立雪堂、卧云室、问梅阁、指柏轩、玉鉴池、冰壶井、修竹谷、小飞虹、大石屋诸胜，湖石玲珑，洞壑宛转。上有合抱大松五株，又名五松园”。也就是说，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前，才对狮子林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和营造，这显然不是元末倪瓒所见，最多可以说是因其故地，另造新园。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钱泳的记载在年代上出现了一些误差，他说狮子林是在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之时才修葺的，但事实上，乾隆在第二次南巡时就已经驻跸此园，还授意钱维城入园观赏，并画《狮子林图》。

在乾隆皇帝是诗作中，将这一过程基本还原，而且其中还颇具戏剧性。乾隆二十七年岁次丁丑，当年正月，乾隆帝奉皇太后起銮出京，开始第二次南巡，二月二十日达到苏州。抵达苏州后，当地官员将其迎至狮子林，而此时的狮子林，泉石半毁，略显衰败。乾隆皇帝对这一景致大为惊奇，称“《石渠宝笈》旧藏倪瓒狮子林图，知为吴中名胜，顷南巡至吴门，访至所在，因成无言一篇纪事，第故址虽存，已屡易为黄氏涉园，今尚能指为狮子林者，独赖有斯图耳”。当时他还没有认识到“狮林实创自惟则后人，率以狮林属之倪迂，盖误矣”这一问题，认为，狮子林是倪瓒所创制。

画中园林竟成眼前的景色，这使乾隆皇帝十分兴奋，不由得感叹“翰墨精灵，林泉藉此不朽，地以人传，政此谓耶”。为此，特意差人从京城将倪瓒画作送到苏州，“爰命邮卷至行在，录诗图中，以志省方余兴云”。“翰墨精灵，林泉不朽”道出了山水志趣的精髓，也成为乾隆皇帝诗咏中的名句。

首次造访狮子林前，显然乾隆皇帝已经对此园林有过很多想象， “苏州府城内，早知狮子林。传自倪高士，疑其藏幽谷，而宛居闹市”。而迎驾的官员们告诉乾隆皇帝，此处现在被黄氏购买，命名为“涉园”，且未被修饰，是其本来面目。看着此处景致，泉石半毁，房屋未饰，清寥疏朗之中，竟颇有画中意韵。因此乾隆皇帝发出了“益当寻屐齿，假山似真山”的感慨，并涌出一种怀古幽思， “缅五百年前，良朋此萃止。浇花供佛钵，沦茗谈元髓”，“似觉凡夫云，惭愧云林子”。

此诗从时间和情景来看，都应是首次造访狮子林时作成的，之后又被题于自京师送来的倪瓒《狮子林图》上，不久乾隆皇帝再次于图中题咏，主题即为感怀倪瓒。他认为此处“一溪与一峰，位置倪翁手。园中点缀云，皆云林自构”。而对画而观，宛然可听得风声飒飒， “尚闻竹籁吼”。对于自己之前的认识，乾隆皇帝还特意于题诗后说明: “丁丑初夏赏旧作韵重题，初题时不知园在吴郡，故有’应在无何有’之句，今为正之并识。”

诗意、画意、禅意都融入前期景色当中， “一树一峰入画意，几湾几曲远尘心。法王善吼应如是，居士高踪宛可寻”。自此之后，乾隆皇帝历次南巡均有驻跸狮子林的经历，每次均带倪图随行，在北京时，时而对图忆景。虽然后来狮子林大规模修整，而且皇帝也知道了，倪瓒并非园林肇建之人，但是都没影响他对于“狮子林”这一意象的喜爱。对于乾隆来说，此处游览堪称人在画中， “每阅倪图辄悦目，重来图里更怡心。曰溪曰壑皆臻趣，若径若庭宛识寻”。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中，皇帝称因倪瓒原图已收藏内府，特意两次仿摹，藏于苏州园中: “壬午南巡，曾手摹倪元镇狮子林图，弆藏林园。”而第四次南巡中，又将倪瓒手迹携带而来，于园中进行比对，“相形之下，殊觉效颦不当”。即使后来长春园和避暑山庄的仿园都建成后，乾隆皇帝仍然不废此好，而且将三处景物与图画反复比对，“既于御园仿吴中狮子林，题以十六景。复于塞苑仿其景为文园，亦系以诗。兹驿取南卷，欲证笔境若何”。

