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避暑山庄建园290周年】

从避暑山庄说“康乾盛世”

——兼论布尔尼之叛与山庄的兴建

王思治

    避暑山庄，又名热河行宫，是清代皇帝的离宫别苑，原本是古北口外大小二十座行宫之一，肇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经乾隆大规模扩建，前后经过八十多年，才最后建成。这在时间上几乎与“康乾盛世”相始终。山庄初步建成后，康熙每年去木兰围场举行秋狝之典，必住山庄，“计一岁之中幸热河者半，驻畅春园者又三之二”，^[①]乾隆也是一年之中约有半年的时间驻跸避暑山庄。在此期间，由皇帝指派或批准的大学士、军机处和各部院大臣扈从行在，处理政务，因此，避暑山庄在当时又成为清代第二个政治中心。这就说明，“康乾盛世”与清帝在山庄处理军国重务及其政治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避暑山庄以及融汇汉、藏、蒙各族寺庙建筑艺术的外八庙，集中体现了我国各民族园林艺术和宗教建筑艺术的高度成就，也是“康乾盛世”国家统一、封建经济文化高度繁荣昌盛的体现；而且，正是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才形成了避暑山庄及其寺庙群的格局。

    (一)布尔尼之叛与山庄的兴建

    避暑山庄并不是清代兴建的第一所皇家宫苑园林，清代兴建的第一所皇家园林是北京海淀的畅春园。畅春园原是明武清侯李伟的别墅，康熙间加以葺治，赐名畅春园，约建成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其后，雍正、乾隆、嘉庆时，又有著名的圆明三园（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后改名万春园）、清漪园（颐和园的前身）……等等的兴建、扩建与增饰。而乾隆时大规模扩建避暑山庄，则是与扩建圆明园交错进行的。

    清帝既然已在北京兴建宫苑园林，又何以要在古北口外再建避暑山庄？这需要从山庄兴建的缘由说起。

    咸丰时任云贵总督的吴振棫说：“热河为前朝多延(朵颜）卫地。康熙戊子，肇建山庄，为避暑之所，兼以行猎训武，绥来远藩”。^[②]即是说，山庄兼有避暑，行猎训武也就是木兰秋狝和“绥来远藩”三者之目的，而这是北京的皇家园林所不具备的。兹仅就“绥来远藩”稍加论说，以期从一个侧面说明避暑山庄在发展和巩固多民族国家过程中的历史意义和作用，进而探讨“康乾盛世”与避暑山庄的关系。

    清代社会由清初的社会生产凋蔽，逐步走向“康乾盛世”，一是完成国家统一，天下承平；一是社会生产发展，经济由复苏到繁荣。清人说：“康熙二十年以后，海内始有起色。”^[③]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战事结束。平定三藩之乱，除去了国家统ー的最大祸患，拓开了“康乾盛世”形成的历史条件。由“海内始有起色”起，逐步到来的“康乾盛世”，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ー个高峰。在康、雍、乾时期，清王朝国力强盛，国防巩固，经济繁荣，中国成为当时亚洲头等强大的国家，也是世界强国之一。避暑山庄的兴建，虽然在平定三藩之乱后二十有二年，但却与三藩之乱，尤其是察哈尔蒙古布尔尼之叛有着直接的关系。乾隆对此说得最明白。他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阐释了康熙兴建避暑山庄的旨意，诗序云：“我皇祖(康熙）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国家承天命，抚有中外，……而(蒙古）四十八旗诸部落，屏蔽塞外，恭顺有加，每岁入朝，锡赉燕飨，厥有常典。但其人有未出痘者，以进塞为惧，延颈举踵，以望六御之临，觐光钦德之念，有同然也。我皇祖俯从其愿，岁避暑于此。鳞集仰流而来者，无不满志而归。”乾隆记述了避暑山庄兴建的缘起，原因之一是因为蒙古各部有未出痘者，畏惧关内酷暑，而又延颈企望皇帝莅临塞外，得以觐见沐浴“圣德”。康熙俯从舆情，建此山庄，每年来此，因此避暑山庄并非仅仅是为了皇帝的豫游。紧接着，乾隆笔锋一转，进一步说明康熙兴建避暑山庄更深一层的用意，即与“三藩之乱”有关。他说:“三代以上无论矣，三代以下享国最久者，莫如汉、唐、宋、明，然四姓皆一再世而变乱生焉，是岂天心之怠眷？亦人事之偷惰实致之。我皇祖有鉴于此，故自三逆底定之后；即不敢以逸豫为念。巡狩之典，或一岁而二三举行，耗财劳众之论，夫岂不虑？然而凜天威，鉴前车，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晏安之怀，所全者大，则其小者有不必恤矣”！乾隆从历史上一些享国长久的朝代的变乱兴替中，认识到“人事之偷惰实致之”。即是说，统治者不尽心求治而荒淫废政，招致国家衰微，变乱丛生。康熙有鉴于此，故自平定三藩之后，就不敢以逸豫为念，而频频巡视塞外蒙古，“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这便是康熙兴建避暑山庄更深的用意。

