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大修颐和园工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丑闻。但是，海军经费移筑颐和园工程的数量有多少？它与北洋海军的发展有无关系？对此，迄今众说纷纭，聚讼不已。拙作《北洋舰队》中曾涉及这个问题，[①]但论述有欠周密。兹再撰此文，一则修正前说，一则提出个人的浅见。

  颐和园原名清漪园，为乾隆皇帝所造，历时十五载而成，用银近四百五十万两。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将清漪园同圆明园等几座皇家园林一起焚毁。1877年冬，醇亲王奕譞曾想以在昆明湖侧设机器局的名义，重建清漪园，以固慈禧之宠幸。但为御史郭从矩条陈所阻，此议未得实行。此后，奕譞耿耿于心，迄未忘怀。1886年，他奉懿旨巡阅北洋海防，却受到启发，想出了一个重建清漪园的最好借口。是年9月14日，上《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提出：“查健锐营、外火器营本有昆明湖水操之例，后经裁撤。相应请旨仍复旧制，改隶神机营，海军衙门会同经理。”当日即奉懿旨：“依议”。[②]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在另一份奏折中却道出了他的本意：“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圯，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阅操时难昭敬谨……拟将万寿山及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③]这个主意虽发自奕譞，却是与奕劻一起策划的。据《翁同龢日记》，奕劻曾亲自出面，托人转告翁同龢等，“当谅共苦衷”。于是，翁在日记中写道：“盖以昆明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④]“渤海”，指北洋海军；“滦阳”，为承德的别称。意谓用训练水师之名，行修建清漪园行宫之实。此乃“偷粱换柱”之计也。

   从1886年起，在筹建昆明湖水师学堂的旗号下，颐和园（清漪园）工程便悄悄地开始了。此项工程既隶于神机营，由海军衙门会同经理，而奕譞正管神机营兼总理海军事务，所以他是当然的大总管。神机营全营翼长兼海军衙门总办章京恩佑，便成了工程的具体负责人。设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从八旗子弟中培养海军人才，可胜驾驶轮船之任。但是，在海军衙门致奉宸苑的一份咨文中，却是这样写的：“查该学堂演驶轮船，原为恭备拖带安澜御坐船，系属要差，自非寻常操船可比。”昆明湖水师学堂分内学堂和外学堂两部。1887年，内、外学堂先后竣工。“内学堂，恭备轮船；外学堂，恭备颐和园电灯与西苑安设电灯。”此外，还有火器营官兵，“收管轮车铁路”，“按期试演，常川驻守。”[⑤] 1888年1月27日，是内学堂开学的日子，清漪园内的主要大殿排云殿也恰在这一天举行上梁大吉仪式。

   3月13日，清廷以光绪的名义发表上谕：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殿宇一切，亦量加葺治，以备慈舆临幸；恭逢大庆之年，朕躬率群臣，同申祝悃，稍尽区区养尊微忱”。并声称：“凡苑囿之设，搜狩之举，原非若前代之肆意游畋。此举为皇帝孝养所关，深宫未忍过拂；况工用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亦属无伤国计。”[⑥]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所谓“未动司农正款”云云，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

   1888年，三海工程将告竣工，奕譞与朝廷的明诏相配合，开始大力为颐和园工程筹款。他驰书李鸿章，以万寿山工程用款不敷，属其致书各处，共集款二百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工程分年使用。在李鸿章的活动下，广东筹银一百万两，两江筹银七十万两，湖北筹银四十万两，四川和直隶各筹银二十万两，江西筹银十万两，共计二百六十万两。所筹数目竟然超额，使奕譞和李鸿章喜出望外。李致书湖北巡抚奎斌说：“此次各省集款，遂至二百六十万两之多，实非初意所及。海军创办伊始，局面艰窘，得此巨款储备，亦足昭示四远，不至过形空虚。故以海防为名，立义亦自正大。慈圣勤劳宵旰，垂三十年。兹当归政颐养之初，预为大庆称觞之地，中外臣子仰承圣上孝敬至意，各尽微忱，书之史官，本无疑义。”[⑦]此款号称“海军巨款”，是分年交足的。“自光绪十五年二月起，至十八年五月止，将前项巨款银二百六十万两一律扫数解清，汇存生息。”如果从1889年起，到1894年年底为止，“海军巨款”各年的息银数目大致如下：

