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恩荫

　　清代乾隆朝后期成书的《钦定日下旧闻考》，是一部权威性的官修志书。它为我们了解圆明园和长春园当时的状貌，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史料依据。但经我多年来与清代的其他权威性史料校核之后，发现《钦定日下旧闻考》有关圆明园的一些记述文词，仍然存在着不少错讹之处。现略作如下考辨，供研究参考。

　　（一）正大光明殿后之“寿山”，被《钦定日下旧闻考》讹为“寿山殿”。

　　《钦定日下旧闻考•圆明园一》卷八十云：出入贤良门内为正大光明殿七楹，东西配殿各五楹，“后为寿山殿”。但实际上，正大光明殿后边紧靠着的是峭石壁立、玉笋嶙峋的寿山，并无殿宇可言。《钦定日下旧闻考》的记载显属讹误。2000年出版的《北京市园林绿化志》的撰稿者，可能是发现正大光明殿后并无殿宇，就索性改写成了“南为寿山殿”。此举仍欠慎，因为在正大光明殿的南边除了出入贤良门、大宫门及配殿、朝房之外，根本没有什么“寿山殿”。

　　（二）“九洲清晏”景名、殿名，被《钦定日下旧闻考》讹为“九洲清宴”。

　　关于圆明园帝后寝宫区及其中路后殿“九洲清晏”之称谓，史料中虽然未见雍正朝的挂匾记载，但据雍正五年《裱作》活计档所载“九洲清晏”篆刻图章，并雍正乾隆两朝《活计档》、《奏销档》、《穿戴档》的诸多记载，以及嘉庆时期《宫苑图墨模》景名、咸丰末年《圆明园匾额略节》匾名著录等各方面史料看，均可证明圆明园帝后寝宫区的这座中路后殿的名称确为“九洲清晏”。只是在乾隆九年的本景御制诗目和彩绘图中，被乾隆皇帝弘历改作“九州清晏”。而《钦定日下旧闻考》却将雍正御书匾额、七楹后殿的名称和乾隆九年御制诗目都一概误作“九州清宴”。实际上，“晏”、“宴”二字含意是有原则区别的，“晏”字意为晴朗、平静，海晏河清；而“宴”字则是闲居、宴乐的意思。这说明《钦定日下旧闻考》误“晏”为“宴”，实乃明显讹误。此事我已有《“九洲清晏”景（殿）名辨》专文辨析，兹不赘述。

　　（三）汇芳书院的“翠照轩”，被《钦定日下旧闻考》讹为“翠照楼”。

　　《钦定日下旧闻考•圆明园二》卷八十一云：汇芳书院内宇为抒藻轩，后为涵远斋，“斋前西垣内为翠照楼”。但据乾隆御制《翠照轩》诗目、样式雷所绘《汇芳书院平面图》、清宫档案和咸丰年间圆明园匾名著录等史料均表明：汇芳书院西垣内的三间东西向殿宇，外檐悬挂的确为乾隆七年御书的“翠照轩”三字彩漆匾，显属《钦定日下旧闻考》误“轩”为“楼”。

　　（四）杏花春馆的“涧壑余清”与春雨轩、杏花村的位置关系，被《钦定日下旧闻考》搞混了。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一云：杏花春馆西北为春雨轩，“轩西为杏花村，村南为涧壑余清。但样式雷所绘《杏花春馆平面图》却表明：“涧壑余清”实为“春雨轩”前边的五间宫门额，而“杏花村”则是“春雨轩”西南侧的一座库房院的东门外楣石刻匾额。

　　（五）鸿慈永祜前边的琉璃坊座与北侧三坊环列的南北方位，被《钦定日下旧闻考》倒置了。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一云：“鸿慈永祜”为安佑宫前琉璃坊南面之额，“坊南及东西复有三坊环列”。但本景乾隆九年彩绘图和样式雷所绘平面图都表明：“鸿慈永祜”琉璃牌坊坐落在本景群的最南端，向北经更衣殿（致孚殿），过月河桥后才是三坊环列，《钦定日下旧闻考》将南北方位颠倒了。