    在《避暑山庄百韵诗》中，乾隆又说“滇海消兵静，王庭纳币驰。玉关闲戌垒，银渤息鲸鬐。以守还兼创，居安不忘危”。诗中所指，也是清军攻克云南、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以及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康熙经过同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的长期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大大加强了国家的统一。故而乾隆说乃祖之业绩是“以守还兼创”，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乾隆还指出，避暑山庄是康熙为其后人“贻万世之缔构”，是“经国留规范，筹边肇保厘”。

    在阐发了康熙兴建避暑山庄的缘起与用意之后，乾隆谈到了他自己如何敬承乃祖之志。他说：“予小子自十二岁，蒙皇祖恩，养育宫中。……故继序以来，敬惟昔日时巡之意，更值四方宁谧之时，实不敢使文恬武嬸，以隳圣祖之家法。而每驻跸山庄，羹墙之见，云日之瞻，恻然有不能自已者。敬成百韵，略识皇祖卷阿（幽曲之意)之遗志，并申孙臣孺慕之悃诚。云尔”^[④]。以上引文中“羹墙之见”，出自《后汉书•李固传》：“昔尧殁之后，舜仰慕三年。坐则见尧于墙，食则睹尧于羹”。乾隆将康熙比作尧，自己是舜，每驻跸山庄，思念不已，不敢隳坏康熙留下的家法，敬遵巡狩经国之规范。

    乾隆四十七年，他又写了一篇《避暑山庄后序》。重申“我皇祖建此山庄，所以诘戎绥遐”。

    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及序、以及《后序》中，乾隆所反复说明是，康熙兴建避暑山庄，绥抚蒙古是其重要目的，而这又是因有三藩之乱。^[⑤]

    三藩乱起南方。康熙“鉴前车”，为何反而北巡塞外蒙古、以致力于“察民痍、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原来三藩事起，察哈尔蒙古布尔尼乘机而叛。由于漠南蒙古与清廷的特殊关系，这对康熙的震动非同一般。

    三藩之乱使各种反清力量受到了鼓舞，正如在清廷供职的耶稣会士法国人白晋在《康熙帝传》中所说：“这一叛乱的危险性是如此之大，因为它为其它的叛乱提供了机会”^[⑥]。在京师有杨起隆之变。康熙十四年（1675)，正当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气焰嚣张之时，察哈尔部布尔尼举兵反清，一时间内蒙东部、辽河以西风声鹤唳。南北烽烟并起，康熙处境艰难。布尔尼以清室公主之子而反清，使康熙大为震惊。