   连本带利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共用途如何呢？海军衙门奏称：“本银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其余平，捐输二款，拟另款存储，专备工作（颐和园工程）之需。盖今日万寿山恭备皇太后阅看水操各处，即异日大庆之年，皇帝躬率臣民祝嘏胪欢之地。先朝成宪具在，与寻常仅供临幸游豫不同。”又称“兹得诸臣急公济用，相助为理，不惟海防缓急足恃，腾出闲杂各款专顾钦工，亦不致有误盛典。”[⑧]息银四十万两不用说是在“另款”或“闲杂各项”之内，全部用于颐和园工程。而本银二百六十万两专门用来生息，变成了死钱，根本无法及时用来发展海军。

   慈禧一伙的倒行逆施，遭到一些忧心国事的官员的反对。御史屠仁守揭露颐和园工程经手者“多方需索”，恩佑“干设独多”，“遂使谤腾衢路而朝廷不闻，患伏隐忧而朝廷不知”。[⑨]并抨击“试行轮船于昆明湖”之举，恳请朝廷改弦更张，“长河可以不开，湖淤可以不浚，省此劳费”。[⑩]疏上，特旨革职永不叙用。御史吴兆泰奏请停止颐和园工程，慈禧斥为“冒昧已极”，“著交部严加议处”。[11]还有一位御史林绍年，也上疏请罢颐和园工程，内称：“夫丝毫之细，无非出自小民。今以督、抚之权，竞言报效，安保其不朘削百姓、归怒朝廷？且风气所趋，法令难禁，乃封疆大吏先欲以此取悦朝廷，若朝廷受之，将为督、抚者开共端，其属吏势必竭民脂膏，以奉迎其上。上下相蒙，交征不已，天下之吏治民生尚可问耶？……时事艰难，深宫所当念也。朝廷所以示天下者，当以节俭为先，不尚货财之进奉；朝廷所以责督、抚者，当以地方为重，无取贡献之殷勤。是在朝廷不宜受此报效也。”并提出：“筹款必归户部，方为正大之经；外库各有储藏，方备缓急之用。应请特降谕旨，饬下各督、抚及北洋大臣，将报效一款未解者停解，已解者立即发还。庶天下臣民共晓然于朝廷爱民求治之心，则所保全者甚大。”慈禧大为恼火，但林绍年所奏义正词顺，只得发布懿旨进行诡辩，说什么：“各省筹解之银，专备海军不时之需；其每年息银，则以补海军衙门放项之不敷。并无令各省督、抚报效之事。”进而以“任意揣摩，危词耸听，实属谬妄”为由，传旨“严行申饬”。[12]不久，林绍年就被逐出北京，外调西南边远地区，授云南昭通府知府。奕譞、李鸿章等对“以昆明易渤海”的“杰作”更是得意洋洋，李致曾国荃函称：“海署筹款一案，竞为言路所疑，遂以委巷之传闻，上凟明廷之诰谕，故知前日奏牍具有深思。”[13]从此，满朝文武官员皆如金人三缄共口，再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提颐和园工程的事了。

