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六年（1728年）四五月间，曹雪芹随其家族由江宁返回北京，自此，在京师和香山生活35载，并创作了传世名著《红楼梦》。《红楼梦》中也因此或多或少地记载了当时京师的百戏。

（一）《红楼梦》中的戏曲

《百戏竹枝词》中记载的“昆腔”即昆山腔，发源于江苏昆山，明晚期大兴。至雍乾时期，地位为弋阳腔、秦腔所取代。

弋阳腔兴起于元明之际，曹雪芹祖父曹寅友人刘廷玑《在园杂志》载：“旧弋阳腔乃一人自行歌唱，原不用众人帮合，但较之昆腔则多带白，作曲以口滚唱为佳，而每段尾声仍自收结。”李声振《百戏竹枝词》之第二条即为“弋阳腔”，云：

弋阳腔

弋阳腔，俗名高腔，视昆调甚高也。金鼓喧阗，一唱数和，都门查楼为尤盛。

查楼倚和几人同？高唱喧阗震耳聋。正恐被他南部笑，红牙槌碎大江东。

“高唱喧阗震耳聋”“红牙槌碎大江东”，可见弋阳腔之高亢雄壮，无怪乎其能后来居上，赢得人们的喜欢。

《红楼梦》中写京师“弋阳腔”事，徐扶明《红楼梦中戏曲二三事》所写甚详，其第一部分即“北京盛行弋腔”，引《红楼梦》第十九回中“贾珍这边唱的是《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更有《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等类的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甚至于扬旛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巷外。满街之人，个个都赞好热闹戏”，脂批中“形容刻薄之至，弋阳腔能事毕矣”，并李声振《百戏竹枝词》咏弋阳腔文字，证明曹雪芹生活时代京师“弋阳腔”盛行。

（二）《红楼梦》中的行当

《百戏竹枝词》还记载了当时京师的不少行当，如女道士、戏曲演员等。李声振指出，当时“师婆”一名“道马子”。

学界考证曹雪芹家族史，知道曹雪芹生母姓马，故有怀疑者称，如曹雪芹生母姓马，则其在书中不当写极其恶毒之女道士为“马道婆”，怀疑曹雪芹非马氏之子。唯持此论者不知曹雪芹作书首重表达方便，又不知曹雪芹生活时京师人管师婆叫“道马子”，曹遂顺势颠倒其名为“马道婆”，正如其顺势将设计、营造大观园之老翁名为“山子野”一般。

又如花档儿，在《红楼梦》中也有体现。《红楼梦》第七十五回中写道：

此间伏侍的小厮都是十五岁以下的孩子……其中有两个十六七岁娈童以备奉酒的，都打扮的粉妆玉琢……两个娈童都是演就的局套，忙都跪下奉酒，说：“我们这行人，师父教的不论远近厚薄，只看一时有钱有势就亲敬，便是活佛神仙，一时没了钱势了，也不许去理他。况且我们又年轻，又居这个行次，求舅太爷体恕些我们就过去了。”说着，便举着酒俯膝跪下。

虽称“娈童”，而未直接名为“花档儿”，但就其描写，再与李声振之描写对看，所写为花档儿一目了然。

（三）《红楼梦》中的动物性游艺

以动物相斗为戏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清朝是以东北女真为主体建立的政权，长期的游猎生活更使得他们对动物游艺情有独钟。清代京师旗人数量的增长和旗人不事工商的制度更加促进了此一风气的盛行，斗鸡、斗蟋蟀、架鹰斗狗、养鸽子等都是旗人中盛行一时的动物性游艺。

《红楼梦》第四回称薛蟠“终日惟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水”，第九回更称：“这些来的世袭公子人人家道丰富，且都在少年，正是斗鸡走狗、问柳评花的一干游荡纨绔。”可见，斗鸡养狗在清代上层中的盛行情况。此外，旗人对养鹰更是痴迷有加。《红楼梦》第二十六回中写道：

薛蟠见他面上有些青伤，便笑道：“这脸上又和谁挥拳的？挂了幌子了？”冯紫英笑道：“从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儿子打伤了，我就记了再不怄气，如何又挥拳？这个脸上，是前日打围，在铁网山教兔鹘捎一翅膀。”

《百戏竹枝词》中写及的调鹦鹉在《红楼梦》中也有反映，林黛玉房间即有一只鹦鹉，不仅能够学说简单的语言，甚至能背诵黛玉之诗文，模拟黛玉之声音、声调，为曹雪芹描摹林黛玉之故事、性格增添了不少色彩。