    布尔尼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后裔。天聪八年（1635)，其祖父林丹汗被清太宗皇太极击败东奔后，死于青海打草滩。翌年，多尔衮等奉命率大军前往招降其子额哲，林丹汗妻囊囊太后、苏泰太后及其子额哲等率众降清，向皇太极呈献元代传国之玺“制诰之宝”。皇太极认为“天赐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也。^[⑦]”于是改元崇德，改国号曰“清”。皇太极封额哲及其弟阿布奈为亲王，妻以公主。然而，阿不奈心有不服。不礼敬清廷，康熙时“不修职贡者八年”，清廷将其羁于盛京。布尔尼是阿布奈长子，公主所生。康熙命布尔尼袭亲王爵，但此人心怀二志，三藩乱起，“征其兵不至”^[⑧]，布尔尼窥测方向，“乘吴逆作乱，欲谋劫其父阿布奈，兴兵造反；日与其党缮治甲兵。^[⑨]”于是“在三藩王（或汉族王）造反最激烈时，这个蒙古王(原注：蒙古主要分支的首领。即布尔尼)手下的几个官吏来到北京。当他们发现北京几乎没有满洲人的军队，连守卫大门的也只是些小孩时，他们立即向他们的主子报告，致使蒙古王公企图乘机推翻满洲人的统治，恢复他们祖先曾经统治过的帝国”^[⑩]。为实现重振蒙古帝国的图谋，布尔尼派遣使者游说蒙古各部，结盟反清。事为从嫁公主长史辛柱觉察，立即密遣其弟阿济根驰奏告变。其时，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福建、四川、陕西相继失陷或战火蔓延，半个中国陷入战乱，清军处于被动艰难境地，“天下事几不可问矣”，形势之严峻于此可见。清廷倾全力平定叛乱，“诸禁旅皆南征，宿卫尽空”^[11]，“余者皆系老弱”^[12]。赵翼说：“自古藩镇之乱未有甚于此时”^[13]。三藩气焰正炽，战事紧急，每日军报三、四百疏，康熙“手批口谕，发纵指示”^[14]，日不暇给。而布尔尼乱起塞外，使清廷腹背受敌，更严重的是，此时已无劲旅可调用，以平定布尔尼叛乱，因而“圣祖(康熙)忧之”^[15]。康熙欲羁縻之，以布尔尼密谋虽已暴露，但尚未称兵，于是命侍卫塞棱召布尔尼来京，“以觇虚实”，又恐其生疑，因而遍召巴林、翁牛特、科尔沁诸部。诸王皆至，惟布尔尼与其弟罗不藏不来。二人于三月十七日，执侍卫塞稜，约蒙古各部于二十五日举事，然而，从叛者只有奈曼部王扎木山，“察哈尔邻近各部落王、贝勒等，知布尔尼反，先后遣人来报”^[16]。长史辛柱亦赴京奏闻。

    康熙命多罗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大学士都统图海副之。然而，有帅无兵，图海“奏请选八旗家奴之健勇者”部勒成军^[17]，很快组成了一支数万人的队伍。康熙又命理藩院郎中马喇、员外郎塞冷“赴诸部落调兵”^[18]。为分化从叛者，康熙敕谕察哈尔部众曰：“不忍以布尔尼一人之故，遽加剿灭”，倘若“或擒献逆渠或自行投降，朕锡以官爵，俱加恩养，断不食言”^[19]，康熙剿抚并施，使布尔尼陷于孤立。蒙古奉调各部以兵来会，参与平叛，他们说“身蒙主恩”“何敢同叛”^[20]，以表明心迹。

    抚远大将军鄂札和图海奉康熙之命:“兼程驰赴，乘贼马未肥，党与未合，即行扑灭”^[21]。二人“仰承诏旨，卷甲疾趋”。图海于德胜门外集聚所部，举行出师前的检阅，“甫检阅毕，即趋以疾行，不许夜宿”。可是，这支由京城八旗奴仆仓促组成的平叛军队，既缺乏训练，更无实战经验，为使部队奋勇杀敌，“每至州县村堡，（图海）即令众家奴略掠之，所获金帛无算。不数日至察哈尔，下令曰：前此所掠皆士庶家，不足为宝。今察哈尔承元之后，数百年之基业，珠玉货宝不可胜计，汝等如能获取之，可富贵终身也”^[22]。部众闻之，无不踊跃争先，一以当十。鄂札奏报：四月二十二日，清军与布尔尼战于达禄地方。鄂扎、图海“分布满洲、蒙古官兵进击，历山涧，贼伏发”，被清军击败。布尔尼列队战，复大败，与其弟仅以三十余人落荒而逃，至扎鲁特境，遇科尔沁额驸沙津所率前来会剿之五旗之兵，布尔尼与罗不藏兄弟二人被沙津所射杀。[23]