不过，“海军巨款”储存天津洋行，均订明期限，非随时可取，且息银无多，犹如杯水车薪，难济颐和园工程之要需，必须另开别的财源。于是，奕譞又瞄准了海防捐。此捐系1884年9月倡办，用以购备海防急需军器。原议以一年为限，即行停止。1886年11月15日，海军衙门又以“库款暂可支持，转年势必不敷，若不预事详筹，贻误诚非浅鲜”为由，奏请：“将海防捐输，自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八日起，再行展限一年，所收捐银统归臣衙门动支，概不准移作他用。”[14]据统计，海军衙门收到各省解到的海防捐银，1886年为一百万零四千五百二十五两，1887年为二十七万一千八百二十三两，1888年为三十万零一千七百一十两，共计一百五十七万八千零五十八两。[15]这笔捐银，“阳藉海军为名，实用以给园工”。[16]粱启超也说：“名为海防捐者，实皆颐和园工程捐也。”[17]

   1889年底，又续办新海防捐。由于档案不全，新海防捐共集了多少款，无法进行统计，但看来是不会很少的。据1891年3月25日奕劻等奏：“海军初创，布置一切，用度实繁，幸赖海防新捐稍资补苴。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有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仅直隶一省，从1890年至1894年的五年间，所收新海防捐银约一百万两，全解北洋海军。北洋海军的经费本由海军衙门指拨，如今既将新海防捐划拨给北洋海军使用，海军衙门只须补拨不足之数就可以了。这样，从指拨专款变为划拨新海防捐，海军衙门便可将划拨新海防捐所省下的专款，挪用于颐和园工程了。

   无论是巨款生息还是海防捐，都满足不了“钦工”要需，奕譞等又想出了提拔“药厘”的主意，“药厘”者，鸦片烟税也。奕譞等奏：“现闻各海关洋药税厘征收颇有起色，请在洋药厘并征项下，自光绪十四年起，每年筹拨库平银一百万两，解交臣衙门供用。”户部以库款“万分支绌”，药税“自有专用”，复奏拒绝拨款。“药厘”一百万两没有到手，奕譞便把海军衙门的“闲款”四十五万七千五百余两，尽数用于“颐和园等处接修各工”。

   奕譞等不仅挪用海军衙门“闲款”，而且挪用海军经费正款。1889年7月8日，海军衙门奏：“颐和园工程需款，亦属不赀，又不能不歇力兼筹，用蒇要工，通盘计算，海军经费果能按年全数解清，尚可勉强挹注。以今岁而论，即可每年腾挪银三十万两，拨交工程应用。”1891年3月25日，海军衙门又奏：“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经费内腾挪三十万，拨给工程处应用。”据此看来，每年拨给颐和园工程三十万两，从1888年就开始了。从1888年到1894年的七年间，当共拨银二百一十万两。

  海军衙门的敛财手段是无孔不入的。从1887年起，除洋员薪水仍按旧章如数发给外，南、北洋海军经费和东三省练兵饷项，则仿照神机营放饷章程，“自光绪十三年正月起，统按二两平核发，所有扣存六分平余银两，均解交臣衙门即作为各项杂支用款。并请饬部免其造册核销。”[18]所谓“二两平”，即指“京平”；所谓“扣存六分平余银两”，即发放南、北洋海军及东三省练兵经费时，将库平银之数改为京平银数，以九十四两库平银顶京平银一百两。根据这一规定，海军衙门每发放一百两即可扣除库平银六两。据粗略的估计，从1887年到1894年的八年间，北洋海军在1894年的追加经费不计，共拨银约一千万两，扣除“平余”为库平银六十万两；南洋海军共拨银约四百万两，扣除“平余”为库平银二十四万两；东三省练兵共拨银约八百万两，扣除“平余”为库平银四十八万两。以上三项，共扣除“平余”一百三十二万两，也都用于“园工”了。

   1891年以后，颐和园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需款更多。6月2日，海军衙门奏：“颐和园工程紧要，请寄动出使经费。”[19]慈禧传懿旨：依议。9月27日，奕劻、福锟奏：“此次奉报出使经费一百九十七万两款内，已于本年四月间准总理衙门咨开奏准，暂行借拨颐和园工程银一百万两，由津生息项下按年尽数归还。”[20]“海军巨款”在天津洋行生息，每年也只有八万余两，需十二年才能“尽数归还”借拨的一百万两出使经费。可见，“海军巨款”不过是个幌子，打着它可以借拨各种款项，以用于颐和园工程。

