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慈禧自1861年11月２日辛酉政变成功，至1908年11月15日死亡，曾三度垂帘听政，正所谓“玉座珠帘五十春，临朝三度抱冲人”，统治中国长达47年之久。

人们在谈及慈禧之时，大多认为其人不但权力欲望极强，而且非常善于玩弄政治权术，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喜怒无常，为人阴狠，手段毒辣。这种认识与评价，多少有些将慈禧 负面化的色彩。笔者认为，慈禧是一位极其聪明，极有心计，善于审时度势，且能很好地运用封建君主“权”、“术”、“势”，极具封建统治天赋的统治者。

无论人们如何评价慈禧，但对其人的政治权术与统治能力，大多是肯定的。那么，慈禧其人的文化学养究竟如何呢？于此，只在某些笔记野史或近现代人的著作、论文中略有提及，目前未见专文论述。笔者拟就此略作梳理论析，不当之处，敬请识者指正。

纵观近人的一些笔记野史，或现代人的某些著作、论文，皆将慈禧描绘成一位学识渊博、 多才多艺的才女形象，不但令人深叹慈禧政治手段之高超，而且为其渊博的学识，在诗词、 歌赋、书法、绘画等方面的精湛造诣所折服。

综合相关的著述记载，慈禧的多才多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渊博的学识。

曾为慈禧御从女官的德龄，在《慈禧后私生活实录》中记载说，慈禧“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和那些比较有名的稗史或传奇等等，伊可说是的确有几分研究，为寻常人所不及。”

曾为慈禧绘画过三幅肖像的美国女画家卡尔，在《清宫见闻杂记》中说，慈禧“能为诗词，出笔清新，非同凡响。又能为古文辞，得大宗气派”。所谓“出笔清新”，就是说慈禧的笔法与诗词的内容清新，而不是老旧的俗套。在当时，口语与书面语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般人，特别妇女，很难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而太后独能振笔疾书，洋洋千言不穷，斯真稀有之才。太后尤能满文，平日最喜浏览古名家诗文集，而尤喜读英武悲壮之诗……彼于古名家之诗文词，能滔滔背诵，如数家珍。”所谓的“振笔疾书，洋洋千言不穷”， 是形容慈禧太后用文言文写文章时，遣词造句，才思如泉涌，写得很快。而“最喜浏览古名家诗文集，而尤喜读英武悲壮之诗”，则反映出慈禧太后的文学爱好、文化学养，特别是慈禧太后的内在气质和价值取向。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纪》也说，早在16岁尚是懿贵妃之时，慈禧即已是“五经成诵，通满文，二十四史亦皆浏览”。成年后的慈禧，更是“性耽文学，深于历史”。由于平日宫中“尝有史臣在旁讽诵”，故此慈禧“能通古今治乱大势”。

慈禧的内侄曾孙叶赫那拉•根正在其所著《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一书中也说，慈禧4岁到14岁的10年中，父亲先后请了三四个家庭教师，教授慈禧学习满文和汉文。慈禧“对文史、诗经、绘画等都非常喜欢……据说，在６岁的时候，就可以非常流利地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包括唐诗、宋词，都能用满汉双文背诵。”“除了政治才能外，慈禧还具 有非凡的文学和绘画才能。据爷爷说，慈禧平常最喜欢研究攻读中国的文学作品。”

第二，工于古体诗词。

德龄在《慈禧后私生活实录》中记载说，自己虽未见慈禧写过什么诗词，但却经常听到 她“在背诵古诗。在中国古代的许多大诗人中，伊所最赞美的便是李白，凡是李白所做的诗，伊差不多全读过，或者可以说是全能默诵出来”。苏海若编辑的《皇宫五千年》也认为，慈 禧“长于文学，尤能为试帖诗与八比文”。

虽然德龄未曾见过慈禧所作诗词，但清末民初学人徐珂在《清稗类钞‧考试类》中，不但明确记载慈禧“工试帖诗”，而且记载了慈禧所作的两首试帖诗。每届清廷春闱及殿廷考试之时，慈禧常因自己身为女儿身，不能亲自下考场应试，颇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遗憾，往 往自恃才高，技痒难耐，跃跃欲试，“辄有拟作”。同治乙丑科会试时，试题为《芦笋生时柳絮飞》，得“生”字。慈禧拟作之诗为：“南浦高三尺，东风笛一声。鸥波连夜雨，萍迹故乡情”。同治癸酉科考差时，试题为《江南江北青山多》，得“山”字。慈禧拟作之诗为：“雨后螺深浅，风前雁往还。舍连春水泛，峰杂夏云间。”这两首诗确实写得不错，不但文字对仗工整，而且很有意境。其中“鸥波连夜雨，萍迹故乡情”；“舍连春水泛，峰杂夏云 间”两句尤佳。