    布尔尼之叛虽然不逾月而迅速平定，可是康熙因此所受震动却非同小可。清军于入关之前就与漠南蒙古建立了密切关系，以共同对明。康熙说：“国家于察哈尔不薄矣”，布尔尼兄弟“受累朝恩养，又为公主所生”^[24]爵为亲王，“于国为至戚”，以至戚而反清，是“负恩叛国也”^[25]。特别是布尔尼一心想恢复蒙古帝国的统治，这会使康熙想起女真族建立的金为蒙古族的元所灭的历史，这就不能不使康熙更加警惕，对蒙古各部的动向十分关注。康熙十六年(1677)，三藩中的耿精忠、尚之信已相继投降，清廷扭转了平叛战争的不利局面。这一年，康熙第一次北巡塞外。从康熙十六年至康熙六十一年，据《清圣祖实录》、《承德府志》所载，康熙北巡塞外共五十六次，其中有的年份一年两次出塞，而直接巡视蒙古诸部即达三十二次之多^[26]。由此可以看出康熙对蒙古各部是何等的关注。这也就是乾隆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所说的“自三逆底定之后，即不敢以逸豫为念”。康熙倾注精力于“鉴前车，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避暑山庄也因之而兴建和发展。

    (二)“绥来远人”

    康熙十分关注蒙古各部的动向，但其政策却是与历代王朝据险设防截然不同，他频频北巡出塞，亲临蒙古草原，为的是抚绥蒙古，使其“并号雄藩，同奉职贡”^[27]，巩固北部边疆。康熙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指长城）。……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28]。这与乾隆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所说康熙兴建避暑山庄，为的是“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意思完全相同。康熙“众志成城”的思想，是他对蒙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目的是要使蒙古各部拥戴清中央，因而一反历代王朝对北方蒙古等少数民族所实行的防范、隔绝政策，乾隆对此说得最为透彻。他说：“自秦入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愈严，则隔绝愈甚，不知来之乃所以安之。我朝家法，中外（中原与边疆）一体，世为臣仆。皇祖辟此避暑山庄，每岁巡幸，俾蒙古未出痘生身者皆得觐见，宴赏锡赉，恩亦深而情亦联，实良法美意，超越千古云”。清朝对蒙古的这种政策，的确远比以往的朝代高明，在封建时代也最为成功，这对巩固北疆，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避暑山庄及其发展，以及清帝在山庄的不少政策活动，无不体现对蒙古的绥抚。而避暑山庄从选址开始，在康熙的有关诗文中，便每每可见清廷对与蒙古融洽关系的珍惜。

    中国城市园林的发展，一般是在城市已有相当繁荣之后，达官显贵、豪门巨室、富商巨子才在城中或其周围构筑园林别墅和别业。而承德则相反，是先建皇家园林，而后才有承德市的发展。在避暑山庄兴建之前，这里只有热河上营、热河下营等村落，人烟稀少，旷土未垦，是蒙古族游牧之区。康熙记述他在选址建避暑山庄的过程时说:“万几少暇出丹阙，乐山乐水好难歇。避暑漠北土脉肥，访问村老寻石碣。人云蒙古牧马场，并乏人家乏枯骨。草木茂，绝蚊蝎，泉水佳、人少疾。因而乘骑阅河隈，湾湾曲曲满林樾。测量荒野阅水平，庄田勿动树勿发。自然天成地就势，不待人力虚假设”^[29]。诗中记述了康熙莅临热河，发现此处自然条件极佳，于是访问村老，寻求碑碣，以了解当地情况。由于是蒙古人的牧马场，故少人居，因而也无坟墓。康熙再乘马沿武烈河勘测阅视，林丰草茂，河水沿着曲折的河道静静流淌于林木交荫之中。这里泉水极佳，人少疾病，且无蚊蝎之侵扰，于是决定利用地势天成，不待人力虚假设的优越自然条件，兴建避暑山庄。康熙并亲自设计与指挥，“命匠先开芝径堤”，调集大批民工，从掘湖筑堤入手，开始了建园工程。[30]