乾隆皇帝不仅自己仿画此卷，而且令文人画家亦就此创作，钱维城的《狮子林图卷》则为其中之代表，与本人仿画不同的是，画家的作品是本题材的再次创造。这幅画作在历代“狮子林”题材中最为特殊，相比其他作品中的园林小品，本卷中的园林置于层峦叠嶂之中，山石嶙峋，树木参差，几乎不见倪画痕迹。钱维城于其画中自题: “丁丑春扈从南巡驻跸吴下，奉命游狮林寺”，他对园中景致记载如下:

林石依然，相传为云林结构其园，右以水胜，左以树石胜，水园之洞，凡九沿池屈曲，累累如贯珠。循石桥以东为岸园，古松参天，石势磊砢，为洞亦九，或悬桥而通，或拾蹬而上，或仰而探，或俯而入，如羊肠九曲，宛转层折，仍归一途。以第一洞左右为出入，分径入左者出右; 入右者出左，奥窔天成。

按钱维城的说法，此图是乾隆二十二年扈从皇帝南巡后画的，以绘画表现其“数亩有千里之势”。而之前倪瓒的绘图“特其一角，所谓以不似为似者也”。他的画作“辄规模全势绘为此图，非敢学步倪迂，聊以存庐山真面目耳”。但是以苏州地形来看，如此庞杂高耸之山势，断非其实，而江南出生的钱维城不会无此常识，其所谓“补全”，想来补的也不是倪瓒的原作。且此时钱维城深知倪瓒作品深得皇帝之心，如果没有乾隆的授意，此幅应制之作，不会与原作风格差异至此。

作为清代画苑领袖，钱维城虽以状元晋身士林，但其在清宫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的绘画，乾隆皇帝最为看重的，也是他的此项技艺。在乾隆皇帝二次南巡时之所以钦点扈从，并非因为其工部侍郎的身份，显然是为了让钱在身边，为其描绘景致。于狮子林之游，更是如此，乾隆皇帝对此早有准备，特意携倪瓒图至此，比对之余，定有重绘狮林景色之意。

乾隆皇帝本人虽有此文心，但无此技法，故而托给钱维城，因此才有了后者“奉命游狮林寺”之行。而后钱维城所绘的，也并非全是其眼中所见的狮林寺，而是乾隆皇帝心中所想的景象。宫廷画家揣度上意绘制作品古已有之，更何况是这种应制之作，钱维城所绘景物，必定是经过乾隆皇帝授意的。画上还有乾隆皇帝所题御制诗: “一角狮林璧未完，补成全景运毫端。为泉为石分明忆，若竹若松高下攒。倪氏岂知黄氏占，今图又作古图看。笑予几度亦吟仿，何似金刚四句观。”显然“补成全景”是乾隆皇帝的想法，而钱维城则是奉命代皇帝完图。“荆关遗意”触动了这位满洲皇帝的心弦，乾隆皇帝虽挚爱元四家之作品，但对于大题材内容显然更感兴趣。倪瓒这幅作品印证了他大山水造小园林的旨趣，而这种旨趣显然带有鲜明的个人特性，这也是乾隆皇帝颇为骄傲的一点。

从诗和图来看，似乎乾隆认为他所看到的狮子林只是真正狮子林的一角，因此他认为钱维城画的这张“全景图”再现了狮子林的全景意象。从后来的史实来看，让钱维城作画“补成全景”是乾隆皇帝完成自己狮子林意象的第一步，第二步就落实到了园林仿建。

* 本文选自《清史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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