第三，擅长书法与绘画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称赞说，慈禧不但“能通古今治乱大势”，而且“又能诗善书画”。曾在宫中教授慈禧绘画，“参承禁闼，入陪清宴，出侍宸游，垂二十余年”的云南女画家缪嘉蕙（字素筠）也说：“我年轻时每天都进宫，那时老佛爷对作画很热衷，大半天的功夫，我们都在画画，要么就学点儿绘画史，临摹书里的木刻画，要么在画廊里观赏历代大家的绘画……她作画时用笔有力，干净利索，只有那些有天分的人经过专门的训练后才能做到这一点。她对艺术有很高的鉴赏力。”

徐珂在《清稗类钞‧艺术类》中记载称，慈禧“善书画”，“喜作擘窠大字，亦临摹法帖，作小楷。尤喜绘古松，笔颇苍老，每画一幅，辄为近侍乞取。李文忠公鸿章七旬赐寿， 所赐画松，亦亲笔也，是为生平最得意者……孝钦喜作大字，用丈余库腊笺，书龙虎松鹤等字，岁多至数百幅。宫中及西苑、颐和园，均喜以大圆宝镜四字为扁额。”苏海若在《皇宫五千年》中也说，慈禧“性喜作画，而苦不常工。画山水兰竹，不过了了数笔。然设色布格， 必苦心经营。画何种花卉，即捣何种花卉汁色。其最擅长者为葡萄。盖葡萄不过大圈数个，随手可成；藤蔓屈曲，如蛇如蚓，信笔所之，易于神似；加以设色活泼，居然逼真矣”。近人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也记载说：“时洪杨乱炽，军书旁午，帝有宵旰劳瘁”，因当时的懿贵妃，即后来的慈禧“书法端腴”，因此“常命其代笔批答章奏”。

叶赫那拉‧根正在其所著《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一书说，慈禧“对书画非常喜爱，在８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书法，并画了很多绘画作品，被同族人认为是非常有才的聪明女孩。”美国画家卡尔在《清宫见闻杂记》中，称赞慈禧“尤擅善书法，能作擘窠大字，受赐之人，无不珍同拱璧，视为人世希有之至宝……太后之书法，虽翰苑中人，亦不过是，殊非阿谀之谈”。她对慈禧的绘画亦有如下的评价，“太后不特能书，兼能为画，其所画之著色花草， 神采如生，不减名家。”

清末老太监信修明在《老太监的回忆》中也记述说：“太后喜写龙、虎、福、寿大字，六尺、八尺，极有气魄。”

2002年3月，广东省博物馆举办的“清代皇室书画展”，集中展示了广东省博物馆和北京艺术博物馆的馆藏精华80多幅，其中展有据说是慈禧的墨梅、金鱼、花卉等绘画和书法作品。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龙志航认为，慈禧的书法“底气足”，“其特有的霸气、能耐、野心，使其书法显出一种雄浑的气概，大异于一般妇人之作。不过霸道的慈禧也有温柔的一面，她的绘画作品中也不乏笔道文弱纤细的鱼虫画。”

2004年7月，在沈阳故宫举办的画展中，也有一幅据称是作于光绪辛丑年（1901年） 仲 春的慈禧真迹《富贵长春图》，“一经亮相，立刻‘镇住’了前来参观的游客，大家一致为 这位‘辣手’太后的书画作品叫绝”。有人评价说，以慈禧的身份、地位、性格，其书法作 品具有一种特有霸气，雄浑大气，有媒体称赞慈禧的书画作品“画艳惊众人”。另外，世间 还有一幅同为慈禧御笔亲书的《富贵长春》书法真迹。

以上为慈禧所绘《富贵长春图》

2011年5月，在苏州美术馆新馆展出了文徵明、唐寅、傅山、石涛、郑板桥、虚谷、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潘天寿、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等名家的240余件中 国绘画精品。其中一幅慈禧的《寿桃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人以“慈禧太后竟是绘画高 手”为题，撰文称赞慈禧“有非凡艺术才能，尤工于花卉”。

一些地方网页经常以慈禧的真迹墨宝或绘画“惊现”某地为题的报道；一些拍卖网页， 更展示有许多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的绘画作品，以及“福”、“寿”、“龙”、“虎”、 “松”、“鹤”等书法大字立轴。

据网上消息称，1996年北京翰海拍卖行曾将慈禧太后在绢面上所绘的《芍药图》，拍出35000元的高价。另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仅以2014年春拍的统计来看， 已经有近20幅慈禧作品上拍。其中《花卉‧四屏镜心》在中贸圣佳的春拍上以66.7万元成 交，是本年春慈禧作品拍卖之最。