    在“蒙古牧马场”之地兴建皇家宫苑园林，这在以往的朝代，是不可想像的。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一诗中，康熙写道：“古人戌武备，今卒断鸣笳。生理农商事，聚民至万家。”^[31]昔日烽烟告警，金戈铁马的蒙古草场，由于避暑山庄的兴建和铸剑为犁、卖刀买牛绥抚蒙古政策的实施，如今一变而为生民集聚，一派农商发展的和平繁荣景象。在山庄《芝径云隄》诗中，康熙更进一步指出：“边垣（长城)利刃岂可恃？荒淫无道有青史。知警知戒勉在兹，方能示众抚遐迩”。历史证明，即使有长城可凭，重兵戍守，也不可能保障安宁，只有怀柔抚绥蒙古，才是长治久安之道，一这便是康熙所要说明的。康熙、乾隆抚绥蒙古的政策，也是承袭了太祖、太宗的成规。

    清入关前已统一漠南蒙古，这是始于努尔哈赤而完成于皇太极。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均认为：“尔（蒙古）与我语言虽殊，服制亦类”^[32]。“我满洲与蒙古，原系一囯”^[33]。因之把蒙古看作是对明作战的依靠力量。皇太极对蒙古的基本方针是：“慑之以兵威，怀之以德”^[34]，而偏重于“怀之以德”，也就是在军事压力之下，用怀柔政策，使蒙古各部“来归于我”，以对付“与吾仇敌之明国”。经过约九年的时间，皇太极终于统一了漠南蒙古，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他曾经将自己与察哈尔林丹汗对待蒙古各部的不同态度加以对比，对大学士刚林、范文程说，由于他一反林丹汗之所作所为，“今各处蒙古，每次来朝，皆厚加恩礼，因此倾心相附，虽去犹恋恋。而蒙古各国，亦从此富足安闲。由此揆之，以力服人，不如令人心中悦服之为贵也”^[35]。“令人心中悦服之为贵也”，这就是皇太极从实际斗争中所形的对蒙古的方针，而这一方针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清之终于夺取全国政权，关系匪浅。本来地处东北一隅，人数不多的满族，统一漠南蒙古后，其所处形势大为改观，军事力量大大加强。明兵部说：“汉、夷（满族）、奴插（察哈尔蒙古）……打成一片，咄嗟之顷，蹂垣深入，任其所之，无不披靡”^[36]。漠南蒙古各部武装力量，尤其是蒙古八旗建立后，在清统一指挥下，曾经在对明作战和统一全国过程中战功卓著。在清王朝业已建立全国政权的新的条件下，历史的往事，使康熙、乾隆每每念念不忘列祖列宗的规制功德。康熙在《驻跸兴安八首》序中写道：“(蒙古地方）为曩者枕戈环甲战争之所，迨我列祖肇握乾符，恢廓天绪，德威所被，（漠南蒙古）四十八部罔不臣服。……皆祖功宗德之贻。朕今绍祚，获际升平，能无永念乎！^[37]”乾隆也说：“怀柔仰祖烈，巡狩勉时勤”^[38]。“一家中外非容易，驭远鸿猷勉继旃”^[39]。他们深感“一家中外（中原与周边）”的大一统来之不易，只是由于祖宗的“鸿猷伟烈”才有此局面。他们继承了祖宗留下的这份遗产，一“来同思祖泽”，自然也就要继承祖宗对蒙古的政策——“长此示怀柔”。这也就成为清帝在避暑山庄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所以乾隆在普陀宗乘之庙《千佛阁碑记》中说：“山庄者，我皇祖圣祖仁皇帝（康熙），宠嘉群藩，岁岁行边展觐，燕赉频繁。而朕勤思绍闻，惟此锡类联情，眷然顾省弗谖者也”。将引文译成今语，大意是：避暑山庄，是康熙为了示恩宠嘉，以团结边疆少数民族，每年行边巡视，接受朝拜，并经常举行燕会和赏赐的处所。而我(乾隆）时时思今皇祖的成规，只有用同样的政策来联系各族之间的感情，决不能忘记关心照顾他们是祖先留下的体制。