   海军衙门除主管海军外，还兼管铁路。关东铁路于1891年开始兴建，自滦州之林西破土动工。每年筑路专款为二百万两。到1893年春，铁路已修至山海关，购地已至锦州。当时，李鸿章致函奕劻说：“前因庆典紧要，户部商借二百万，极形支绌。”[21]户部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关东铁路停工一年，李鸿章也只能照办。据1894年3月22日《申报》载：“今岁恭逢皇太后六旬大寿，户部总司出纳……遂将铁路经费暂停支放”，“关外工程，今年并未开办”。[22]铁路停工，二百万筑路费便归了颐和园。

   颐和园工程的花销，当然不止这些。因为颐和园工程是在恢复昆明湖水操旧制的名义下兴办的，所以1886年学堂开办时，即一次“放给修建水操学堂等处工程，动用库平银六十七万八千七百一十二两”。[23]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常年经费是多少，没有文字记载，但它和威海水师学堂的规模相似，可以大致算出其常年经费数目。据记载，威海水师学堂的经费是每年一万二千七百二十两。昆明湖水师学堂先后招收过两届学生，参照威海水师学堂的经费开支，估计从1887年到1895年春为止，共开支约十四万两。为了慈禧游玩的需要，还由北洋先后承造小轮船捧日、恒春等三号、钢板座船一号、洋舢板六号（内购置四号）、炮划八号、洋划四号，昆明湖船坞及西苑等处电灯、铁路工程，并向国外订造火车七辆及铁轨七里。据有人考证，这些开支约需四十万两。[24]此外，还有许多烂帐，恐怕是永远也算不清的。

  为醒目起见，兹将颐和园工程开支各项列表如下页：

由上表可知，据不完全的统计，迄于甲午战争为止，清政府用于颐和园工程的经费为库平银一千一百多万两，其中挪用的海防经费约为库平银八百六十万两。

  应该指出的是，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向日本赔军费二亿两、赎辽费三千万两及成海驻兵费一百五十万两，因国库空虚，只好大举外债。就在此时，清廷仍然要继续大修颐和园。但海军衙门已经撤销，北洋舰队已经全军覆没，再用海防建设的名义敛财已无可能，只得另打算盘。据《翁同龢日记》载：“懿旨将洋药厘金全数提归颐和园工程处。”[25]这是1896年的事。慈禧先传旨将“洋药”即进口鸦片税用于颐和园，不久，又想到“土药”、即本国产鸦片税这笔巨款了。据统计，当时全国可产鸦片三十三万四千担，每担征收税厘六十万，每年共可征收二千万两。于是，1897年6月11日，户部奏请：“将来各省收有成数，准提一成开支局用经费；六成留归本省，专备拨还续借洋债；其余三成尽数解部，照案作为奉宸苑颐和园等处工程之用，庶巨款不致尽归无著。”土药税厘的三成，就是每年六百万两。7月9日，山东巡抚李秉衡上疏反对，批评此举“将使九州之上腴，尽弃嘉禾而植恶卉，必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以害稼贼民之事，为损上益下之谋”。并希望朝廷“常存撙节爱养之心，力屏土木游观之乐”。但部议坚持原案，不准撤销。1898年2月10日；户部又奏请在全国城市乡镇一律设洋药、土药牙行。“凡有洋药、土药交易，悉由该牙经手，约取用钱。并准该牙自行营运贩卖，独专共利。”并规定：“不准一县境内不设一牙。”[26]公然用强制推广鸦片专卖的办法敛取巨款，来提供颐和园大规模修建工程的经费。可见，清朝统治集团之腐朽没落，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