以上为慈禧所绘《花卉·四屏镜心》

另据2012年6月22日《厦门商报》报道，1996年时，慈禧太后的绢面《芍药图》，曾由当时国内权威鉴定家徐邦达等人鉴定，甚收藏买家为台湾藏家。2012年5月，厦门伯瀚艺术品公司又从这位台湾藏家手中收得《芍药图》。但却没有说明成交价。

纵观近现代人各书所述，慈禧在文化学养方面，虽说不上什么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但却可说是经史子集，皆有涉猎，学识渊博。不但通识满汉文字，可以背诵名人的古诗古词，而且工于古体试帖诗的创作，“出笔清新，非同凡响……得大宗气派”；在书法方面，不但“笔力绝劲，不作一毫巾帼气”，而且特别擅长在长约丈余的清宫腊笺纸上，书 写四英尺（一英尺为0.3048米，四英尺约为1.2米）见方的大字。其书法之高，甚至可与清廷翰林院的翰林们相媲美；在绘画方面，可以信手拈来，居然神似，“所画之著色花草，神采如生，不减名家。”

不但民间史学爱好者或地方网站对慈禧太后的绘画与书法造诣颇为称赞，即使清史专家 编纂的《清史图典》，也将故宫所藏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的书法作品，认做慈禧太 后的书法真迹，给人以慈禧太后绘画、书法造诣的确颇为精妙的深刻印象。

以上是《清史图典》中收录的慈禧御笔书轴

还有学者认定，慈禧太后“不仅用笔绘画，还会用指画花鸟”。

以上是《慈禧私家画册》中慈禧太后指画

笔者并不深谙书法、绘画之道，更难言赏析其艺术造诣之精妙，但以“外行看热闹”的 视角，也能深深感到上述这些书法、绘画作品，如果确为慈禧亲手御笔所书、所画，那么， 其人的书法与绘画造诣之精妙，绝对已达专业书法家或画家的水平。

在理论上，我们绝不相信“三人可以市虎”，更不相信“谎言重复百遍，即可变为事实” 。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许多时候众口可以烁金，积非可以成是。既然这么多的著述，其中包括与慈禧有过多年，甚至20年密切交往当事人的记述，又包括一些学术著作，皆对慈禧渊博的学识和书法、绘画造诣有如此之高的评价，特别是看到许多钤有 “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的书法、绘画作品后，任何人都会为之而感到震惊，不能不令人深 叹，并由衷地钦服慈禧，不但具有极其高明的政治手段，而且确实多才多艺，具有非常高的 综合文化学养，宛如超人，甚至是神人。

但是，笔者对上述有关慈禧各种才具的描述，表示极大的怀疑。原因在于笔者见到的慈 禧亲书真迹原始档案文本，与上述书法、绘画文本存在极大的反差。

慈禧亲书真迹文本之一。

1861年11月2日，慈禧与恭亲王奕訢联合发动了辛酉政变。此前，慈禧曾亲自起草了 将肃顺等人解任的密谕。密谕全文如下：

“八月十一日，朕召见载垣等。虽董元醇奏敬陈管见一折，一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正（政）， 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在（再）行归正（政）。又在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弼。又在大 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正合朕议（意）。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 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何敢违祖宗旧制，此所为是（谓事）贵从权，面谕载垣等，著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阳奉阴违，自行改写，敬（竟）敢抵赖，是成（诚）何心！该大臣看朕年幼，皇太后不明国（此处原为“朝”字，后改写为“国”）是（事）所至（致）。该王大臣如此胆大！又上年圣驾巡幸热河之议，据（俱）是载垣、端华、肃顺等三人之议。朕仰体圣心，左右为难所至（致），在山庄升遐。该王大臣诓驾垒垒（累累），抗旨之罪不可近 （尽）数。求七兄弟改写。”

以上是慈禧太后亲自起草将肃顺等人解任的密谕影印件

第一，慈禧所书写的密谕，字迹歪歪扭扭，如同孩童涂鸦，看不出有任何书法功底，因 此说其“书法端腴”云云，实在有些言过其实，与世间所传慈禧御笔书法大字等，更是有天壤之别。

第二，慈禧的文字和文化基础不好，这一密谕共238个字，不但共有错别字12个，因有某字重复写错，计有16个错写之处，错字率高达6.72％，而且语句多有不通不顺之处。在慈禧命醇郡王奕譞修改并缮写密谕的一段文字后面，还有“进成（城）后，在（再）传旨著恭亲王总理赞襄政务，是（当）否，求兄弟著议等。在这23个字中，又有３个错别字，错字率高达13％。

第三，慈禧本人亦深知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故此在这一密谕中，又有“求七兄弟改写”之语。