    清人对漠南蒙古政策的形成，始于太祖努尔哈赤，尤其是太宗皇太极，康熙、乾隆继承并加以发展。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正是这一体现，故和珅在《热河志•进表》中说：“昔在太宗肇龙兴于诸部，……至圣祖仁皇帝，绥怀藩属，整饬边防(按：鉴于布尔尼之叛）……我皇上（乾隆）膺下武以承庥，缵前而展义”。对蒙古政策的一脉相承，又根据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这就是避暑山庄在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清代前期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清统治者的视野也就比历代的统治者更为开阔。他们从“中外一家”来看中华大地，讥笑秦始皇修筑长城以为堤防之不可取一“万古堤防笑祖龙(按：祖龙即秦始皇）”。对历代重兵戌守长城，不能妥善处理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则认为是耗尽中原民力，给人民带来战争苦难的不智之举，一“曾闻父老经年战，回首生灵血泪盈”。因此，一反历代以长城设防的传统政策，注意“金瓯永固视人和”，“人和”是巩固边疆的根本保证，也是满族与蒙古族的关系不同于历代之处。几千年来不安的塞北，在清代除不逾月的布尔尼之叛外，却是宁谧、和平与融洽。汪灏《随銮纪恩》在描绘这种关系时说：“塞外诸部落世受国恩，各抒忠悃，每岁如家人之趋事其主。而皇上(康熙)遥临塞外，亦如游内府苑囿，推心置腹，只数十人在左右，毫无携二，自有天地以来，所未有也”。清统治者与蒙古各部这种前所未有的和谐融洽关系，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生动体现。

    避暑山庄原名热河行宫，本是清帝去木兰行围在口外建立的行宫之一，所以山庄与木兰围场有着密切的关系。康熙二十四年（1681)，经康熙实地勘测，由“喀喇沁，敖汉、翁牛特诸旗敬献牧场”，设置围场。行围习武，以训练士卒，是清人自关外以来的传统，同时，木兰行围，行秋狝之礼，也是清帝抚绥蒙古的重要活动。有关木兰行围，论述已多，这里扼要叙述与本文主旨有关者。

    魏源说：“本朝抚缓蒙古之典，以木兰秋称最盛”^[40]。清帝每年由北京去山庄，然后去木兰行围，举行秋称之典，再回到山庄。大学士汪由敦《秋塞大猎赋》云：“皇帝狝狩于塞上，……发轫于京师，诸皇子皆扈从，经热河，抵木兰。蒙古王公額驸台吉，鳞集迎觐，率众简精锐，以从事于行围，弥月旋轸”^[41]。清制：蒙古各部王公分“年班”与“围班”，定期朝见皇帝，为的是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管理与结好蒙古王公。“年班”是：凡已经出过痘的蒙古王公(称为熟身），每年轮班进京朝见皇帝。“围班”是：凡未出过痘的蒙古王公(称为生身），因口内炎热，不能进京，每年轮流至木兰围场扈从行围，然后到避暑山庄觐见皇帝。清帝在木兰会见“围班”而来的蒙古王公，行“秋狝之礼”。这是清政府与蒙古王公每年一次的盛大集会，大张燕宴，有马技和蒙古音乐以及艺人的多种表演，尤其是清帝的大量赏赐，使蒙古贵族以至士卒，无不人人满意。乾隆说：“锡赉宴飨，厥有赏典”，蒙古各部“鱗集仰流而来，无不满志而归”。

    康熙、乾隆对蒙古的政策偏重于怀柔，但基本上仍然是皇太极的恩威并施。乾隆说：“抚驭远人，全在恩威并用，令其感而知畏，方为良法”^[42]。因此，“体恤固宜周至，而等威亦不可凌替”。清帝是“施之以威，怀之以德”二者同时并举。嘉庆《木兰记》云，蒙古各部因之“永矢畏怀之肫诚，常作皇清之藩服”^[43]。曾经随乾隆去木兰行围的赵翼对此领会最深，他写道：“上每岁行狝，非特使旗兵肄武习劳，实以驾驭蒙古诸部，使之畏威怀德，弭首贴伏而不敢生心也”^[44]。