　　此外，《钦定日下旧闻考》还有一些对景物的关系位置表述不够准确之处，比如把位于海岳开襟西北的谐奇趣，说成是“海岳开襟东北”；把位于坐石临流西南的碧桐书院，说成是“坐石临流东南”等等。

　　（六）关于雍正御制《圆明园记》、乾隆御制诗文，《钦定日下旧闻考》文字记述出现多处错别字。

　　1、雍正御制《圆明园记》之“波淀渟泓”一句，今据《雍正御制诗文集》和乾隆十年奉旨校刊并由张若霭手书的原字看，实应为“陂淀渟泓”。《钦定日下旧闻考》误“陂”为“波”。

　　 2、乾隆御制《圆明园后记》的“实天宝地灵之区”一句，今据乾隆十年张若霭手书原字看，实应为“实天保地灵之区”。《钦定日下旧闻考》误“保”为“宝”。

　　有人觉得“天宝地灵”是古代文人使用过的一个词句，《钦定日下旧闻考》将“保”字改为“宝”字属于纠误。我则认为这不大可能。一是我不相信张若霭会把乾隆御制文的字给写错了，而且乾隆本人还没有看出来。二是乾隆皇帝也不至于错用古人名言，他实际上是改用了这个古语。经查《辞源》和《辞海》，“保”字含有“养育”之意。这表明乾隆皇帝易“宝”为“保”，意在说明圆明园确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风水宝地。

　　3、乾隆九年御制《杏花春馆》诗序之“识野田村落景象”一句，今据《乾隆御制诗初集》和乾隆九年“汪由敦奉敕敬书”的该诗原字看，实应为“识野田村落气象”。《钦定日下旧闻考》误“气”为“景”。

　　4、乾隆九年御制《长春仙馆》诗之“虚亭夜亦凉”一句，实应为“虚亭夏亦凉”。《钦定日下旧闻考》误“夏”为“夜”。

　　5、乾隆御制《文源阁记》的“阁之敷数”一句，今据《乾隆御制文二集》原文看，实应为“阁之间数”。《钦定日下旧闻考》误“间”为“敷”。

　　6、方壶胜境“臣等谨按”之“曰鹿寿灵台”一句，今据咸丰年间《圆明园匾额略节》和《圆明园内等处殿宇内外匾额》之匾名著录看，实应为“曰麟舞灵台”。《钦定日下旧闻考》误“麟舞”为“鹿寿”。　

　　7、乾隆九年御制《坐石临流》诗之“潺潺鸣籁”一句，实应为“潺潺鸣濑”。《钦定日下旧闻考》误“濑”为“籁”。

　　8、长春园含经堂“臣等谨按”之“霞翥楼内额曰味腴书屋”一句，今据咸丰年间《圆明园匾额略节》和《圆明园等处殿宇内外匾额》之匾名著录以及嘉庆御制诗目看，实应为“霞翥楼内额曰味腴书室”。《钦定日下旧闻考》误“室”为“屋”。

　　9、澹泊宁静、映水兰香、水木明瑟三景皆为《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原本是各成格局并于乾隆九年分别绘有写景图的，而《钦定日下旧闻考》对这三景的文字表述却互相交叉，混为一体。比如把映水兰香一景的主要景物多稼轩、观稼轩、互妙楼等，说成是澹泊宁静“西门外别垣内”；而把乾隆九年《水木明瑟》图中的钓鱼矶、印月池、知耕织、濯鳞沼、贵织山堂等都说成是映水兰香的景物。因而造成了莫名其妙的错乱。