慈禧亲书真迹文本之二。

事实证明，到了四年后的1865年3月底，慈禧的文化学养与书法，皆无任何提高。于此，有慈禧另一亲手所书罢革奕訢的上谕为证。

“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私、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 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诸）多取巧，满是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种种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以上是慈禧太后亲手所书罢革奕訴的上谕影印件

与1861年10月的密谕进行认真的比较后，我们发现：

第一，慈禧这一罢革奕訢上谕的字迹，同样写得歪歪扭扭，书写水平未见明显的提高。

第二，慈禧这一罢革奕訢的上谕同样不过228个字，仍有错别字10个，因有某字重复写错之故，计有13个错写之处，错字率高达5.7％。在前一密谕中，屡屡将“权理朝政”错写为“权理朝正”、将“再行归政”错写为“再行归正”。四年后仍是将“用人行政”错写为“用人行正”，可见其文字水平亦未见明显的提高。正因慈禧深知自己的文字水平很差， 所以其本人“先作诏以待”，起草初稿后发交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等人， 并谕曰：“诏旨中多有别字及辞句不通者，汝等为润饰之！”

第三，在这一上谕中，慈禧的文句虽较以前通顺，行文的款式、语言亦属正确无误，但却存在着一处极其严重的行文表述错误。这一上谕，本是慈禧以小皇帝载淳的名义所拟的朱谕，因此其中“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中“朕归政之 时”一句，本应为“朕亲政之时”，但慈禧或是因文化水准不高而导致用词不当，或许是因 其自己处于太后垂帘的特殊地位，行文时一时不慎，完全颠倒了自己与清帝载淳的地位，故而使用了“归政”一词。即使是后者，至少也说明此时的慈禧，政治上尚不够成熟，处理朝 政的手段也不够老练。

慈禧亲书真迹文本之三。

如果说1861年与恭亲王奕訢联合发动辛酉政变前，慈禧太后亲自起草将肃顺等人解任的密谕时，年纪尚轻，学业未臻，书法未精，特别是在尚未掌握清廷大权，且是在极端机密 的情形之下仓促书写的；1865年3月底，亲手所书罢革奕訢的上谕时，慈禧虽己掌握了清廷的最高权力，但罢革恭亲王这样的重大事件，必将引起朝廷上下的强烈反应，甚至是反对， 在此情形之下，出现谕旨之表述急不择言，词不达意等疏误，尚属有情可原的话，那么1900年时，慈禧太后已牢牢掌握清廷最高政权近40年，完全有条件全面而系统地提高自己的文化学养，因此这一书法文本，应是其自身书法状况与文化水平的真实反映。

我们从慈禧太后光绪二十六年的亲笔朱谕中可以看出，慈禧太后的文字书写水平并无 明显的变化，更谈不上有所提高。

     以上是慈禧太后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即1900年8月14日亲手所书上谕影印件

      以上是慈禧太后于光绪三十年， 即1904年两次书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以上是康熙书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1904年慈禧太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两个抄写本，系为抄写之作，当然不会出现文字的错误。但我们仔细分析上述慈禧不同历史时期的亲笔文本后可以清楚地看出，1900年慈禧的亲笔朱谕、1904年慈禧抄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虽较60年代所书朱谕有所提高，但却并无明显的变化，仍是字体结构呆滞松散，笔势孱弱，笔力稚嫩，未曾稍得书法之道，仍属初学者的水平，只不过较40年前运笔稍有笔锋，文字稍显端正而已。其文字之所以稍显工整，其中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乃是慈禧抄写经书时对于神佛的敬畏之心。

如果将慈禧太后书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与清代其他皇帝书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相比较，将有助于人们对慈禧太后书法水平的清晰感性了解。

以上是乾隆帝书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以上是咸丰帝书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即使是并非文字鉴定专家的普通人，只要其人不是完全的文盲，稍有些文化知识，稍有些文字书写能力，在既无任何先进的笔迹鉴定仪器辅助，又不具备高深玄奥鉴定理论的情况下，也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如前所述慈禧亲书的四个不同的文本真迹，确为同一个人所书写。同样，若将慈禧这四个不同的书写文本真迹，与世间所传慈禧御笔亲书的“福”、“寿”、 “龙”、“虎”等大字立轴相比较，任何一位普通人都可以一望而知两者绝非一人所书。既然两者如此明显地判若两人，其真伪岂不可以立见？

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既需要后天的勤学苦练，更要具有先天的艺术天赋。启功先生在追忆恩师溥心畬时曾说：“若从功力上说，他的绘画造诣，实在是天资所成，或者说是天资远在功力之上。”一般而言，如果某人青少年时代的书法或绘画水平一般，那么日后的提高空间也不会有多大，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书法习惯在青少年时代已经定型，终生难以有脱胎换骨的改变或提高。