  清廷不仅在颐和园工程上挪用海军经费，而且在三海工程上也大量挪用海军经费。据有人统计，从1885年5月到1895年5月的十年间，三海工程共挪用了海军经费四首三十六万五千余两。[27]再加上颐和园工程所挪用的八百六十万两，清廷大修殿字楼台所挪用的海军经费总数达到了一千三百万两。尽管这个统计很不完全，仍然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目。当时，北洋海军的主力是七艘战舰，即定远、镇远、济远、经远、来远（以上购自德厂）、致远、靖远（以上购自英厂），共花银七百七十八万两。如果将颐和园工程和三海工程所挪用的经费全部用于购置新舰的话，那末，差不多可以再增加两支原有规模的北洋舰队，甲午海战的结局也就会完全不同了。

  论者或谓，慈禧挪用海军经费对北洋海军并无实质性的影响。因为：第一，对海军经费并非无偿占用，而是挪用；第二，“海军巨款”并未挪用，而是用来生息。共实，挪用必然要挤掉北洋海军发展的急需之项；巨款用来生息，也就变成了不能应急的死钱。问题的关键在于：海军经费的大量挪用，使北洋海军的发展错过了难得的机遇。

  当北洋海军成军之初，其实力是超过了日本海军的。当时，日本海军两千吨级以上的战舰只有浪速、高千穗、扶桑、金刚、比睿五艘，其吨位不足一万五千吨。而北洋海军则拥有两千吨级以上的战舰定远、镇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是日本的近二倍。特别是定远、镇远两艘七千吨级的铁甲舰，为日本所未有，因此畏之“甚于虎豹”。[28]可是，为了发动一场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日本明治政府锐意扩建海军。天皇睦仁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充造船经费。这与慈禧的骄奢淫逸，挪用海军经费大修殿宇亭台，适成鲜明的对比。日本海军还以打败定远、镇远为目标，专门设计制造了桥立、松岛、严岛三艘四千吨级的战舰，号称“三景舰”。这样，在甲午战前的六年间，日本平均每年添置新舰两艘，其装备质量远远超过了北洋海军。

  相反，北洋海军成军之后，却从此不再添置一艘军舰，不再更新一门火炮。如果说清朝统治集团在几年前还有一点危机感的话，那末，在稍有所成之后，便开始忘乎所以，踌躇满志起来。1891年，北洋海军成军三年，是第一次校阅之期，李鸿章在校阅后，尚颇为自信，于6月11日奏称：“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恰在此月，户部有“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行停购两年”之奏。李鸿章复奏称：“忽有汰除之令，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但仍然表示：“现经再三筹度，目前饷力极绌，所有应购大宗船械，自宜照议暂停。”[29]不过，他还是有牢骚的，致函云贵总督王文韶说：“已见部中裁勇及停购船械之议，适与诏书整顿海军之意相违。宋人有言：‘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事而不相谋”[30]，其愤慨之情溢于言表。等他明白了户部停购船械之议与颐和园工程需款有关之后，便不再做声。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知日本增修武备，必为我患”，力陈于李鸿章，请“按年添购如定、镇者两舰，以防不虞”。李鸿章答曰：“子策良善，如吾谋之不用何？”[31]津海关道周馥也向李鸿章建议：“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通筹速办。”李鸿章答曰：“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32]扁复力言，李嗟叹而已。

  1893年初，北洋海军二十五艘船应进行大修，更换锅炉八十一座需银八十四万两，各船大修需银六十万两，旅顺船坞添置机器、厂房需银六万两，共需库平银一百五十万两，分十年筹办，每年需拨经费才十五万两。李鸿章考虑到适逢慈禧六十庆典，主动提出将大修推迟一年，从1895年起每年拨银十五万两，至1904年为止。是年3月，丁汝昌提出在定远、镇远、济远、经远、来远等战舰上配置克鲁伯快炮十八门及新式后膛炮三门，共约需银六十一万两。李鸿章也以“目下海军衙门、户部同一支绌，若添此购炮巨款，诚恐筹拨为难”，奏请“先请购镇、定二船快炮十二尊，俟有赢余陆续购置”。[33]但直至甲午战争爆发，仍然一门快炮也未添置。