    康熙将热河行宫改名避暑山庄，反映了山庄主人消夏清暑的追求。“山庄”，一般是指山间野筑，不饰文彩的别墅，其特色是野趣横生，不尚威严壮丽(威严壮丽正是北京皇宫的突出特点）。明人祝允明《寄谢雍》诗有云：“想得山庄长夏里，石床眠看度墙云”。诗中的意境是生活在夏日的山庄主人，一种超凡聪俗的情趣。康熙五十年(1711)宫殿区完工，热河行宫建筑规祺初步形成之后，康熙始以“避暑山庄”名之，看来是经过考虑的，表明了山庄主人既要勤政，又要追求山水野趣，这就是康熙在避暑山庄《无暑清凉》诗中所说：“谷神不守还崇政，暂养回心山水庄”。诗中“谷神”出自《老子》，所谓“谷神不死，谓之玄牝”。以喻养生之道的奥妙。“谷”，养也；“神”，五脏之神。人能养神则不死。“谷神不守还崇政”，是康熙说自己精力倦怠仍然勤政，不得不暂时收心养神于山水之庄，故“养神”为的是“崇政”。在《芝径云隄》诗中，康熙将“养神”、“崇政”与清帝在山庄所追求的政治目的，三者之间的关系说得更直接了当。他说：“若使扶养留精力，同心治理再精求。气和重农紫宸志，烽火不烟亿万秋”。皇帝在山庄避喧听政，山庄既有其政治功能，也有山水野趣扶养精力的享受。从而能够“同心治理再精求”。而其最终目的则是国家的统一与清王朝的统治长存一“烽火不烟亿万秋”。

    (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见证

    避暑山庄的历史存在及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抚绥漠南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特别是准噶尔部问题的解决，加强对漠北喀尔喀蒙古的管辖，是和清帝在避暑山庄的活动密切相关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清代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见证。

    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达瓦齐割据势力之后，乾隆下令修建普宁寺。他在《普宁寺碑文》中写道：“乾隆二十年五月，平定准噶尔。冬十月，大宴赉四卫拉特部落旧附新归之众于避暑山庄，曰绰罗斯（即准噶尔）、曰都尔伯特、曰辉特、曰和硕特。四族台吉，各封以王、贝勒、贝子、公，……如内八旗、外四十九旗、喀尔喀四部之例。至是而内外一家，遐迩同风之言允符”。在实现国家统一之际，乾隆决定，遵照皇祖康熙“定喀尔喀，建汇宗寺于多伦诺尔，以一众志”的先例，“建普宁寺于山庄的北麓”。两块平准碑也就立于此庙。此庙仿西藏最早的寺庙三摩耶庙的式样修建的。

    乾隆二十九年（1764)，仿照新疆伊犁河北著名的固尔札都纲（伊犁庙）的旧制修建了安远庙。乾隆在《安远庙瞻礼书事（有序）》中，叙述了修建此庙的缘起；原来伊犁河畔的固尔札都纲，在阿睦尔撤纳叛乱时，“贼党肆掠焚劫，庙乃毁废”，“因思山庄为秋蒐肆觐之所”，每年蒙古王公“络绎鳞集”，更为了迁居热河的准噶尔达什达瓦部人的膜拜顶礼，故而兴建该庙，使他们有如昔日“在固尔札都纲闻呗赞也”。

    乾隆三十一年兴建的普乐寺，则是为了来避暑山庄的新疆各少数民族哈萨克、布鲁特等有瞻仰之所。乾隆在《普乐寺碑记》中写道：“乾隆乙亥(二十年），西陲大功告成，卫拉特各部长来会时事，尝肖西域三摩耶，建寺曰普宁。嗣是达什达瓦属人内徙，……仿伊犁固尔札都纲，建庙曰安远”。如今“每岁山庄秋巡，内外札萨克觐光以来者，肩摩踵接。而新附之都尔伯特，及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亦宜以遂其仰膽，兴其肃恭，俾满所欲，无二心焉”[45]。故此庙是既为厄鲁特蒙古，也为新疆西域其他各族而建。