另外，两者之间不但在文字书法方面存在着极其明显的差异，即使在文字语言表达方面， 也同样存在着明显而巨大的反差。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想像，更不能相信，一个能够熟读背诵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并能作出上佳试帖诗的慈禧，亲手所拟的朱谕，竟然是如此的错字连篇，语多病句。改用喜剧小品《卖拐》中范伟的一句台词，“同是慈禧的亲笔书法，两者 的差别怎么就这么的大呢？”

曾国藩在京觐见两宫太后以后，1869年7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说：两宫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所谓“才地平常”，并非仅是指其政治见解、政治才能平常，同样也包括她们个人的文化素养、知识才智及书法、绘画等艺术修养各方面，都是很一般，很平常 的。曾国藩的这一评价，可为慈禧文化素养不高，至少不像有些人所记述、所描绘的那么高的佐证。

目前，世间流传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各种画作究竟有多少，并无准确的统计数字。据笔者所见， 应在百件以上，可能更多。比较有名的有《寿桃图》、《葡萄图》、《牡丹图》、《梅花图》、《清供图》、《富贵长春图》、《平安富贵图》、《功名富贵图》、《佑福祥晖图》、《自然富贵出天姿图》、《千红万紫占春多图》等绘画作品，皆为用笔用色俱佳的工笔画，达到相当之高的水平。2012年7月，笔者在西安“碑林”所见慈禧御笔《平安富贵图》的原碑拓片，亦为上佳的工笔之作。

以上是西安碑林慈禧御笔《平安富贵图》的原碑拓片

据退位小朝廷所谓的“宣统十二年四月”，即1920年4月所设立的清故宫《静宜轩挂轴账》记载，慈禧太后的书画作品挂轴27号，共计52轴。其中大多每号一轴，也有两轴者，如第1683号、1684号、1685号、1686号、1687号。最多的是第82号，包括有慈禧太后的 龙字四轴、春云字一轴、寿字十三轴、虎字一轴、美意一轴，共计20轴。

如若上述绘画与书法，果为慈禧的御笔所作，那么，慈禧的确可谓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宜的多才多艺者。

笔者未见可以确信无疑确为慈禧的真迹绘画，故无法评价其人的绘画才能与水平。但是， 笔者坚持认为，世间流传的所谓慈禧绘画真迹，至多为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由他人代笔“捉刀”的伪作，有些画作，甚至有可能是这些“捉刀”伪作的仿制赝品。理由有五。

第一，从书法与绘画的技能、技巧方面来分析。

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都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技能、技巧。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书、 画同源”，即书法与绘画，两者是同源的。

其一，无论书写还是绘画，所用的工具或载体，都是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

其二，书法和绘画都是以线条来显示它的轮廓，用笔的方法与技巧是相同或相近的。人们在绘画的时候，往往会把书法的某种技巧带到绘画里面去，而在书法的时候，又会自觉不 自觉地把绘画的某些技巧带到书法里面，即人们常说的“以书入画”，皆可触类旁通，互为 借鉴，互为影响。著名画家的字一定写得很好，而著名书法家的绘画也一定不错。就此而言， 亦可说是“书、画一理”，唐代的绘画理论家张彦远所说：“工画者多善书”，大概即是此意。

其三，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日”、“月”、“水”、“木”、“林”等字，其实最 初就是用线条画成的一幅小画。古代的篆字，带有明显的绘画痕迹或色彩。

既然慈禧的文字书法未达精谙之妙，其绘画也不会有精湛的造诣。

第二，从慈禧书法与绘画的数量方面分析。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称，慈禧“喜作大字，用丈余库腊笺，书龙虎松鹤等字，岁 多至数百幅”。我们可以试想，一年365天，如若慈禧每年所书写的大字“多至数百幅”的话，那么她于处理朝政之余，仅书写大字一项（读书赋诗、书写小字或绘画等尚不计算）， 平均每天即在一幅以上，这对书法或绘画专家而言，亦可谓高产矣。这样大数量的书法作品， 如果没有他人代为“捉刀”，已届老年，身体并不强健的慈禧是难以独自胜任完成的。另外需知，慈禧仅是以书法作为政务之余的一种兴趣或消闲，并无其他任何外在因素的强迫，更没有必要给自己增加如此之大的额外负担。

第三，从慈禧本人的身高体形，以及当时书法与绘画所需付出的体力、体能方面分析。

美国画家卡尔如同亲见般的记载说，1903年她奉命进宫后，亲“见太后方持其如椽之笔，濒濡其毫端于一大砚台中。既见墨色已浓淡得中，遂振笔疾书，一挥而就。全字长可四英尺，作福寿等字样，笔力绝劲，不作一毫巾帼气。当挥毫时，其腕力之强，用笔之速，令 人嗟叹勿及。”