　　10、关于圆明园的始建年代，《钦定日下旧闻考》用词含糊不清。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朝哪一年？《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云：圆明园为世宗宪皇帝藩邸赐园，“康熙四十八年所建”。但究竟是这一年始建的还是建成的，则用词含糊。正是由于《钦定日下旧闻考》这一文字表述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多年来对圆明园始建年代的众说纷纭。近年出版的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及张宝章《圆明园始建年代的探讨》一文，均已依据康熙皇帝的皇三子等人于康熙四十六年正月的两次满文奏折确证：皇四子胤禛花园——圆明园，是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三月正式御赐园地，同年十一月已大体建成，康熙皇帝即亲临游赏进宴。

　　我在这里也顺便说说康熙皇帝御赐“圆明园”园额的两个问题。

　　一是康熙御书的园额究竟是“圆明园”三字还是“圆明”二字？由于康熙御书原额早已毁于英法联军劫火，难觅物证，因而目前并行康熙御题为“圆明园”与“圆明”二说。雍正御制《圆明园记》云：在昔皇考……筑畅春园……朕以扈跸，拜赐一区……园既成，“仰荷慈恩，赐以园额曰圆明”。这大概就是康熙御题二字园额一说的出处。但据多方面史料却可以证明，康熙御题园额实为“圆明园”三字。（1）《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云：圆明园共悬挂两面“园额，今恭悬圆明园殿者，圣祖御书；悬大宫门者，世宗御书”。今据雍正四年三月“雕銮作”记载看，九洲清晏前殿(即圆明园殿)所挂的紫檀木雕九龙边铜镀金字匾，正是“圆明园”三字。（2）据《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九记载：畅春园迤北旧有前华家屯、后华家屯，世宗宪皇帝潜邸时，“圣祖赐园于后华家屯，赐额曰圆明园”。（3）乾隆二十八年御制《端午日作》诗注云：九洲清晏“寝斋前殿悬皇祖圆明园赐额”。这都表明康熙御题园额确为“圆明园”三字，而非“圆明”二字。

　　二是康熙皇帝究竟是哪一年题写“圆明园”园额的？目前有一种倾向，就是要把康熙御书圆明园匾额的时间定为康熙四十八年，理由是《钦定日下旧闻考》说该园为这一年“所建”，那就应该是康熙皇帝题写园额的年份。笔者认为这作为一种推断犹可（我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辑录的《圆明园兴建年表》中也曾有过类似推论：“康熙四十八年康熙御题圆明园园额”），但不宜作为定论。

　　我在这里补述两条理由：（1）据《康熙实录》记载，康熙皇帝玄烨曾先后5次亲临皇四子胤禛花园（即圆明园）进宴。首次为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十一月十一日。其余4次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四月初四日，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三月十三日，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三月十二日和三月二十五日各一次。按说皇帝为皇子御赐园额理应是在首次临幸花园之时，而非其后，更何况康熙四十八年并无玄烨临幸圆明园的记载，何以会在此时突然想起御题园额？（2）从清代帝王题写园额惯例看，未见有款书纪年者，后人是很难确指题额年月的。《钦定日下旧闻考》是乾隆二十九年奉旨开始编辑，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才刻版排印成内府刻本。成书时距圆明园始建已近80年，康熙题写园额的经手人与知情者均早已作古。我认为，《钦定日下旧闻考》之所以对圆明园的始建时间用词含糊，正缘于此，很难说康熙四十八年就是玄烨题写园额的年份。如今我们不能因为谁也说不准康熙题写圆明园园额的具体时间，而在未见确切史料的情况下，就轻率地认定：康熙皇帝玄烨就是在康熙四十八年题写“圆明园”园额的。这不是治史者应有的严谨态度。

　　附记：本校正所依据的《钦定日下旧闻考》版本，是北京古籍出版社l983年的点校铅印本。其中某些错情，有可能是属于这次出版印刷之误。

   张恩荫，原任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现为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清宫史研究会会员。

（转引自《圆明园研究》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