（四）《红楼梦》中的技艺性游艺

《红楼梦》中还写及不少《百戏竹枝词》中提到的技艺性游艺，如放风筝、打秋千、抓子、射箭等。

《红楼梦》第七十回中写放风筝因描摹细致，引人入胜，颇能引人之关注，云：

这里小丫头们听见放风筝，巴不得七手八脚都忙着拿出个美人风筝来，也有搬高凳去的，也有捆剪子股的，也有拨籰子的。宝钗等都立在院门前，命丫头们在院外敞地下放去。宝琴笑道：“你这个不大好看，不如三姐姐的那一个软翅子大凤凰好。”……宝玉又兴头起来，也打发个小丫头子家去，说：“把昨儿赖大娘送我的那个大鱼取来。”小丫头子去了半天，空手回来，笑道：“晴姑娘昨儿放走了。”……宝玉道：“也罢。再把那个大螃蟹拿来罢。”丫头去了，同了几个人扛了一个美人并籰子来，说道：“袭姑娘说，昨儿把螃蟹给了三爷了。这一个是林大娘才送来的，放这一个罢。”宝玉细看了一回，只见这美人做的十分精致。心中欢喜，便命叫放起来。此时探春的也取了来，翠墨带着几个小丫头子们在那边山坡上已放了起来。宝琴也命人将自己的一个大红蝙蝠也取来。宝钗也高兴，也取了一个来，却是一连七个大雁的，都放起来。独有宝玉的美人放不起去……黛玉笑道：“那是顶线不好，拿出去另使人打了顶线就好了。”宝玉一面使人拿去打顶线，一面又取一个来放。大家都仰面而看，天上这几个风筝都起在半空中去了。

一时，丫鬟们又拿了许多各式各样的送饭的来，顽了一回……李纨道：“放风筝图的是这一乐，所以又说放晦气，你更该多放些，把你这病根儿都带了去就好了。”紫鹃笑道：“我们姑娘越发小气了。那一年不放几个子，今忽然又心疼了。姑娘不放，等我放。”说着便向雪雁手中接过一把西洋小银剪子来，齐籰子根下寸丝不留，咯登一声铰断……众人方要往下收线，那一家也要收线，正不开交，又见一个门扇大的玲珑喜字带响鞭，在半天如钟鸣一般，也逼近来。众人笑道：“这一个也来绞了。且别收，让他三个绞在一处倒有趣呢。”说着，那喜字果然与这两个凤凰绞在一处。三下齐收乱顿，谁知线都断了，那三个风筝飘飘摇摇都去了。

荡秋千在中国民间由来已久，而东北之满人对其更是爱好。第六十三回中写道：

探春和李纨、尤氏三人出去议事厅相见，这里众人且出来散一散。配凤、偕鸾两个去打秋千顽耍，宝玉便说：“你两个上去，让我送。”慌的配凤说：“罢了，别替我们闹乱子，倒是叫‘野驴子’来送送使得。”

第六十二回写及的斗草与其说是一种技艺性游艺，毋宁说是一种智慧型游艺更加合适，因为比赛的不仅包括草的种类，还包括各种草的知识与典故，云：

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个人，都满园中顽了一回，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中斗草。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说：“我有月月红。”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荳官便说：“我有姐妹花。”众人没了，香菱便说：“我有夫妻蕙。”荳官说：“从没听见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为兰，一箭数花为蕙。凡蕙有两枝，上下结花者为兄弟蕙，有并头结花者为夫妻蕙。我这枝并头的，怎么不是。”荳官没的说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说，若是这两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儿子蕙了。若两枝背面开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汉子去了大半年，你想夫妻了？便扯上蕙也有夫妻，好不害羞！”

曹雪芹生活于雍正初至乾隆初的京师，京师中的一切因素都予其生活以影响，对其创作则有或多或少、或明显或潜在的影响。

人们俱知，艺术高于生活，曹雪芹为了创作的需要，自然要对生活中的素材进行其天才的剪切与修饰，才能使得一切现实元素为其作品要表达的环境、气氛、人物、结构服务，这是阅读、赏析《红楼梦》的基础。

但是，近几十年来，我们在高度重视“艺术高于生活”这一文学理念的同时，却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一基本观点，以至于在阅读、赏析《红楼梦》时，产生了极大的隔膜和扭曲。

当我们尽可能地利用有关资料去了解曹雪芹的生活现实时，我们也就能够对其生平活动、对其思想的形成与演化、对其创作的素材，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这样，我们就可能对《红楼梦》产生真实和细腻的赏析，而不至于产生隔膜和盲目的贬损或崇拜，这就是《红楼梦》赏析回归作者与作品真实的前提。

* 本文选自《北京史地与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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