清末太监信修明在《老太监的回忆》中也说：“太后喜写龙、虎、福、寿大字”，其字 之大，甚至达“六尺、八尺，极有气魄。”

我们无法确认这位老太监所说的“尺”，究竟是哪种长度单位。在上古的商代，一尺大 约相当于现今的16.95厘米；秦、汉之时，一尺大约在21.35——23.75厘米之间。明清两朝时，木工一尺相关于现今的31.1厘米。我们若按秦、汉古尺计算，慈禧太后的八尺大字，可达1.7——1.9米见方。若按清代的木尺计算，慈禧太后的八尺大字，可达2.488米见方。

从清宫保留下来部分老照片来看，慈禧太后的身高并不算高，大概在1.60米左右，甚至更矮，至多也不可能超过1.65米。据清末太监信修明记载，慈禧太后身高“四尺有余”，即使按身高五尺，一尺31.1厘米计算，其身高也不过1.555厘米。另外，1903年时的慈禧太后已是68岁的老人，距其离开人世仅有五年。

至此，人们不禁会问，一位形体上身高仅“四尺有余”，年已68岁老人的体力体能，怎能支持其挥动如椽大笔，振笔疾书横宽“四英尺”，甚至是“六尺、八尺”见方的大字呢？

清末太监信修明在《老太监的回忆》中是这样解释的。“太后身高四尺有余，写八尺之字”，自然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原来是每逢慈禧写大字时，需有一位“拉纸者”，在旁根据书写的需要“乘势一拉”，这样即可完成大字的书写了。

作为当时亲历者的清宫老太监的回忆，理应具有相当真实的可信性。但他的这一记载和 说法，不但不能证明、证实慈禧太后擅长书写大字，反而成为有力的证伪资料。我们实在无法想像，慈禧书写“点”、“横”、“竖”、“撇”、“捺”、“钩”、“提”等笔画时， 怎能通过他人“乘势一拉”，“乘势一提”的方式来解决。即使是在慈禧书写长“竖”时，可以通过他人“乘势向上一拉”的方式解决，那么，这样的书法大字，还有什么运笔的笔锋、力道可言吗？更何论其书写的水平与造诣？书法的精湛与艺术？

第四，从慈禧绘画的形式或风格方面分析。

无论是徐珂，还是苏海若，皆记载慈禧并不擅长用笔端正，力求形似的工笔画，其绘画 风格为写意，甚至是大写意的形式。如徐珂所编《清稗类钞•孝钦后画葡萄》记载说：“孝钦后喜作画，而不能工。画兰竹，廖廖数笔而已……其得意者，莫若葡萄。盖葡萄惟数大圈， 随手可成……信笔所之，易于神似。”苏海若也说，慈禧“性喜作画，而苦不常工。画山水兰竹，不过了了数笔……其最擅长者为葡萄。盖葡萄不过大圈数个，随手可成……信笔所之， 易于神似；加以设色活泼，居然逼真矣。”

然而，目前我们在世面上看到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的各种画作，却是“以线立形，以形达意”，用笔细腻逼真，毫厘毕见，线条流畅的工笔画，而不是纵笔挥洒，墨彩飞扬，“不求形似求神韵”的写意画，更未见有大写意风格的画作，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绘画风格差异。这一绘画风格和形式方面的矛盾差异，说明的确存在着作伪的嫌疑。

第五，很早即已有人指出慈禧的书法与绘画，皆有“捉刀”代笔者。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指出，慈禧于“万几之暇，辄画扇及立幅以赐大臣。患不能给，乃觅代笔二人。一为归安姚彦侍方伯之嫂，一为云南缪中书嘉玉之妹（即缪嘉蕙）”。

即使是极力称赞慈禧“作画时用笔有力，干净利索，只有那些有天分的人经过专门的训 练后才能做到这一点”的缪嘉蕙，也仅是说慈禧具有一定的绘画天赋，认为慈禧如能“自由 地发挥自己的绘画天分”，“专门学画画，或许能成为中国最了不起的一个画家”。在缪氏看来，慈禧的绘画实际上“只能算是个业余爱好者，不是专业画家的水平”。

非但如此，缪嘉蕙更曾多次明确指出，慈禧曾亲自从全国挑选出十八名最优秀的画家， “他们惟一的职责就是为慈禧作画。这些画师被分为三组，每组每月为她作画十天”。她说，自己每年“至少要为太后画六十幅画”，慈禧“才恩准我不必到宫里作画了”。慈禧“在这些画上盖上自己的名章，再请翰林院的翰林们附上几句相关的诗，每当宫里举行宴会时，她 就把这些画赠送与人，好像这些画都是她自己画的”，力图以此表示恩宠，笼络群臣之心。如果按十八名画师，每人每年为慈禧代作书画六十幅计算，那么，一年中慈禧的代作书画即 多达千幅以上。