    普宁、安远、普乐三寺之命名，乾隆有深意在焉。他说自准噶尔部叛乱，“自西人(指新疆少数民族）之濒于涂炭……朕则为之求宁焉”。既“宁”之后，“朕则为之计安焉。既宁且安，其乐在斯”。因此，乾隆说三寺之先后建成并以“普宁”、“安远”、“普乐”命名，对他来说，“既以自慰，^[46]且重以自勖”。其所追求的就是国家的统一与和平，并以此自慰自勉。

    在有关《碑记》中，乾隆还特别说明，兴建这些寺庙，以满足来承德的蒙古各部礼拜法会的需要，是因为“惟大濛之俗，素崇黄教，将欲因其教，不易其俗，缘初构而踵成之”^[47]。清帝利用蒙古各部笃信黄教(喇嘛教、即藏传佛教），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通过上层喇嘛，以控制蒙古牧民，又笼络蒙古王公贵族，“无二心焉”。乾隆对此曾直言不讳地说：“然予之所以为此者(构筑庄严辉煌的寺庙），非惟阐扬黄教之谓也，盖以绥靖荒服，柔怀远人”^[48]。而达赖和班禅是“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心归之。兴黄教即以安抚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49]。于是在乾隆六十岁生日时，当内外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王公部落长，将前来承德为其六十诞辰祝寿之际，先期动工仿拉萨布达拉宫建造了规模宏大的普陀宗乘之庙。乾隆四十五年（1780)，班禅六世来承德为乾隆七十岁祝寿，又仿班禅在后藏所居札什伦布寺修建了须弥福寿之庙（班禅行宫）。由于清政府既利用又控制喇嘛教，相当成功地处理了蒙藏问题。赵翼说：“国家于西北诸部，亦因其俗而加礼于胡土克图（活佛），有时竟得其用。如乾隆十五年，西藏王朱尔墨特那木札尔有异志，驻藏大臣傅清及拉布敦诱而手刃之，其番众咸铤而为乱，达赖喇嘛出谕遂止。三十一年，喀尔喀部青滚杂卜断驿道而叛，邻部将应之，其地有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图，怵于定边将军之言，独不从乱，遂皆戢。其明验也”^[50]。赵翼又说，清廷之所以尊崇藏传佛教，优礼大活佛“正所以贴服外夷，乃长驾远驭之深意”。但这对增强各部对清中央的向心力，加强清政府对蒙藏地区的管理与统治，获取其上层对清中央的拥戴，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在清帝在避暑山庄的活动中也有充分的反映。

    至乾隆时，承德已发展成为古北口外“一大都会”。每当皇帝莅临，“凡秋狝率于山庄驻跸数十日。万骑云屯，百货骈集，阛阓殷赈，拟于京师”^[51]。承德市区长街商肆相连，百货杂陈，殷实富庶，可与京师比美。而且，万骑云屯，成为清帝、达官显贵与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盛会的场所，举行盛宴，听大戏、观烟火，一派歌舞升平，显示了天家的豪奢壮丽。仅以听戏而言，“上（乾隆)秋狝至热河，蒙古诸王皆觐。中秋前二日为万寿圣节(乾隆生日是八月十三），是以月之六日即演大戏，至十五日止”。戏台阔九筵，髙三层，“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突出者”，“面具千百，无一相肖者。神仙将出，先有道童十二、三岁者作队出场，继有十五、六岁，十七、八岁者。各队各数十人，长短一律，无分寸参差”。紧接着又有寿星一百二十人出场，八仙携道童无数来为皇帝庆贺寿诞。戏台之上“列坐几千人，而台仍绰有余地”^[52]。避暑山庄之盛况如此，而秋狝规模之大更是盛况空前。据乾隆说，从猎的蒙古王公有内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蒙古四部（外蒙古），厄鲁特蒙古(新疆），以及青海各札萨克，总共“不下百余旗”，“实史册所未见”^[53]。乾隆有《御营行》诗以纪其盛：“万幕拱黄城，干山绕御营。皇家修武备，藩部输忠诚”^[54]。在群山与草原之间，成千上万的蒙古帐幕有如众星拱月，清帝与蒙古王公举行宴会，有各种蒙古技艺的表演，以及清帝的大量赏賜，“岁岁如此”，于是“上下情相浃”^[55]。这些描述与记载，或许能给人以“康乾盛世”的某些方面的感性认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