  到1894年5月，李鸿章第二次校阅海军事毕，奏称：“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异月新。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尤胜。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34]此时，他已经看到北洋海军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海军的差距，并发出了“窃虑后难为继”的慨叹。无奈为时晚矣。

  本来，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对中国有利的。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期，远东形成了英、俄对峙的局面。俄国暂对尚无力东进和南下，英国则想维护既得利益，保持既定的格局。在此后近三十年中，远东形势是相对稳定的，这正是中国发展和振兴的大好时机。日本就是在这时搞起了明治维新。但是，清朝统治集团不是居安思危，励精图治，而是粉饰太平，耽于安乐，以致错过了这次百年难逢、稍纵即逝的机遇。北洋海军成军后，认为声势已壮，更可高枕无忧了。慈禧太后作为最高统治者，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为大修殿字亭台，竟挪占大笔海军经费。当时，造舰技术日新月异，而由于海军经费挪拨于钦工，北洋海军成军后，既无力添置新式战舰，也不能更换新式快炮，以致与日本相比，优势在数年之间化为乌有。而日本海军的实力反倒一跃而在北洋海军之上。时人评甲午海战之败时说：“盖自朝议停购船炮，复取海军专款为园苑建筑之需，自隳绸缪牖户之计。日本乘此时机，上下协力，造舰修械，奋发图强，侵蚀朝鲜，迤及神州，致海军计划左（宗棠）、沈（葆桢）诸贤数十年积铢累寸之功，一朝而尽，参之肉不足食也。[35]

  北洋海军成军仅仅六年之后，这支庞大的舰队竟然折戟沉沙，樯橹灰飞烟灭。慈禧之流大修颐和园工程之日，何曾想到会有如此之下场？通过颐和园工程的修建，不难看到，正是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没落，成为北洋海军最终全军覆没的最根本的原因。

参考文献：

[①]《北洋舰队》，页64-65。

[②]《清末海军史料》，页390。

[③]内务府档案，奉宸苑，第4604号卷。

[④]《翁同和日记》，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⑤]《清末海军史料》，页397、401、406。

[⑥]《清德宗实录》，光绪十四年二月癸未。

[⑦]《李文忠公尺牍》，第9册，《复湖北抚台奎乐山》。

[⑧]《清末海军史料》，页646、641-642。

[⑨]《清末海军史料》，页640。

[⑩]缪荃孙：《亡友屠梅君别传》，《续碑传集》，卷19。

[11]《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六年九月，页88。

[12]《清末海军史料》，页643-644。

[13]《李文忠公尺牍》，第10册，《致曾沅帅》。

[14]《清末海军史料》，页627。

[15]醇亲王档，清二，第195、197、198号。

[16]胡思敬：《国闻备乘》，卷2，页3。

[17]《饮冰室文集》，第2集，卷19，页50。

[18]《清末海军史料》，页685、635-636、681-685、627-628。

[19]《清德宗实录》，光绪十七年四月已未。

[20]北京史学会编：《北京史论文集》，页261。

[21]《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14，页31。

[22]《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页196-197。

[23]醇亲王档，第198号。

[24]邹兆琦：《慈禧挪用海军费造颐和园史实考证》，《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

[25]《翁同和日记》，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

[26]《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三年五月、页30，光绪二十三年六月、页39、光绪二十四年正月、页22。

[27]叶志如、唐益年：《光绪朝三海工程与北洋海军》，《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

[28]《中日战争》（一），页169。

[29]《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2，页4、35-38;。

[30]《李文忠公尺牍》，第23册，《复云贵制台王夔石》。

[31]《清末海军史料》，页372。

[32]《周愨慎公自订年谱》，卷上，页29。

[33]《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8，页1。

[3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8，页17。

[35]《洋务运动》（八），页495-496