《清代野史大观》中也记载说，到了光绪中期以后，慈禧太后突然开始“怡情墨翰，学绘花卉，又学作擘窠大字，常书福寿等字，以赐嬖幸大臣等，思得一二之代笔妇人而不可得”， 于是令各省督抚为其寻觅代笔的合适人选。四川官员访知一名曾经在蜀为官的遗孀缪嘉蕙， 其人“工花鸟，能弹琴，小楷亦楚楚，颇合格”，于是“驿送之京”。慈禧召见并面试后， 感到非常满意，于是将缪嘉蕙“置诸左右，朝夕不离，并免其跪拜，月俸二百金”。从此以 后，缪嘉蕙“遂为慈禧清客……自是之后，遍大臣家皆有慈禧所赏花卉、扇轴等物，皆缪氏手笔也”。

为慈禧代笔最多，最为有名的画家是缪嘉蕙。她既为慈禧代笔作画，也代为其书写福、 寿等大字。而世传慈禧所画松、鹤、灵芝等，则大多出自宫廷画师屈兆麟之手。浙江人王韶， 号冬青，工于绘画，也曾为慈禧代笔作画，只是因其不善于清廷内部的阿谀奉承，虽然慈禧太后很欣赏她的绘画，“却对她疏远……入宫几年之后，怀着郁郁不乐的心情离开宫廷，回 到浙江，不久服毒自杀。”

上述史料充分证明，现在世间流传着的，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印章的诸多绘画作品，以及“福”、“寿”、“龙”、“虎”等大字立轴或对联等，绝非慈禧的真迹，亦是他人代笔、代书的“捉刀”伪作。

慈禧太后身居最高的统治地位，既需要通过习学绘画、书法等比附风雅，更需通过他人代笔、代书的“捉刀”之作，赏赐大臣，笼络人心。尽管当时的受赐者皆知所赐作品，皆为他人捉刀之作，但只要上面钤印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即足以向世人炫耀其所受老佛 爷的眷爱之深。

绘画或书法皆无功底的慈禧太后需要有代笔者捉刀者，人们似乎可以理解，但是绘画或书法等造诣颇高的艺术大师，亦请代笔者捉刀之事，则或许不知，更会惊异不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书画界有“南张（大千）北溥（儒，又名溥心畬）之称的溥心畬，亦常在“应酬笔墨太多太忙时，自己钩勒出主要的笔道，如山石轮廓、树木枝干、房 屋框架，以及重要的苔点等”，然后“令学生们去加染颜色或增些石皴树叶”。溥心畬的学 生启功先生在《启功人生漫笔》中曾谈到，“我曾见过这类半成品，上边已有先生亲自署款盖章”，当有人持这些半成品来请自己鉴定时，自己“即为之题跋，并劝藏者不必请人补全， 因为这正足以见到先生用笔的主次、先后，比补全的作品还有价值”。

溥心畬只是命弟子学生们助力，将自己的半成品“加工补缀”，并非全然代笔捉刀。但是，“中国历史上诸多艺术大师为世所累，请人捉刀代笔的现象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以绘画和篆刻为其艺术两翼”的齐白石，“亦未能免俗”。

有相关史料证明，在不同时期为齐白石捉刀治印者，皆为齐白石的高足，他们分别是姚石婧、罗止祥和刘冰庵。

齐白石之所以要他人为自己捉刀，是因为“随着齐白石的名气越来越大，卖画的生意越来越红火，特别是其绘画作品的价格远远超过了其刻印的润格，而且，刻印比绘画更加吃力 费时，于是一门心思要赚钱的齐白石有意在门内弟子间挑选篆刻优秀者为其捉刀治印，用以满足各色客户之需。”

这些代为捉刀者刻完一方印石后，“打好了印样，送白石老人过目。老人看了印样，再看印石，不满意的地方就略加修改，然后刻边款。我们弟子捉刀，边款上‘白石’二字是绝对不许代刻的，这是规矩”。

因此，人们对于慈禧太后的书法与绘画均有捉刀代笔者，完全不必惊讶不解。

四、为何有人对慈禧太后的文化学养多有溢美之词

既然慈禧的文化素养并不很高，书法与绘画水平，亦处于初学者的阶段，那么，为什么 前述各种著述对其多有溢美称赞之词呢？笔者认为，大概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有些著述的作者，本身即是慈禧的家族后人，如叶赫那拉‧根正所著《我所知道 的慈禧太后》，主要是根据他的爷爷或其他本家族人的回忆，以及其他人的著作所述，难免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甚至是多有溢美夸大之词。

叶赫那拉‧根正在该书说，慈禧“‘于古名家之诗文辞，能滔滔背诵，如数家珍。’又 ‘往往为曼声以歌之。每当妙处，辄为击节称赏，历一二小时不止’。‘退入寝宫假寐时， 必随带能诵诗文之宫监一二人入内，为之诵读名家诗词以娱之，其声琅琅然达户外。’‘尤善书法，能做擘窠大字。’‘笔力绝劲，不做一毫巾帼气。’‘不特能书，兼能为画。其所 画着色之花草，神采如生，不减名家’，人皆以‘文学太后’称之。”

上述文字的单引号引文部分，皆出自美国画家卡尔的《清宫见闻杂记》一书。但所谓“人 皆以‘文学太后’称之”之说，则纯属后世学者个人张冠李戴的误读、误解。其实，卡尔是称赞慈安太后“秉性淡泊，不慕荣利，平日最喜研攻中国之文学，手书一卷，咿唔不辍。以太后之尊贵，而勤学若斯，征之往古，实难其匹，故人皆以文学的太后称之”。

由此可见，叶赫那拉‧根正所谓“文学太后”云云，实与慈禧其人渺不相涉。故此，卡尔在此议论之后，才又有“人徒见其（慈禧太后）政治上之才能，而其文学知识，遂为所掩，不知慈禧太后之文学才调，亦不亚于慈安太后也”的议论。

第二，有些著述的作者，与慈禧本人有较为特殊的接触或关系。如德龄，颇受慈禧的青睐，曾担任慈禧与西方国家使节夫人们交往的英文翻译两年，被人们称为紫禁城八女官之一。又如缪嘉蕙，其人“既工花鸟，又能弹琴，字写得好，又能深体圣意”，因此“深得西太后 青睐，优礼攸加，置诸左右，免其跪拜”。进宫后不久，她即被封为御廷女官，教授慈禧绘画，年俸白银2400两。后又升为三品女官，追加白银10000两，并赐红翎一顶。而美国的年轻女画家卡尔（旧译为柯尔乐，时人称其为柯姑娘），经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夫人引荐，曾于1903年前后在颐和园等处为慈禧绘画过三、四幅肖像。其中一幅最大，同时也是慈禧最为满意的肖像，运至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展出后，由清政府赠与美国政府，现藏于华盛顿国家博物馆内。为此，卡尔曾深得慈禧的信任及清廷的特殊奖赏。

德龄、缪嘉蕙等人，可能是出于对慈禧的感激之情而多有夸张溢美之词；而美国画家卡尔，则有可能是有意故弄玄虚地编造慈禧的一些宫闱密事或生活细节等，以显示自己深受中华帝国老佛爷的髙度信任，与慈禧保持着极为特殊而亲密的个人关系，哗众取宠。

至于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成书于民国四年的《慈禧外纪》，其中许多内容与细节，更是多为传闻之词，学界颇有质疑与问难。故此，以上所谓慈禧多才多艺的记载既不足为怪， 更不足为信。

第三，有些文字文本内容，并非作者经过严肃认真研究后的学术著述，而是以兼收并蓄的原则，对有关清代历史掌故等的汇编辑录。故此，在同一著述文本中有截然不同的记述。如在徐珂的《淸稗类钞‧艺术类》中，既有“孝钦后善书画”的条目，又有“孝钦后画有代笔”的条目。这两个条目，无论是条目名称，还是文字内容，都是相互矛盾的。

如前所述，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苏海若所编《皇宫五千年》，其中有关慈禧善画葡萄的条目记载，不但与徐珂所编《清稗类钞‧艺术类》中，“孝钦后画葡萄”的条目相同， 而且内容也几乎完全相同。由此可见，其人所谓慈禧“性喜作画……其最擅长者为葡萄……信笔所之，易于神似；加以设色活泼，居然逼真矣”的记载，其真实可信性极差。

第四，有些著述的作者，如近代学人费行简，或许因种种的原因，并未见过慈禧的绘画或书法其迹。他们看到的，或许即是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由他人代书、代画的“捉刀”之作，误信，甚至是确信这些书法、绘画作品即为慈禧的御笔真迹。其实，他们如同我们当代的某些学者一样，被这一历史的假象彻底的“忽悠”了。

笔者在此指出慈禧“老佛爷”的文化学养并不太髙，决无诋毁其人的“大不敬”之意， 而是希望恢复慈禧的本来面目，让大家认识一个真实的慈禧。其实，慈禧与清廷的其他历代后妃相比，仍属文化学养与综合素质较髙的佼佼者。

〔作者简介〕

王开玺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圆明园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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